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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写完一篇关于红卫兵的文章，便读到了这本《苦难与风流——老三届的道路》。我遗憾没有早一点读到它，不然，那篇文章也许会写得从容一些充实一些。在诸多老三届知青切身回忆和思考面前，我觉得自己的笔显得单调，思路显得狭窄。虽然我也曾作为知青下过乡，但那已是文革尾声，和他们那代人毕竟有着年龄、体验的差别，我远不能如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样，能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进行历史的思考。
不过，我也为自己涉及到这样一个历史话题而感到满足。正因为如此，在读这本老三届知青回忆录时，我感到自己的思索仍在继续着，知青们不同的回忆不同的情绪，使我更为深切地感受着历史的沉重。
这的确是一本厚重的书。读过不少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的作品，但在我看来，就其真实可信、朴实感人来讲，都不能与这本相比。作者大多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官员，他们普普通通，如一把沙子撒在芸芸众生之中。当他们有机会回望往事，就那么平实那么自然地叙述自己，无须文学的夸张，也没有肆意泛滥的矫情。然而，正是如此，他们的对或错，他们的深刻或肤浅，他们的偏颇或客观，以生活的原样表现出来，使这样一本书，真正具有了历史的参照作用，对于了解老三届一代人，提供了可信的范本。
在二十世纪中国，红卫兵也许要算最引人注目、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轰轰烈烈与冷冷清清，叱咤风云与平淡琐碎，豪气干云与无可奈何，诸多形成强烈反差的形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都以未曾预想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出现。红卫兵——知青，在我的眼里，时间就是如此无情地在一个个环节上流动，它们也明显具有历史角色转换的意味。知青和红卫兵应该是两个不同概念，但最初下乡的知青中的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红卫兵运动，在红卫兵的行列之中欢呼过燃烧过狂热过。即使有些知青没有当过红卫兵，但巨大的历史惯性，也将他们身不由己地拖到了历史角色转换的过程之中。不管情愿与否，与红卫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知青们，延续着红卫兵的故事。
《苦难与风流》，这个书名本身透出了这一代人尴尬的历史处境。他们也曾风光过，可以在他们的孩子面前，讲述短暂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辉煌。然而，在他们拥抱理想崇拜英雄并俨然成为历史主角的同时，其代价是民族精神的沦落和文化的破坏。随之而来的琐碎、平淡、无聊的农村生活，一日日消磨他们身上的锐气、热情和抱负。这样的现实，他们既不能不承受，又不愿意承受，但历史注定让他们如此这般度过岁月。当历史尘埃落定，当他们步入中年，生活突然发生的巨变，又一次让他们难以接受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适、冷落，甚至遗忘。许许多多新的机遇，似乎都不是为他们提供。面对许许多多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业已形成的观念、知识结构和年龄，已不可能允许他们像其他人那样做出理想的选择。现实面前，他们便这样显出一代人的无奈。编者在编选过程中，从诸多同辈人的文章里，一定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无奈。所以，他选定这样一段话印在书的封面上，以此来概括全书的情绪。不，实际上他试图以此来概括他所体验到的这一代人的无奈：“对老三届人来说，不可能理解，不可能选择，不可能超越的东西太多了。反过来，历史又要他们用命运去承负过重的责任。”
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于是，一些人自然而然不愿意让这种无奈过多地折磨自己。他们经历过苦难，但一旦往事渐渐远去，他们宁愿留恋风流，在留恋中聊以自慰。这样的情绪决定了他们不能过多地自责，更不能承认这一代人在非常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缺陷、丑陋、可笑，这实在是太痛苦的事情。一位成为作家的知青，便坦率直言：“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是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在他的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思的幽灵，是壮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
这是可以理解的自我安慰。对这样的情绪，对这样一种强烈的执着，不必套用通常所持的对或错的判断方法。言语的华丽与语气的亢奋，虽然不能使我认可这一表述，但它能帮助我们从一个难得的角度认识历史、认识一代人的性格和精神状态。
我是主张历史忏悔意识的。面对文革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所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反省自己。反省历史中的自己，当然不是为了划分历史的责任，那属于历史总结的范畴，且让历史学家们去探讨去研究。反省，是精神的追寻，是为了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健全，是为了我们不再重犯历史错误。
《苦难与风流》让我感到它的沉重，就在于书中更多的篇幅，表现出许多知青的忏悔意识。不止一个人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忏悔。（当然，“青春不悔”的高呼，同样也出现在书中其它一些篇章。这也是这本书的独特性所在。）他们已经真正成熟，已经走出了历史笼罩在自己身上的阴影，以一种特别的冷静，回望自己走过的路。
有的知青几乎以相当冷酷的笔调，勾画自己这代人的性格。在他们看来，红卫兵，或者说老三届知青，并非如同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是理想的人格或者完美的道德体现。其实，他们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和生活中的所有人一样，都是复杂人性的结合。我很欣赏一位知青的这种概括表述：“人到中年，多年的不寻常经历与阅历炼就了我们的多重性格：舍命苦干与偷懒滑头，舍己利人与自私自利，豪爽过人与吝啬小气，重义轻利与重利轻义，心口如一与心口相悖，许许多多相互排斥的两极在我们许多人身上得以统一。前代人与后代人的不足为我们所蔑视，却又自觉不自觉地效仿，于是乎，那些不足又演绎成更加精微，更加老到的不足。”这是主张忏悔的知青的清醒。可贵在于，他拥有一种正常的心态，既不自以为是，又不自卑，既没有自我陶醉的历史自恋，也不是现实的虚无。成为历史主角也好，成为默默无闻的人也好，一切原本不必虚饰不必强求。人，就是这样生活着，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一位上海联合服务公司的知青，同样充满严峻的解剖精神，他似乎没有一点儿对往日风流的留恋，因为在他看来，一些人喋喋不休的所谓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其实一开始就未必存在过。他举例说，文革初期红卫兵可能出于阶级义愤而冲杀，但是到了中后期，红卫兵就深陷在帮派的斗争之中，口里说的是保卫毛主席，行动却是维护山头的利益和个人得失。于是，投机钻营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卖身投靠者有之，并非都是那么简单的受骗上当。从职业上看，他想必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或者显赫的人物，但是，我觉得，普普通通的他，反倒深入到了历史深处，以极其冷静、客观、深刻的方式，把历史的原样呈现出来。基于这样的精神，他才能说出这样一些令人感触良多、令人思索再三的话：“我认为红卫兵一代人不从主观上去拷问自己的灵魂，不让自己的灵魂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他就不仅对不起那些在他们手中受难的师长，也就没有资格去诅咒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际。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当某种气候又来到的时候，或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变幻出新的样式时，难以保证他们中的某些人旧病不会复发。”
他的忧虑是一种历史的忧虑。因为他无意之中，已经使简单的回忆，进入了带有历史哲学意味的思考。他的这些话，也许超出了编者本来的设想，不仅仅把老三届的回忆，局限在苦难与风流这样两个范畴或者说两个层次上。类似这样的超出，在另外一些人的文章中，也有所反映，我想，不仅仅满足于故事的叙述，而突出思想的分量，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本书的特殊价值。
事实的确如此。红卫兵性格决不仅仅只是属于那一代青年，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已渗透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当年不正是父辈兄长的生存方式处世哲学，才熏陶出一代红卫兵的性格吗？同时，更应该看到，红卫兵性格，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作为历史精神的折射，已经成为历史的积淀，它甚至会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存在着，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后人。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我们民族身上这种精神的缺陷，不能让历史的阴影，遮掩住我们审视现实的目光。
现实每日都在迅疾变化，变得越来越陌生。这是与过去几乎完全不同的生活。长期以来曾经被视为邪恶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多地主宰我们的生活，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就这样情感或不情愿地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等，在流行文化、在无情的经济关系面前，失去昔日的影响力。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利益原则上，而非过去的政治支撑。少男少女们，更是以难以预料的速度变化着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了他们的前辈当年那种对理想对信仰的热情拥抱，没有了对政治的倾心投入，他们在流行歌曲中、在迪斯科中寻找快乐，在崇拜歌星、球星的过程中得到满足。昔日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变成遥远的影子，过多的亢奋与激昂，变为一种奢侈。对于他们的祖辈、父辈，这变化实在太快，太不可思议。
现实生活的变化只能说刚刚起步，一切都在孕育、躁动、形成之中，从而一切也显得混乱无序。种种陌生、困惑，也由此而产生。
现实中的困惑、失落、不满，使得许多人自然而然更乐于从旧日生活中，寻找能够回味的东西。最容易产生的情绪莫过于对权威的崇拜，对法制与民主的贬斥，对信仰与激情的呼唤，而这些恰好是红卫兵性格中最主要的内容，不言而喻，从那里容易找到共鸣。
譬如对信仰、理想与激情的留恋和推崇，如果不和现实生活相协调，不以正常的方式表现，也常常可能趋向于宗教式的狂热、偏执。没有宗教感，使我们的文学缺少对生存意义的思考，生活中，也减少精神层面的自律。但是，假如将人的精神，导入到偏执的宗教信仰之中，同样是可怕的趋向。我所认同的宗教，是对人的生存方式做出的形而上的思考，是对死亡的忧虑和超越。面对生命万象，终极关怀应该拥有更宽容的人生态度和宽阔的胸怀。古今中外宗教的发展，具有这种精神的宗教，才能真正升华人的境界，才能丰富人性。而偏执、狂热诸种情绪，常常是宗教的隐患。文革中年轻的红卫兵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其表现形态，与一些宗教狂热并无二致。这样的精神状态的荒谬，它所造成的破坏与痛苦，在民族心理上在几代人心灵上，早已刻上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历史悠悠。浪漫与英雄，毕竟属于过去了的主题。精神状态的重建，无论如何不能重复往昔的故事。
前不久，我读到一位知青作家发表的一部近作，便带给我深深的疑惑和忧虑。
这位知青作家，在小说中曾把英雄主义式的浪漫、悲壮，倾注在知青人物身上，“青春无悔”的基调，引起过不少“老三届”的共鸣。他的这篇关于现实生活的纪实随感，处处体现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字间也十分注意挥洒出自己愤世嫉俗的浩气。面对现实变化着的生活万象，无疑他不愿失去自己的个性，不愿失去独立的眼光与判断，与那些浑浑噩噩圆涌无聊的文人相比，他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坦率与锐气。
然而，对生活中许多现象的疾恶如仇，却使他转而回避历史的严峻，用一种带有温馨的笔调描述过去，以留恋的目光打量过去。作品中的叙述、对话、议论，总是流露出今不如昔的感叹。文章是用彩色的、理想的、虚假的记忆，往并不遥远的历史身上套着光环，并且非常明显地流露出红卫兵年代领袖崇拜的偏颇。于是，尽管作品的一个个片段，显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辞，一旦把它置于历史进程的氛围之中，便可感到坦率与锐气背后，其实掩饰着情绪的偏颇和思想的苍白。我从未想到一个同辈作家，一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在现实与历史面前，会表现出如此姿态，笔下会散发这样一种气息。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就容易因为留恋某种美好记忆而失去对过去、对现实的客观判断。而过去某些今天看来可能是值得留恋的东西，常常却是以人性的扭曲为代价，或者是在特殊的苦难遭际、艰苦环境中出现的。因此，假如不注意到这一历史背景，我们拼命捕捉的东西，也许只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彩虹。
如果对现实的批判，仅仅成为留恋往昔的铺垫，如果精神的呼唤，只是弥漫陈腐的气息，这就只能带给人们遗憾，或者把人们引入到不该设置的误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人，应该保持锐气，更应保持冷静与客观，更应具备自我解剖精神，具备历史发展眼光。这样，在描述现实与历史时，在判断历史人物时，才会不受个人情绪的影响，才不至于因为生活的烦扰而失去对历史的准确判断和描述。
不错，历史本不该掩饰不该淡忘，也不应用一种一厢情愿的语调叙述。当我们沉溺于身边万事万物时，不妨时时回头，看看身后走过的那条漫长曲折的路，惟有此，我们才能以清醒的头脑历史的眼光审视现实，迈开人生的稳健步履。从这一意义上说，《苦难与风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真实的、有立体感的历史读本。以冷静的心态读它，许多从不同角度描述往事的文章，便会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自己更加沉稳和丰富起来。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底，于北京
（《苦难与风流》，金大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五月版，14.95元）
责任编辑注：
蔡翔同志《文人传统的复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批判》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8期83页。此文原载《文艺争鸣》1994年3期。
陈晓明等同志《后文化现象与知识分子两栖心态》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1期142页。此文原载《作家》1993年8期。
肖鹰同志《反叛的沉沦：当代审美文化主体批判》一文，见本专题1995年第1期154页。此文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6期。
韩春旭同志《论作家》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8期92页。此文原载《文学报》1994.6.3.(4)。
周宪同志《当前的文化困境与艺术家的角色认同危机》一文，见本专题1995年第3期51页。此文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6期。
陈福民同志《谁是今日之“拾垃圾者”》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2期122页。此文原载《上海文学》1993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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