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与社会福利主导集体行动实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_群体行为论文

集团和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实验研究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实验研究论文,主导论文,集体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集体行动是群体为实现共同目标，在共同的博弈结构下进行的群体行为。随着我国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化，集体行动也正在成为社会力量表达、达成诉求的重要组织形式。无论是占领华尔街、暴恐袭击这样关涉重大政治、经济议题的行为，还是社区、街道或乡镇内的公共事务管理，本质上都是以提供或管理某种公共物品或资源为目的的集体行动。针对不同类型，即目标和博弈结构不同的集体行动，学界发展了针对不同形式集体行动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构成集体行动研究的至关重要的领域，我们统称为集体行动的分类型研究。集体行动各个类型的规律和结果虽然都得到了一定的探讨，但却缺乏一个从个体理性选择视角出发对集体行动的基本特征做出总括的理论框架，没有据此对集体行动进行的系统分类，这使得当前的集体行动研究变成了“公共物品研究”或“公共池资源研究”。因此，在总结回归集体行动的分类型研究之前，有必要引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在总结集体行动基本范畴和核心科学问题的基础上，对集体行动重新分类，并据此总结主要的分类型研究。

      本文使用了具有一致的偏好和理性假设的统一框架来描述各类集体行动，并依据集体行动目标的性质，将集体行动的类型划分为三类，即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他人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和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由于他人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主要以集体捐赠为研究对象，属于独立的研究领域，本文暂不作探讨，而聚焦于对集团福利主导型和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研究的回顾。不同的集体行动目标造成了博弈中信息集、策略集和支付的差异，也形成了不同的集体行动困境与结果。本文首先构建从理性选择和行为博弈视角描述集体行动的统一框架和分类特征，然后回顾集团福利主导型和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的主要理论和实验发现，特别关注社会规范、公共资源消耗和二阶集体行动等最新的研究焦点，最后探讨近年来集体行动分类型研究发展的几个主要方向，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集体行动的统一描述框架和分类

      集体行动可以视为有多人参与的一项博弈，每一类集体行动的关键参数是规模、信息、策略、目标与支付结构、参与人类型、行动规则以及外生变量。集体行动是一定规模的参与者，在群体一致的目标和规则下，根据自身的信息与类型，选择策略的过程，集体行动是外生变量影响下个体策略的结果的集合。

      

      

      我们采用策略式表述，来刻画集体行动博弈。一个集体行动博弈

。可以表达为：

      

      如前所述，我们将集体行动分为集团福利主导型、社会福利主导型和他人福利主导型三类。其中，集团福利主导型和社会福利主导型的主要区别在于目标的范围和外部性。“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试图增进集体行动的潜在参加者这一“集团”的福利，而“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往往由一个集团发起，具有改变更宏大体制或整体社会现象的目标，不但会给该集团带来福利，也会给其他集团或社会个体带来福利的改进。集团福利主导型的集体行动可以用公共物品博弈的框架来刻画，主要的合作困境是搭便车问题。社会福利主导型的集体行动则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不但面临集团内部的压力，也面临集团外部的压力。因此，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有两大合作困境：搭便车和个体风险占优的协调问题。

      

      本文接下来将现有的集体行动分类型实验研究重新分类为集团福利主导型和社会福利主导型研究并进行回顾，这些理论和实验研究表明，线性公共品供给这一基准模型所依赖的个体偏好和理性方面的假设，也能适用于一阶和二阶的多种集体行动类型，不同的集体行动结果，主要是根据博弈结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均衡。

      二、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研究回顾

      （一）非线性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

      非线性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主要是有供给临界点（provision point或threshold）的、分段的（step level）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即在集体行动中，如果集体贡献R＜l，则R=0，其中l为阈值；如果R≥l，则贡献者获得

，即一个集体行动收益并减去成本，而不合作的人只会获得额外的收益，同时集体行动机制需要对超出l的贡献做出安排。

      从直观上看，合作水平应该是与临界点的高低有关的，临界点越高，人们就难以合作。早期的实验研究主要试图考察这一假说。一部分研究认为临界点与个体的贡献意愿的确成反比，例如，Suleiman和Rapoport（1992）的实验中临界点有10、15和20三种类型，在三个临界点下参与者平均贡献53%、66%和73%，供给的可能性即贡献总额与临界点的比例却从85%下降到39%。但是，其他研究发现，临界点对合作的关系并非单调的，可能受到群体规模等的影响（Palfrey &Rosenthal，1991）。后续的研究发现，同样的临界点水平下，公共品的价值与成本的相对比较成为决定参与者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Croson和Marks（2000）提出，影响参与者决策的主要是公共品回报与成本的比例，该比值被称为分步回报（step return，SR）。Cadsby和Maynes（1999）则认为影响参与者决策的是公共品回报与成本的差值，即净回报。Cadsby、Croson、Marks和Maynes（2008）进行了一个实验来比较，其中临界值有65、155和220几种，而净回报有13、25和44，分步回报则有1.57、2和2.92。结果发现SR是解释合作的主要变量，SR越高，公共品被提供的可能性越大。由于总贡献很可能超过临界点，超过的部分的返还（rebate）规则就成为可能影响临界点公共品问题的结果的重要因素，Spencer et al（2009）检验了六种机制，结果发现只有按比例返还的机制能最佳地揭示个体和群体对公共品的需求，部分机制下参与者获得了约70%的公共品回报。McBride（2006）研究了临界点不确定的情况，发现当公共品价值高的时候，在许多临界点分布下，贡献额反而会上升。

      （二）异质与序贯的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

      

      序贯集体行动研究在近年来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因为现实中的集体行动更多体现为一个序贯过程：一部分先行者先投入资金，而另一部分追随者共同完成后续的任务。集团福利主导型序贯集体行动的主要框架仍然是公共品博弈框架，Varian（1994）首先给出了序贯公共品持续供给（continuate supply）的理论模型。①Varian（1994）认为在同步贡献时，对公共品最在乎的人会自己供给公共品，而在序贯条件下，先行动者无论是否更在乎公共品，都可能是后行动者的便车，因此序贯决策机制下的贡献会更小。实验研究试图考察序贯决策机制相对于同时决策机制的合作水平和不同顺序行动者之间的搭便车行为。例如，Coats，Gronberg和Grosskopf（2009）对比了序贯、同步两种机制下不同退款（refund）机制的公共品实验②，结果发现在给定退款机制时序贯机制合作效率更高，但引入全额退款机制后只有同步机制提升了效率。Gachter，Nosenzo，Renner和Sefton（2010）考察了带有惩罚的序贯两人公共品博弈，结果发现贡献总量在序贯设置下更低，但先行动者并没有试图搭便车，后行动者愿意惩罚搭便车的人，先行动者却不愿意奖励合作的先行动者。Teyssier（2012）

      进一步分析了序贯公共品博弈中的不平等与风险规避问题，发现风险规避会导致更多的搭便车，而劣势不平等厌恶有助于克服后行动者的搭便车。Blanco等人（2014）分析了序贯社会困境中偏好与信念的影响，发现人们会对其关于其他顺序行动者的预期行为做出自利反应，但偏好仍然发挥了影响。从这些研究的结果看，由于社会偏好的影响，序贯机制下不同外生行动顺序上的个体相互搭便车的可能性被缓解，且人们更愿意进行惩罚，历史信息可以引导后续合作，使得序贯机制可能比静态机制效率更高。

      序贯的公共品问题还引发了关于领导权（leadership）的探讨，即在集体行动中，一部分人成为领导，他们会先做出种子投资（seed investment），吸引后续的投资。Anderoni（2006）和Vesterlund（2003）分析了信息对称、不对称条件下领导者通过合作来发送信号、传递信息的行为。Potter，Sefton和Vesterlund（2007）的经典实验则将被试分为领导者和追随者，贡献只有1和0两种选择，收益函数是

，其中

为个人捐赠，L代表领导者，F代表追随者，m=0、0.75和1.5。追随者在某些局中可以观察到领导者的选择。结果表明当信息不对称时贡献更高，且当m=0.75时序贯下的贡献远高于同时决策。Guth等人（2007）进行了一个选择领导者的实验，在标准的公共品博弈下，有领导者的组的贡献和效率显著高于无领导组。总之，实验证据认为有领导者的情况下合作效率更高，是否存在搭便车则不确定。Brants等人（2015）进一步发现领导者向其他组员单向发送的沟通建议甚至能逆转重启公共物品实验以后的重启效应——即合作回升到实验最开始的高合作水平再不断下降——领导者的意见可以保持合作水平的重新和持续回升。不过，一些研究指出，领导者的作用是与集体行动的博弈结构相关的，Heijden和Moxnes（2013）发现，率先采用合作的成本很高的领导者方可起到更好的示范效果，如果领导者的示范行为成本较低，那么随机产生的领导反而效果更好，且领导者的示范效果是逐渐衰减的。

等人（2012）发现有合作倾向的领导能取得最好的示范效果，且合作更多的领导更倾向于相信其他人也会合作。

      三、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研究回顾

      以谋求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一般涉及资源和收入的再分配，不但面临群体内部个体间的利益冲突，还面临协调问题。为了解决合作困境，有必要建立社会规范，而建立社会规范，本质上又成为一个二阶集体行动问题。已有的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公共池塘资源和线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博弈框架，即考虑当M≥N＞1且

=1时，同时存在正和负外部性的集体行动。同时，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已经转向以奖惩机制为代表的社会规范的建立与维持。这一部分首先回顾CPR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出关于二阶集体行动和社会规范问题的研究。

      （一）基于CPR问题的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

      CPR问题的研究起点一般认为是由Hardin展开的。Hardin（1968）认为，在自利偏好和理性假设下，如果个人增加一单位消费带来的利益大于这一单位消费分摊给所有人的损失，那么，个体理性的最优消费量将超过集体理性所允许的最优消费量，从而造成公共资源被过度使用，即出现“公用地的悲剧”。

      奥斯特罗姆等人对CPR问题作出了最具有系统性和代表性的研究。奥斯特罗姆（1998）首先从个体偏好和博弈均衡角度，奠定了行为视角解决CPR问题的基础，她认为，大量实验和实地研究的证据都表明，个体并非完全自利，他们具有互惠和利他等非自利偏好。非自利偏好的个体能承担惩罚的成本，自主建立约束机制，从而形成对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消费。奥斯特罗姆和加德纳（2011）建立了一个一般的博弈框架，将CPR问题总结为单次的囚徒困境博弈和资源开发（exploit）博弈，而每一类博弈下又因为个体策略或支付结构不对称的参数设置而产生不同情况的均衡，从而解释了即使在个人理性和不确定情况下也能出现的合作均衡。奥斯特罗姆等人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验证其理论，考察偏好与博弈形势对CPR的治理作用。在1990年的一个实验中，被试进行了一个重复的CPR实验，被试可以选择耗费或不耗费公共资源。实验结果表明，低禀赋下被试所获收益平均为最大可能收益（相当于集体理性时的纳什均衡状态）的50%左右，但高禀赋下被试过度消耗的情况严重，平均收益甚至低于最大可能收益3.81倍。被试对公共资源的消耗一般先上升至较高水平，再逐步下降。奥斯特罗姆等人将不同的决策影响变量纳入了CPR问题的分析，这些变量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奥斯特罗姆等人（1992）考察了沟通和惩罚对CPR消耗合作的影响。被试在连续若干期实验后可以相互交流，或者可以对其他被试进行交换比1:2的惩罚。沟通条件下的被试获得了比无沟通时更高的收益，即使是沟通要付出成本时也这样，惩罚也有显著提高合作的效果，但合作实现的福利大为降低。他们对惩罚机制的研究可以看做从社会偏好角度分析规范与集体行动的先声。其次，奥斯特罗姆等人（2004）考虑了个体异质性、群体规模与制度在CPR问题中的作用，发现制度可以补偿异质性的影响，使异质性不绝对地对合作造成负面影响，群体规模则对CPR合作呈非线性的影响。最后，奥斯特罗姆和加德纳（2011）还将不确定性和时间序列上相关的决策引入了CPR实验，结果过度消耗依然稳定存在。总之，CPR问题的研究发现，如果不存在约束机制，则自然资源仍然会迅速消耗，但具有社会偏好的个体能在各种博弈中实施约束机制，有效缓解过度消耗。

      （二）二阶集体行动

      对CPR问题和其他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的研究，使得集体行动问题超越了“一阶集体行动”，将视角转向了“二阶集体行动”。事实上，人类之所以能提供足够多的公共品以维系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能控制有限的公共资源的耗费，关键在于人类建立了各种“制度”，包括规范、组织、规则以及支持它们的信念。但是，建立制度规范，提供的秩序与社会福利增值将惠及社会中的全体人民，任何人都只能发挥极小的影响力，却可以免费分享极大的福利，因此提供制度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为完成集体行动而采取的集体行动，被称为“二阶集体行动”。Heckathorn（1989）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较早的认识，奥斯特罗姆等人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奥斯特罗姆和加德纳（2011）对许多社会中的自发性治理机制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渔场，还是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灌溉系统，抑或喜马拉雅山麓的森林，都普遍存在以管理易消耗的资源为核心的公共事务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们遵循同一的规则，建立有效的组织，有节制地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制裁违背规则的个体，甚至发展出一整套社会规范来约束行为。在总结实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和加德纳（2011）发展了一个集体行动的制度分析框架，其核心是行动场景，行动场景包括行为情境和行动者两部分，行为情境包括行动者在自己的“位置”上所具有的“信息”、可供选择的行动以及行动结果带来的成本和收益，而行动者的要素则包括偏好、信息处理能力、选择标准以及资源。影响行动场景的因素包括规则、自然世界的属性以及社群性质，场景和规则都具有不同层次和领域，且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决定行动和结果。这一理论框架构成了分析CPR事务自主治理的基础。他们还分析对比了不同的规则体系，通过博弈均衡分析，他们实质上发现了一个私有产权得到尊重并“回避”争斗的规则在单期和重复条件下都是最优的并能长期存在。

      四、总结与展望

      （一）集体行动分类型研究总结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分类框架，从行为博弈视角将集体行动问题刻画为一个统一框架，按集体行动目标将集体行动分为集团福利主导型、他人福利主导型和社会福利主导型。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所依赖的博弈框架不同，主要的参数差别在于参与者的支付函数和决策顺序。本文将非线性、个体异质和序贯参与的集体行动分类为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将公共池塘资源（CPR）和二阶集体行动问题分类为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并分别进行了回顾。总体上看，集体行动的分类型研究是将集体行动微观动因这一基础理论的成果运用于不同博弈框架的结果。集团福利主导型的集体行动，本质上都是试图为集团获得一个“公共产品”，其合作困境核心问题仍在于搭便车，可以通过个体异质性、序贯决策、建立社会规范等来缓解搭便车问题。在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中，由于集体行动存在或正或负的外部性，因此搭便车问题更为严重。同时，由于此类集体行动往往具有较高风险，个体间具有支付占优和风险占优的权衡。正因为同时存在搭便车和协调的困境，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需要更强的组织机制，而组织机制、规范等本身就是二阶集体行动问题。克服这些集体行动困境，需要个体基于非自利偏好和足够的理性，构建和实施因地制宜的社会规范。

      （二）二阶集体行动与社会规范研究的结合

      社会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的重要发展趋势，是考察二阶集体行动如何实施以实现对一阶集体行动的治理，而二阶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社群如何维系和运行社会规范，来分配和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近年来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如Kocher、Martinssen和Visser（2012）使用跨国的数据来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规范实施机制，发现推动合作的规范实施机制差异明显，这些差别大多可以被社会资本和社会环境变量来解释。Skarbek（2012）考察了监狱这一特殊环境下，如何构建规范、建立秩序，发现信息传递和有效的实施机制对建立秩序与规范至关重要。二阶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向是研究社会规范如何构建、如何变迁，以及考察个体建构制度的意愿与制度建构的规律。例如Putterman等人（2011）实验考察了投票构建惩罚机制的过程，Reuben和Riedl（2013）分析了异质性个体组成的群体中实施不同种类的合作规范的情况，发现有合作规范能促使合作，避免搭便车，不同合作规范的效率不同。然而，二阶集体行动与社会规范结合的研究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这些研究对规范背后的信念支持机制、奖惩实施机制、信念传导到行为的机制等考察不足，还没有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社会规范运行的共同基本特征。第二，对规范的崩溃、变迁等的过程特征、模式和动因还缺乏研究，也就不能从个体偏好、认知等角度，分析社会规范是如何演化形成，又在哪些外界因素影响下走向改变甚至变革的。第三，这些研究只是笼统地将社会规范刻画为支持公共品供给或限制资源过度消耗的机制，而对规范实施的具体细节和这些细节背后的文化演化过程理解不足。例如，不同的规范中个体往往有隐藏的不合作行为，个体遵从和实施规范的方式以及对不同行为的道德判断和情绪激发也有差别。对于这些二阶集体行动以及规范的研究，都是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三）集体行动分类型研究与社会运动组织动员问题的结合

      在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方面，对其分类型的研究正在将更多的决策机制纳入实验研究，沿着这一进路，可以将丰富的集体行动组织动员现实问题纳入行为博弈的分析视野，从而与社会学中的中观、宏观层次研究形成互动，与社会学中正在发展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情绪研究、空间与网络组织研究等形成合力，从个体偏好、信念、均衡策略选择以及神经元角度分析公共物品提供类型的集体行动的动因。这一思路下的未来研究可以有三个方面。

      第一，可以在保持现有的线性、有阈值、序贯等公共物品供给函数或CPR消耗函数的基础上，结合领导权、投票、信息反馈、缔约方式、社群互动、交往和竞争等决策机制，考察这些机制对公共资源提供或耗费的影响。例如，Croson和Shang（2008）就考察了社会信息对合作的影响，实地实验结果表明社会信息并不利于合作的提高。第二，将基于行为博弈和实验的集体行动研究与社会学中的政治机会、资源、组织模式以及情绪、宏观环境等结合，扩展实验设计，重点考察现有的网络化及分散化组织模式、多元文化和话语框架等对不同博弈形式的集体抗争、公共物品供给、消耗等问题的影响，以对社会现象和规律做出微观机制的解释。第三，重点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的互联网集体行动。随着网络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集团福利型和社会福利型集体行动的内涵与方式都在发生更丰富的变化。Zhang和Zhu（2011）通过中文维基捐赠这一自然实验考察群体规模是否影响捐赠合作，结果发现群体规模的减小并不利于合作。目前，关于互联网知识分享、公共品供给和网络群体抗争的研究正在兴起。网络社会中集体行动受何因素驱动，在网络效应主导下的集体行动博弈呈现何种特征，网络社会中线上和线下的集体行动的联动机制是什么，个体的偏好和信念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在新时代我们如何从全球治理的高度来观察集体行动，又如何实施对依赖于网络而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的治理；这些都是未来极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①连续的供给是指参与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贡献任意数量，而不连续的供给是指参与者只能贡献少数的几个数量，一般是完全贡献或完全不贡献。

      ②Refund是指当群体贡献未能达到临界点时，已募集的资金的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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