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哲学的建构，还是哲学的消解？——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一个误读纠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马克思论文,误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505(2007)03-0031-06
从解释学的视角看，对于马克思哲学，我们有“科学”(知识论)和“信仰”(意识形态)两种解读立场，从而形成了“真理体系”和“指导思想”的定位。但这两种解读都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个理论体系。多年以来，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如何构成的争辩，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主流话语。我认为，以往的研究将马克思哲学看作一个理论体系，其根源在于我们拥有的知识论的对象化解读方式。如此的解读，可能误读了马克思对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可能遮蔽马克思通过哲学的批判性所引领的哲学向“历史”的转向，也可能在知识论的对象化视阈中，赋予马克思哲学一个语词与逻辑的外衣，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学院派学术祭坛上的概念神像。我认为，马克思并不是要建构一个“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也不是要设计一个对世界说出“是什么”，或者“应该怎样”的理论模型。实际上，马克思哲学是要把哲学从学术的祭坛上拉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和“历史”当中，把哲学变成一把“剃刀”，刮掉遮蔽现实生活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概念的“应该”，在经济学的视阈中赋予哲学以政治性诉求，这种诉求就体现在对社会历史的批判上。可以说，这是哲学的消解，而非哲学的建构。
一、从“学科”到“问题”——摆脱“知识论”立场的羁绊
在马克思之后，如何对待马克思哲学一直存在着“科学”与“信仰”两种态度，前者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对现实世界提供某种看法的知识体系；后者则是强调马克思哲学作为社会利益代表的属性，是具有“指导思想”地位的可以信奉的理论体系。与这两种态度相关，也有一种从理论上论证这两种态度相容性的努力，主张通过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说明其“信仰性”。这种研究努力内蕴的是“以知求信”的逻辑。可以说，这几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当代。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就有两种对待马克思哲学的态度，一个从学院派的知识论立场出发，强化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功能和“学科性质”，主张把马克思哲学塑造成一种将“历史”作为对象进行认知的一种知识体系，强调其“科学性”和“知识性”，第二国际以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多持这样的观念，以至于形成了教科书式的马克思哲学。另一种是从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和“现实批判性”，力图在马克思哲学中找到某种社会的“良心”和社会“正义”的根据，更强调马克思哲学的“超越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以及詹姆逊等对马克思哲学的改造，就表征着当代西方社会在时代的变迁中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意义的变异。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这些看法，是前述“科学”与“信仰”两种态度的变形，但已经开始内涵了对“知识论”解读立场的反省和批判[1]。
在我国，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有一个从“学科”到“问题”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大学教育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学科已经延续了几十年。马克思哲学的这种“学科”性质使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易陷入“知识论”的范畴。一方面把马克思哲学当作既定的知识体系，从而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引向建构具有适于教育与传播的知识系统，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以“教科书”为中心的“哲学原理”；另一方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在封闭的逻辑中形成能够自圆其说的真理体系，其功用就是对现实进行理论剪裁，现实的一切规定都要在“哲学原理”中找到解释的根据。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这种“学科”性定位遮蔽了马克思哲学对现实关照与干预的批判本性。在我们的记忆中，马克思哲学在“是什么”的“定义”中，依据合逻辑的原则，展开了“物质论”、“意识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哲学”等概念范畴系统。从中西文化传承下来的学术资源中撷取各种范畴，将其安置在已经预设好了的逻辑框架中，以至于“主体客体”、“本体论”、“感性、知性、理性”等都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构成要素。在我们的建构意识中，以往的哲学资源都可以放在马克思哲学的名下，马克思哲学好像人类知识长河中的“三峡大坝”，人类的知识与智慧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过滤。这样的马克思哲学最后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哲学在我们的意识中，成了哲学神龛上的神圣偶像，这就是我国独有的“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哲学。而从信仰的视角，将马克思哲学定位为“指导思想”，依据的依然是马克思哲学的“科学”体系定位，即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科学性”而成为“指导思想”。因此，把马克思哲学作为知识体系的把握，是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各种定位的基本立场。
近二十年来我国哲学界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对“教科书体系”的批判上。经过几代哲学工作者的努力，“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没有了以往的光环。但随之在教育的平台上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某种“学科”，或者为马克思哲学进行各种形式的命名，似乎都还保留有“知识论”立场的痕迹。因为，对马克思哲学的各种命名的努力，背后潜藏着的观念是“名实”关系，即以某种概念来把握马克思哲学之“实”的对象性存在。而从“学科”的意义上来为马克思哲学进行定位，直接体现为一种“学科意识”，但背后的潜台词却是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一个以“学科”形态出现的“知识”体系。这样就容易把马克思哲学从既有的问题意识中超拔出来，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哲学本身具有的对现实问题关注的哲学使命。近年来我国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这种“学科意识”的“知识论”立场已经有所反省，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已经从以构建“学科”逻辑体系为目的，转向了以关照现实“问题”和落实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哲学观为目的的研究，这种研究趋向体现为从“教科书”的马克思哲学“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体现为以现有的学术资源为参照，为马克思哲学寻找符合参照框架的概念性规定，形成对马克思哲学新的理解与解释；体现为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本土哲学资源相结合，探寻构建“当代中国哲学”之路。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学界试图摆脱“知识论”解读立场羁绊的努力。其中主要表现为：
1.“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①。从这些口号提出者的内心主旨看，“历史”中的“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是挥之不去的理论情结。所以，“回到马克思”就是“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2] 8，“追问马克思主义表层语句之后更深一层的构成意义，即话语的隐性逻辑”[2] 8，“摆脱前苏联、东欧解读马克思模式那种无限性”[2] 8的弊端，还被遮蔽了的马克思哲学话语的本真意义指向。“走进马克思”则“是立足当代问题而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历史责任”。“首要的是必须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经典作家论证的东西和经典作家开始的150年来的理论运动和实践成果，凸现历史的教训和经验，从而恢复被排除在各种传统的和流行的偏见之外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真面目。”[3] 2“走进马克思，即是走进历史辩证法。”[3] 66应该说这些口号的确反映了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种问题意识。
2.从现有的各种学术资源中，为马克思哲学寻找符合以这些学术资源作为参照框架的概念性规定。比较流行的有：以西方现代学院派哲学的各种思潮为学术背景，寻找马克思哲学与这些哲学的某种亲缘关系，试图在这些思想资源中找到或构造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参照思想理论框架。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创作为参照，通过对马克思之后历史经验的反思性解读，试图在时代的变迁中找到马克思哲学的创作途径。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之路的探寻中，开始了如何超越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立场的思考，也就是不以某种概念性的规定去规范马克思哲学的“是什么”了。
所谓“知识论”的立场，就是依据知识构成的逻辑规定，对对象作出“是什么”的合逻辑(如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的说明，并且依知识的存在要求，赋予对象以“是什么”的命名。可以说，知识论是以“对象性”思维为特征，依逻辑的同一性原则，以建立一种知识体系为最终目标的把握方式。这种思维的实质是要对世界作出“是什么”的“解释”。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知识论”的把握，就是力图将“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一个合乎某种逻辑的知识体系。以往我们的“教科书”的马克思哲学，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哲学，以及对马克思哲学的各种命名，就是受到了这种知识论解读立场的羁绊。当我们摆脱了“知识论”立场的羁绊，走出哲学“建构”的思维预设，就可以把马克思哲学从“学科”带进“问题”当中。从而还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性。当前学界对“学科意识”的批判，对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哲学的反思，正是摆脱“知识论”羁绊的一种努力。
二、让哲学走进“历史”——哲学的消解
如此强调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摆脱“知识论”立场的羁绊，并不是文化上的情感拒斥，也不是学术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对马克思哲学观进行解读的基本要求。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与哲学的因缘轨迹是从哲学的“自由”秉性走进哲学，又通过把哲学带进“历史”而走出哲学。我认为，马克思对哲学的走进与走出，表明了马克思对哲学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这就是马克思并没有想要建构一个可以“解释”世界的哲学知识体系，而是要用哲学这个“剃刀”剃去哲学自身的“解释”性建构，并在“历史”中通过经济学对社会的肌体进行政治解剖，从而消解了哲学。
从我们已经形成的“马克思哲学”的视阈来看，我们可以达成如下共识：(1)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集中表述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但马克思却没有留下一部具有知识体系意义的纯哲学著作。按马克思的哲学素养和理论旨趣，这种情况是令人费解的②。(2)马克思哲学是由实践(感性活动)、人的本质、异化和异化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范畴编织的哲学之网，实践(感性活动)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由此才展开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对社会历史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是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3)马克思的哲学实现了从“言说”(解释)到“实践”的“实践论转向”，这个实践不是抽象的、虚拟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必须体现在对社会的批判和改变(造)上。所以，从实践到社会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必然指向。因此马克思才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 18马克思的“改变世界”并不是几个概念上的逻辑转换，而是把哲学引向“历史”，让人们从哲学知识大厦的建构中惊醒，因为哲学要在哲学的自我批判中走向消解。
从这种共识出发，我们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何从哲学的大厦出走？他是如何出走的？这种哲学的出走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中记述了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表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倾向于伊壁鸠鲁的哲学，原因是：“首先，他强调了人类精神的绝对自主性，他把人从一切超验对象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其次，对‘自由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强调，为人们指出了一条超越‘总体哲学’体系的道路。”[5] 42在为博士论文附加的第二个笔记中，马克思论述了“黑格尔总体体系之后的哲学未来问题”，“第一次阐述了哲学消灭的观念以及将成为他后来思想核心的实践的观念。”[5] 46可以说，马克思青年时代就形成的哲学批判意识和“消灭哲学”的情结，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中渐渐呈现出来，直至在“实践”的转向中通过经济学的政治诉求，使哲学走进“历史”，从而消解了哲学。马克思的这种哲学意向，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禀赋使然，而且是哲学问题在历史的演进中的必然指向。可以说，这种思想的历史逻辑与西方哲学问题本身的历史演进有关。
作为对哲学向何处去的思考，近代哲学的走向都离不开康德哲学二难问题。如郑昕所言，“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6] 康德面对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对两个世界(现象与本体、感性与理性)的划分，针对的是这些哲学作为本质主义的理性主义试图统一两个世界的思维倾向，康德是想通过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明确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在纯粹理性的预设中确定知性和理性的使用界限。他告诉我们的是：“先验综合判断”的“可能”是在人类作为理性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应该”的界限内给予的。康德哲学的结论是：“是什么”只能去说是“什么”，只能对那个“什么”说“什么”，而不能僭越，否则就成为独断。独断是人的理性所不能接受的。而那个“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作为“应该”，其意义在于它作为实践理性给予人们以“应该如何”的指向。所以，在康德的哲学中，“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是“是”本身；“应该”不是那个“什么”，“应该”只能是“应该的”。概括地说，康德哲学谋划的精义就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该是什么就不是什么”。可以说，康德在对理性作为知识之如何可能的发问中，以知识论的“同一性”逻辑，为理性的使用划出了界限。在这种对理性的使用划界的努力中，康德留给我们的哲学问题是：(1)我们只能用“是什么”这种言说方式去追问感性、现象世界背后的那个本体，但这种言说方式是不可逾越的，因此，那个应该作为“存在”本身的本体，却在这种“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中，成了那个本应该超越的“什么”。本来区分开的两个世界，如何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中统一为一个世界呢？由此，康德认为，哲学应该反身自问：我们到底有什么能力？我们的认知能力或言说方式能把握那个本体吗？如果不能怎么办？(2)如果放弃本质主义的“统一”两个世界的欲望，让知性、理性在现象界和本体界各司其职，我们可以用作为先验范畴的“是什么”的语式去言说感性、经验、现象，那么，作为本体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言说呢？如果我们只有“是什么”这种言说方式(吝啬的上帝还没有赐给我们别的言说方式)，如果那个与感性、经验、现象不同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是不可言说的，我们该怎么办？可以看到，康德哲学作为近代哲学在哲学发问方式上的转变，使哲学问题也发生了转变。但是，哲学作为对“合理性”的解释系统的性格没有改变，这时的哲学是以对象化的方式对理性的存在状态的“解释”。这时的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由于其知识论的立场与发问方式，导致哲学还游离于“历史”之外。
从黑格尔哲学走出来的马克思也要回到康德的问题上。在马克思看来，我们之所以陷入既要面对追问“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宿命，又必须放弃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去言说“存在”本身的二难困境，是因为以前的哲学“只是”拘泥于对存在的言说，“只是解释世界”。面对这种困境，哲学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放弃对“存在”本身所以如此(理性根据)的追寻，回到我们的“生活实践”。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吃饭、穿衣，人与人都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作为“类”总要存在下去。所以马克思才说，满足吃喝住穿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所以，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哲学要走进“历史”才有哲学的生命。可以说，马克思是通过把哲学引进“历史”来超越康德问题的诘难的。
从现有的哲学文本看，马克思留下的“提纲”、“手稿”、“序言”和“导言”，以及各种“通信”，都透露出马克思对哲学的消解意向。我以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 19是马克思哲学观的确切表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本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思想的基本路向。从这些文本中我们似可以读出这样一些信息：
首先，以往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功能与作用只是“解释世界”，不具有实践性的对现实的干预能力，马克思说过：“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7] 所以，哲学要从对天国的叙述回到对人间事务的介入，“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8] 2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形态，其批判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应该对哲学本身进行批判。在对哲学的抽象形式进行批判中，哲学的解放也就有了与以往哲学不同的指向。
其次，哲学问题视阈的转换在于对人类的存在意义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这体现在从哲学的视阈对人、世界、社会、历史的认识转换上。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活动”意义上的“实践”的存在；世界是对人而言的“现实的世界”；社会存在是“历史”(时间)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人的真正本质；理论的意义与目的，不在于解释(言说)世界，而在于改变(实践)世界。改变(实践)世界应该是马克思确立的“存在”的意义、“应然”的价值指向和人类的生存境界。这种认识使得马克思在理论上超越“哲学”(“解释世界”意义上的哲学)，走向“社会批判”，“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8] 2这就是对现实历史的批判。
从马克思对以往哲学的批判中，似乎可以窥视到他何以没有构造“体系”性哲学的缘由，即要使哲学从“解释”的循环中走进“历史”中，去“改变世界”。那么，哲学如何走进“历史”？哲学何以能够“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对古典哲学反思批判后的困境。从他为自己写的“提纲”、“手稿”，以及他后来的思想轨迹来看，马克思从哲学的概念性批判转向了以“经济学”的社会分析为基础的政治诉求。也就是从人作为存在的“经济关系”中寻找到这个社会存在的政治奥秘。在马克思看来，对“存在”进行经济学的解剖，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某种经济学的“解释”上，而是要在经济学的视阈中寻找到社会的政治性指向。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是通过社会的经济学的政治诉求走进“历史”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有通过对抽象哲学的消解，才能使哲学摆脱“天国”的理论束缚，哲学才能走进历史。这种消解就是将哲学的原则贯彻到以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中，以实现哲学对“世界”的“改变”性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有了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才在实践上有了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进行的社会革命，从而才有了异化与异化的克服，资本的秘密，私有财产与市民社会的扬弃，才有了对共产主义不仅作为现实的、可及的一种社会实体，或某个时空中的平台，而且还作为“意义”“价值”与“境界”的设定[9]，也才有了《共产党宣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通过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才能使哲学从“概念”走进了“历史”③。
从以上论述来看，马克思提出的哲学原则，既不是要构造什么哲学体系，留下一些千古不变的普遍命题，也不是为了明天的心理期盼，给出一些具有心理安慰功能的哲学谋划，而是要在对以往哲学的批判中，消解哲学，走进历史。哲学不要说“谁也听不懂”的哲学的话，哲学要讲政治经济学的话，哲学要讲法学的话，哲学要讲政治学的话，哲学的话语指向、叙述方式及其功能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哲学要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哲学就是在非哲学化中走进“历史”，“历史”也在这种非哲学化种消解了哲学。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力量并不在于其本身是否是一个既成的理论模型，而在于其基于西方思想史中的正义理念，通过哲学的解释功能的消解，对人类社会运行现状进行批判。马克思哲学所引领的西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就是哲学自身的消解和哲学从解释功能向批判功能的转向。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哲学的出走。
注释：
①这些口号来自于两部哲学专著的书名，即孙伯揆，张一兵：《走进马克思》，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②这种情况与马克思的哲学观有关。面对“作为哲学的哲学”，马克思主张，在哲学的自我批判中“消灭哲学”，使哲学变成现实，从而超越哲学，实现“哲学的终结”。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张汝伦先生著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③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经济学视阈作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马克思哲学所以走进历史”文本解读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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