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教育成功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思想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依据史料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今天的一面明镜。1921年到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各类高校中的各类大学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和理论教育。
1.思想和理论教育整体性结构。
思想和理论教育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当时，合理的结构含有三方面内容：理论课程建设、展开理论论战和与战争实践相结合。
关于理论课程建设——
十月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崭新的世界文明，使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一部分革命先驱意识到首先要向大学灌输更先进更彻底的思想理论，因为依靠传统中国的封建伦常已是死路、依靠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众多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也非正途，而传播马克思主义则是可取的教育价值取向。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经济系和政治系，先后正式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李大钊和邓中夏等还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英、德、法三种语言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资本论》第一卷、《共产党宣言》等，另译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介绍性著作。这是当代中国大学讲坛上第一批理论课程。
延安根据地的高校，都十分注重理论的学习，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一般都要求与各校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开设各种理论课。如抗大开设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哲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中国问题》、《中国革命史》、《日本研究》、《时事政策》等课程。陕北公学院普通班的《社会科学概论》（包括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等；高级班开设的《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等，此外，还要求学员直接阅读马列原著。鲁迅艺术学院有《社会主义辩证法》、《中国问题》等公共必修课。
1922年，国共两党酝酿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副校长邵力子，邓中良任教务长，设有社会学院和文艺院，其中最大的社会学系由瞿秋白任系主任。当时社会学系要求学生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着重研究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社会问题，开设的课程有：瞿秋白的社会学，讲马列主义哲学；蔡和森的社会发展史，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基础编成讲义，还向学生介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张太雷以英文本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教材讲授；安体诚、李季以《资本论》为基础讲授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施存统以马列主义社会观点，讲工人、农民、妇女、青年问题；恽代英讲帝国主义侵华史；邓中夏进工人运动；蒋光慈以俄文讲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任弼时、肖楚女等还经常来社会学系做时事报告，讲青年运动和国际问题。
著名的黄埔军校政治课程内容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苏联研究》、《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运动》、《各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组织》、《农村问题研究》、《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并把《军队政治工作》作为专门的课程。为了增强教育效果，教学的方式方法是生动多样的，除课堂讲授外，还定期邀请校外的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吴玉章、邓中夏、鲁迅等讲授形势、任务和政策。政治讨论会是经常采用的方法，讨论会上，允许百家争鸣。校部设有“政治问答箱”，每周由教官就学生提出的问题在课堂上或校刊上解答，有些解答的文稿还编成《政治问答集》印发，传播了革命学说的基本知识。
这些课程的构成之所以结构合理，因为是由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为主干的基础理论课，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实际问题为主干的专业理论课和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为实践内容的应用性课程构成。基础理论、价值理论和实践理论三个层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关于理论论战——
理论论战实际上就是在真理实现过程中，扬弃谬误的一种手段。理论论战的最重要收获之一，是为课程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建党初期的理论论战，影响了北伐战争期间党对大学生的思想和理论教育，二十年末和三十年代初的论战，对抗日根据地的思想和理论教育产生了影响。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大学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思潮的三次大论战。
第一次论战是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撰文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针对胡适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撰文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解决，经过这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一方面认为中国产业落后，主张为了增强社会“富力”，必须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因而他们反对引导工人进行革命，反对从事工人运动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周恩来等先后发表了《西欧的“赤”况》、《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论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三次是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被当作一种社会思潮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曾受到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因此，当时在一些高等学校的学生社团及外国留学生中，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很普通。1920年起，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为阵地，发表大量文章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
在二十年代后期，旧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为了夺得对大学生的思想领导权和理论影响力，改变学生思潮的价值取向，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挑战。
国家主义以东南大学、政法大学等为据点，以《醒狮》月刊等30余种期刊为阵地，并在许多大城市建立醒狮社，国家主义派打着国家高于一切的招牌，诽谤苏联，反对共产党和阶级斗争，主张屈膝于帝国主义，鼓吹学生埋头读书，不问国事。由于国家主义派以国家、民族为幌子，加上他们之中有一些社会名流，因而一时在青年学生中颇具有影响，一度把持了东南大学、政法大学、上海大夏大学、武昌中华大学等的学生会。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批判国家主义派的论点，肖楚女、恽代英等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与之展开论战。他们反复、大量宣传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学生的觉悟逐步提高了，国家主义派的影响迅速缩小。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家主义派各团体纷纷瓦解，许多大学生相继发表文章，表示放弃国家主义。
在教育大学生认清国家主义的同时，又同戴季陶主义进行了论战。
戴季陶以超阶级的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幌子，反对阶级斗争，提出建立“纯”的三民主义来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在戴季陶主义的影响下，黄埔军校一部分军官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并渗透到广东一部分大学中去，分裂了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四川等地也有分裂学生运动的现象。戴季陶主义出笼后，肖楚女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战争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政治周报》、《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也发表大量文章，戴季陶的一系列观点受到了有力的批评。
关于与战争实践相结合——
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的，用理论语言来表述，就是教育的价值取向找到了相对应的物质承当者，而使理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保持长青。
如二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首先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党演讲团”的基础上，经全国学联倡导，为了“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天津、唐山、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进步学生纷纷成立平民教育团体，深入工厂、农村开展宣传活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先后创办了各种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图书馆等，青年学生们到夜校上课，讲文化，讲新知识，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号召工人团结奋起。一批学生还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工农的生活和劳动，写出调查报告，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认识中国社会；有的学生更自觉地投入工农运动，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罢工斗争，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如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罢工。发生“二·七”惨案后，北京、湖北、上海的青年学生都很快行动起来，声援罢工。“五卅”运动中，上海的交通、复旦、文治、大夏、上海、同济、暨南等30余所大学，广州、武汉、南京、北京、天津等几乎全国各高等学校的学生都响应号召，投入“五卅”反帝爱国的罢工斗争运动中。在实际斗争的洪流中，经过党的教育，学生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最深厚的力量，蕴藏在工人中间，只有投身工人运动，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获得更多的成果。
如在上海大学、瞿秋白、施成统、蒋光慈经常到学生的宿舍去，他们一到，学生就把他们团团围住，提出各种问题，然后是探讨切磋和热烈的辩论。学生不单学理论，还参加工人教育工作。开始时他们上的课不如邓中夏、杨之华、刘化、李立三等党的工作者上的课受欢迎，扬之华等就教育上海大学的学生说，给工人上课，大学的一套不行，专门名词要少，大道理要管住具体情况，甚至还要用上海话讲，要使他们感到你是他们的朋友，阳翰笙回忆说：整整两个学期，白天听理论，晚上在工人中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
如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大学，据瑞金沙洲坝部分老同志回忆，在校长和学校管理委员会监督下设“学生公社”。“学生公社”由全体学生大会选举出来的干事会来领导，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以及积极地自我管理，不能不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创造。全校师生都参加赤卫军，进行经常的军事训练。整个教育过程，贯彻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苏大条件异常艰苦，只有草房、土墙、石凳、木桌、竹床。他们组织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上交公家发的新棉衣裤，节省伙食费上交财政部，以实际行动支持反“围剿”。
如在延安，除了理论课教学外，各校都十分注重深入社会实际中锻炼。抗大要求学员在校时，接受更严格的临战姿态的正规的军训，还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如三期师生，半个月突击，便挖窑洞175孔。陕公等则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参加地方的抗日救亡工作，规定每星期三为救亡日，走出学校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组织中去做政治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也参加生产劳动，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学校与社会结合起来。鲁艺，则以深入部队、农村的文艺宣传活动为特点，其中有至今还流传的《白毛女》、《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等优秀文艺作品，“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2.教育目标与战争目标的紧密结合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当时的教育价值取向是每一阶段的教育目标都与每一个战争阶段的具体目标相结合，决无任何超越历史阶段现象。
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1939年7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规定，“学校的一切工作都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但阶级教育、党的教学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立志深入基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抗大还注重品德锻炼和道德教育，要求学员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提倡实行艰苦奋斗、政治操守、刻苦奉公、廉洁守法、不怕牺牲的精神，反对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腐化堕落，口是心非和政治上的变节行为。
陕北公学的任务是较正规地培训抗日救国的政治工作干部，与抗大有所区别，有所分工，教学计划的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陕公的大部分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大、中学生和归国华侨青年。它的培养目标，正如毛泽东为公学题词中所指出的，“要造就一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与正直的。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鲁迅艺术文学院是培养革命艺术干部的学校，它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和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迅艺术文学院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堡垒与核心”。它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屁股坐到工农兵这儿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如在国统区，北伐战争后，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号，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应切实领导学生参加政治的、本身的和思想上的各种斗争”，并具体说明了政治斗争、本身利益的斗争内容和思想斗争的内容；政治斗争，即领导青年学生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不妥协地反对反动派的国民党中央和所谓国民政府，争得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一切政治自由；关于本身利益的斗争，就是反对国民党摧残教育，要求注意从本身利益的斗争，引上政治斗争的道路；思想斗争，即从思想上结合左派学生群众，反击一切危害革命及阶级斗争的理论。
1935年8月，共青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青年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提出“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口号。这些主张，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共同呼声，引起了学生强烈的共鸣，安抚了他们较混乱的思想。如《八一宣言》传到各地后，对青年学生起了极大的组织和鼓舞作用。清华的布告栏贴上了《八一宣言》，北师大学生盥洗室里的每一个脸盆被党员学生放进了一张，许多进步学生还纷纷传阅法文版的《八一宣言》。在许多大学，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向青年学生提出了“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前途如何？”“国家这样黑暗，青年人该怎么办？”“华北是否名存实亡？”诸如些类与大学生生死攸关的问题，逐步启发大学生认识自己起来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政治宣言一旦与青年的需求心理吻合，教育效果便不期而至。
这一段历史，确确实实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史上相当成功的一段历史，尽管这是一段战争特殊环境中的历史。但至少在方法上，参考借鉴的价值很大，用今天的理论语言表达，实际上是“大文科”教育。拓宽理论教学面；紧紧依据战争需求，注重教育目标；扩展课堂，强化工作实践的环节。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能适应党政军领导和宣传教育组织工作；至于社会调研、政策分析、决策研究等具体工作，只须专门培训即可。上述这些总结应是：教育的价值取向找到了相应的物质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