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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0)06-0080-05
汉代散文在古代文学史上是相当辉煌的一页，名家、名作众多，历代的散文选本都会选收其中的大量作品，这都可以理解；但也有一些不好理解的问题，现在提出两个，就教于海内外的专家、同道。
一、东汉散文为何被唐宋作家所排斥
韩愈《答刘正夫书》：“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说到西汉末年为止，只字不及东汉；其《送孟东野序》又云：“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仍是说到西汉为止。柳宗元《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者，莫若汉之西京。殷周之前其文简而舒，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裴度于《寄李翱书》中评点各种文体，点到了“周孔之文”、“孟荀之文”、“骚人之文”、“相如子云之文”、“贾谊之文”、“司马迁之文”、“董仲舒刘向之文”，也都是点到西汉为止。浸循以至明、清遂更有“非先秦西汉之书不敢读”之说。人们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但东汉文与西汉文究竟又有哪些显著差别呢？一般说来，都认为是东汉文章的骈俪成份增多了。但是细加检查，发现西汉文章的骈俪也不算少，尤其到西汉后期，例如扬雄的《剧秦美新》中有所谓“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如此精巧的对仗，放入东汉也是引人注意的。当然一种事物的发展总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东汉初期朱浮的《与彭宠书》被后人选入了《骈体文抄》；班固的《封燕然山铭》被选入了《丽体金音》，于是由东汉之初划线，说东汉文章已经靠近魏晋的骈体，这么说我也同意。但唐宋人排斥东汉文是不是仅此“趋近于骈俪”一个原因呢？我总觉得尚缺乏说服力。故转而想寻求一些更广泛的原因，现试补充以下诸项：
其一，西汉文富于独创性，而东汉文则创新不多。西汉文章的这种“独创性”首先表现在诸种新文体的开拓上。西汉有许多文体是先秦时代所没有或至少是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如贾谊《过秦论》那种谈古论今的史论文章；如司马迁《史记》那种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的叙事文；如枚乘《七发》那种的宏放铺排的辞赋；如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与刘歆《移书太常博士》那种辞采激昂的移檄文章；如东方朔《答客难》那种以守为攻、意绪恢诡的对问体。至于章表奏议，《左传》《国策》之所载，我们只能认为那是大书作者的一种“代言”，恐怕还难以认为那些就是历史人物个人的创作；西汉以前的奏议大概只能从李斯的《谏逐客》算起。而西汉奏议，则经过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等人的发展，使之达到了这种特殊应用文的极致。此外如扬雄的《逐贫赋》固然可以说是受了《国语》中“叔向贺贫”的启发，但是能把前人本来影响不大的一枝一绪发扬光大成一种引人注目的文章序列，这仍不能不令人佩服其眼光、其才思及其难得的魄力。此外扬雄还创造了一种精巧隽永的小格言，名叫“连珠”，也深受后代作家的欣赏。西汉作家在文体上的这些新创造，给东汉以后的历代作家开出了无数法门，从而产生了大量继承其衣钵传统的作品，如班固的《答宾戏》、曹植的《七启》、陆机的《演连珠》、韩愈的《送穷文》《进学解》等等，几乎每个品种都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系列。至于《汉书》以下历朝“正史”的仿效《史记》就更不用说了。相比之下，东汉作家就远没有这种创造性了，因而从东汉开始的被后世火爆继承的文章体式也不多。这是第一点。
其二，西汉文章有一种质朴豪迈的原始气象，这应该以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为代表。贾谊、司马迁的文章慷慨淋漓，不仅以事理说服人，而且以感情气势打动人。他们的语言是为说理、抒情服务的，情之所至，笔亦随之。他们追求的是道理的鲜明突出与感情的酣畅，至于语言上有没有小毛病，事实上有没有小出入，说理上是不是周到细密、无懈可击，他们是不太在乎的。贾谊《治安策》的开头说：“臣窃惟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有六”；又说：“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易此？”汉文帝时的政治形势果然危险到这种地步么？白居易说：“汉兴四十载，万方大理，四海太和，贾谊非不见之。所以过言者，以为词不切、志不激则不能回君听、感君心而发愤于至理也。”《过秦论》是贾谊的代表作，为历代人士所激赏，但《过秦论》在史实的运用与议论的准确性上都有毛病。例如他说到秦孝公时有所谓“外连横而斗诸侯”，说到秦王政时有所谓“吞二周而亡诸侯”，就都是张冠李戴，与事实不相合。至于司马迁的文章，这类问题就更多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这里，吕不韦、韩非的事情，都在时间、因果上做了颠倒；说《诗经》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作，更是有激之言。有这样多的毛病却又被人们称做好文章，这就因为其基本精神是对的，其说理是精彩的、深刻的，于是人们遂得鱼忘筌，而不再计较其细部的粗疏。
贾谊、司马迁文章的用词造句，有一种特殊的朴拙气象。如贾谊《过秦论》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钱锺书说它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史记》文章中的特殊修辞与畸形句式更比比皆是，用今天的语法去衡量，可以说它是语病；但同一种句式而反复出现，这就只能说是作家的一种写作习惯了。扬雄的文章追求仿古，这种人为的反常，遭到许多后人的挖苦嘲笑是不奇怪的，但其某些文法、用字的古奥奇劂恰好被韩愈一派所继承。西汉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种宏放豪迈之气，这种“宏放豪迈”与“朴拙”的文风相结合，大概就是唐人所说的西汉文章的“奇肆”，与所谓“近古而壮丽”。范晔、刘知几称道《汉书》皆称其“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
不厌。”明代陈继儒在比较《汉书》与《史记》的区别时说：“班之病，病在袭；史之妙，妙在创。班之病，病在密；史之妙，妙在疏。”顾炎武也说“《汉书》拘于成格而缺变化”。这种情形我觉得不仅表现在《汉书》与《史记》的差别上，也表现在东汉散文与西汉各种文体的风格差异上。
此外，西汉的大散文家和散文名著多不相信鬼神，不讲祥瑞、灾异之说，其中以刘安的《淮南子》、司马迁的《史记》、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法言》为代表。汉代散文家迷信色彩严重的是董仲舒与刘向，但其初心未尝不善；贾谊热中过“五德终始”、司马相如临死鼓吹封禅，但其代表性的文章都不含迷信色彩。这一点，我想也似乎与唐宋古文家相关。唐、宋古文家的思想情趣各有不同，多数崇儒，但也不乏爱佛、爱道、爱纵横，但他们在不信鬼神、不信轮回、成仙等观点上却是不期而大体一致的。
二、韩愈何以特别推崇扬雄
综前所述，韩愈推崇西汉散文，我们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不太理解的是韩愈为什么总要把扬雄念念不忘地挂在嘴上。说到文章，其《送孟东野序》云：“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说到儒家道统，其《原道》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意思像说孟轲以下能被视为儒家继承人的只有荀况与扬雄，虽然称不上多么优秀，但粗可近之。近百年来，荀况在人们的心目中还能算是一家，而扬雄在中国学人的心目中地位就很低了。难道扬雄的文章也能与司马迁、司马相如相比么？扬雄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还能与孟轲、荀况相提并论么？吹捧扬雄的话除了韩愈屡说外，其他唐宋作家说的也不多。扬雄究竟有什么地方特别让韩愈欣赏呢？现特做如下解释：
其一，扬雄尊孔宗经，比较接近先秦之孔学。汉朝建国以来首先标榜儒家学说的是陆贾、叔孙通，陆贾迹近纵横，叔孙通完全是一个趋赶潮流，追逐个人富贵的阿谀之辈，并无学术可言。对文帝政治影响较大的是贾谊，而贾谊的学术是综合了儒法两家，甚至有人干脆将贾谊列为法家一派。怂恿汉武帝尊儒，并为之提供理论武器的是董仲舒，而董仲舒的学术是杂儒、法、阴阳诸家于一炉，是一种最方便的为汉朝现实政治服务的理论。而孔丘、孟轲所提倡的那种先秦的儒学传统在整个西汉几乎没人要，只有到西汉末年的扬雄这里才开始受到鼓吹。其《法言·吾子》曰：“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委大圣而好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好书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好诸仲尼，说铃也。”把孔子学说视为修身、治国的唯一法门。扬雄继承、发扬先秦孔学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强调修己正人，强学力行。《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扬雄呢？其《法言·修身》明确提出：“治己以仲尼”，要以仲尼为模范；2.强调安贫乐道。《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扬雄呢？其《法言·学行》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在汉代那种把读经当作敲门砖的时代氛围下，扬雄的表现少有其匹。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也说“贫士著书，扬雄是较早的一个。”3.强调居官守正，批判乡愿，批判尸位素餐。《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而西汉中期以后所有读经出身而攫居高位的儒生几乎都以出卖灵魂、谄媚外戚、保官保命为能事，匡衡、孙光、张禹等皆其著名者也，唯有扬雄在其《法言·渊骞》中对此痛斥道：“妄誉，仁之贼也；妄毁，义之贼也”，谨遵孔子的遗训。
其二，扬雄首次尊孟，并第一个以自比孟轲为荣。孟轲在先秦诸子中大力张扬孔子，为孔氏门派的壮大是有巨大功劳的，但孟轲本人的地位并不高。他不但广受其他学派的攻击，而且在儒家学派内部也遭到种种非议。例如《荀子》中的《非十二子》就把孟轲狠狠地骂了一顿，甚至不想承认孟轲所讲的那一套是儒学。《史记》里列有《孟子荀卿列传》，尽管司马迁写孟轲只有150字，但这是孟轲所受的前所未有的宠遇。孟轲应该深深感谢他的第一个赏识者，因为在司马迁之前之后的西汉儒生里几乎没有人提说过孟轲，只有到了西汉末期的扬雄才开始对孟轲大力称颂，并俨然以孟轲的继承者自居。其《法言·吾子》曰：“扬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其《法言·渊骞》盛称孟轲之勇，说孟轲“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动其心”。看来孟轲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是经过一司马迁、二扬雄、三韩愈而后确定下来的。
其三，扬雄努力研读先秦儒家经典，努力模写先秦儒家经典。曾国藩曾说：“扬子云作文无一不模仿，前哲传称其仿《论语》而作《法言》；仿《易》而作《太玄》；仿《凡将》《急就》而作《训篡》；仿《虞箴》而作《州箴》；仿相如而作赋；仿东方朔而作《解嘲》。姚惜抱氏又谓其《谏不许单于朝》仿《谏伐韩》；《长杨赋》仿《难蜀父老》，是皆然矣。”（《论文集要》）所以鲁迅说扬雄是一个专事模拟的大师。既然篇篇皆拟，那他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我觉得至少还应该注意两点：1.虽然是模拟，但其中有创造、有革新，郭预衡先生在其《中国散文史》中曾说：“抛开章句不讲，仿照《周易》、《论语》自成一家”，这在当时就是一种大胆的“标新立异”。郭先生并称《太玄·玄莹》“发挥天道自然的观点，正好是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这种模拟是借古非今”。其实扬雄有创造性的东西还不止此，例如曾国藩就在历数扬雄的好事模拟之后接着说：“余独好其《酒箴》无所依傍，苏子瞻亦好之，当取为诸文之冠。”2.扬雄惯于模拟，似乎有些“低能”，但他至少是在认真地读先秦的古书，并在仔细读懂的前提下模仿着进行写作，即使像儿童描红模字吧，但他毕竟是在读，是在描；比起西汉今文学家那种凭着一本历史纲要而肆意穿凿，以至于把《春秋》讲成《春秋繁露》那种样子，以至于使西汉后期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阴阳五行的妖雾。在这种情况下，扬雄的思想行为不正是对西汉经学对先秦儒学之反动的一种反动么？从这个意义讲，扬雄的确还真有其可爱之处。
其四，扬雄论“师”之必要，上继孔子，下开韩愈。有关受教从师的问题最先见于《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云云，此外还有不少有关为“师”的道理、方法，诸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等，成为今天研究《论语》最重要、最省人耳目的一个方面。继《论语》之后，《荀子》中的《劝学》与《礼记》中的《学记》都有一些论述学习与论述教育的精彩言论，可惜专门提出“师”来加以申释的话不多。汉代学者讲究师法、家法，门户之见甚深，但专门论述为“师”的话却仍是不多。到扬雄这里，他又接续着孔子、荀子加以引申说：“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又说：“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又说：“学者所以修性也，学则正，否则邪。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又说“仲尼铸颜渊”云云，皆见于《法言·学行》。扬雄的话虽然也还说得不深不透，但无疑是从《论语》一脉相承而下，从而为韩愈的写《师说》铺垫了道路。于是到韩愈笔下：“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这种有如连珠一般的妙语遂倾泄而出了。说理透彻，富有深刻的辩证法。
其次，扬雄以为宏文必然艰涩，因而故意追求艰深。其《解难》有云：“闳言崇议，幽微之涂，盖难与览者同也。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金乃玉，彼岂好为深哉？势不得已也”；其《法言·问神》云：“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地俄而可度，则其载物也薄。’”扬雄这几段话差不多可以说是谬论，而且也是在故意的偷换概念。深刻的道理不一定就不能用浅显的话语讲明白；道理并不深奥，而故意用艰涩的辞语蒙人，那才叫存心刁难、故意使坏呢！苏轼义正辞严地对扬雄的这种说法及其文章痛斥道：“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答谢民师书》）鲁迅在《门外文谈》中也取笑说：“这些士大夫又竭力使文字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扬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韵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后人对扬雄的这些斥责无疑是该当的、合理的。但是扬雄的这种作法、这种文风，有没有某些可供后人的思考之处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扬雄的这种刻意为文的确是发展了中国文字的表现能力，例如其《法言·学行》云：“吾未见好斧藻其德若斧藻菘其楶者也”；其《法言·修身》云：“气也者，适善恶之马也与”；其《法言·问明》云：“或问‘圣道无益于庸，圣读而庸行，盍去诸？’‘圣读而庸行者，去之抏焉。抏秦者非斯与？投诸火。’”这里的“斧藻其德”与“圣读而庸行”云云就使人觉得颇有些新意。近来有人写散文史指出扬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意调整文字的人”，此论与《文心雕龙》所谓“卿渊以前，多设才而不课学；雄向之后，颇引书以助文”，大意相合，值得注意。至于扬雄那种没必要的故作艰深，非把“动由规矩”复古成为“蠢迪检押”，这就和后来攀宗师乃至章炳麟的某些癖病大体相似了。第二点是扬雄的这种故作艰深奥涩恰与当时骈体文的急遽发展相背而驰，于是自然而然地成了唐、宋古文家们反对骈体文风的超前出现的同盟军。扬雄的某些写作方法恰好被韩愈等人所欣赏、所仿效，这些可以从韩愈、樊宗师等人的故为艰涩、故意破偶为奇上可以看出。
早在西汉末、东汉初时，人们就对扬雄毁誉参半，人们对他的为文艰涩以及自称其《太玄》《法言》为“经”便多有贬词，刘歆曾断言扬雄的《太玄》日后只能给人盖酱坛子；而桓谭则刚好相反，竟出奇的称扬雄为“绝伦”，为“汉兴以来，未有此人”。此外班固、王充等也都对之评价不低。东汉以后，骈文日兴，扬雄遂不大为人所提起。整个唐宋的几百年间，对扬雄评价最高的莫过于韩愈，究其原因，谨提出以上数项，以就正于文史方家。
收稿日期：200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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