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整体理论”的基本假设及理论贡献——基于知识与管理的认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知识论文,认识论论文,视角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并非作为外在于管理的问题凸现出来，相反，管理史上的种种挑战在本质上根源于人类的“知识问题”①。知识已被视为未来企业制胜的支配性资源，对企业战略竞争优势和良性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进和引领性作用。如何成功地对待知识问题，成为困扰现代管理者和实践者的一大难题。问题的关键是，管理史上除了熟为人知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以外，如何获得一种认识论的分析框架揭示是否存在其它知识？如果存在，那么这些知识本身的价值何在？它们是否、如何与管理实践相匹配？这种认识论上的划分在管理领域有何贡献？从这些基本洞察出发，基于知识与管理的认识论视角和全新的分析，本文旨在揭示知识整体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其理论贡献。
一、基本框架：动态分析与整体性思维
知识整体理论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此前的知识流进了这个蓄水池，此后的知识还得从它那里流出来。为戳穿传统管理的束缚和对“主—客”二分认识论模式的解构，University of Idaho和University of Minnesota终身教授杨百寅在对Miekale Polanyi和Ikujiro Nonaka等人思想的继承和批判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认识论管理思想体系——知识整体理论。虽然时下依旧有人怀疑知识整体理论的显著地位，但与管理史上许多经典理论相比，这一新理论的提出不仅对现行知识管理的补充与拓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影响意义，而且丰富了相关管理理论与研究，并在国内外管理实践领域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和研读。
回溯管理的历史进程，在深受经济、社会、哲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支持和影响下，知识管理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但迄今为止，对知识管理研究的问题（如知识的分类等）依然存在着比较模糊的认识。国内外现行的很多理论倾向于从感知和概念的视角来定义知识，这种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普遍忽视了以理想和价值观等为特征来表征的活性知识，几乎没有学者（包括哲学家哈贝马斯本人）系统地、深入地探究这些知识之间的张力及动态关联。杨百寅教授运用整体性思维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惯式，以一种无偏颇的方式从根本上对现有的知识管理进行重塑，在整个管理学界首次提出了知识整体理论（Hol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这种新理论把知识划分为三个迥然有别同时相互关联的方面：感性知识（perceptual knowledge）、理性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和活性知识（affectual knowledge）②。杨百寅教授指出，知识是人类对从个人的熟悉度、认知的和精神的过程以及情感作用那里得来的对现实事物的认识和领会。这三种知识的对立性（即矛盾性）分别由三种不同的人类利益所驱动，每种知识拥有不同的属性和特征。具体而言，感性知识是个人通过直接参与而获得的，承载于身体之中的对某个特定情景的认识，它是一种零散的、杂多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隐含在人们身体和头脑中的感悟。究其根本，感性知识的蕴涵与西方哲学“没有经验就没有知识”是相通的；理性知识表明抽象概念及一系列相关概念，这种知识朝向理性思考，指的是人类通过跨越不同的情景将事物真实性反映在抽象概念上的编码化认识；活性知识依附于某种实体的个人情感，它是人类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对周围事物所作出的一种情感体验或期望。这类知识是以价值观、抱负及理想为基础，以情感、态度等为表现形式，以追求自由为目的，是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在管理史上杨百寅教授首次对知识进行了上述分类，其中，活性知识的出现无疑为知识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对知识进行上述三种甄别之外，知识整体理论还从辨正的、整体性思维的视角阐发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即统一性）：它们的交织不是静态的，毋宁说是在历史生成中动态运作的。理性知识建立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主—客”二分思维的基础上，它关涉理性。理性知识一旦与感性知识割裂开来，或者如果缺乏同人类精神领域的联系，它就会成为枯燥无味的数据或者无意义的抽象概念；感性知识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因而它是由参与者的互动而不断构建的同时发生的、类比的知识。倘若没有活性知识的支持，感性知识也将会成为无关紧要的实践；活性知识不仅是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互动的引导力量，而且是学习过程的开端和战略决策的起点。活性知识包括人们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它是通过价值和假设被推进的，更是一种必须的、至关重要的知识。人们并不仅仅通过思想和行动来认知，而且能够获得有关他们情绪和情感的知识。如果没有其它两个层面知识的支持，活性知识就会成为反复无常、不可理解的情绪。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活性知识通常通过伦理的责任而被评价，通过情绪的智力（或情商）被表明③。由此可见，知识整体理论渗透着系统式的思维：每个知识层面既为其他层面提供了存在的条件，也能够转换或支持其他层面。在“知识可以共享”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时，我们对上述三种知识交互存在于组织和个体之中不会感到惊讶，因为知识整体理论体现了知识管理领域的主流哲学假设：即个体和组织“知识”的形式和关系是知识管理的元问题和基础，由此产生不同知识之间的转换。也就是说，上述三种知识的交融和使用不仅仅限于个体维度，它们同样根植于社会群体和组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整体性思维早在管理史上有所凸显（例如Chester I.Barnard的组织理论），但杨百寅教授是把这种思维纳入知识管理领域的第一人。当然，现代管理理论中的整体性思维的彰显和成熟，并不意味着它囊括了人类整体思维方式的所有形态。我们认为，这种整体思维的产生，既是现代管理理论自身发展的产物，也是知识发展的结果。
有鉴于此，知识整体理论的提出并非偶然。从20世纪后期的知识管理开始，西方管理思想的革命已经发轫，只是当时西方社会还没有多少人像哲学家Miekale Polanyi那样对后现代社会中西方管理的重要问题有所洞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发人深省的方式将很多问题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思想与管理的精英，开始对后结构多元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的深刻剖析。此后，西方出版了多部内容、风格迥异，但却共同反映了一个时代和人心的书。从《有效的管理者》、《第五项修炼》、《运营知识》到知识创造模型、知识循环模型、信息空间模型和4I结构模型④，这些著作和知识管理模型说明人们试图对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总体的描述和解答。它们都是对诸多曲折、失落的管理的概括、回顾和展望，这些思想并没有因其形式和内容的演进而受到曲解，相反，给那个时代的管理者和实践者以希望。
知识整体理论正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孕育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将此思想视为标志着从20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这段时间管理领域所产生的现象的特征并不为过。知识整体理论的外观通常引发人的错觉，以为这是一种杂乱无序、晦涩的思想。它如同William H.Newman《管理过程》和Peter F.Drucker《管理实践》，将其研究的目的和其处理的基本问题（以一种整体或系统方式）鲜活地绽现出来。与其他思想迥异，知识整体理论的提出更加“基本”和“现实”。它不是一部管理著作，而是管理实践的思想火花，是对现代知识管理社会命运富有成效的反思。知识整体理论在对传统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重新阐发的同时，独具匠心地将活性知识纳入管理的时代问题。毋庸置疑，它是西方管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革新。它不遗余力地向人们表明，知识作为最基本的管理问题恰恰也是最深刻的时代问题。
总体来看，知识整体理论以整体性思维直指传统管理的窠臼展开分析和批判，并依据新的环境重建起管理理论的认识论框架。虽然整体性思维在今天的管理界没有取得主导地位，但奠基于此的知识整体理论的提出，无论是杨百寅教授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由衷地承认它是管理学界不可轻视的、开创性的思想之一，更不输于西方管理史上的其他经典理论。知识整体理论之所以一提出就取得这样的影响并在学界引起一定重视，除了与它处理知识问题的深度、广度和现实性有关之外，还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人们正在经历的东西方管理的窘境及其深层次的问题，从知识的三个层面，全面剖析了西方管理的内在病理（如缺乏对情感和价值的重视），使人们对后现代社会管理的复杂性有了更为透彻的体认。
二、理论特色：“一分为三”与现代管理认识论的范式转换
杨百寅教授受到了西方管理思想的熏陶，虽然秉承了西方管理的基本理念，但他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模式。在谈论管理问题时，他更多地使用的不是管理，而是知识的概念。在杨百寅教授看来，西方管理的命运实际上是西方知识文化的问题，说到底是西方思维方式的问题。以此来看，知识整体理论似乎又是整个管理学界传统得不能再传统了。关于知识问题，杨百寅教授的研究似乎显得有点老套，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管理的羁绊。然而，杨百寅教授认为，只有在这个问题上“正本”和“逐末”，才能对现行的管理模式进行范式转换。他将知识置于现代性的管理问题域中，一方面为西方知识管理开拓更广的思考空间，欲使其摆脱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范式，进而走出传统认识论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在激活后现代多元社会中的管理思想，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其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所以，杨百寅教授是从“知识”问题入手开始他自己的管理思想之路的。
认识论对于管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西方知识管理最初建立在二元论（Dualism）的传统哲学基础上。“二”所指涉的东西一定具有相互并列的对立关系，从而对“一”有了非常明晰的划分。由于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笼罩和影响，目前知识管理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由哲学家Miekale Polanyi开创的“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范畴［即二维空间］（见图1）⑤。因此，如何建构出一套适应复杂异变环境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便是当今企业管理的中心问题。杨百寅教授对这种带有二元痕迹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考辨，认为隐性知识虽难以表述清楚，但因其难以复制与易增殖的特性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并已经成为企业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显性知识虽然不能提供知识概念的全面描述，但它在价值上能够中立，因而有利于明确规范程序。Ikujiro Nonaka宣称：“企业的知识管理就是源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不断汇谈。”⑥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管理中的知识不论何种形式，皆与人紧密关联⑦。人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内生力量，人的心理意向（表现为一些情感因素）和对知识的诊断是知识重用的决定因素。在此意义上，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分法无法全面体现人的因素以及人与知识的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
图1 知识管理二维模型（左）与三维模型（右）比较
“主—客”二分框架缺乏“整合”思维，因而对知识的描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无论是Marc Demerest创建了知识管理的模型（该模型由四个阶段构成：知识的建构、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使用和知识的体现）⑧，还是Fawzy Soliman和Keri Spooner通过修正这种模型提出的五种阶段知识管理链（创造知识、获得知识、组织知识、进入知识和使用知识）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涉及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遗憾的是都没有认识到“活性知识”即哈贝马斯所指的解放知识（emancipatory knowledge）。西方管理学家认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所揭示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囊括了所有知识，即使存在其他类型的知识，也一定是为人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判断所统摄。与他们不同，杨百寅教授认为知识当中涵盖人类对精神过程和情感作用那里得来的对现实事物的认识和领会，理所当然，它应该根据人们的价值和情感来理解。而这，必然涉及活性知识。在知识整体理论（即三维空间）中（见图1），奠基于对以往管理认识论的考察，杨百寅教授用整体思维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机械性、直观性和局限性，深入到连接主客体关系的中介环节，主体和客体自身的历史文化的丰富规定性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多向度、多层次的关系，为我们构造出一个全新的认识框架，并系统地阐释可能发生的各种管理活动，尤其是对企业未来战略发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方面的知识。他明确表示，现阶段的知识理论远远没有达到充分建构管理实践的任务，这些知识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而其缺陷的根源在于对其自身的定位。面对目前知识管理研究的多元化局面，立足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必须形成和创建知识管理研究的新路向。于是他敏锐地察觉到能对企业带来价值创造的活性知识就是新知识的重要来源。如果说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互动作为一个知识运用与知识创造的综合过程决定了组织的创新与应变能力，那么活性知识的重要性在于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核心价值观与共同理想的形成，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活性知识源于企业家对战略和理想（vision）的向往，以价值（组织存在的意义与使命）追寻为核心。虽然这种知识谈不上是为管理立法，但其重要性是不可置疑的。它的首次出现，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打破了知识管理原有框架模型的束缚，使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向着更高更深的层面演进。
杨百寅教授对知识（管理）的目标和认识的重新规定，使得他必须找到适合自己思想理念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一套外在的操作程序和规范，而是试图把人类除感性和理性之外的情感和价值一并体现出来。他用“一分为三”来指称自己的方法，“三”，就是指第三者参与到矛盾双方之中来，对矛盾双方进行调和、沟通和转化工作。相形之下，“二”表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只有把它变成“三”以后才是最稳定的。因此，“一分为三”表现为创新思维的哲学基础，杨百寅教授借用此方法，不仅突破了多年来管理思想史以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为中心的研究框架，而且将对知识整体理论表达自身的基本层次和层面的详细探究铺展开来（见图2）。
图2 知识整体理论蕴涵的“一分为三”认识论框架
在建构知识管理模型的历史演变中，“一分为三”是知识整体理论标新立异的最好见证。虽然“一分为三”不是杨百寅教授的首创，但将此运用于知识管理领域，他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人。《道德经》这样注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⑩。“道”是事物存在的法则，“道”之意蕴渗透着“一分为三”的哲学思维。《史书·律书》曰：“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逸周书·武顺》云：“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三］和曰强”，黑格尔的“正、反、合”，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具备的“仁、智、勇”品质，都是“一分为三”思想的重要见证。我们也经常听人这样说：“你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实际上，硬币有三面：正面、反面和边缘。这种类比正好适用于知识整体理论中三种知识的概念。倘若硬币的正反面分别代表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那么边缘体现的就是活性知识，而现实企业管理中人们恰恰忽视了硬币边缘所代表的活性知识。这些都充分表明：“一分为三”在逻辑上必须先有“三”的存在状态，才能有“二”的逻辑状态，最后才能形成“一”的统一状态。故此，杨百寅教授视“一分为三”为最平衡、最稳定的结构，他将感性知识、理性知识和活性知识纳入一起，既客观地分析了三者的差异，同时又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动态关联，从而戳穿了原有知识管理认识论上的屏障。他在探讨三种知识的存在关系时，认识到活性知识与众不同的价值，进而把人的因素拉回管理的情景之中。由于更多的知识管理模型越来越注重人与组织和其他情感因素的重要价值，这就再次充分证明活性知识在管理领域存在的合法性和不可或缺性。
知识整体理论在暗示，“一分为三”的分析框架，与其说要保证三种知识之间的平衡，不如说要以活性知识的巨大作用为契机，在整体思维方式上合理利用这些知识的互相联结为企业提供有益的服务。更何况，它通过运用整体思维加快了管理创新的进程这一点在研究者和实践者看来是有目共睹的。对知识的这种分法，绝不是从表面上批评某个人的具体思想，毋宁说批判的锋芒是暗指建立在此思想基础上的哪些管理学家。杨百寅教授的初衷在这里并不是单纯地批判前面这些人，而是试图通过这种划分打破传统的认识论思维，消解主体与客体之间截然对立的局面，同时唤醒人们对主体性（如价值、道德、自由等）更深的认识。当然，杨百寅教授指出“主—客”二分在知识管理领域的不足，并不是蓄意彻底否定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存在及其意义，而是在此基础上比前人走得更深更远一些：他的知识整体理论覆盖了管理领域知识的每个方面，对西方研究者来说，他是具有典型的中国式管理思维风格及技巧（整体思维）的主要解读者之一。在此意义上，知识整体理论蕴含的“一分为三”哲学理念在管理领域的应用，为解构现行知识管理和促进现代管理认识论的范式转换走出了关键一步。
三、应用价值：批判性反思与建构
知识整体理论批判的锋芒奠基于管理领域的现实性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社会的蔓延，在新的环境中存在着“知识在社会（宏观维度）和企业（微观维度）中的运用”问题(11)。在宏观维度上，Ikujiro Nonaka这样说：“在一个不确定的经济体内，惟独可以确定的是能够保证产生可持续竞争力的源泉在于知识。”(12) 在微观方面，企业战略资源的竞争说明人才就是知识的体现。其实，知识不过是认识的必然成果。人类诉诸从知识那里体现出来的求“真”、求“知”的思维方式对自身的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引发出可能的新的变化点，并力图达到一个更理想的状态。这种反思是人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本质上不仅仅属于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而且还在于积极的“建构”。杨百寅教授正是一方面沿袭西方哲学史上从康德以来的“认识批判”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强调奠基于知识的管理问题时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批判理论追求管理的合理状态。从当今的管理学研究的总体现状来看，人们普遍热衷于数学建模，依然缺乏对现代管理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从而使得对现行管理理论的批判反思成为当今管理研究中极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众所周知，批判理论不能简约为一个排斥他者的封闭系统，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具有自我反思的特质——既自觉地把现实的实践力量作为自身的构成要素，又反思地澄清自身在复杂的社会转变中的作用。在管理领域，批判理论的目的是在日益多元的世界里建构人类管理实践的新基础，这种理论的繁荣是一系列正统或非正统思想家推波助澜的结果。Axel Honneth曾言：“今天的批判理论的关键难题包含在这样的问题之中：我们如何才能获得一种分析的框架，既能把握社会统治的结构，同时又能确定社会转变的资源。”(13) 高效的管理正是立足于分析的框架，从社会转变中汲取养分，找寻各种要素之间的动态关联。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路，企业的发展本身即为批判，并且始终是批判。他说：“彻底的认识批判最终只能以再现类的历史的形式进行，并且，反过来，从以社会劳动和阶级斗争为媒介的类的自我产生的观点来看，社会理论只有作为认识着的、意识的自我反思才是可能的。”(14) 企业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批判性知识，是以“自我意识将知识呈现于意识之内并予以反思”的能力为前提。从国内外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批判性思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只要涉足管理领域，批判性思考在所难免。在此意义上，所谓“修炼”，本质上是关于一系列批判性思考的感悟。
从知识整体理论基本精神的视角来看，管理能让人互相学习。虽然学习的情景与知识的积累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或不对称性，但学习作为企业致胜的法宝这一事实并没有被复杂纷乱的知识经济时代所改写。知识整体理论将研究的基点放在“学”上，并把学习与批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视批判的反思为“学习”的精神内核。这一点与哈贝马斯的理论精髓在管理中的彰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学习”这个概念在哈贝马斯的思想里频频出现，已是他阐发哲学观、道德意识观和社会进化观的核心概念之一，不过他强调学习过程的发生是需要特定条件的。哈贝马斯区别了企业管理中的两种学习过程，一种是“反思的学习”，一种是“非反思的学习”(15)，两者既可以是生活世界合理化过程中不同阶段学习方式的区别，也可以是同一个时代专门商谈和日常交往之间的差异。但要明确，这里的“学习”并不关涉对具体知识的掌握，毋宁说是获取知识的能力以及通过认知作用完成对有碍于企业发展东西的改进。知识整体理论向我们明示，学习机制一旦形成，企业不同层次的相关人员会主动或者被动地学习知识，以应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种种不确定性。个体惟有通过精神上的、行为上的和情感上的过程才能使自己的内在状态与外部世界发生关联，在此基础上，借以批判的反思才能将“学习”贯彻、进行到底。而且，参与管理中的学习最为重要的是：从我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也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如此一来，企业生存的秘笈向我们揭示了学习（借助于它可以实现知识与人力资源之间的互动）这个概念在管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为其走向“长寿”开创出强大的生命力。
知识整体理论与以往知识管理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在独立的传统管理框架内产生的，而是在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较之于西方管理史上的其它批判性思想，知识整体理论蕴涵的批判性学习更胜一筹。无论就知识内容而言，还是就能力结构而论，企业的批判性学习过程是逐级重构的，从而使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向性。直言不讳，在一个由不同阶段构成的学习过程中，存在着层级之划分、能力之强弱的梯度差别。John S.Mill如是说：“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好。”(16) 个人也好，企业也罢，皆应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反思所想与行为是否偏颇、是否格格不入。研究表明，企业的学习存在于道德、实践和用价值共识调节行为冲突等领域。只不过知识整体理论更为强调，由于活性知识在理想和价值观上对企业的战略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在企业学习过程中，价值情感领域的学习比其他领域（如马克思的劳动）更具一定的优先性。
哲学家帕斯卡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人能够思考”。企业管理可以追溯至认识论上思想禁锢被打破以后个人“自主思考”的权利，与此相对应，批判性反思作为学习的精神内核必然关涉哲学维度上的“主体性”思想。国外有研究指出，唯科学论忽视了对认识主体兴趣的反思，而客观主义的反映论将事实绝对化，抹煞了认识过程中主观认识能力。这两者没有充分体认到人之主体性，所以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批判的观点（指向客观主义和唯科学论）。知识整体理论所涵盖的学习与批判是管理实践中两个密切联系、缺一不可的关键词汇，它们是相伴而生的，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关系——我们并不认为学习的对象是绝不能批判的，也不认为批判的对象是绝不能学习的。更重要的是，知识整体理论在这里流露出：现代管理不应停留在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着重研究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所以批判性地反思旨在说明通过“批判”人类自身也就第一次有可能真正获得自由［包含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和解放（下文另论），也就是要批判传统管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哲学观，力图建构组织系统的价值模式。
但是，倘若我们就此将知识整体理论理解成为自由和解放辩护那就大错特错了。杨百寅教授为澄清人们对他的这种新理论的误解或不解而努力。为了避免管理进入死胡同这种危险，必须始终强调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知识问题。
综上所述，知识整体理论奠基于管理领域的现实性问题，不论是其纠缠于传统管理中的学习知识问题，还是其匠心独运地提出了批判地反思问题，都纠正了西方管理延续了多年的错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该理论的确只是一种思想，不会在管理圈子之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实，知识整体理论证明了知识管理领域存在的缺陷和疏忽，这才使得该理论不仅在管理界，而且在管理圈子之外被人广泛地关注和讨论。
四、时代影响：价值追求与管理思想史上的拓荒者
杨百寅教授一再向学界表白，他的理论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知识与管理的问题。严格来说，是知识在管理领域的应用问题。对一个企业而言，如何借用知识指导管理是一个最具体和当下的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关于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存在着这种倾向，即试图寻找一个普遍能把知识的各个复杂环节直接、简单地厘清并抽取出来的“线条”，以便可能地把作为系统的知识理论简化。殊不知，这样很可能会影响对知识整体理论的正确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对作为整体的知识理论各个构成层面关系的深入探讨，对高效管理的认识只能是抽象的、模糊的甚至是非科学的。
管理是人类的一种对客观规律与主观价值的整合活动，所以体现人的价值追求是管理的主体尺度的内在要求。而知识通过管理创造价值，这大概在今天的管理界是不成问题的。但倘若将“知识”、“管理”及“价值”纳入同一个维度看待，如何实现三方的平衡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知识整体理论为管理的这种科学发展既提供了理论支撑，又创造出一个超越主客对立的知识运作平台。基于感性知识、理性知识和活性知识的认识论分析，如果我们说管理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是按照客体尺度去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话，那么这种管理活动另一方面一定是在需要和目的的驱使下亦即价值判断的驱使下完成的。不过，知识整体理论绝非纯学术方面的需要，而是管理批判活动的需要。即使在“纯学术”的语境中，知识整体理论往往会被曲解。因此，只有准确地领悟贯穿知识整体理论中的以提升管理效率为主旨的实践应用精神，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知识整体理论的基本旨意。
问题在于，杨百寅教授从企业的战略发展着手来更新传统的管理模式时，知识整体理论的实践目的又是什么？我们熟知，企业管理的难题由人与社会两种因素构成。从最初的“知识独立于人和社会的偏见”到“真理与历史、社会环境相关联”，人们逐渐意识到知识的社会维度，人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性必然呈现在人类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当中。由于管理是人的哲学的复兴，是人的主体性认识的苏醒，所以管理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使主体归位。脱离人的企业管理活动会从根本上失去价值和依存，这使得我们要在社会环境中不得不考虑人的因素（实际上强调人与社会、世界的和谐），其目的在于推动人们不断地从管理的笼罩、强制中解放出来，不断扩大人的自由工作空间。康德曾说过：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恰恰相反，自由是指在你不想做什么的时候可以不做。我想康德的这句话在今天的管理界同样对我们大有裨益。知识整体理论构建了一个偌大的管理认识体系，这种认识论不但将人的因素重新搬到了管理终极宗旨的议事日程，而且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提升到另一种高度并形成了知识管理视角的新解读。
管理的核心是人，而人的终极向往在于自由和解放。倘若人类的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人类的管理史，那么它必须承载着从必然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历史。也就是说，解放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课题，它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契机，因而实现人自身的解放是一个现实的而非虚幻的历史性的实现过程(17)。从学术的角度观之，人自身解放的问题是科学回答不了的，它是一个如何看待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属于世界观范畴。为了避免研究的主观性，使对人之解放认识更加深入，我们能够从哲学视阈中为知识整体理论找到了有力佐证。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之活动过程，即为实现人的自身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一个从理性的人经由抽象的人再到现实的人的过程。在早期经典文本中，马克思把自己的学说界定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试图把人从抽象性的人和自然的人中解放出来，通过赋予人以现实性来实现人本质的复归。马克思所作的一切努力旨在把人与自然（或世界）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进而实现人类解放。哈贝马斯承袭了这一理论宗旨，构成其整个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的也是人类解放之路的孜孜以求——解放的旨趣出自人类自由解放的天性，它表达了人类始终潜藏着对实现“美好生活”这一理想的社会境界的需求。按照他的理路，为了克服管理中的“盲点”，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人与人、人与群体及人与组织的沟通过程，惟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实现人之解放。
知识整体理论在后现代复杂多元的社会中，以独特的视角重建了人类自身解放的阿基米德点：以价值观和理想（或愿景）为基础的活性知识对管理现实状况的批判和反思正是建立一种符合人性发展的需要，并揭示了这种知识对于人自由和解放的意义（见图3）。我们不好断言到底人之解放这种美好的社会境界何时才能实现，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企业知识管理的出现，体现了自两百多年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来人对自身不断自由发展和解放的追求。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的解放维度，而人之解放必然会促进知识经济的更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奢谈人的价值及解放，惟有诉诸知识才能得以实现。这样一来，知识整体理论点破了管理的本质及其今后的发展趋向，从而使我们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尤其是对后结构多元背景下知识问题的探讨保持在管理应有的高度上。
图3 知识整体理论重建人自身解放的阿基米德点
杨百寅教授对管理终极宗旨（即实现人自身的解放）的提出和研究并非凭空捏造的。由于活性知识的存在，它就必然地和这一终极宗旨牵连在一起。就其整个思想脉络而言，基于对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的诊断，知识整体理论郑重其事提出活性知识存在的价值是有明显的针对性的。提出活性知识的存在价值，也就是要恢复和肯定被传统知识管理遗忘的活性知识及其指涉的意义，这种现实的批判性和针对性不言而喻。总之，杨百寅教授克服了传统管理思维模式的束缚，在活性知识不为大多数人觉察和接受的后面指明了极为重要的问题。
因此，称杨百寅教授是管理思想史的拓荒者之一并不为过。从管理本身牵引出来的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以此方式来关注终极的管理宗旨，这无论如何在管理史上续写了新的篇章。然而，知识整体理论又决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哲学批判，而是管理批判，也是管理的改造和重建。知识整体理论是管理史上一次适宜的更新，这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虽然这实际上是没有得到全盘认可的思想火花，却批判地清理和解构了西方管理中众多的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看法。我们甚至相信，随着人们对知识整体理论的全面深入研究，知识管理或许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
注释：
① FA Von Hayek,“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5,35(4),pp.520-529.
② Baiyin Yang,“Toward a Hol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Adult Learning”,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view,2003,2(2),pp.106-120.
③ D.Goleman,“Emotional Intelligence:What is Can Matter More than IQ”,Learning,1995,24(6),pp.49-50.
④ Baiyin Yang,et al.“Hol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Models”,Advances in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2009,11(3),pp.286.
⑤ Minu Ipe,“Knowledge Sharing in Organizations:A Conceptual Framework”,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view,2003,2(4),pp:343-344; Nick Marshall,“Cognitive and Practice-base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nd Learning:Incompatible or Complementary”,Management Learning,2008,39(4),pp.413-431.
⑥ Ikujiro Nonaka,“Patrick Reinmoller and Dai Senoo,The Art of Knowledge:Systems to Capitalize on Market Knowledge”,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8,16(6),pp.673-684.
⑦ Timothy Kuhn,Michele H.Jackson,“Accomplishing Knowledge:A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ng Knowing in Organization”,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8,21(4),pp.455-459.
⑧ Marc Demerest,“Understanding Knowledge Management”,Journal of Long Range Planning,1997,30(3),pp.374-384.
⑨ Fawzy Soliman,Keri Spooner,“Strategies for Implementing Knowledge Management:Rol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0,4(4),pp.337-345.
⑩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11) FA Von Hayek,“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5,35(4),pp.520-529; Nicolai J.Foss,“The Use of Knowledge in Firm”,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99,155(3),pp.459-486.
(12) Ikujiro Nonaka,“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1,69(6),pp.96-103.
(13) Axel Honneth,Charles W.Wright,“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Essay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5.
(14) ［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15) Jüergen Haberams,“Legitimation Crisis”,Trans,by Thomas McCarthy,Boston:Beacon Press,1975.
(16) ［英］约翰·密尔：《功用主义》，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0页。
(17) Mats Alvesson,Hugh Willmott,“On the Ideal of Emancipation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2,17(3),pp.432-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