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人类学论文,方法论文,文化论文,言系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汉藏语言分类现状
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汉藏语言系属分类经历了从无到有、范围和层次逐渐清晰的过程。其时，东西方学者的认识差异不大，代表人物首推李方桂先生。 然而， 本世纪70 年代， 在美国学者白保罗（Benedict）发表《汉藏语概论》（注：Benedict,Paul K.: Sino—Tibetan:a Cconspect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之后，原有观念分崩离析，西方学者较为一致地缩小了汉藏语系的范围，将壮侗语和苗瑶语归入南岛语系。90年代后，分道扬镳近20年的中外学者又在系属问题上碰撞乃至汇合。
以法国学者沙加尔挑头， （注：Sagart,Laurent: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Paper presented at 23rd ICSTLL, Oct. Arlington,Texas,1990.）中国学者邢公畹、郑张尚芳、潘悟云等人力证，（注：参见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In William S—Y.Wang edited: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995.）提出囊括汉藏（包括壮侗语和苗瑶语）、南岛、南亚合一的华澳大语系。（注：1998年沙加尔先生来民族所访问，笔者询问他是否同意郑张尚芳先生将壮侗和苗瑶语与汉语、南岛语合成华澳大语系的观点，沙氏回答他至今未表示过壮侗和苗瑶与汉、藏缅、南岛语是否有关系的看法。）下页图是当代中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东南亚地区及南太平洋地区语言系属分类的论争简图。
众所周知，汉藏语系是未经证实的理论假设，是比照印欧语系提出的。因此，无论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明显照搬或借鉴印欧语论证方法的痕迹。到20世纪末，关于汉藏语分类问题仍然是歧见锋出，莫衷一是。为什么？客观地说，汉藏语言系属分类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核心问题，远远超过当年印欧语所面对的疑难，这些问题至少可包括以下几方面：（1）汉藏语系众多语言和语言历史变异现象的描写尚未完善， 而精细化和深层次的描写更为缺乏；（2 ）反映语言历史面貌的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久远程度及非音素于性质的研究工作难如人意；（3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等文化人类学要素还未系统地引入语言研究范畴；（4 ）基于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法在中国及东南亚等地的普适性问题，或者说，历史比较法是否完全适用于汉藏语言以及更大范围的东亚大陆、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的语言事实。
当代汉藏语言分类的几种主要观点示意图*
*汉藏语言分类是中国学者李方桂1937年提出的， 大多数中国学者赞成其分类；澳泰语分类是197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提出的，大多数西方学者同意其分类；华澳大语系是90年代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等人在法国学者沙加尔观点基础上提出的。
二、“东南亚文化流”和文化人类学
在汉藏语言系属研究后面，蕴藏着关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背景问题，这是该学科研究者不能不面对和考虑的事实。美国学者白保罗之所以不囿传统，坚持将壮侗语和苗瑶语归入南岛语系，这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密切关系。白保罗以人类学家的身份从事汉藏语言研究，其视野和角度必然有独特之处，至少他把文化人类学观念带到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区域的汉藏语及南岛语等系属研究中来了。白保罗1975年的论著《澳泰语：语言和文化》提出了壮侗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的历史文化依据，即“东南亚文化流”。该论点的核心是：史前该地区的民族种群在文化上是平等的，因此，文化的流向不可能是单向的。应该说明的是，此处“东南亚”（Southeast ）地域概念不是现代理解的中国之外东南亚各国，而是史前长江以南这个广大区域，包括现在的海南岛、台湾岛、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和浙江等省区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居住着数目繁多的民族群体，大部分是非“汉人”（当时的中原居民）。他们从很久远的时期起就有着文化和语言上的相互接触。这些群体包括了操孟高棉语的族群，操南岛语的族群及汉藏／藏缅语的族群。陈国强等人所著《百越民族史》就依据古代文献从多方面论证古越语和古代汉语是不相通的。（注：参见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9—371页。）在考古学上，仅从南方某些出土的符号考释来看，学者们也认为可能是古越人的文字。而关于古越人不同于中原人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如断发纹身和拔牙岩葬等习俗，以及“不落夫家”的婚俗、蛇鸟图腾崇拜和迷信鸡卜等风俗现象也都有学者论证。
在中外历史、考古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白保罗认为：考古学、史前史、人类学和语言学最新研究证明，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中国长江以南地方的语言不都是汉族语言。随着中原华夏族居民向南扩散，新的文化交流不断产生。“在史前时期，汉人居民中那些扩散的群体必然发现他们自己处在各种民族群体之中，这些群体在农业、冶金、纺织、战争、天文、甚至文字方面至少也与他们自己一样发达”。（注：Matisoff,J.A.:New Direction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inG.Thurgood,1985.）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这种认识大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距今4000—5000年之际，也就是历史进入原始社会的最后时期，古越人地区原始居民与中原原始居民一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如太湖杭州湾地区著名的良渚文化、闽江下游的昙石文化、岭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其原始农业和手工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见当时的东南地区，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荒蛮’之地，而是有着十分发达的原始文化了”。（注：参见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第23页。）而传说的尧舜时代，两地人民就有了交往。《史记·五帝本纪》云：“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交趾”，即属古越地。当然，中原地区经历了夏商周时期以后（夏代已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领先于四邻民族地区，至楚灭越、秦始皇和汉武帝两次统一南方后，古越人迫于中原民族的威力，部分外迁到东南亚及南海诸岛，部分远避于南方丛林山区，剩下的则逐步融于中原民族。而古越人的语言也随之变迁，或融合为后来的南岛诸语言，或形成现在的壮侗诸语言，或积淀为汉语南方方言的底层。
在具体的语言和文化论证方面，白保罗也作了有益的尝试。1967年白氏的论文《澳泰语研究3：澳泰语和汉藏语》（注：Benedict,PaulK.:Austro—Thai:Language and Culture.HRAF Press,1975, p.275.）提出汉语十二属（兽）（地支）的名称来源于澳泰语。虽然白氏的比较并不成功，但罗杰瑞（Jerry Norman）和梅祖麟在该文的启发下则提出十二属（兽）的名称来源于南亚语。罗的文章中列出了中古汉语、越南语、孟语、泰语（多种方言）、缅语和高棉语（多种方言）的十二个数词，后面又附上越南语和孟语（多种方言）的实际动物名称。经比较发现，“属”的名称本身与汉语动物名称无任何相似之处，而十二个词中有六个与南亚语相似。因此结论是，十二属（兽）的名称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普通的南亚语动物名称派生出来的。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公元前1000年前，汉族与操南亚语的民族有接触，并向操南亚语的民族借入了某些文化概念。而这些操南亚语的民族很可能就是古代的吴和越。（注：Norman,Jerry:A Note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Duodenary Cycle,in G.Thurgood,1985.）实际上，罗杰瑞在《汉语概说》里说得更清楚：“公元前2000年中叶之前，中国的文化优势可以肯定不如后来那么 突出，所以我们不能排斥在史前时期，还可能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汉语吸收了外来成分。”罗杰瑞举了一个非汉藏语的词例“虎”，中古拟音是
，书面孟语是kla，门达语是kula。 这几种语言“虎”字的读音和汉语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因为汉语“虎”很早就有文字记载，所以一定是从史前时期就借入的。（注：参见[美]参见罗杰瑞著、张惠英译：《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7页。）
另外一项研究也值得一述。W.L.巴拉德（William L.Ballard）的《中国南方语言史：苗瑶语和汉语南方方言》用了大量篇幅（约为全文的1／2）叙述了中外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国南方民族历史的论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汉语南方方言及该地区非汉语语言之间的音系相似性范围进行了识别。根据巴拉德的观点，吴、粤、楚（老湘语）和闽语不能仅仅看作只是从高本汉所谓中上古汉语分岔变异来的，而应看作代表了已然混合许多汉语要素的独立语言传承体系。尽管这些地区汉语化的时期久远，但巴拉德还是感觉到了这些方言最深层之处仍然反映出泰（台）语、南亚语和／或苗瑶语的底层。粤和部分闽方言显示出类似泰这类语言的影响，某些闽方言表现出与瑶有强烈的发生学关系，而吴和楚则显示出与苗有着甚至更明显的相似性。像苗语一样，吴和楚方言的声母繁茂，但辅音韵尾系统则退化了；像瑶语那样，闽方言的声母更简单，但保留了全套4个塞音韵尾； 吴方言和苗语都有复杂的（在语法和语音条件上）、功能相似的声调连续变调系统。对巴拉德来说，很容易假定吴方言是苗类语言的后裔，它即使在广泛的汉语化条件下仍然保留了原始的声调连读变调形态；反之，假定吴方言在过去1000年左右借入或创造了自己的连读变音调系统则难以想象。巴拉德给出的结论是：楚、吴和闽方言地区构成了一个考古学上的文化连续系统。这些地区的现代方言显示出相互之间以及和苗瑶语之间有着类型相似性。也许这些方言中有苗瑶语的底层。尽管资料尚不充分，从所有表层面貌上看，楚的汉语化程度最高，也许恰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它自身已取得“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吴和闽方言与苗瑶语变异有着明显的平行性。（注：William L.Ballard:The Linguistic History of South China:Miao—yao and southern Dialects,in G.Thurgood,1985,pp.58—84.）
白保罗提出的“东南亚文化流”概念受到一些中国语言学家的批评，认为有杜撰之嫌或没有充分证据。（注：参见瞿霭堂：《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和问题》，《薪火篇》，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岳阳）1996年第3 期。 ）然而，西方学者却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马提索夫（J. A.Matisoff）说“白保罗对东亚和东南亚语言学最最不朽的贡献之一是他把汉语放在了一个语言共同区域中更为均衡的语言地位上。……（史前）澳泰语与汉藏语有着相等的身份和同样的古老”。（注：Matisoff,J.A.:New Direction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in G.Thurgood,1985.）中西方学者观念上的差距如此之大，应该是有原因的。西方学者有人类学的传统和根基，因此在语言系属分类操作上往往采用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或者说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的方法工作。相反，我们自己确实很少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考察语言。
文化人类语言学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它有着不同于单一语方或主体语言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也有着纯语言研究难以体察的微妙之处。中国语言学者对此有一定的经验和认识，如俞敏认为，中原主体民族源于西部古羌人，他们东移后形成炎、黄两个部族，也就是华夏民族的始原；（注：参见俞敏：《汉藏两族 和话同源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吴安其则认为汉语最初自东向西发展，原始汉语可能是古东夷语中的一支，其后才与原始藏缅语、侗台苗瑶语接触。（注：参见吴安其：《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与汉藏语的渊源》，《民族研究》1996年第6期。 ）游汝杰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是一部囊括了相当部分人类语言学内容的论著，在许多方面细微地勾画出汉藏民族语言的文化人类学背景。（注：参见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邓晓华的论著则是结合上古考古和区域文化特征来论述汉藏诸语言系属关系的。（注：参见邓晓华：《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最后引H ·缪勒的话来体味人类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人类学家认为，语言学家的证据在人类学的总面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语言学家认为自己的科学是包括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范围较广的问题中的一部分。……语言跟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意识世界密切地互相作用，所以只有依靠这些意识才可以完全理解语言。”（注：[美]H ·缪勒著、吴润光译：《在新道路上的语言学》，《语言学论文选择》第7辑，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122页。）
三、“远程构拟法”与语言远缘关系
原始语的构拟和语言系属分类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凡讨论系属分类则不能绕过语言构拟。传统的构拟方法是从低的语言层次甚至方言开始，逐步上推，最后达到最大的语言年代学距离层次，即构拟目标确定的原始共同语。“事实上，对某些语言学家来说，从下层往上层逐层构拟的工作信念非常强烈，以致于认为这不仅仅是构拟的优选方法，更是构拟的唯一方法”。（注：Thurgood,Graham: Linguistics of theSino—Tibetan Area:The State of the Art,Pacific Linguistics,1985.）
然而在汉藏语系属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叫做“远程构拟法”（teleo—reconstruction）。这是白保罗的一项发明。所谓远程构拟法，是指直接跳到构拟目标的方法，一开始就比较差别相当大的语言，直接构拟它们的原始共同语。
白保罗之所以提出远程构拟是有他学术根源的。远一点说，自人们发现古拉丁语与远在亚洲的印度梵语有发生学关系后，便出现语言起源的单源学说（monogenesis）。例如， 本世纪就有不少学者认为欧洲与亚洲的语言有发生学的关系，它们创造了一个术语来指称这个大语系：“欧亚大语系”（Eurasiatic Phylum）。
作为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白保罗，当然也会受到语言起源和分化观念的影响。当他把眼光注视到亚太区域时，自然会产生这些语言是否有关系或者至少是否有远缘关系（remote linguistic relationship）的念头。恰好有人为他铺好了路。
本世纪初，奥地利学者佩特·斯密特，把从喜马拉雅山到圣诞节岛、从马达加斯加到夏威夷的整个东亚、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并成一个大语言区域，把其中的南亚语和南岛语合称为南方语系。（注：参见[美]霍尔著、赵嘉文译注：《东南亚史》，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9年。）斯密特迈出了东南亚及太平洋区域远程构拟的第一步。
白保罗在早期工作中完全接受了斯密特的南方语系假设观点。他在《语言联盟》一文中就阐明了这一点：“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考虑，台—卡岱—印度尼西亚语其本来面目应是斯密特所划的南方语系的北支。”他还进一步表示，“作者承认斯密特的包括孟高棉语和南岛语的南方语（Austric superstock）假设，虽然这种关系还没有完全证明。在解释某些台语和孟高棉语共有词根……时， 南方语系的假设（Austrichypothesis）是有用的”。（注：Benedict,Paul K.:Thai, Kadaiand Indonesian:A
New
Alignment inSoutheastern Asia.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44,1944,pp.576—601.）
虽然白氏在南方语框架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他在1975年放弃了南方语系观点，但南方语所深蕴的语言远缘关系却根植在他的观念中。1942年的《语言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1985年的《日／澳－泰语系》也是这个观念的继续。
语言远缘关系涉及到人类自身及其语言的发生、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也引发人们开始重视20世纪初印欧语系成功实践以来历史语言学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因此，当另一位持语言远缘关系思想的学者格林伯格（J.Greenberg）对西半球语言分类后，一时间学界上下争论不休。有鉴于此，美国语言学会会刊《语言》（Language）特约马提索夫教授撰文予以评论。（注：J ·格林伯格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1987年他发表《美洲的语言》（ Language in the America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提出西半球的民族语言系属（爱斯基摩—阿留申等除外）都有发生学关系。文章论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美国语言学会会刊《语言》特约马提索夫写了评论文章《论巨观比较法》。）由此看来，白保罗的语言远缘关系思想既是历史的继承，也与同时代共鸣。
马提索夫在评论格林伯格语言远缘关系思想时提出了看待语言发生学关系远近的三分法理论，即：微观比较（microcomparison）、 宏观比较（macrocomparison）、巨观比较（megalo—comparison）。 微观比较可以在像罗曼语或彝语这种结合紧密的语族或语支层面进行，年代不超过2000年，可以找出数量较多的同源词，也能建立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宏观比较适合像印欧语或汉藏语这类分布辽阔但可证明有效的分类层面，年代上限可达大约6000年，但同源词比例不高，语音对应规律中往往有例外；巨观比较处理年代更为久远的关系，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不规则或根本难以建立，被公认的同源词很少，所以对观察到的相似性作解释的话，类型的近似或者接触的相似，甚至巧合的可能性往往强于发生学的可能。 （注：Matisoff,James.A. : OnMegalocomparison.Language,Vol.66,No:1,1990,pp.106—120.）
白保罗提出“远程构拟法”后，不同视角的语言学家有不同反响。白氏自己则谨慎地留下一条后路，认为“不加鉴别地使用远程构拟可能导致语言学的灾难”。（注：Benedict,Paul K.: Tibeto—Burmantones,with a note on teleoreconstruction. Acta Orientalia1973,p.35.）
无论反对还是赞成，空说无用。法国学者马丁（Martine Mazaudon）采用白氏的远程构拟法尝试处理塔芒语（Tamang，属喜马拉雅山语言固绒语语支）和卡伦语，重建古藏缅语的声调系统。结果，该项研究用远程构拟法无法完成。作者结论是，应该先达到3 个中间阶段才有希望实现这项大规模的声调系统比较：（1）更精确的原始卡伦语构拟；（2）在塔芒语和卡伦语之间建立规则的语音对应；（3 ）在每个下位语群层次上理解声调的形态变异。
笔者认为，语言的远缘关系虽然难以操作，但又富于启迪。把远程构拟法作为高层面临时性探索方法未尝不可，高层面有开阔的视野，有助于总体把握语言的共性与个性，提出合理的假说。一旦形成假说，就可以进入低层面具体罗列比较，寻找同源词，建立语音对应规律。另一方面，“构拟应参考历史、深层文化特征、考古等方面的材料，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推敲”。（注：孙宏开：《关于汉藏语系分类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国外语言学》1995年第3期。）语言是与民族历史、 民族文化同步的人类活动现象，把握了历史和文化的脉搏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语言。这一点与前文所谈文化人类语言学是一致的。
四、汉藏语分类的羁性与非谱系树观
近几十年来，汉藏语谱系分类研究逐步深化，人们不再简单地看待分类。特别是中国学者体会尤深。80年代以前，确定汉藏语言系属关系的方法是结构类型的一致，如单音节性、声调的一致等。由于藏缅语声调独立发生现象的揭示以及白保罗“澳泰语”分类的冲击，人们开始从类型标准转向同源词对应标准。然而，由于东亚和东南亚区域极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如“大聚居小杂居”、民族群体连续迁徙、不同族群政权的频繁更替，导致了语言在大量区域内广泛而深刻的接触。因此，即使找到了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也不能确定这种对应是何种性质的对应，即是同源对应还是接触对应？不能排除后者可能是大量早期借词形成的对应。（注：参见江荻：《论语言的自组织机制》，《民族语文》第5届学术研讨会论文，1997年。）此路不通，有学者又探索出一条同族词对应的新方法，即在对应语言中分别找出由多个词构成的词族，只要确认词族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则可认定为同源词。（注：参见董为光、曹广衢、
严学群：《汉语和侗台语的亲缘关系》，Computational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No.22,Tokyo.1984年，第105—121页。）显然，这是个好办法。一组音义相关的词是不易同时被借到另一种语言中的，除非二者接触融合太甚。这种性质的对应可基本确定是同源性质的对应。不过，在具体操作上，大多数的民族语言由于没有历史文献，要收集充足的同族词以及确定（因语义变迁的）同族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语音对应规律是历史比较法的基石之一。然而，这个以印欧语为对象建立的法则有重大缺陷。因为，它立论的基础是感性的推测，而不是严格的逻辑论证。历史语言学大师A ·梅耶说：“我们要观察的是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变化本身。所以只有把这些结果结合起来才能追索语言的发展。这些变化结果的结合，就是肯定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点不能用人类共同的特点来解释，而必须假定有一个特殊的传统。这就是比较方法的本质。”（注：[法]A·梅耶著、 岑麒祥译：《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国外语言学论文选择》，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换言之，一旦发现语言之间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则凭直感推测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偶然的。非偶然就必然存在某种久远的关系，演绎下去，就认为这些对应的词是古代同源的词，而这些同源词所属的语言也就顺理成章具有发生学的关系。把这幅图景放在现代科学体系下来看就可知其有问题。
现代科学认为，真实世界是复杂的、奇异的、多变和演化的，具有多值性、突变性、随机性和非线性、自组织等性质。长久以来，人们靠直接经验和思辨的想象去描绘世界图景，认为世界的和谐与有序是以简单性为基础的。任何事物都采用简约方法去认识和处理。结果，凡是非线性的复杂现象都列入例外拒绝考虑。梅耶强调“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变化本身”，就是只看两头，变没变，简单明了，中间过程一概不论，（注：历史比较法当然也用材料展开论证，这就涉及过程。但这种论证以说明语音形式对应为目的，不注重演化过程；其次，这种论证是在推测同源关系成立的主旨下的附加说明。）是个黑箱。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苛责以前的语言学者，即使以牛顿理论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也以描绘确定性、必然性的科学世界图景为目的，而且从经典物理到相对论（爱因斯坦）都信奉决定论的世界图景，认为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就可以精确地回溯过去和预见未来。直到统计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特别是现代非线性科学（如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混沌学）揭示出随机性的世界图景，比如演化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确定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涨落导致的分岔和有序等等，现代科学方才发生质的变化，人们的认识方才改观。同样，语言的变化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间存在着无数非确定性因素发生的可能，随机现象不能排除，分岔的方向可能突变，因此“重过程而非状态，重演化而非存在”（注：江荻：《藏语复杂声母系统及复杂演化行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应该成为语言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唯有如此， 汉藏语言系属研究才能够克服历史比较法的不足，使历史语言学的汉藏语实践在创新中成功实现。
针对历史比较法的弊端，词汇扩散理论突出了表现音变的词汇扩散过程：（注：参见王士元：《词汇扩散理论：回顾和前瞻》，《中国语言学论丛》1996年第1期。 ）普林斯顿假设以汉语为对象开始了从底层方言向上构拟原始方言而逐步达到中上古面貌的堆垒过程；（注：参见[美]罗杰瑞：《原始闽方言的声母》，《音韵学通讯》1983年第4期。）历史音变模型理论则刻画了演化的微观过程，揭示了演化过程中系统的状态属性和语音渐变、突变、分岔等非线性现象。（注：参见江荻：《论语言演化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中国民族语言论丛》（2），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还有研究认为，语音对应仅仅是确定同源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根据语言接触程度将词汇分阶，则不同阶词汇有对应关系的词的比率是不同的，这种数量关系能够反映语言之间是否具有同源关系。（注：参见徐通锵、陈保亚：《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陈保亚：《论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 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历史语言学的汉藏语实践中这诸多羁绊构成了一种汉藏语分类的羁性概念。它促动人们反省和深思：谱系树理论是否适合汉藏系语言的实际？事实上，梅耶在他那篇名著中就说过：“在远东，我们很难辨认和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也许不是偶然的。……对于这些语言如果要想得到真正的证明就非另找新的方法不可。”（注：[法]A·梅耶著、岑麒祥译：《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国外语言学论文选择》。）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则认为，东亚大陆语言的发展，基本上是由东方文化中心地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语言的过程，因此把谱系关系“轻信为适用于人类语言科学的普遍真理、绝对真理，这就束缚了跟印欧语发展不相同的语言发展的研究”。（注：[日]桥本万太郎著、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当代中国学者也不乏这方面的论述。王均先生曾认为：“把现代诸亲属语言和方言看成从一个上古完全统一而无方言差异的‘原始母语’分化的结果，认为在古代只有前后相承，而无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社会变异，这是难以想象的。”（注：王均：《〈民族语文〉创刊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的讲话》，《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 ）道布先生结合中国历史表示：大概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语言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不是已经表现为不断的接触与融合？我们的比较研究，与其把分化作为基点，不如循着语言接触与融合的思路去具体考察语言之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因为这个时期往后，族体的名称越来越少，族体名称的减少意味着族体的合并（融合）。族体的合并（融合）也意味着语言的接触与融合。（注：参见道布：《关于语言比较研究的几点思考》，《民族语文》1997年第3期。）这个观点很值得深究，而这一类的观点也可以认为构成了汉藏语言分类研究的非谱系树观。其中桥本万太郎已将其观点发展为语言地理类型学理论，影响面很广。
历史比较法之所以在印欧语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有如下鲜明的特点：印欧语系诸语言自身的特质，如规整对应的同源词，严格且丰富的语法形态；部分决定印欧语特质的民族文化背景，如畜牧型社会大规模迁徙拓居造成的较为单一的群体语言特征；多种多样可反映久远历史语音面貌的古代文献，如楔形赫梯文（前17世纪）、希腊文（前8世纪）、 伊朗文（前5世纪）、梵文（前4世纪）等数十种。相比之下，东亚大陆和东南亚主要是农耕型文化背景，民族间的杂处、接触极为频繁，使语言随地理分布呈多质叠置的混沌面貌。而文献方面，虽然汉族在三千多年前就有甲骨文，但不能表音揭示汉语语音特征，往后就是8 世纪的藏文和11世纪的缅文以及更晚的泰文，去上古尤远。为此，游汝杰先生提出汉藏语系历史语言学研究应充分注意语言的借用、交融、底层、类型、演变等问题，而不是语言的谱系树分类。比较研究则至少在现阶段只能在较低层次进行，如构拟一种方言、语言或语族的原始语。（注：参见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
不同的文明类型造就相异的族群文化，包括它的语言。但这似乎主要是印欧语言区域的现象。在东亚大陆和东南亚以及南太平洋区域，古代不同的文明类型历经长久的混同交融，产生大量相似的文化源流。因此，基于印欧语言的历史比较法必然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汉藏语言研究中萌生的非谱系树观很可能成为未来历史语言学的新的生长点，并将形成或许是全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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