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探析——以1927至1949年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北地区论文,探析论文,高等教育论文,近代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7)01-0091-07
1927至1949年期间，是近代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西北地区高等学校在数量上增加了10所，在办学水平上有了较大提高，在地理分布上形成了西安、兰州、迪化三个中心。鉴于梳理这一时期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将有助于深化认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演进脉络，故本文拟从发展的轨迹、特征以及原因等三个层面作些初步的考察。
一、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
虽然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间，西北地区曾经有过两至三所专科以上学校，但由于政治动乱和军阀割据的影响，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在全国一直处于落后状态，非但没有得到发展，相反还进一步恶化。① 而这种落后的局面直到1927年以后才得以改变。
1.起步阶段：1927至1937年
1927至1937年期间是近代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初期，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基础非常薄弱，仅有两所省立学院②；西北各省所需的专门人才，不得不通过留学教育的形式，即补助与奖励学生留学国内外的途径来实现。例如，绥远省政府为培养高级人才，指定资助100名学生赴国内其他地区高等学校留学，同时还资助5名学生赴国外学习农、工、理、医诸科；宁夏省政府则规定每年资助29名学生赴国内其他地区留学，其中大学27名，专科2名；其他各省也与绥远、宁夏一样，纷纷出台了类似的资助政策。[1]
留学国内外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北地区高等学校稀少所造成的人才缺乏，但也存在着许多的弊病：其一，培养的人才数量有限，这可以从1932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西北各省每百万人口中所占比率的排名靠后反映出来(见表1)。其二，留学教育难以培养出适合西北地区需要的人才。虽然西北各省规定，对本省学生赴外省或国外留学的资助以学习农、工、理、医诸科者优先，但事实上，“以省费生(即接受省经费资助的学生)之能考入国立大学者少，而考私立大学者多，能入自然科系者少，而入社会科系者多，以致所学不能适应本省需要。”[2] 其三，能留学者多为富贵子弟。西北地区地瘠民贫，学生能上中等学校读书就属不易，虽有省费资助投考外地大学，但实际上交通的不便就已增加就学的成本，故“除非富家子弟，(一般学生)无法去平、津、京、沪等外地‘留学’”。[3] 正因为留学教育不是解决西北地区高级人才缺乏的根本办法，所以，进入20世纪30年代，教育界有识之士通过各种途径发表言论，要求政府在西北地区多创办大专院校。
资料来源：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513页。其他各省区情况从略。
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批评中国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现状，引起教育界强烈反响；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西北地区国防地位的急剧上升，更引发国人对发展西北教育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应对教育发展失衡问题，从而推动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起步。1932年，应教育界的请求，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原则》，决定在陕西省武功县设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并将原国立劳动大学的办学经费及部分校产转拨给西北农专。[4] 1936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5] 这使得发展西北地区教育有了宪法上的依据。
2.发展阶段：1937至1945年
抗战期间，沿海地区大部分高校被迫西迁。高校的西迁，既保存了中国文化教育的有生力量，同时也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一阶段，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试图实现学校空间布局的合理调整。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其中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6] 同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制订《四川、西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云南、贵州、广西九省农工职业教育计划》，拟在西北、川康、西南三区分别设立国立农工学院一所或数所，以协助中央农业试验所、工业试验所及该区工农业改进所，并负责区内农工教育技术方面的指导。[7] 1940年5月，教育部公布《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的设置“数目不宜过多，并应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应以分区独立设置为原则，每一师范学院区设师范学院一所”，农、工、商、医等性质的独立学院的设置，“以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为原则。其在各区内尚无此项国立学院或省立学院者，应即予增设”。[8]
上述政策成为国民政府推动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并首先运用在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方面。西北联大是由内迁至陕西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联合组成。1938年7月，教育部令西北联大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学院，院址设于陕西城固；令西北联大农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址设于陕西武功。翌年7月，教育部进一步改组西北联大，将其文学院、理学院组合成国立西北大学，校址设于陕西城固；此外还将联大医学院及师范学院分别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医学院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前者设于陕西南郑，后者则于1941年开始逐步迁往甘肃兰州。[9]
除改组西北联大外，教育部于1939年4月在兰州新设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1942年又在兰州新设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1944年7月将省立甘肃学院改设为国立甘肃学院；同时，教育部于1941年核准在陕西开办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1943年批准设立省立新疆女子学院以及省立陕西师范专科学校。[10]
至此，在抗战结束前，西北地区共创办13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国立大学1所，国立独立学院5所，国立专科学校2所，省立学院2所，省立专科学校2所，私立专科学校1所。[11] 这些学校构成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基础。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抗战时期成为近代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见表2)。
资料来源：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203页；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323页；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777页；4.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587—794页。
3.巩固阶段：1945至1949年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忙于国内战争，紧缩教育财政支出，同时，加紧进行教育复员。故1945至1949年期间，西北地区高等教育更多的是致力于巩固，而在学校数量上没有发展。
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依据“教育上的复员并非就是还原”的原则，决定将前身原本属于沿海地区的高校仍然留在西北[12]；1947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重申“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13] 从战后的实际情况看，上述两方面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从而巩固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这一阶段，西北地区高等教育除新设国立兽医学院以及部分院校略作调整之外，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动。1945年，国立西北大学迁往西安，同时合并西北医学院；同年，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改名为西北农业专科学校。1946年，国立甘肃学院与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部合并，组建国立兰州大学；新疆女子学院并入省立新疆学院内；同年，国民政府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兽医主任史亨利的建议，在兰州筹设国立兽医学院[14] 等等。
概而言之，1927至1949年期间西北地区高等教育获得了两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学校数量增加。1927年，西北地区仅有两所专科以上学校，占当时全国高校总数的2％，至1944年，西北地区高校已有13所，在全国高校总数中的比例增至10％。第二，办学层次提升。西北地区在1927年时还没有综合性大学，到1947年时，已有国立西北大学、国立兰州大学两所综合性高校；西北地区在1937年以前没有学术研究机构，1941年底，西北工学院成立了工科研究所，西北农学院设立了农科研究所，西北师范学院创办了师范研究所，并且三个研究所都可以培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15] 此外，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国立兽医学院、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等院校的创设，推动了理、工、农、医各学科在西北地区的生根与发展。
二、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
1.学科设置特征：理、工、农、医等学科逐渐占据主体地位
20世纪30年代初，西北地区高等院校的学科设置以文科为主。例如，甘肃学院设有法律、文史、医学、农学诸科[16]；新疆学院则设有政治系、语文系、教育系、农业系等系科。[17] 但到20世纪40年代，西北地区高等院校学科设置发生显著变化，理、工、农、医等学科逐渐占据主体地位。1947年，国立西北大学除设有文科院系外，还设置了理学院、医学院等③；国立兰州大学也设有文理学院与医学院；此外，西北地区还设有2所农科类院校(即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3所医科类院校(即国立兽医学院、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以及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及1所工科类院校(国立西北工学院)；新疆学院也增设了土木工程系等等。
西北地区高等院校学科设置的变化，与近代教育界人士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有关。1932年10月，戴季陶针对西北经济事业亟待建设和中学生毕业谋生的需要，提出近代西北地区兴办大学“应以理科为中心，而农林、矿、工、医各实科为之血脉四支”的原则。[18] 赵堃在1933年论及如何发展边疆教育问题时，也提出了与戴季陶相类似的观点，“发展边疆学校教育，其目的在培养边疆之科学人才与实业专家；以应付边疆社会之需要，增进边民经济之生产，故以先办理、农、工、商、医五科为要。”[19] 朱铭心在1934年建议国民政府应在兰州创办国立大学时，也明确提出“分设农、工、商务学院”的主张。[20] 罗家伦则在1943年通过估算西北地区人才需要(见表3)，提出这一地区应从“首先发展技术教育，促进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着手，从速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特别是培养医学类、畜牧兽医类人才。受教育界的推动，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改组或新设高等院校时，确立了重点发展理、工、农、医各学科的思路，从而改变了20世纪30年代初西北地区高等院校学科设置以文科为主的局面。
2.院校类型特征：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逐渐成为高校主体
审视1927至1949年期间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可知，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逐渐成为这一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类型(见表2)，而这与辛亥革命以来近代中国高等院校中省立(或曰公立)、私立学校一直占有较高比例的特征有所不同(见表4)。
资料来源：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203页；2.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第1515页；3.欧元怀：《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1947年，第10页。
近代西北地区高校类型特征的形成，既与西北各省财力贫瘠无法扩展省立高校有关，同时更与国民政府调整办学资源的地理分布有关。比较沿海、中部及西北各省的省教育经费支出，西北地区明显相形见绌(见表5)。因为经费短缺，陕西省在20世纪30年代初放弃了创办高等学校的计划，采取了留学教育的补救办法，“多选派学生分入国内外大学，予以官费，培养高等教育方面需要之人才。”[21] 甘肃省也因为经费问题，造成省立甘肃学院“规模自欠宏大，设备更难完备”，无法满足西北学子的求学需要。[22] 针对西北各省财力的困窘，教育界人士积极呼吁国民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平衡办学资源的地理分布。康天国在1932年指出：“国家者，乃为谋众人幸福之工具，是则对于所统辖范围内之区域，自当有统筹计划而期立于水平线发展之义务”，故建议国民政府筹措经费以为西北地区创设国立大学[23]；朱铭心在1934年则直截了当地提出操作办法：“如(中央政府)因财政困难不能(在西北)另设大学，应取消内地重复学院，以其经费在兰州设立学院”。[24] 在教育界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在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调整办学资源的地理分布，将沿海地区的国立劳动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等院校的办学资源调至西北地区，同时又在西北地区新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大学等一批院校。1947年，全国国立大专院校比1937年时新增30所，而其中有6所设立于西北，占新增总量的20％。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17页。
3.高校分布特征：西安、兰州、迪化逐渐成为中心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近代西北地区逐渐形成以西安、兰州、迪化为中心的高校分布格局。1946年时，西安设有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等4所院校；兰州设有国立兰州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兽医学院、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等5所院校；迪化则设有省立新疆学院、省立新疆女子学院等。
西北地区高校分布特征的形成，与教育界人士的推动有关。早在1935年，杨一峰等人就提出应在西安、兰州设立大学，以“培植服务西北之人才，树立复兴民族之基础”。[25] 后来罗家伦明确提出西北地区应以西安、兰州、迪化为教育文化中心。1943年，罗家伦出任新疆省监察使署，并奉国民政府的命令，率“西北考察团”考察陕、甘、宁、青、新五省状况。考察结束后，罗家伦在《西北建设考察团报告》中指出，“为建设人材及一般领导人材计，当在西安，兰州及迪化，各建立一教育文化中心”，并建议：(1)国立西北大学“不应局促于陕西城固一隅”，而应迁至西安，西北医学院也应迁至西安；(2)应使迪化成为新疆的文化中心，充实新疆学院及新疆女子学院；(3)在兰州、迪化设立医学院及畜牧兽医专科学校，并使兰州的学校同时供宁夏、青海的学生来攻读。[26] 罗家伦的这一系列建议后来被国民政府部分采纳并付诸实施，从而形成了西北地区高等院校新的分布格局。
三、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
推动近代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如下两个方面。
1.抗战救国的需要
自1909年西北地区开始设立高等学校以来，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在20多年间一直徘徊不前，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发生很大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为抗战救国的需要。
第一，抗战救国促使中国政府和教育界关注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尽管中国高等院校主要局限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昌、广州、南京等少数几个城市，但中国政府和教育界还未对高等院校的畸形分布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④ 更遑论关注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难的日益深重和西北地区国防地位的提升，中国政府和教育界开始关注起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文提及的赵堃正是在“(日本)政府特设一拓殖省(即殖民部)，从事如何移民满州，如何经营东北，如何筹措殖民经费之政策”的严重刺激下，提出了如何发展包括西北在内的边疆地区教育问题。[27] 再如，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主要筹建者辛树帜，也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毅然于1936年辞去国立编译馆馆长的职务，而远赴陕西受聘西北农专校长一职，并在抗战期间多方聘请了乔树民、沈学年、盛彤笙、孔宪武、张德粹、唐家琛、闻人乾等一批专家，以致力于共同建设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
第二，抗战救国成为中国政府和教育界发展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的。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是西北地区高等教育起步的重要标志。关于筹建西北农专的目的，戴季陶在《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1932年)提案中明确指出，筹建西北农专是出于抗战救国开发西北的需要，“西北文化经济之发展，关系于国家存亡，……开发西北之切实计划，自有多端，……惟建国以教育为先，施政以得人为本，现在即当借专门教育之建设，为国家培植人才，以作一切改良与创造事业之原动力也”。[28] 再如，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杨一峰等32人共同提交的《请设国立西北大学以宏造就而免偏枯案》(1935年)明确指出，创设国立西北大学是为了拯救国难以及开发西北的需要，“查我国兴学数十年，于国立大学之设置，对地域分布向未重视，……矧国难以还，开发西北万不容缓，百废待举，动需人才，……故宜从速设置国立西北大学，培植西北人才，树立复兴民族之基础”。[29]
2.开发西北的需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许多人士都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以我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30]，由此，开发西北在1931至1945年期间成为国人抵御日本侵略复兴中华民族的战略构想。在这一背景下，开发西北的需要成为推动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开发西北促使教育界积极呼吁发展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才一般不愿意去西北服务，“差不多一般同志到了那里(即指东部的人到西北)，因为过不惯那里的生活，就跑了回来，不想再去”。[31]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西北地区本土人才相当重要。但正如前文所言，20世纪30年代初期，西北地区仅有两所大专院校，同时留学资助举措所能造就的西北人才极为有限，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落后状况更显突出，这就促使教育界有识之士纷纷建言国民政府积极发展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以教育言，则首望政府，在此各省中，至少须各办一完备之专科学校。国家教育费，动以千百万计，然用于西北者几何？沿江沿海，大学如毛，而从未在西北省区，创一规模宏阔之国立大学，此政府教育行政上之大缺憾也。……望国府迅拨经费，在各该省(即指西北各省)创办或改造一适应地方需要之专科学校”。[32]
第二，开发西北促使国民政府着重培养西北地区本土专门人才。1931至1945年期间，国民政府从战时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在西北地区采取了发展交通与水利事业、开发西北农业资源以及发展西北工业等一系列的举措。[33] 在这些举措展开的过程中，20世纪20年代开始已为教育界人士所指诟的新式教育无法培养专门人才的弊病成了严重的阻碍，“开发西北的人才有没有呢？没有！普通的人才有没有呢？很多。学校不顾社会的需要，大批的造就不切需要的人才，于是‘事’需要‘人’很难，而‘人’需要‘事’一天天增加”[34]，在这一状况下，国民政府依据开发西北的实际需要，着重培养西北地区理、工、农、医各学科专门人才，“今后惟一救济之道(即指发展西北文化经济的途径)，只要新建设之专门教育不再错误，则他日或能造成一至良好至确实之学风也。”[35]
四、结语
在国民政府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下，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在1927至1949年期间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整个东北地区沦陷，开发西北在国人复兴民族拯救国难的呼声中开始启动，从而推动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初步发展；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沿海地区高等院校被迫西迁，全面抗战的需要，又推动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
在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脉络呈现出如下两个变化很有意义：其一，高等教育的本土化问题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由于始终未能很好地处理借鉴模仿与改造适应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当一部分高等院校培养出的人才难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需要，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抗日救亡的紧迫性，西北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均迫使国民政府和教育界在推进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把如何适应战时需要和区域特点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从专业设置到学校类型，从培养方案到学生来源，千方百计地使新设立的或改造合并后的高等学校能适应西北地区的需要。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看，这一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进程。其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等教育机构的不合理布局。自19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以来，高等学校的设置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处于区域失衡的状态，绝大多数高等院校设于东部沿海城市。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高等院校畸形分布的局面。西安、兰州、迪化等西北地区中心城市的高等院校逐渐增加，它们与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的高等院校一起，共同筑就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基础。
注释：
①1927年以前，西北地区曾有公立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后改组为省立甘肃学院)、公立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后改组为省立新疆学院)以及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等。1924年，北洋政府改组陕西法政专门学校为国立西北大学，但至1927年1月时，西北大学即遭关闭。
②1927至1931年期间，西北地区仅有省立甘肃学院与省立新疆学院等。
③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是由国立西北医学院于1945年改组而成。
④从笔者所查找到的资料来看，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教育界人士当中，只有蔡元培提出了高等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建议。1921年，蔡元培在爱丁堡学术研究会晚餐会上，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像美国州立大学那样，“至少(每)一省应设大学”，参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