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终结”的《胡笳十八拍》真伪之争——与王小盾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笳论文,之争论文,真伪论文,教授论文,十八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流传至今署名蔡琰的作品共三首：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后载五言、骚体《悲愤诗》各一首，郭茂倩《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收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一首。自北宋以降，后世学人对这三首诗的真伪一直争论不休。其中，对《胡笳十八拍》的争论最为激烈，已然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20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刘大杰等多位学者撰写了数十篇研究文章，从不同角度如文学、训诂、历史、音韵等进行讨论，掀起了一场论争高潮①。在这次论争中，正反观点各有其是，亦各有其非，概未定论。
进入新时期以来，仍有很多学者撰写文章继续探讨。这些文章总体沿袭20世纪50年代大讨论的思路，尽管对某些观点有更为细致和精妙的阐发，但并未有飞跃性的突破。其中，值得重视的是王小盾教授的两篇论文——《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新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和《〈胡笳十八拍〉和琴歌》(载《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这两篇论文的思路并无二致，转换了以往的研究视角，从琴曲、琴歌的发展历程出发，认为“《胡笳曲》在长期的历史中，均是作为单纯器乐曲流传的”，“旧题为蔡琰的骚体《胡笳十八拍》是《小胡笳》系统的琴歌，它的谱与辞都产生在五代，其作者是南唐人蔡翼”。王文被研究者认为是“代表了新时期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研究成果”，“预示了《胡笳十八拍》真伪之争的终结”②。
然而，在细读王小盾教授的原文后，笔者对于其所征引史料中的关键词及断句，得出结论的关键性前提和核心依据，以及最后的结论，均颇有疑惑。故不揣谫陋，提出一些商榷意见，以就教于王小盾教授及方家。
一 对王文所引敦煌史料的质疑与正误
唐代大历年间(766-779)的著名诗人刘商也创作过一首《胡笳十八拍》，这是现存文献中与旧题蔡琰最早的同名之作。古人写诗，常会在诗题后加一个小序，诗题小序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我们在敦煌遗书中共发现了三个刘商《胡笳十八拍》的写本，即P.2555、P.3812、P.2845。这三个写本的诗题后面都有刘商的自序(详下图)，明确指出了蔡琰的身世与《十八拍》的密切关系，足见其重要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讨论中，参与讨论的诸位先生都没有看到这则材料，而王小盾教授在论文中则引用了，现据原文转录如下：
《胡笳曲》，蔡琰所造。字文姬，汉中郎蔡邕女。汉末为胡虏所掠，在胡中十二年，生子二人。魏武帝与邕有旧，以金帛赎之，归国，因为琴曲写幽愤之情。曲中有十八拍，今每拍为词叙当时之事。承议郎前庐州合肥县令刘商。(据敦煌写本伯2555、伯3812、伯2845三卷合校。“胡笳十八拍”一作“胡笳词十八拍”，“因为琴曲写幽愤之情”一作“因为曲写幽怨之词”，“曲有十八拍今每拍为词叙当时之事”二本无，“丞议郎”云云一本无)
其中，引文中画线一句堪称关键性的字句；因为这直接涉及蔡琰所作的《胡笳曲》是否如王小盾教授所说，在长时间的历史流传中，只是作为单纯的器乐曲而存在的问题。但是，在敦煌遗书三个写本中，只有P.3812本是作“幽愤之情”，另外两本均作“幽怨之词”。而且，对照观之，王文括号中的引文仍然漏掉了一个“遂”字；如果加上这一“遂”字，引文的断句就不能成立了，应为：
魏武帝与邕有旧，以金帛赎之，归国，因为(琴)曲，遂写幽怨之词。
我们知道，“遂”字是一种表示前后承接的关系词，由此，“为曲”与“写词”均是蔡琰回国后，先后进行的活动。换句话说，“蔡琰所造《胡笳曲》”，并非只是单纯的器乐曲，她同时也创作了相应的曲辞。但这一结论与王文所论是完全相悖的。
于是，不得不认真讨论敦煌三个写本的具体情况。非常明显，尽管王文说“据敦煌写本伯2555、伯3812、伯2845三卷合校”，但其引文主要是以P.3812本为底本所校而成。缘何舍弃另外两本，他并未说明原因。笔者认为，这种做法甚为不妥，因为这恰恰是所讨论的问题的关键性所在。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这几个底本中，哪个更接近刘商《胡笳十八拍》自序的原貌。
刘商，生卒年不详。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他“早岁著《胡笳词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崎岖惊畏之患，亦云至矣”③，可以确定《十八拍》是刘商早年的作品。《全唐诗》之《刘商小传》说其“登大历进士第”，清代徐松《唐登科记考》卷二七也将刘商列入《附考·进士科》。刘商擢第的确切时间虽不可知，但他是大历年间(766-779)的进士，也可以推断出他文学创作的大概时间范围。
再来看几个版本的抄写时间。柴剑虹先生认为P.2555卷中刘商的《十八拍》的抄写年代应为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到德宗建中二年(781)④。P.2845本中仅存此诗，无题，抄于《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七《譬喻品》背；抄写年代虽不详，但对照原文，可知与P.2555本同出一源。P.3812卷首完整，有“维大唐乾宁二年”(895)七字，与本卷抄写时代有关。由此可见，P.2555本的抄写时间与刘商《十八拍》的创作年代相差无几，所以应更符合刘诗原貌。而P.3812本则与之相距百余年，那么，几度转抄之后出现了“幽愤之情”的错误也不难理解。
由此可见，王小盾教授的引文存在着两处明显错误，其一是落掉了“遂”字，进而导致前后动作“为曲”和“写词”的承接关系语义的变化；其二是在底本选择上，以P.3812本代P.2555本，以“幽愤之情”代“幽怨之词”，以圆“《胡笳曲》在漫长的历史中只是作为单纯的器乐曲而存在的”这一说法。
P.2555原卷
P.3812原卷
P.2845原卷
二 “小胡笳”的发展轨迹辩误
刘商时代定型的《十八拍》并不是蔡琰《胡笳曲》，它经历了几代琴师的搜集、整理和再创作。郭茂倩《乐府诗集》在蔡琰《十八拍》题下引蔡翼《琴曲》云：
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辽集，世名流家声。小胡笳，又有契声一拍，共十九拍，谓之祝家声。祝氏不详何代人。⑤
可见，《胡笳曲》在漫长的历史流传中，发展成为大、小两支，分别由六朝琴师沈辽和生平不详的“祝氏”整理创作的。沈辽一支世称“大胡笳”，共十八拍；“祝氏”一支世称“小胡笳”，共十九拍。《琴史·董庭兰》中说：
董庭兰，陇西人，在开元天宝间工于琴者也。天后时，凤州参军陈怀古善沈祝二家声调，以胡笳擅名。怀古传于庭兰，(庭兰)为之谱，有赞善大夫李翱序焉。⑥
陈怀古的出现弥补了“沈家声”和“祝家声”与董庭兰之间的断裂。到了开元、天宝年间，董庭兰已经融合以上诸家成果，为成熟的“十八拍”打谱定型(“为之谱”)。目前一般认为刘商诗是配合“大胡笳十八拍”的歌词，旧题“蔡琰”的骚体《胡笳十八拍》是配合“小胡笳十八拍”的歌词。
王小盾教授认为，“小胡笳”在元和时只有四拍的规模，到南唐蔡翼方形成十九拍的规模，这个观点是文章得出最后结论的关键前提。而此观点最有力的论据，就是《琴史·萧佑传》的记载：“元和中撰《无射商九调子》，指法尤异。谱序曰以引‘《小胡笳》’四拍，世称其妙。”据此，王小盾认为当“大胡笳”十八拍配辞流行的时候，“小胡笳”在元和时还只有四拍的篇幅。在今存的《神奇秘谱》和其他各种琴谱中，“小胡笳”全曲都是四段或四段加叙的结构，应该就是元和时的“小胡笳”。此外，王文还援引了元稹的《小胡笳引》，说明“小胡笳”当时仍是一支无确定故事内容的纯器乐曲。
笔者认为，中唐萧佑所引是今存的四段或四段加前后序的“小胡笳”，这没有错；但若因此说当时“小胡笳”只有四拍规模就不够准确了。根据上文所引郭茂倩之《乐府诗集》，“小胡笳”在与沈辽并举的“不详何代人”的祝氏手中已经形成了十九拍的规模。到了武则天时期，陈怀古“善沈祝二家声调”，并将之传与董庭兰。二胡笳在盛唐琴师董庭兰的手中最终打谱定型。“胡笳”二曲经历了这样一个世代累积的发展过程，“小胡笳”十九拍当然可能是在“小胡笳”四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后，即便四拍与十九拍并存于世也很正常。而中唐时期的萧佑不过是根据自己需要引用了古老的四拍，抑或是截取了十九拍中的四拍而已。
另外，唐人常常并称大、小“胡笳”，如：
薛易简，以琴待诏翰林。盖在天宝中也，尝制《琴诀》七篇……十七岁弹胡笳两本。
陈康，字安通，笃好雅琴，名闻上国。……自叙云……广陵散、二胡笳可谓古风不泯之声也。⑦
倘若大、小胡笳真的一个十八拍、一个四拍，规模相差如此之大，那么在人们的心目中，恐怕就不会有这样同等的地位了。
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的旁证。文章中介绍的敦煌遗书P.2555本在刘商《十八拍》诗后，还有一首《落蕃人毛押牙遂笳(加)一拍因为十九拍》的诗，写出了作者被掳后由刘诗引发出的思乡怀国、有家难归的苦衷。诗云：
去年骨肉悲□坼，不似今年苦为客。失土翻同落水瓶，归蕃永作投河石。
他乡人物稀相识，独有夫君沉(深)怜惜。岁暮忘情生百端，不觉愁牵加一拍。
大小“胡笳”两本，在唐代非常的著名。董庭兰之后，除上面提到过的“薛易简”和“陈康”外，还被很多琴师继续演绎着。仅以唐诗记载为例，就有《听杜山人弹胡笳》中苦练四十年技艺、令“沈家祝家皆绝倒”的董庭兰弟子杜陵，及《姜宣弹小胡笳引歌》中将“哀笳慢指董家本”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姜宣等。因此，“落蕃人毛押牙”在感慨《十八拍》中蔡琰的身世之余，“加一拍”而成十九拍，用以感慨自己的境遇，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此诗应与刘商《十八拍》的抄写时间一致，即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到德宗建中二年(781)间；由此可以肯定，此时的“胡笳”曲已有了十八拍和十九拍的两种规模，而并非如王文所说“到南唐蔡翼方形成十九拍的规模”。
三 对“骚体《胡笳十八拍》谱辞的作者是南唐蔡翼”的质疑
旧题“蔡琰”的骚体《胡笳十八拍》的曲谱与曲辞的作者都是南唐的蔡翼，这是王小盾教授文章的最终结论，而笔者对此颇有怀疑。
最无法回避的疑问是，蔡翼是南唐人，即生活在937年至975年之间。若按王小盾教授的说法，蔡翼撰《胡笳十八拍》曲辞的时间，当在此时。而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翰林侍书王著奉诏摹刻《淳化秘阁法帖》中，已有蔡琰《胡笳十八拍》中“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柞衰”的句子，落款为“蔡琰书”。《淳化秘阁法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官修刻帖，其帖源主要出自内府御藏，也有官宦大夫家所藏精品，叶梦得《石林燕语》云：
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⑧
此外，还有来自民间的广泛搜集，秦观《淮海题跋·法帖通解序》云：
《法帖》者，太宗皇帝时，遣使购募前代法书，集为十卷，摹刻于板，藏之禁中。⑨
原书每卷的卷末均题有“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摹勒上石”十九字，据此可知，“淳化三年”已是正式摹勒刊刻的时间。此前应该还有一段搜集帖源的时间，据王应麟《玉海》载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书”⑩。可见，至少在公元977年之时，这项搜集工作就已经开始展开了。
若按王小盾教授之观点，骚体《胡笳十八拍》谱辞的作者是南唐蔡翼。即便以南唐开始之最上限(937)估算之，蔡翼撰谱辞的时间和《淳化秘阁法帖》最多相距不过五十余年。若再将此前十几年的搜集时间计算入内，这个时间就更短了。难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有人堂而皇之地将蔡琰伪作又伪造成她的亲笔书法，然后王著等人就不加甄别地将之纳进皇皇一部官修刻帖？另外，且不说蔡翼的生活时代与《淳化秘阁法帖》相距不远，即使与《乐府诗集》相距也不过百余年；若蔡琰诗果为新出，恐怕当时就会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了。
又，晚唐温庭筠(801-866)《达摩支曲》中有“红泪文姬洛水春，白头苏武天山雪”(11)句，一般认为这是从蔡琰《十八拍》“十拍悲兮泪成血”化用而来。蔡琰是河南人，故有洛水之喻。此两句互文见义，文姬和苏武，同是身在匈奴、心在汉的意思。而后句苏武天山牧羊是真实的史实，故前面与之对应的文姬句也不应是假。唐代李益之《塞下曲》有“蔡琰没去造《胡笳》，苏武归来持汉节”(12)，同样将蔡琰与苏武对列，“造《胡笳》”与“持汉节”并举。南宋汪元量《满江红》词有“文姬去，难言说。想琵琶哀怨，泪流成血”(13)句，也可以证明温诗中“红泪”的典故确指蔡琰。
由此可见，在温庭筠时代，已有蔡琰《胡笳十八拍》，至少是有了其中的部分诗句，且温庭筠也认为它的作者就是蔡琰。若按王小盾教授之观点，则蔡翼撰谱辞之事已在此后百年，殊不可解。
四 结语
由于漫长的历史运动中大量典籍的流失，使得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往往可能因史料的缺乏而陷入无从稽考的窘迫情形。今存隋唐以前关于蔡琰《胡笳十八拍》的史料，几不可见；而自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此诗之后，众论迭起。但千余年的争论中，肯定者不能证其是，否定者也无力证其非，遂使《胡笳十八拍》的真伪之争成为公认的学术公案。
其实，文献记载的复杂性可能正是体现了事件本身的复杂。而王文在研究方法上，似有先入之见。例如，王小盾教授所引的许多材料都可以说明蔡琰是“胡笳曲”的创造者；然而全文却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当然，在历史研究中，本亦难免先入之见，但关键是在小心求证的过程。对于既有假设，不能只拣有利的材料，忽略不利的材料；论述时，应指出自己不用的材料错在哪里，特别要说明自己引用的材料的可靠之处。本文对于王文的质疑和考辨，主要在于史料的引证与解读。
要之，王小盾教授从琴曲、琴歌的角度讨论蔡琰对《胡笳十八拍》的著作权，的确另辟蹊径，很有见地；但他所作的各层论证与得出的结论确实是不能成立的。虽然学术真伪之争的结果，不外乎“证实”与“证伪”二端。但目前情况下，若要继续讨论这个命题，恐怕需要真正确实可靠的证据与更加严谨周密的论证。笔者以为，在此之前，这个问题仍以存疑为妥，《胡笳十八拍》的讨论仍未终结。
①这次讨论的文章被《文学遗产》编辑部整理，结集出版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华书局，1959年)。
②徐正英：《蔡琰作品研究的世纪回顾》，《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③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全唐文》卷五三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5389～5390页。
④柴剑虹：《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P.2555号唐人写卷分析》，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8页。
⑤[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79年，第861页。
⑥[宋]朱长文：《琴史(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⑦[明]蒋克谦编纂：《琴书大全》，收《琴曲集成》第5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329页。
⑧[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35页。
⑨[宋]秦观：《淮海题跋》，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淮海题跋及其他二种》，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1页。
⑩[宋]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版，1987年，第847页。
(1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百七十六，中华书局，1960年，第6703页。
(12)《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第3225页。
(13)[宋]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孔凡礼辑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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