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72（2007）05-0016-06
马克思主义从不断地“化”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消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取得的理论成果。但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三个阶段，它们也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着相互运功的逻辑，它们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体现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之中。本文的结构只是从学理上划分并作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化”中国
19世纪70年代，就有中国人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启了大门，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此后便势不可挡，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劲而巨大的思潮，开始了在中国传播、实践和发展的新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开辟了唯物史观的园地，后又在《新青年》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陆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作为崭新的革命理论，引起了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他们进行学习和研究，以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自发变为自觉。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理论刊物有《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还创办了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陆续出版发行了马克思主义丛书。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批马克思主义原著被译成中文。特别是在苏联哲学界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被介绍进来，如《辩证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三部著作影响很大。当时革命根据地马列原著的译本很少，1938年，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由张闻天主持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马恩通信集》、《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等著作，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极少部分。当时俄国成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中转站”，毛泽东更注重接受、研究列宁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是苏联教科书式的著作，如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尔后，又有很多译著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直至1949年，全国译出的马列著作有500多种。直至后来，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等。
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消化，深入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逐渐规范化和通俗化，在翻译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联教科书之外，也有自己写作的马列理论的通俗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陈唯实的《通俗哲学讲话》等，毛泽东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大纲）》，也就是建国后经过整理、修改后正式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同时，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毛泽东的“两论”就注意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又如毛泽东采用了中国式的通俗语言即“实事求是”，概括了我党的思想路线。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一般性、国际性同形式上的特殊性、民族性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在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民族和国家界限存在的现在，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各民族发展的条件而采取不同表现形式的，它决不会成为全世界一致性的国际形式直接表现出来。因此，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苏联化”、“东欧化”，也能够“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化”中国，那是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实践性”的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西方哲学中多把“实践”置于伦理领域来探讨，如近代的康德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之中，但他主要将其运用于伦理道德领域，尔后费希特、黑格尔都发挥了他的思想。马克思扬弃了前人的实践观，吸取了有关实践具有的自主性、创造性的合理部分，认为实践是一种主体能动地变革客体的现实的对象化的活动，劳动、实践的本质就是人把自己的需要、愿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外化于现实事物身上，这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一个“实践”的概念，而在于真正的实践，即“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实践的转向”。当时的中国人民正在寻觅着改造旧世界、建造新世界的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把这一需要、愿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于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上。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这种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来指导。正是其实践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化”中国。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革命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使现存世界不断革命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它是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提供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引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获得解放的理论。因此，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 285-286。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因此，中国人民开始进行了推翻三座大山、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实践，以获得中国人民的解放，以致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正是其革命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化”中国。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现实化”的理论。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书斋理论”，不只是在“解释世界”上驻足，而是超越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关注现实，扎根、驻足于生活的现实。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作为出发点，关注人的生活境遇状况，以人为本，强调了个人的发展，认为，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仅只是强调整个无产阶级，而且也在乎每一个人。当然，个人离不开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每一个人才能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只见物，不见人，它是关注人的生活的现实、关注时代的现实的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关注现实，而且能够解决时代的现实问题。由于这一理论的开放性，使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各国的“时代的现实”，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如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以及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因此，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现。
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具有批判性、科学性等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些特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不断地深“化”于内，逐渐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中，不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双向互动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是不断地对错误思潮批判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具体把握的过程。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有把马克思主义和实际相结合的观点阐述。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曾说：“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他认为，“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2] 68-69他在说明，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时，要根据我们时代的环境和实情，使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实际，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陈独秀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这就是“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要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同时还要“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3]。他们初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与中国实际相合的思想原则。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 111-112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 534。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5] 534。但两种表述是一致的，也就是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这说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了初步的阐述。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以比较完备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5] 611这一根本的思想原则。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里宁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6] 286，并依此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在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实际的结合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正是在毛泽东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并行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先后写下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等重要思想，并且在全国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不仅从理论上对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发展的原因与条件作了系统的论述，而且在实践上，走出了一条与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建立革命政权的道路，具体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出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如，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总结了十大军事原则，系统阐述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任务等思想。继之而后，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而开拓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的放矢地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结合”说明：
第一，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邓小平说：“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7] 118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得出的一条重要的结论，我们把它贯彻到历史唯物主义当中，并贯彻到实践中去。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基本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渐看到了这一模式的弊端，认为它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因此，主张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进一步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也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使主体和客体相统一，主体能动性和客体规律性相统一。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客观实际及其规律，才能解决好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一正确的认识来自于实践。在实践中，当主体越认真地研究“事实”，把握住客观规律的“是”，主体也就越发自由，当主、客体达到高度统一时，主体也就会从必然中获得更大的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根本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处理好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第二，坚持了以实践作为“结合”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也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始终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19这一话语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 48这也是“革命的实践”的寓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改变着中国“事物的现状”，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又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上升为新的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理论就是“实践哲学”，这一实践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改变世界”的哲学精神在中国的具体化。它根据中国当代人实践活动的特点，把实践作为出发点和目的，同时还集中、独特地反映出了实践的穿透力和渗透力。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7]3。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动态的方式把握中国人的实践的“步伐”，并“记录”升华到理论上，形成了中国改革的“一般实践”，即邓小平理论。因此，“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没有实践，就不会有这一“结合”。
第三，坚持了具体、动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就会走向教条主义。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乏其例。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为我们一一提供具体的现成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8]820。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具体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离开了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那只能是抽象的和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能抽象论之，而要把它放在中国实际生活中加以研究。
其次，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是在运动和发展的理论。从静态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动态上来说，它并不是完成的、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是批判的、开放的。由于“实践背景”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步入工业化，无产阶级迫切地需要革命理论为指导的情况下产生的。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下，根据俄国的实际，继承、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凝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它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地创建了邓小平理论。从列宁到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结合本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着实践的诠释和理论的创新，动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动态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使之不断地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才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特点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提炼和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否定理解，既是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在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 218辩证法的批判，首先是实践的批判，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其次是理论上的自我批判，不断地对其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使之不断地走向成熟和完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对事物包含否定理解的肯定中，不断创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的飞跃。
毛泽东思想是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六届七中全会上确定的，在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其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如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提出了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的理论。他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等。其中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立场和观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邓小平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新的理论。1992年中共十四大从九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出了概括，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问题。从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等。这些理论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胡锦涛在2003年的“七一”讲话中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了概括：这一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它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新的演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由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三大理论体系。它们虽各有侧重，有着适应不同时期语境的表述，但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都在运用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这三大理论：
第一，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把我党的思想路线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并对实事求是作出了诠释，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了唯物论，物质第一性的原理；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从“物”到“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坚持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尊重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寻找事物的内部的联系。毛泽东注重对“事实”进行调查研究，强调研究中国的实际，从而去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掌握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强调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态度，把握住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揭示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引下，才有今天改革开放的硕果。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是强调解放思想的实事求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进一步论证了要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了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获得新解。这一与时俱进的思想行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第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的本质。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10] 465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需要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站在时代的前沿，面向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应时代的需要而生，站在时代的潮头，回答着时代的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体系，依次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些时代的问题是通过实践不断加以解决的。时代性寓于实践性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三大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本质特征，它们都是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凝练而成。脱离了实践，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强调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从理论和实践上揭示和证明了“实践”是我们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升华为理论的动力，也是检验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的实践模式，邓小平通过“探试性”、“即行性”、“合目的跨越性”的实践模式等，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向前发展。所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和目的。
第三，坚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 406“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体系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而形成的，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是教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运用其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每一理论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邓小平曾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 291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11] 282-283所以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因时而异，因地而异，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到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于不同时期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的飞跃表明，每一阶段的成果都体现着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地解决着中国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还将会不断出现新的进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还将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具有自我超越的开放体系，它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们只有不断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地解读，也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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