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浙江省FDI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陈海盛, 牟方赟
(浙江省信用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6)
摘 要: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对于浙江省更好地利用外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浙江省2000年至2016年11设区市面板数据为基础， 结合浙江省FDI增长情况，对利用外资的特征和问题进行了总结归纳，对影响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结论如下：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货币工资、高校在校生人数、基础设施投资和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对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商业信用环境(CEI)对FDI起抑制作用。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正处于从劳动力指向型向市场指向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的 “三转折”时期。为此，一方面应强化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和产业布局，另一方面加快必要基础设施和信用体系建设，为外商直接投资营造宽松有序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三转折”；商业信用环境；信用体系
一、引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发展起来，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的国际贸易增速，对各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世界各国均进行了不懈努力，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因为FDI不仅能够缓解地区经济发展欠缺的资本，促进社会就业，还能通过管理技术、生产技术等外溢对东道主国家在产品制造、市场营销、信用环境提升等方面带来实质上的改进提升，技术研发能力得到提升，产业机构得到升级[1-2]。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和外溢效应的发挥。从数据上看，1979-198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仅为41.04亿美元，到2017年，FDI总额增长33.21倍达到1363亿美元，成效显著，对于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基础[3]。
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省份，浙江省由于位于改革开放前沿东部沿海地带，外商直接投资在规模和质量上一直处于国内前列，2017年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超1200亿元，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当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有利于净化市场经济环境、提升经济韧度。民营经济在吸纳劳动力、激活市场活力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由于其强调自身内生发展的逻辑，在亟需扩大规模之时，就会遇到现实的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等瓶颈。因此，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一方面可以为浙江经济带来优质的生产要素及科学的管理手段，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可以借助外商直接投资来对较为封闭的民营经济进行倒逼，促使其进行转型和参与外部市场竞争。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浙江过去、现在及今后的发展均会起到较为关键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在新的改革开放起点上，如何适应中美贸易新形势，吸引更多合理优化的外商投资，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研究影响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促进浙江经济的发展，提高外商投资的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分析
按企业形式来看，截至2016年底，浙江利用外商投资中，共有合资企业项目491个，独资企业项目1637个，分别占总项目数的23.07%和76.93%，而根据利用合同外资的金额来看，两类企业所占比例为17.74%和82.26%，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的企业形式是合资和独资，独资企业不管在项目数还是在总体实力上均强于合资企业。按国别(地区)来看，2016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达1757748万美元，占比例最大的是中国香港地区1131357万美元，加上中国台湾地区的17110 万美元，二者占浙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5.34%，占了六成多。新加坡、日本、德国和美国，比重分别是2.32%、2.29%、2.13%和1.79%，是浙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前四位国家。进一步分析发现亚洲地区的国家或地区贡献的比例为70.91%，这说明外商在浙江进行的直接投资是以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为主。从外资投资的流向地看，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和宁波等地是重点区域，占比一半以上。按行业来看，2016年实际利用外资分布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0.73%、40.71%和58.56%，投资第一产业比较少，其次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最高。第二产业中94.87%集中在制造业，而制造业中又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比最大。第三产业中， 批发和零售业与房地产业分别占到20.77%和20.71%，二者合计占到了四成多，但今后随着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产业的快速发展，该比例会有降低的可能。
由图5可知，当深圳港水上“巴士”的运价低于530元/TEU时，其经济性比南沙港水上“巴士”好，反之南沙港水上“巴士”更具优势.
进入新世纪后，外商直接投资在浙江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完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探索人才评价标准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根据人才工作性质和从事岗位进行分类评价，对应用技术研究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以及科技创新服务人才进行分类评价，完善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改善以往简单量化评价科技人才产出的做法。
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图4为程序设计流程图，从图4上可以看出，读入程序后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绘出刀具轨迹，二是在每一条轨迹上做出注释。
莫兰指数(Moran'sI )反映区域范围内各地域单元和邻近地域单元之间的相似性，通过借鉴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可以检验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单变量全局莫兰指数I 和双变量全局莫兰指数I xy计算公式分别为：
“一灿，你以后能不能把你喝过的空瓶子都送我。”秦风突然问了我一句。“行！赶快走吧。”我敷衍他，只想赶紧撤离这窘迫的境地。
表1 2000～2016年在浙 FDI占 GDP的比重及
该比重平均增长率 单位：%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7》
三、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
关于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均会对其产生作用。国内关于FDI实证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偶然性以及数据本身的处理问题，对实际中的影响因素难以全面考量，为此有必要重新梳理，并相应选取可行变量。根据邓宁研究结论，市场、贸易壁垒、成本以及投资环境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四个主要方面[4-6]。投资环境与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营商环境优化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创造性的选取与市场化环境关联度较大的信用环境纳入分析进行研究。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下，选取影响在浙FDI的解释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GDP，反映浙江经济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ETL，反映市场需求；平均货币工资MWAGE，反映工资水平；高校在校生人数HR，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TERT，反映产业结构变动与配套服务水平；基础设施投资INFRA，反映基础设施条件；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OPEN反映对外开放程度；商业信用环境(CEI)反映信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支撑作用。为便于分析，进行数据处理如下。
目前，企业在经薪酬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依靠企业本身就可以完美解决的，要求企业具备较好的外部环境。国家以及当地政府因为一些优秀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确保其在自主经营与自负盈亏的前提下开展日常管理活动中，体现其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企业只有在薪酬管理与人力管理方面具备完全自主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调整薪酬结构与薪酬水平，更好的提升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表2 2016年浙江各设区市 FDI和相关影响因素数据处理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2017》、《浙江统计年鉴2016-2017》、http://www.chinacei.org/
在对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之后，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得到三种方法的结果如下。综合来看，发现空间误差模型的Log- likelihood值最大、AIC和SC值最小，表明SEM拟合度最高，选择该模型进行进一步讨论，结论如下：首先，8个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货币工资、高校在校生人数、基础设施投资和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对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作用，影响最大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说明社会消费是外商直接投资最看重的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提高1%，外商直接投资额度提高15.17%，通过在浙江省内设立基地，可以与消费市场保持密切联系，还可以降低国别差异和贸易战影响。平均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选择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平均工资水平每提高1%，将提高0.6275%外商直接投资，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选择地的选取上正在从劳动力指向型向市场指向型转变，投资类型上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发生变化。外资企业不仅将新设备、新产品或者新的加工方法引入浙江市场，还带来了产品选择、销售策略以及管理理念等非物化的技术, 对当地竞争者产生了示范作用，当地企业为了同跨国公司子公司竞争，纷纷模仿它们的技术。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浙江省当地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加剧了市场竞争，由此进一步刺激当地企业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充分吸收技术外溢提高技术水平。高校招生人数每提高1%，促进FDI增长3.9%。高等教育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落地和快速适应奠定了基础，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利于跨国工作资本的集聚和扩大生产，此外，跨国公司普遍注重对内部员工培训，根据市场特点推出新颖的培训手段，加强对代理商的培训以强化渠道作用，借助“干中学”效应充分发掘职工人力资本，促进区域整体经济质量提升，促进了当地劳动力素质的优化，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效提升了当地劳动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创新研发能力等综合素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对FDI起抑制作用，每提高1%，降低25.22%外商对浙直接投资，说明浙江经济结构与西方发达地区正在趋同，国际分工正在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外商投资企业凭借着技术、资金和规模优势，迅速占领市场份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垄断局面，导致本土企业市场份额萎缩，R&D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缓慢。此外，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引进有很大的帮助，是加快浙江企业发展的快捷方式，但是这样的技术引进会逐渐形成浙江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长此以往，浙江企业的自主创新的主动性会减弱，加上外商投资企业不会让我们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如果不能大力发展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浙江省本地企业的技术永远只能处于二流水平。此外商业信用环境的提升不利于FDI发展，CEI每提高1%相应降低10%以上的FDI，说明浙江省市场机制还有待于完善，需要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质量。
为便于分析，对因变量进行对数处理，2016年CEI取2015年和2017年的平均数来代替。因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官方发布的CEI2015-2017，自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15-2017)及统计部门公告。
表3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影响因素指标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二)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
2000～2003年：加速阶段。在此阶段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浙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加大，并且该比重的平均增长率从2000年的-6.72%猛增到2003年的42.22%，除了2000年之外的其他年份，增长率都在20%以上，是迄今为止外商直接投资在浙江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从外部因素看，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后，深圳、珠海、汕头等南方开放城市在吸引外资方面竞争力弱化，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浙江适应了这一变化；从内部因素看，浙江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备，劳动力资源丰富，具备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
2009年至今：调整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FDI在浙江表现剧烈，但在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占浙江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下降幅度趋缓，该状态延续至2010年，2011年受国际投资信心的影响，比重也较上年减少13.22%，进入2012年受国内经济信心的提振，投资比重开始了增长，至2016年比重达到2.47%。该阶段是外商在浙江直接投资的调整阶段，通过四年的调整，投资比重克服了颓势，开始了增加。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开始了新一轮结构的调整，更加倾向于技术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2004～2008年：减速阶段。随着政策变化，外商投资继续向北和内地移动，表现在数据上是外商直接投资占浙江GDP的比重开始出现负增长，200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0.68%，2006年扩大为-4.38%，2007年情况稍差一些为-6.77%，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FDI占GDP比例从上一年度的4.20%急剧降到3.26%，降幅达到22.45%，这些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经历了上一阶段的高速发展之后开始进行减速。在减速阶段，除了2008年这个特殊年份，如下表所示，投资比重达到较高水平且总体稳定。
不论批评反思或是关注支持，都促使我们与时偕行，在当今再次“回归原典”，回到先秦原始语境中去对孔孟思想进行再认识，构建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思想。我们在今天回顾孟子的武德思想，既是对孟子思想、早期儒家思想认识的完善，也是对帝制时代儒学之失的有力反拨，更为未来儒学思想的继续发展奠定基础。
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其中，n 是研究区域内地域单元总数，w ij是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值，采用“车式”邻接矩阵，x 是地域单元i 的x 变量值，y i是地域单元i 的y 变量值。单变量全局莫兰指数I 、双变量全局莫兰指数I xy 均表明，由于面临相似的自然要素禀赋和人文社会环境，以及基础交通设施、通讯设备、统一市场等的不可分性特征，浙江省相邻地区FDI在规模和发展质量方面存在较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这为进一步应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
平均货币工资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物价水平，物价水平越高，对于FDI高端产品的需求越大；地区生产总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地区消费潜能，消费市场的选择是FDI的重要考量；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结构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化；高校在校生人数越多，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商业信用环境分别从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对FDI扩张造成影响，基础设施具有外溢效应，能够降低投资成本，同样，商业信用环境的提升，有利于增强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于市场创新和经济秩序维护至关重要。
表4 全局莫兰指数 I
表5 不同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四、结论和相关建议
(一)结论
浙江FDI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货币工资、高校在校生人数、基础设施投资和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对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作用，影响最大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在选择地的选取上正在从劳动力指向型向市场指向型转变，投资类型上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发生变化。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提高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说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与FDI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浙江省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与国外的差距较小，逐渐从垂直型的国际分工模式转向水平型的国际分工模式。商业信用环境提升对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起负向效应，由于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于不完善阶段，行政监管意识较为浓厚，信用应用方面以事前防范系统风险、事后联合惩戒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性。
(二)对策建议
1、加强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和产业布局
一方面，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构建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创新创业环境。加快资源整合，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创业创新载体建设。推动资智对接，形成多层次的外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咨询、辅导培训、项目对接、评估交易等全方位、专业化、一站式投融资服务，落实各项科技金融配套政策，健全外商直接投资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和产业布局。加强自身基础设施及营商环境优化，搭建平台积极推动外商在重点项目上的参与度。从区域布局上看，结合“大花园”“大湾区”“大都市区”“大通道”等省内四大重点建设，加强省内西南欠发达地区与杭绍甬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对接。从行业布局上看，重点引导外商在智能制造领域进行投资，将现代化的信息、自动化、管理等技术与装备制造技术的有效结合，进而推动装备制造企业实现管理信息化、生产过程智能化、制造装备数字化、咨询服务网络化。
2、加强必要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一方面加强必要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加大航运、航空发展力度，打造立体化的交通运输网络，减少运输成本和通勤距离。通过大湾区建设，积极参与到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中，通过交通网的互联互通，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加大对通信设施的建设力度，支持外资进行相应的投资。另一方面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为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营造良好氛围。规范健全红黑名单，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全环节的“多元式”综合监管体系。对照国家出台的6个联合激励备忘录和34个联合惩戒备忘录，推动各部门制修订本行业领域红黑名单认定标准，形成标准清晰、认定科学、管理规范的红黑名单制度体系。加强与市场机构合作，利用信用服务机构和大数据公司技术优势，促进信用大数据开发利用，共同研发关于涉外企业的信用产品和服务。在外商直接投资风险专项治理活动中，引入信用服务机构，发挥第三方评估和监督作用，营造宽松有序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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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CHEN Hai-sheng，MOU Fang-yun
(Zhejiang Provincial Credit Center ，Hangzhou 310006，China )
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s, it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DI for Zhejiang Province to make better use of FDI. Based on panel data of 11 districts and municipal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6, combined with the growth of FDI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FDI utilization, and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DI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DI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obviou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average monetary wage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ropor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to GDP can promote FDI,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to GDP and business credit environment (CEI) can inhibit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in a period of "three turning points" from labor-oriented to market-oriented, from labor-intensive to 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and from vertical division to horizontal division.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system and mechanism, optimize the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FDI, on the other h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and credit system, and create a relaxed and orderly social environment for FDI.
Key words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ree Turns"; Business Credit Environment; Credit System
收稿日期： 2019-07-02
作者简介： 陈海盛(1990-),男，湖南汝城人，瑶族，浙江省信用中心经济师，研究方向：区域信用体系建设。
牟方赟(1984-)，女，浙江杭州人，浙江省信用中心经济师，研究方向：信息研究。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9)03-006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