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遗产与当代经济学——俄罗斯学者的争论材料之一（自由派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自由派论文,俄罗斯论文,遗产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问题》杂志2004年第5、6期发表了俄罗斯当代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叶·盖达尔和弗·马乌联名撰写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理论与“世俗宗教”之间（自由主义的辩护）》。文章发表后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布兹加林、亚·科尔加诺夫和列·格列布涅夫先后在该刊发表文章作出不同的回应。（注：亚·布兹加林和亚·科尔加诺夫：《我们是否需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载俄《经济问题》杂志2004年第7期；列·格列布涅夫《摩尔正在返回？可他还没到达……》，载《经济问题》杂志2004年第9、10期。）这些文章又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经济问题》杂志编辑部于2004年10月召开了题为“马克思的遗产与当代经济学”的圆桌会议，（注：关于这次圆桌会议的材料发表在俄《经济问题》杂志2005年第1、2期。）邀请持不同观点的各派主要代表出席。杂志主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列·阿巴尔金主持会议。盖达尔和马乌的观点受到大多数与会学者的驳斥，也得到少数学者的赞同。众所周知，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官方一直主张“非意识形态化”，俄联邦宪法明文规定，任何意识形态不得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遭到排斥，自由主义一度盛行。但如今，俄罗斯学者在探索国家发展战略之际，他们又不得不试图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找方法。尽管与会的学者们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承认马克思的遗产今天仍有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苏联解体以来，在《经济问题》这样的主流学术刊物的主持下公开讨论马克思的理论遗产问题，在俄罗斯十几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
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推行者、现任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所长叶·盖达尔和俄罗斯联邦政府直属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弗·马乌在《经济问题》杂志2004年第5、6期发表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理论与“世俗宗教”之间（自由主义的辩护）》。文章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诞生与发展》，其中谈到马克思学说形成的时代特征；马克思历史哲学的9个原则；马克思学说最初的变异和确切化；成熟工业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后工业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第二部分的标题为《透过当代经验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济学说》，其中谈到生产力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追赶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全球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基本思想和历史命运作了自己的阐释，进而说明马克思对他所处时代的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但他高估了预测社会发展的能力，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等基本原理今天已经过时，自由主义学说更符合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由主义学说及经济政策需要不断得到论证，马克思的方法论就可以为自由主义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列·格列布涅夫在《经济问题》2004年第9、10期上发表了题为《摩尔正在返回？但他还没有到达……（关于卡·马克思科学遗产意义的争论）》的文章，进一步论证了盖达尔和马乌的自由派观点。下面将他们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盖达尔和马乌的主要观点
1.把马克思主义分为“科学理论”“世俗宗教”两个层面
盖达尔和马乌在文章的开头谈到，在过去的世纪里，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影响的学术学说之一，它不仅决定了理论辩论的问题范围，而且决定了世界的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不仅为20世纪的人文学者所利用，而且也为独裁者所利用。并且瞬间一切都中断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阵营”的消除，都降低了这一学说的影响以及社会对它的兴趣。马克思的名字从社会争论中消失。甚至当今的俄罗斯左翼对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概念都很淡薄：在左翼的政治理论的建构中，任何学说都可以依靠，惟独不依靠初始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异化的自然反应过程。用强制的办法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强加的东西正在退居次要地位，实际上完全从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消失。在俄罗斯，中年知识分子、青年人都不再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也不那么感兴趣。其实，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创始人的原著中有太多的地方与其今天的追随者们的理论和实践相矛盾。这些矛盾涉及对世界发展趋势评价的一些基本问题。只是某些右翼知识分子（不管这有多么奇怪）还在继续（尽管不是经常地）求助于马克思的著作，把它们看成对分析当代社会经济进程有益的方法论指南。
盖达尔和马乌依据约·熊彼特和卡·波普尔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科学理论”和“世俗宗教”两个层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多层面的现象”，也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是‘世俗宗教’，它的使命是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提供单一的、详尽无遗的答案”。作为关于社会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下列成分：经济理论，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历史哲学，或者说社会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理论；经济历史理论；经济思想史。作为一种“世俗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由多种因素组成：信仰的象征——它的命题是不能不接受的，只能根据情况加以解说；各种仪式和象征物；科学成分——反映现实世界并帮助人们认识世界。
在作者看来，马克思理论最有意义和最有现实性的成分是作为历史分析方法的历史哲学和经济历史理论。而马克思的狭义经济理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本身并不吸引人，因为它从本质上说仅是李嘉图学说逻辑上的终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有限的科学意义，它的实践意义在于：为论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建立理论基础。因此，作者在文章中着重谈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和对经济史的阐述，意在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哪些成分是错误的，失去了意义，哪些成分至今还有价值。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俗宗教”的作用，在作者看来，这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强加的。这些人试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解释多样性的世界和社会。这种方法论有其客观基础，这就是基于黑格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追求普济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统治则把这一学说作为惟一正确的学说强加于本国国民。
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一经形成就不断得到确切化并出现变异。比如，随着19世纪下半叶工人阶级福利状况的改善，马克思开始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产生怀疑，意识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可以是多种的，这一切都迫使他对社会形态理论作出了修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确是“活的学说”。在晚年，马克思开始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10页。）。这意味着初始原理的重要转型、复杂化，意味着向“世俗宗教”的挑战。但矛盾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发展要求重视超出常规的细微差异、例外情况，但作为“世俗宗教”的马克思主义却要求保持教条的不可动摇性，将超出铁的规律的特例最小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科学发展迫使人们承认，相当一部分初始论断与文明的长期趋势不相吻合，而“宗教”却要求与任何反思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仅是对逻辑结构的反思，甚至是对这个新的“圣经”字面本身的反思都不行。于是，马克思本人落入陷阱：马克思主义成了其创始人著作、政治成就的智慧力量的人质。马克思在晚年深知，他写的许多东西不再符合现实。但他提出的学说因其内在的自圆其说和通俗易懂而“掌握了群众”。马克思试图改变学说的某些成分，但他看到，重新认识个别构件会摧毁大厦。而围绕这座大厦已经形成了群众政党、千百万人的世界观、生活目标和命运。如果大厦坍塌，所有这一切都将毁为碎片。所以战友们越加不倾向于允许撼动学说的基础，因为他们的斗争和政治仕途就是在这一学说的旗帜下展开的。
作者说，在阅读马克思晚年著作时很容易发现，他在最后的年代相当谨慎地对待公开说的话。他试图作出某些修正，但不涉及学说的实质，补充一些新的构件，但不超出书信和草稿的范围。所有最大胆的假设都不是隐藏在私人信件里，而是隐藏在那些不打算发表、甚至不打算寄给收信人的草稿里。后来这些草稿或者留在书桌里，或者誊写时把最有趣的观点删掉。
这样，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层面和科学理论层面之间便发生了冲突。对宣布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而言，这一冲突带来真正悲剧性的后果，因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将被利用来为政治迫害和屠杀辩护。
2.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规律的观念遭遇危机
盖达尔和马乌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是，社会的生产力（或者说，技术基础）决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规律观念正是以这个命题为基础。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世界几乎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发展的，因而许多知识分子倾向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取得了胜利。但在战后时期，由于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人们对马克思的方法论（首先是历史哲学）越来越持批评的态度，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彻底的学说，原来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时期著作的重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预测方面的失败，认为这些革命根本没有像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所认为的那样，发生在应该发生的那些国家。此外，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的不是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形式（所有制、国家）的危机和垮台，而是这些形式的转型，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式的出现。
作者认为，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趋势，相对于生产方式和政治生活方式而言，绝对化了。他们确诊了“疾病”的性质，但却在两个方面犯了错误。一个方面是，他们用外推法把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生产力的发展趋势（集中和积聚）向前推了许多年。这个趋势在他们看来是不变的。另一个方面是，诊治“疾病”的药方——通过制度危机和大规模的革命——看来是不对的。换句话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生产力和社会形式的当代矛盾及其发展问题提供了有趣的分析，但却对解决这些矛盾的机制提出了错误的假设。
作者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实践证明，在工业化阶段，最发达的国家能够在不发生政治动荡的情况下适应新的条件，它们借助于综合性的和深刻的改革，改变了国家、雇主、雇佣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那些以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激变来适应新的条件的国家，这些变动带来的不是马克思理解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的胜利，而是独裁的、极权的制度（在俄国、德国、阿根廷等国）的确立。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不是马克思历史哲学基本假设的垮台。这是建立在庸俗的和表面的附加在方法论基础上的解释和预测的危机，是下面三种方法论和理论性错误的结果。第一，忽视辩证法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而辩证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表现在已经确认的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观念中，认为生产力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发展到如此程度，就能保证今后一往无前地、不发生危机地向前发展（即所谓“end state”）。“历史的终结”的物质基础被认为是成熟工业化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力会带来社会化、国际一体化以及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的胜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历史通过危机和矛盾的运动在这里就结束了。然而，这一公设封闭了对工业化界限以外关注的机会，无论是从物质基础方面，还是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方面。第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未能适宜地分析相应的进程。历史被人为地划分为若干阶段，而且认为与不同的技术结构相适应的应该是有根本区别的社会（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形式。但这并不符合历史进程。实际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近的却（在社会发展的较早的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形式。同时，社会关系中的深刻变化竟发生在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同一种社会形态的框架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更替是一个更加复杂、细碎和多样化的过程，不是简单地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推进。在这方面，“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马克思方法论的意义，把生产力的作用仅归结为全球性形态更替的进程，而无视与生产力的进步相关联的社会的组织形式正在发生的转型。第三，对社会形式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社会形式不仅受物质（技术）基础的影响，而且它们本身也能对这一基础产生重要的反作用。生产力对具体社会形式的影响仅在最终结果上表现出来，而政治制度却对生产力的变动起着重大的作用，产生着影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也很重视这一点，尤其是在他们创作的最后阶段。
作者特别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包括对技术进步的保障，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备受关注。从本质上说，这是个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作用的问题。新制度学派的研究为发展马克思关于历史进程机制的学说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的所有补充和具体说明都不能取消一个命题：技术基础（生产力）在社会进步史中和在决定特殊的社会（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式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而，生产力既是发展进程也是社会制度发挥功能的始因。
3.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由于背离了“全球化”，今后民族国家经济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采用新自由主义
盖达尔和马乌谈到，全球化成了当今最时髦的一个术语。人们常常试图把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一些现象，一些国家的落后和另一些国家的快速发展都与全球化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围绕全球化问题正进行着严肃的意识形态斗争，而且当代政治景观的特点之一是，右翼自由派政党倾向于支持全球化。全球化最强硬的批评者是左翼，包括共产党人。在西方，情况是这样，在俄罗斯，情况也不例外。这里，俄共的领导人和意识形态专家走在反全球化的后果的斗士的前列，提出遏制全球化的种种方案。他们把全球化看成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生存的威胁。
作者认为，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从精神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都渗透着全球化的思想。尤其是，预见到全球化进程正是马克思的最重要功绩之一，是他分析深邃的标志，是他的历史经济方法预见英明的标志。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全球化的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全球化这个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重点理解文明国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在当代语言中称为“全球化”的这个现象正是作为马克思所使用的“社会化”的那个术语的特殊情况出现的。社会化——这不仅仅是国有化（甚至完全不是国有化），而是使经济进程（既包括技术，也包括生产关系）具有国际性质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分析他所处的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性质和趋势时，作为保护关税制的不调和的反对者，他反对一切阻碍全球化的东西。稍后，工业化蓬勃发展的时代到来了，与之相伴的是自由贸易的削弱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保护关税。这时恩格斯开始对保护关税政策抱有好感，将其视为加快工业化的工具。但保护关税制是与生产中的垄断趋势携手并进的，并阻碍民族经济对增强竞争能力的追求。因此在恩格斯看来，在那些竞争优势是由于劳动力廉价的国家里，保护关税制尤其有害。
盖达尔和马乌就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化的态度问题归纳出如下三个结论。第一，全球化是进步的趋势。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铁的规律”之一。第二，保护关税制是反动的。虽然保护关税制可以在生产力发展的个别阶段被当成经济政策的工具，但推行与生产力发展的总趋势和总逻辑相悖的保护主义路线，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字面意义上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无论从社会的发展方向越来越朝向社会化的意义上，还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的角度看，全球化、世界市场的形成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
作者不仅把“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归结为背离全球化，还认为今后民族国家经济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采用新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有效模式的理论概念在20世纪发生了变化。直到20世纪的60-70年代，在经济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落后问题的方式的理念，这些理念的依据是民族经济隔绝于国外竞争，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其再分配向优先发展的部门倾斜。只是最近三十几年，主张实行对外经济开放、采取和世界市场结构一体化的观点才得到广泛的传播，而这是成功的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作者认为，总的说来，当代共产党人在全球化上的立场相当矛盾。一方面，他们不能不承认马克思预见到的进程的客观性质。他们为自己的创始人的预测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承认，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与市场民主制下的社会斗争的削弱相关联。于是他们开始探索对这一进程作新的解释，自然，他们试图宣告，现在正在出现了一个“坏的”全球化——帝国主义的全球化，与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相矛盾并且尤其威胁俄罗斯。然而，另一种——“正确的”全球化是可能的，它将在有利于整个人类利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在这里，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与建立在“世俗宗教”教条的不可动摇性基础上的方法之间的冲突一目了然地表现了出来。
4.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盖达尔和马乌认为，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对他那个时代经济增长而言具有典型意义的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指出了社会进化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展示了社会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的发展之中的。这些都得到19和20世纪经验的证实。马克思阐明了生产、技术能力的发展作为不断变化的因素的作用，它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马克思阐释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因此，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发展的阻碍的情况是可能的。当代新制度学派称这种情况为“制度陷阱”。
同时作者认为，马克思高估了在当代经济增长条件下预测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他没能，也不可能理解（由于他所能得到的信息有限），那些对先进国家而言典型的、经久不变并得到经验验证的趋势的变化原来是那么的不可预测和剧烈。作者说，这里也包含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限制了利用马克思的整套分析工具。复杂性就蕴含在经济增长这一奇特现象的性质本身。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仍在继续的、不断变化和内涵深刻的变革进程，在世界历史中前所未有。它的特点是看似经久不变的却会发生大规模的变化。因此任何说明发展所特有的趋势的规律，都不能被看成是永恒和绝对的。几十年间，人们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工业化。经济增长伴随着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结构中的份额的迅速增加。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们才清楚，工业化仅是当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阶段，它被另一个阶段所取代：依靠工业，服务领域的份额不断增长。而在马克思的时代，经济增长还没有表现出其招致灾祸的性质。马克思利用他所能得到的理论和事实材料，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澄清它的矛盾、崩溃的机制。现在我们对这一增长知道得更多。正因为如此，当代的研究者应当区分分析社会进步的方法论原则和该社会发展的规律（趋势）。如果说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今天仍是强大的分析工具，那么我们关于在当代经济增长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的知识就是有限的。这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好预测的趋势。
作者认为，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已是这样的古老和脱离现实生活，它对马克思同时代人所熟知的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的现实作了不错的描述，但用约·熊彼特的话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错误的，而不是天才的。
作者认为，20世纪中叶的自由派是正确的。当代生产力需要自由主义和民主制。20世纪后三十几年发展的最成功的例子是那些能够减少国家压在经济上的负担的国家展示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后工业化世界里成功地解决了追赶发展任务的国家。从马克思历史哲学得出的实践结论距离共产主义胜利的预言看来还很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20和21世纪之交的右翼自由派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解为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中心成分之一。俄国就有这种情况，在这里，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大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框架内接受的教育。但在西方，类似的理解也渐渐地得到证实，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也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弗·福山。他在考察20世纪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趋势并得出自由主义原则上取得了胜利的结论时，依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
近年又出现了关于社会进步存在某种“最终状态”的命题的拥护者，认为社会进步的成就为人和生产力创造了最佳的无限进步的条件。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就被视为这样的一种普遍适用的和最终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结论建立在对20世纪最后三十几年因后工业化生产力的诞生而出现的民主化浪潮的分析。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作为历史进步的最终状态接受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仅是旧的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仅是自由和民主制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尽管不是必然的阶段）而已。
作者认为，进一步掌握马克思的方法论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由主义趋势在当代发达国家、同样在后共产主义的俄国的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根源。这一方法论有助于研究当代社会现象，包括说明为什么在20和21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占优势。应该公开承认这一点，如同承认这一研究传统深化的自然性、甚至是必然性一样，这一传统的典型特征也许就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马乌在圆桌会议上谈到，他和盖达尔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不是就马克思本身而言，甚至不是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他说：“我们的愿望是好好思考一下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撇开那种在马克思主义中被认为是重要的和现实的东西。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一篇马克思学的文章，尽管我们很尊重马克思学。坦率地说，我希望我们的争论能讨论俄国和世界的当代经济发展问题、历史方法的界限、动态和静态的问题、经济历史理论。”他还说：“在我看来，存在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一种是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它建立在承认个人利益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优先地位基础之上。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相对立的，后者把国家或集体的利益置于首位。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是人的个人选择，他可以选择这一种或另一种生活安排。这是个人的、内心的选择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则是另外一种类型。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历史的局限，每一次都必须重新加以证明。我作为一个更喜欢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在那里，个人的利益比国家的利益更重要，但是，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自由经济总是比由中央控制的经济（命令经济）更有效率。在经济史上，有些时期自由经济政策更加有效；有些时期则是统制经济更有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力的性质。因此，只要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很容易看到，当代生产力要求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我看来，当代自由主义者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现在最重要的是历史主义，它将得出关于当代社会状况及其发展倾向的有意义的和重要的结论。……从这一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采取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分析自由主义，分析自由主义什么时候有效，什么时候无效，保护关税主义什么时候有效，什么时候无效。因此，我认为，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要表示赞成或反对保护关税政策，而是意味着善于创造性地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分析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现象。”在谈到“历史的终结”时，马乌说，不应该把它解释成“世界末日论”。当然，马克思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历史的终结在这一语境下就是普遍幸福的到来，这与马克思所说的非经济社会形态的到来是相吻合的。关于这一点，他认为弗·福山说得非常正确： “无论黑格尔或者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止境的；当人类达到能够满足自己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制度形式时，进化就会停止……这意味着，在社会制度的原则和机制发展中，将再也不会有进步，因为，所有主要问题都已经解决。”（注：弗·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二、格列布涅夫的主要观点
1.认为“资本家，而不是雇佣工人，是直接的生产者”
格列布涅夫引用了一段马克思的引文：“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3卷第894页。）格列布涅夫认为，这段话中虽然没有出现“生产关系”这个术语，但从本质上说，谈的就是这一范畴，而且是作为一般形式（总是、任何）加以强调的。如果在我国随便问到一个人（即使不是经济学家）：马克思说的“直接生产者”指的是谁，那个人一定会毫不犹疑地回答说：工人，农民。他准确地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陈述了自己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更何况，马克思本人在相近的篇幅中，在考察不同形式的地租时，毫无疑义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谁劳动，谁流汗，谁就是“直接生产者”。然而，格列布涅夫认为，只要认真读一下《资本论》第三卷，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发表的这部著作的第一卷的原文，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上述表述中的直接生产者只能是资本家，而无论如何不能是雇佣工人，尽管正是雇佣工人的劳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创造了价值。不仅在马克思时代的英国，而且在当今的俄罗斯，都是如此。
格列布涅夫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他说：在任何情况下，在生产要素市场上，马克思提出的价值论都不起作用。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是劳动的产物，因此作为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重性结果的商品的两重性理论是不适用的。
2.认为“世界观危机”使“马克思中止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
格列布涅夫在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引用别人的话说：“1872年，在马克思54岁时，国际的破产和拉萨尔派的胜利显然已经不可避免，他中止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工作并且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没有再重返这项工作。任何人，甚至他最亲密的朋友，包括恩格斯都不怀疑这一点。只是在1883年，恩格斯在辨认已故朋友的手稿时才发现，所有和《资本论》有关的材料，即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都是用哥特字体写的，而从1873年起（这正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最深刻的世界观危机的补充标志）马克思只用拉丁字体写字。”（注：A.洛博克《潜意识的马克思》，叶卡捷琳堡1993年版第269页。）他还引用了弗·哈耶克书中的看法说，马克思本人在阅读了杰文斯和门格尔的著作以后，就完全中止了关于资本问题的进一步工作。格列布涅夫认为，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不仅研究数学、俄语和历史，而且还研究地质学。总之，什么都能研究，就是不研究经济学。他力图以此说明马克思晚年放弃了自己早年的经济学观点。
3.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假定了“历史的终结”
格列布涅夫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假定了“历史的终结”，并与布兹加林和科尔加诺夫展开辩论。他写道：“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情况如何呢？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盖达尔和马乌的反对者——亚·布兹加林和亚·科尔加诺夫所想像的那样，后者确信，‘马克思任何时候都没有把共产主义阐述为某种完结的社会发展阶段’。实际上确实阐述过——不仅是马克思本人，还有他的朋友恩格斯！在1844年正是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又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20页。）许多年后，恩格斯又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3页。）我认为，布兹加林和科尔加诺夫大动肝火，谴责反对者捏造和无礼，这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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