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杰[1]2002年在《江苏城乡居民与报纸媒介接触行为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整合了叁方面的数据：一为国家课题《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所提供的2001年江苏农村受众抽样调查中有关农村居民报纸媒介接触指标的数据；二为20世纪80年代两次江苏省农村居民媒介使用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叁为本人2001年夏季于南京市城区所进行的城市受众报纸接触行为抽样调查的数据。 论文主要采用了实地调查等方法，依据传播学、新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原理针对农村居民的报纸接触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凸现出农村城市化大背景下江苏农村居民报纸接触行为的特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今后调整和改进我们在农村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宣传的策略和方法，加强传播效用，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建议。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江苏城乡居民在报纸接触行为上显示出相当的差异； 2．由于消费选择过程机会成本因素的影响，读者越容易接触的报纸，其评价度越高； 3．新闻功能是受众选择报纸媒介的首要因素； 4．报纸的喉舌功能美誉度较高，服务功能则难孚众望； 5．城市居民报纸信息接触量较农村居民为多，因此相对而言，城市处于信息高地，而农村处于信息低谷，信息在高地与低谷间“推”、“拉”运动； 6．报纸接触行为上城乡差距的存在为拥挤的缄市报业市场提供了另一个进行竞争的场所，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是江苏报业市场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市场； 7．江苏报纸不应忽视乡镇企业的信息需求，而应正视他们的需求，加强专业性经济信息的传播。
韦其烽[2]2016年在《深圳市高中生媒介接触与艾滋病预防态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疾病,具有一定的传播特性,目前既无疫苗,也无法完全治愈。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性传播已经成为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最主要方式。在学生群体中,艾滋病感染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竭力遏制艾滋病疫情在校园内蔓延的情况。深圳市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深受西方文化和港台文化影响,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也更开放。但是他们也存在着辨别能力差,不懂得保护自己等问题,很容易发生一些易感染艾滋病的行为。2015年深圳疾病控制中心就报告了一起16岁中学生感染艾滋病的病例。因此对深圳市高中生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迫在眉睫。本研究将问卷调查的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式,对深圳市高中生群体进行调查。问卷将对深圳市高中生媒介接触行为的询问,了解他们对于艾滋病相关信息的不同需求时,媒介选择的偏向。然后是对深圳市高中生媒介使用满意程度的调查,观察目前媒介关于艾滋病相关信息的内容和宣传形式是否满足了深圳市高中生的实际需求,如果不满足应该如何改进;最后是在面临不同的日常生活情境下,深圳市高中生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或艾滋病人以及防艾活动的真实态度。通过问卷结果观察出目前深圳市高中生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最终使艾滋病健康教育真正发挥作用,降低深圳市高中生艾滋病的感染率。
蔡麒麟[3]2013年在《农村居民电视广告接触对其消费观念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生活方式转型的背景下,以安徽省黟县碧山村作为调查对象,运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描述了农村居民的广告媒介接触情况及其消费观念现状,着重探讨农村居民电视广告接触对其消费观念的影响,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文献综述、研究目的、研究意义、论文创新性及研究设计,重点回顾了农村广告传播、广告效果等领域的相关文献,为后期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详细充分的文献参考和理论依据。第一章为农村居民广告媒介接触情况分析。本章主要从受众的广告媒介接触行为入手,考察其与消费观念的互动关系。本章客观描述了农村居民对于电视、报纸、广播、户外这四类广告媒介在接触频度、接触时间、内容偏好和信任度上的基本情况,通过具体的数据验证假设Ⅰ所提出的“电视广告是农村居民接触率最高的广告媒介”这一内容。第二章为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现状描述。通过问卷分析当前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主观取向,由此对其进行分类,考察其在传统型、融合型、现代型消费观念中所占的比例。结合个人差异和社会类型理论,对不同农村居民群体消费观念的差异性进行对比,以验证假设Ⅱ提出的“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受到传统型和现代型消费观念的双重影响,并呈现出两者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特征,并因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的不同而呈现出群体性差异。”第叁章为电视广告对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影响分析。根据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论,运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分析,考察电视广告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影响,以验证Ⅲ所提出的“受众对于电视广告的接触影响其消费观念,即受众对于电视广告的接触频度、接触时间、内容偏好影响其消费观念。”以及分假设所提出的具体内容。结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最后对本文研究的偏差和不足之处做出点评。基于对安徽省黟县碧山村的持续性调研,以及对于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电视媒介是农村地区覆盖率最高的媒介,在农村居民家庭中的拥有率也最高,是农村居民接触最多的大众传播媒介。农村居民对于电视广告的接触度高于报纸、广播、户外广告媒介,即农村居民对于电视广告的接触频度、接触时间、接触偏好均高于其他叁类广告媒介,但是在信任度上低于报纸广告。2、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可分为传统型、融合型、现代型叁种类型,并受到传统型和现代型观念的双重影响,其中融合型所占比例最大,其消费观念呈现传统型、现代型相互融合的特征。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因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的不同而呈现出群体性差异,即男性居民比女性居民消费观念更趋于现代型；文化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程度低的居民消费观念更趋于现代型；未婚居民比已婚居民消费观念更趋于现代型。3、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受到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多个因素的影响,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电视广告接触频度、接触时间、接触偏好会影响其消费观念,即农村居民接触电视广告的频度越高,消费观念越趋于现代型；接触的时间越长,消费观念越趋于现代型；偏好生活资料产品广告的受众比偏好生产资料产品广告的受众,其消费观念更趋于现代型。研究同时发现,农村居民对于电视广告的信任度对消费观念无显着影响。同时,个人层面上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因素也会对消费观念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钱磊[4]2013年在《大众传媒与西藏地区受众现代观念关联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的现代化理论中，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举足轻重，大众传媒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功不可没。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则认为，在创新扩散过程中，两种传播渠道——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共同影响着人的现代化过程。受历史、地理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西藏地区的受众在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与内地兄弟省区市相比，尚有一定差距。这不仅影响西藏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进程，还妨碍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甚至对于维护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也都是不利的。为此，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比较分析、跨学科和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通过受访者对调查问卷中各项议题的回答，探讨由媒介接触频率、内容偏好和接触动机等叁方面构成的媒介接触行为与受众现代观念的关联性。实地调查回收到的500份问卷均采用SPSS13.0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包括相关性检验、频数分析、卡方检验和回归分析等。考虑到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不同影响，本文对上述生活在农区、牧区、县城和城市的受众媒介接触行为分别加以分析。尽管在研究中，本文利用SPSS做了大量媒介行为与个人现代性的相关性检验，并显示出显着相关结果，但是在多元回归中引入某些个人特征后，也就是把媒介行为置于人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特征之下时，大多数媒介行为不再表现出对人的观念现代化的显着相关，只有少数项目进入了回归方程。可见，大众传媒对西藏地区受众观念现代化的影响是有限的。最后，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析了原因，并就如何提高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以促进受众观念现代化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策略。
郭习松[5]2015年在《从分化到融合中国涉农媒体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历了革命年代的萌芽与兴起,我国涉农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组织化大发展,并伴随着改革开放迎来真正的市场化发展。然而,随着国家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涉农媒体集体遭遇“寒冬”,直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叁农”,此后又连续11年下发“一号文件”,由此引发一股涉农媒体复兴热。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涉农新媒体大量涌现,涉农媒体分化融合趋势明显。为寻求更好的发展之路,不少涉农媒体开始了艰苦的转型探索。其中,《南方农村报》开始了南农实验和媒体群整合,湖北涉农品牌电视频道——《垄上行》频道探索与涉农资本合作模式,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河北对农宣传协作体等涉农媒体以联盟形式展开探索,分化融合趋势明显。美国、新西兰、韩日等国家发展涉农媒体实践也呈现这一特点。只不过,这其中,既有硬件设施建设的问题,更有如何提升农民媒介素养等软性建设问题；涉农媒体是独立发展,还是借力官媒重新回归,都需要相关利益方作出博弈与让步。以移动互联为特征的智能手机有望成市场新宠的同时,怎样打造一套适合我国涉农媒体发展和涉农传播的有效机制,成为未来涉农媒体发展所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本论文从媒介生态学、发展传播学视角展开研究,选取当前最前沿的媒介探索为样本,从调查当前涉农媒体的传播现状与农村受众的使用状况入手,以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政策性事件为逻辑起点,重点关注以智能手机为标志的新媒体在农村区域的发展,采用理论阐释、案例分析与业界观察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一手资料揭示新媒体背景下涉农媒介发展的内在动因与转型逻辑,探究农村社会转型与涉农媒体发展的互动与关联,提炼出二者之间的影响因子与机制,进而采用案例分析和策略研究,以媒体融合视角对涉农媒体的发展提出评估与预测,为业内和政府主管部门把握涉农传播新动向新趋势,更有效地把握新时期涉农传播的主要特点,以帮助改进新时期的涉农传播,打造更有效的涉农传播机制和更适合当前中国“叁农”发展现状的传播体系提供可行性建议。
董毅[6]2011年在《基层民众的媒介接触与政治信任》文中指出当前,随着基层社会抗争与运动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正浮出水面,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对政治信任的研究存在叁种主要路径：制度的,文化的与社会资本的,本研究从第四种路径,既大众传媒的角度出发,关注媒体宣传对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通过以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力图发现政治宣传与基层政治心理间存在的联系规律。从“议程设置”理论出发,本研究首先探讨了传媒结构与政治宣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中国传媒本质上是一种近“组织——动员”型传播体制,媒体被置于国家的层层控制之下,国家通过制度规范,产权把握,以及生产流程控制,将媒介信息生产加以政治化,组织化,赋予其“输出忠诚”的宣传职能,同时,由于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与受众压力,使得媒体同时还具备“输入要求”的利益表达职能,两种功能同时存在于媒体中,使得传媒内容存在特定的结构性倾向。这种结构性控制带给基层群体政治心理怎样的变化?从“使用——满足”理论出发,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探讨了对象群体的媒介接触与政治信任情况,结果发现,接触“输入要求”的利益表达报道明显提升了对象群体对制度,机构与政治角色的信任,与之相对,接触“输出忠诚”的政治宣传对政治信任的提升只起到了有限作用,而控制负面报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也并不显着,本研究进一步假设,这是由媒体控制带来的信息匮乏,以及基层群体政治心理的转型导致的。进一步的质性分析证明,在年龄较大的对象群体中,存在着表现为政治冷漠与不信任的“固化认知”,这种认知受对政治绩效的日常观察与权威主义文化影响,阻止了正面宣传发挥作用,同时强化了负面宣传带来的不信任；而在年龄较轻的对象群体中,信息控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群体政治信任,但这种信任是不稳定的,一旦信息控制被打破,则很容易被消解掉。与之相对,利益表达型的“输入要求”报道,因为契合群体“利益表达满足”与“尊重实现满足”两种心理反应模式,所以能够有效提升群体政治信任。这证明了基层群体政治心理,已经从“输入忠诚”型日益转化为“利益表达”型。这部分修正了革命时代政治宣传的“遗产”,说明政治宣传如要深入人心,达到预先的效果,必须契合受众利益表达,与自我尊重实现的心理预期,因此从长远看,建立合理有序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方晓红[7]2002年在《江苏农村受众与大众传媒接触状态的调查分析报告》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之初,即20世纪80年代,江苏省曾进行过两次受众调查,第一次是1983年由江苏省新闻学会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联合新华日报、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江苏电视台组成调查组,对全省13岁以上的城乡居民与报纸、广播、电视叁大媒介的接触行为进行的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第二次是1985年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新闻研究室,在苏南、苏中、苏北农村各选择一个生产队中的百名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这两次调查对于农村所作的结论大体相同,即:除广播外,报纸、电视的普及率相当低,大多数农民很少甚至不接触报纸和电视;农民大多数较少接触新闻的传播,接触程度较高的不到五分之一;农民
王慧琳[8]2003年在《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影响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的实证与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媒环境是对大学生发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环境之一。近年来对大众传播与体育运动的研究已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其中对人们体育生活的影响不可被忽视；大众传播的影响正在对学校体育教育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从目前研究成果中发现，关于大众传媒与学校体育发展的研究少见报道。为了全面了解大学生接触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的现状和对大学生体育生活的影响，为大学生体育发展和大众传播的改进和决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我国19所高校1806名大学生、2002年亚运会期间对北京140名大学生的调查。通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方法对大学生接触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各个环节进行比较系统的调查分析，在理论上初步揭示出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对大学生体育生活的影响，客观描述大学生通过大众传媒接触体育信息的行为、过程特点与效果。揭示出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体育生活的负面影响及应对措施，以及大学生媒体接触存在的问题与大学生传媒政策。主要结论如下： 1 大学生是信息社会的主要力量，与其受教育程度是相互联系的。大学生的个体差异、社会差异导致了媒介接触行为和意识状况的不同。 2 本研究充分证实了大学生有多种媒介需要，并且对每种媒介的需要有所不同。大学生接触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的动机与体育兴趣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3 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的宣传舆论、体育教育服务、体育文化消费功能决定了大学生的大众传媒体育信息接触会对大学生的体育态度、兴趣、价值观、行为方式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影响程度受到大学生所接触的媒介种类、媒介内容的制约。 4 大学生在不同媒体中关注的体育信息内容不同；不同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种类能满足大学生对不同体育信息内容的需要。大学生对不同大众传媒体育信息的喜欢程度不同。电视、报纸、网络是大学生喜欢的媒体。大学生认为大部分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具有比较好的可视(听)性。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媒体体育信息的多样性不够、形式单调呆板和播出时间不合适。 5 大众传媒在体育认识、体育暴力、体育道德、偶像崇拜、体育参与方面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其原因可概括为市场经济的负面消极影响、社会不良思潮的渗透侵蚀、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影响、大学生体育教育机制的不健全、当代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弱点等。 6．大学生的媒体接触渠道不够畅通、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强度不足、媒体信息对大学生的影响时有偏颇、大学生在媒介体育信息的意识方面，对媒介体育信息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有所欠缺，对信息感受能力还需要加强，对媒介体育信息需要的认识不明确等是现时期大学生媒体接触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建议制定出相应的以政府为核心的引导和以学校为重点的媒介教育措施，学校教育应加强体育教师在大学生使用媒介中的角色，应正确运用大众传媒搞好体育教育。
庄曦[9]2010年在《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入城市,经历着城市、农村两种文化、价值观间双重拉力的作用,成为一群游走在边缘的陌生人。在这个阶段中,现实的挫折感将导致孩童产生不胜任、自卑以及角色混乱的感觉,若不能很好地度过该危机时段,将严重影响他们日后正常的社会生活及社会融合。本研究结合社会融合的视角,从文化、结构、心理叁重融合框架入手,对身处城乡边缘的流动儿童的融合危机做出集中呈现。在此基础上,将其与流动儿童特殊的媒介接触特征以及媒介诉求特征综合起来考量,提出了社会融合视角下探讨流动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的叁个维度,即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涵化效应、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社会网络拓展、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并沿着该路径展开具体解读。在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涵化效应这一部分,本研究重点就流动儿童对于电视暴力信息的认知特征展开分析,在研究中尝试对流动儿童进行群体内及群体间的认知特征比较,从特定媒介信息认知中的拟合与差异之处入手,解析媒介对流动儿童的涵化特征及其背后存在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在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社会网络拓展这一部分,本研究重点考察流动儿童在社会网络发展构建过程中如何使用媒介进行人际交往探索的问题。媒介赋予流动儿童的“传缘”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舒缓这些孩子在“新”、“旧”文化夹缝中的紧张感,并对其现实强弱网络的发展起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部分,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大众媒体报道中的流动儿童群像特征以及流动儿童话语实践中的自我表征,从中对社会舆论话语与流动儿童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做出了具体解读。最后,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从政府、社区、媒介、学校、家庭这五个层面的行为干预入手,就构建有利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传播环境提出些许可供参考的建议。
陈建胜[10]2012年在《转型农民的大众媒介使用》文中指出本文以分化程度较高的浙江省外前坞村村民为考察对象,采用农民职业分层的视角研究了转型农民与大众媒介使用的关系问题,揭示了不同职业类型的农民是如何使用大众媒介的,其特征是什么,大众媒介的使用对农民的转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论证了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叁化”影响下的乡村社会,已经从原初的生产生活共同体的同质状态走向职业分工的异质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开始具有了职业的性质,并从中衍生出了普通农业种植者、农业经营与管理者、外出打工者、个体户和商业人员、农民企业家及乡村企业管理人员、失业或半失业人员等七大职业农民群体。由于职业对不同农民群体具有“时空分割”、“价值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得农民群体在大众媒介使用上具有了“职业圈层”的特性,即不同职业类型的农民在触媒时间上、触媒类型和渠道上及其触媒的内容和动机上均显示了差异。而这种差异导致了两种类型的媒介使用方式：一是以普通农业种植者、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部分亦工亦农者和部分外出打工者的“内卷化”媒介使用方式；二是以农民企业家和乡村企业管理者、个体户和商业人员及其部分农业生产与管理者、部分外出打工者和亦工亦农者的“外延化”媒介使用方式。本文还揭示了大众媒介对转型农民的影响,它既推动了职业农民的现代性.,又带来了现代性的困惑。现代性主要表现为观念上的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强烈的经济欲望等,在话语上出现了闲谈时的媒介话语的增多,而在行为方式上更是呈现出经济领域的消费主义行为和部分媒介工具化的使用,在政治领域出现了对国家的认同和一定程度上的媒介监督村民自治现象,在社会交往上更为开放,在文化上出现了文化反哺现象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困惑,即消费主义和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民群体的巨大压力和电视大众文化兴起对乡村价值的否定及其乡村人际关系逐步疏远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影响还具有叁大特性：一是这些影响对不同类型的职业农民其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二是这些影响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式的,而是“过程性”和“结构性”的；叁是这些职业农民是依照自身的生活世界和经验来解读大众媒介的,媒介的影响不能高估。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对农民转型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扮演着推波助澜者的间接角色。为此,本文提出在农民共同体瓦解和农村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大众媒介应不再把农民视为单一整体,对农传播应体现出农民职业分化的特性,分众化、小众化的特性应该受到重视。同时,大众媒介还应为农民的职业分化和转型提供更为切实有效的办法。
参考文献：
[1]. 江苏城乡居民与报纸媒介接触行为比较研究[D]. 王新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02
[2]. 深圳市高中生媒介接触与艾滋病预防态度研究[D]. 韦其烽. 暨南大学. 2016
[3]. 农村居民电视广告接触对其消费观念的影响研究[D]. 蔡麒麟. 安徽大学. 2013
[4]. 大众传媒与西藏地区受众现代观念关联性研究[D]. 钱磊. 西藏民族学院. 2013
[5]. 从分化到融合中国涉农媒体发展研究[D]. 郭习松. 武汉大学. 2015
[6]. 基层民众的媒介接触与政治信任[D]. 董毅. 复旦大学. 2011
[7]. 江苏农村受众与大众传媒接触状态的调查分析报告[J]. 方晓红.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02
[8]. 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影响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的实证与理论研究[D]. 王慧琳. 北京体育大学. 2003
[9]. 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研究[D]. 庄曦. 武汉大学. 2010
[10]. 转型农民的大众媒介使用[D]. 陈建胜. 南京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