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颠覆主体性”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主体性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02)03-0052-04
自文艺复兴以来，上帝的观念、宗教信仰的问题逐渐退出哲学的核心舞台。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性、理性问题逐渐占据了西方哲学和文化的中心位置。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等观念成为是西方哲学中的基本常识。与西方社会进入近代时期人们对于理性和主体的竭力推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入现代以后，尤其是完成了工业化之后，现代西方社会对于理性、主体性的态度发生了一次根本的逆转。理性观念和主体性观念在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发展中也经历了一次根本的逆转：即从对主体性和理性的高扬转向对主体性和理性的颠覆，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人们由对理性、主体、自我的自信和自负转变为对它们的忧虑或不满。
马克思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作了“准确”的预见。[1]对兴盛于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座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必经的思想桥梁，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2]我们发现，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在“颠覆主体性”方面，又一次相遇，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
马克思对主体概念的颠覆与重构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越到后来，这个概念出现的次数越少，相比之下，现实的个人、劳动者、无产阶级等字样，即使在早期著作中出现的次数也要多得多。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是在扬弃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从一开始，马克思的主体概念就不可与传统的主体概念同日而语，并非是指人的自主性、能动性(那恰恰是传统主体概念的主要内容)，甚至也不是一般的人的活动，而主要是人的历史性，即历史过程本身。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体概念出现较多，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一共大约有8处使用了“主体”(Subject)和“主体的”(subjectiv)字样。其中两处是转述黑格尔的观点可以不计，其余6处对主体概念的使用充分表明了马克思的主体概念的独特意义。在这部手稿中，主体概念首先被视为“肉体的主体”。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只有更多地作为劳动者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更多地作为肉体的主体才是劳动者。”[3]这里，“主体”一词是在其前近代的原始意义即“载体”的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将劳动者的身份与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本质地联系在一起，说明这个作为肉体的主体不是一个单纯一般的自然存在者，而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者，并且这种社会关系对他的存在本身有着根本性意义。
接着，马克思在他的“第三手稿”中，又把私有财产称为“自为存在的活动”、“主体”和“人格”，并说这种意义上的财产就是劳动。[4]对于近代哲学家，甚至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对主体的用法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任何想把马克思的主体概念与人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它都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显然，在这里，马克思根本颠覆和解构了传统的主体概念。主体不是指任何意义上的个人、自我、主观意识或主观能动性，而是指人的基本历史活动——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和财产是历史活动本身，就它毫无疑问是人的活动而言，马克思用subjectiv(主体的)这个词来描述、规定它，但这决不等于说这种活动是人的主观活动。它是“自为存在的活动”，即是不为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左右、有规律和逻辑的历史活动。人不但无法操纵历史，反而被这历史所左右，归根结底是它的产物。人对历史的创造始终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历史对人的意愿和努力的制约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
当马克思说人是“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时，[6]他强调的同样也还是人的社会性，而不是他的主观意识。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马克思在稍后论证了在传统哲学家和常识看来是自然产物的人的五官感觉，实际上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7]在上述这些谈论“主体的”一词的地方，马克思恰恰都是在强调社会与历史，这决非偶然。连人的五官感觉(更不用说人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客体)，那么作为主体的人还剩下什么?除了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主观存在之外，还能是什么?
马克思对主体概念的使用不是单一的，从他思想的整体发展来看，就更是如此。从上述引证就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确也用“主体”指人，但更多的(尤其是在他成熟的著作中)，则是指劳动、实在、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等等。这说明，与传统主体概念不同，马克思的主体概念决不是指人的主观意识或个别自我，也不是指人类学、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人的社会历史存在。在马克思那里，没有抽象的社会，只有具体的社会，即处于一定发展阶段和发展形态的社会。“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现实性，正来自于这种具体社会的特殊性。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脱离人的历史规定性来谈论人及其历史发展，恰恰是把历史变成了意识发展的过程。可是许多主体哲学家正是始终这样来谈论人和主体!历史性原则还意味着，不是静态地将事物视为一个固定物，而是将它们视为历史过程及其产物。因此，真正的主体恰恰就是创造和规定了人及其产物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客观上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主观上表现为人的社会历史存在。只有在这样的主体概念基础上，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成果及其实践品格才有可能建立。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根本原因。
在现代社会，人的历史性体现为他的阶级性、民族性、身份、地位、性别，等等。不把“人的感性活动”具体理解为在一定历史时代、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现实的、充满差异的活动，那么这种“感性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主体一般自发性、能动性或创造性原则即主观能力的代名词，而这正是马克思力图避免的。由于未能理解从黑格尔开始、由马克思完成的对传统主体概念的颠覆过程，主张“主体性原则”的论者几乎无人能像黑格尔和马克思那样，坚持主客体彼此换位的辩证原则，将客体同时视为主体，将实践视为这种彼此换位的过程，视为人的去主体性和非主体化的过程。在他们那里，实践永远是主体“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单向过程。否则主体还有什么意义?黑格尔、尤其是马克思，实现了主体概念由认识论范畴向存在论范畴的过渡，完成了传统主体概念自身的扬弃和颠覆。
其实，马克思对于传统主体概念的解构，首先不是出于理论的兴趣，而是出于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之所以要颠覆和解构传统主体概念，是因为它不仅不符合马克思心目中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而且，它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异化的人的哲学表述。传统主体概念理论上的缺陷，恰恰反映了现代社会人的自我扭曲。传统的主体概念只能与世界分裂，像在康德哲学中那样，局限在抽象的世界里，一旦将历史、将真实的世界引进主体构造的世界，主体概念自己就无法存在了。马克思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现代是一个人逐渐消失的时代，中世纪人与人直接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社会关系。主体概念固然体现了现代人摆脱传统的种种束缚一面，但却歪曲和掩盖了人自我异化的事实。马克思对传统主体概念的颠覆和解构，正揭露了它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假意识”性质。
后现代主义“颠覆主体性”的思潮
多尔迈在其著作《主体性的黄昏》序言中一开始便说：“面前这部著作所探索的是主体性的衰落或黄昏，以及这种衰落对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产生的影响。”[8]在那部著作中，多尔迈探讨了主体在现代社会里遭受的种种攻击和非难。例如，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抵制”作为一个个体人或一个具体参照点的一致的连贯的主体。他们怀疑主体的静止不变的同一性，批判引申出主体自由意志的各种假说，批判由主体存在所蕴含的哲学人道主义，建议用“后现代个体”取代“现代主体”。再如，后结构主义主张摈弃“主体”概念。传统上，自我被看作是一个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能动的现代主体。如笛卡尔认为的那样：“自我是思维之物。”可是，后结构主义者剥夺了意识主体是意义之源的作用。“自我”不再是一种先天的存在物，而成为后天的存在物。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反主体性倾向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主客二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后现代哲学反主体倾向的首要特征。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标志，近代哲学理论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的。正是由于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形成了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的近代理性主义。然而从20世纪初以来，哲学家开始批判“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体”。后现代主义者为反对现代主体提出了三个理由：“首先，主体是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杜撰)。其次，对于主体的任何关注都假定了后现代主义者不予赞成的某种人道主义哲学。第三，主体自发地需要一个客体，而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主客二分。”[9]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主体是现代社会的杜撰，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产物。随着现代科学取代宗教，理性的个体取代了上帝。无论是现代的科学观念还是现代的政治观念都是以假定存在着一个独立的个体为前提的。独立的个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主体以客体的存在为前提。主体的存在意味着世界被一分为二地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同时赋予一方以高于另一方的权力或权威，并由此确立了一个权力等级系统。主体被当作是主动的和属人的，客体则是被动的和属物的。另一方面，主体还意味着人的对象化。主体的存在意味着受制于他者，依赖于他者。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今天的主体已经丧失了肯定的积极的 和主动的意义。主体性不再表示为一种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能力，而是表现为对于世界的依附，对于外在于主体的各种社会力量的依附。个体成为理性的动物也意味着成为遵守一定规则的动物。规则成为对个体的一种强制。同以往相比，主体显得更加软弱和渺小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主体是可以被抹去的东西。
第二，反对对于同一性的寻求，反对普遍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同一的普遍的真理，哲学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而只是一种语言游戏。真理与方法只是一些没有普遍性的、与知识、与科学无涉的游戏规则。近现代哲学所提供的方法也只不过是一些陈旧封闭的原则。实证科学的定量定性方法只是诸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并不比其他游戏规则更优越。个人的经验、感情、情绪、直观想象和主观判断是创造、变更和中止诸游戏规则的根据。以理性和逻辑为准绳的科学方法不但不适用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且束缚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应该把它连同普遍规范、人类思维模式和样板的思想一起，当作科学史的遗迹来对待。这种反方法无方法的论调无疑是对主体功能的消解。
第三，后现代哲学把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反映论作为批判的目标。指责反映的功能在于控制和安排对象，认为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反映论预设了主体与外在对象之间的符合，预设了中立的惟一可靠的主体的观察、认识过程，预设了普遍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此，主体对世界的反映是以主体的普遍性同一性去支配世界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主体对客体的这种反映，无异于普遍性和同一性对特殊性和差异性实施的专制和压迫。因此，后现代哲学所反对的主体性还具有一层特定的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是把反主体性理解成反权威性、反专制性和反压迫性。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反映论成了一种压迫哲学和强权哲学，成了为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施压制的主人话语，成为真理(知识)和权力(权威)联姻的理论基础。因此，主体性哲学是一种必须被终结的哲学。
这样，通过对主体、主体性的放逐和否弃，后现代主义者宣告了一个无主体时代的到来。
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颠覆主体的方式不同
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具有相通之处，批判性是他们的基本精神。马克思对待主体概念是一个通过解构来重构的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主体不再是自我意识或自我，而是人的历史存在，它具体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所有的种种复杂关系。活动并不是人的单向行为，而是处在各种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与周围世界的双向互动过程；“感性活动”决不等于“主观活动”或“主体的活动”，而是现实的、历史的活动。仅仅承认主体是人的活动还不够，黑格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只有将感性活动同时视为历史的活动，即由历史决定和历史地发生的活动。是历史过程本身，并去人化和去主观化，才是马克思的主体概念。
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主体是某个特定时代的象征或符号。现代主体是人本主义者的化身，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产物。伴随着现代科学代替宗教的进程，现代主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现代主义的核心。一切现代思想观念都以独立的主体为前提。因而，要超越现代性，就必须超越主体性并消解主体性。后现代主义批判由主体存在所蕴含的哲学人道主义，主张用“后现代个体”取代“现代主体”。在后现代个体看来，现代社会对主体的要求是强制性的，即主体必须具有亲密、奉献、利他和互惠的精神，它实际上使主体处于一种受压抑或受压制状态。但现代社会的等级、秩序却无法被消解了责任的后现代个体所取代。
马克思在颠覆传统主体概念后重构了主体概念，而后现代主义却要从根本上消解主体概念。他们展开了“主体之死”、“人之死”的讨论，但并没有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现代主体也不会从社会生活舞台上消失。马克思扬弃传统主体概念，决不是要否定个 人，而恰恰是因为个人在现代社会完全丧失了自己，而传统主体概念却使人无法看到这 个严酷的事实。与现实生活中人的平面化相应，主体概念将活生生的人抽象化。作为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意识形态的主体概念，它所意指的只能是无个性(个性受压抑)的抽 象自我。
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决不是要让个人被社会和历史吞没，而是要使人的个别性得以最终实现。正是社会性和历史性使人成为真实的人，而强调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主体概念，则使人看到了自己自我异化的真相，从而产生自我解放的自觉意识和行动。马克思通过人类历史处境和现实状况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类解放的伟大目标。“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10]马克思始终把个人的自由联合作为他的理想社会的基本形式。
收稿日期：2002-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