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学工作者应该具有的网络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科学工作者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得到了飞速发展。截至1997年9月底，CERNET已经联结了67个城市的251个教育和科研单位，覆盖了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目前，已经有380 多所院校联通了CERNET。除了各院校建立的主页以外，CERNET上也出现了诸如“希望工程”、“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等带有教育研究色彩的站点。但是，网络的建设和广大教育科学工作者的愿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突出的问题是网上教育研究的信息量少，基本上还停留在“新闻”或“简介”的水平。要使CERNET实实在在地成为我国教育科研的平台还需要网络技术人员和教育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还需要解决许多问题，包括资金问题，政策问题，技术问题，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网络意识问题。网络意识提高了，领导者才能够正确理解软投入和硬设施建设的关系，才知道有限的资金该如何合理分配；广大教育科学工作者才可能产生强烈的学习和实践的愿望，以网络为平台推动教育科学研究的现代化。
那么，教育科学工作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网络意识呢？笔者将根据自己近年来网络建设和运用网络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体会，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以达到和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同行切磋的目的。
一、资源意识
教育科学工作者首先应该具有网络资源意识。寻找丰富的教育信息资源，获取、整理、分析这些信息资源是我们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最基础性的工作。网络信息资源与传统的信息资源在内容上和信息获取的方法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网络信息资源具有超时空的特征
无论是以纸张为媒体的杂志、著作，还是以照片、录音、录像为媒体的资料，它们的传播都受到地域的限制。不仅许多信息被空间距离所阻断，而且被接收到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滞后期。再加上运输过程的损耗和丢失，浪费了我们不知多少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在信息时代，信息获取的速度往往直接关系到信息本身的价值。互联网络可以实现时空的突破，将整个地球上的不同地域之间的距离缩短为零。《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络庞帝教授说：“在数字化世界里，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事实上，互联网络的使用者完全忘记了距离这回事。在互联网络上，似乎距离还往往起了反作用。与近距离的通信对象相比，我常常更快地收到远方的回信。由于时差的缘故，远方的朋友可以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回信，因此感觉上反而好像离得更近”。（注：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 页。）他在一次报告的开头竟然风趣地向大家问候：“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因为他的问候正通过互联网络以光速传播到地球上不同的时区。由于时空的距离被大大缩小，我们为获取信息所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也被减到最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互联网络也是最经济的教育信息资源。近年来，我们以网络为平台进行教育研究，每研究一个问题都要访问世界各地上百个单位（站点），以透彻地了解世界各地的同行对问题的研究状况，这在没有使用互联网络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二）网络信息资源具有交互性和多媒体的特征
互联网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进行双向交流的工具。这些工具包括电子邮件（Email）、 公告板（BBS）、讨论组（Usernet）和网络会议（Conference）等。这使得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在信息采集上的被动模式，转而采取一种新的主动的模式。例如，我们通过网上得到的信息大多是文章的摘要，为了深入、全面地了解专家的思想，我们就要首先从分析这些摘要中挑选出重点文章，查出作者的网址、电子邮箱，然后直接发信给这些专家，请他们通过Email给我们寄来文章的全文，并和他们交流看法。 积极地参加国外BBS和Usernet有关问题的讨论。必要的话，还可以组织网络会议（Conference），在摄像机面前，面对面地展开讨论。反反复复直到确信自己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了满意的答案。研究并不仅仅是关起门来苦思冥想，思想是在交流、讨论中产生的。作家威廉·吉布森在1984年出版了一本名叫《精神漫游者》的书，书中描述了一个思想漫游的赛百空间，（注：陆群等：《网络中国》，兵器工业出版社，第20页。）在那里思想通过碰撞而不断创新。互联网络就是这样一个赛百空间。
（三）网络信息资源具有全方位的特征
应用传统的手段获得的信息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往往只能看到研究的结果，对于这些研究课题的来源、研究计划、参与单位、子课题设计、研究经费、资助单位、主要研究人员及其联系方法等方面的情况却很少介绍。这种教育研究信息的不完整性不仅不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对方的研究成果，而且不利于我们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在互联网络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以我们对特殊教育中自闭症儿童的教育研究为例。我们通过对网上信息细致深入地分析，不仅了解了国外在这个领域研究的重点、各重点课题的主要成果，而且了解了主要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研究发现，欧美对自闭症儿童的教育都非常重视，但他们在研究方向上所走的技术路线却不同。美国最典型的研究项目由NIH （美国最大的健康组织）资助。该组织对自闭症研究的短期资助（1至4年）达951.9 万多美元。研究多集中于自闭症儿童的行为及机理，这方面的研究占所有研究项目48项的近一半，共有21项，投资535.3万多美元， 占总投资的43. 75 %。 欧洲对自闭症儿童的研究集中于欧洲自闭联盟（Autism Research Unit）。ARU支持的项目有7个，主要的研究内容是自闭症的生化机制以及生化治疗方法。研究方法则偏重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这个领域的重点网址大致有十几个。
http：//nodulus.extern.ucsd.edu/ 偏重于自闭症的性质和起因研究；
http：//www.unc.edu/depts/teacch/ 偏重于自闭症儿童的训练；
http：//osiris.sunderland.ac.uk/autcgi/homepage是欧洲自闭联盟ARU的网址，等等。
从这些网址上我们还得到了主持各课题的教授的Email地址， 可以方便地和他们取得联系。
总之，网络信息资源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传统信息资源无法比拟的、不可替代的优势，是教育研究最重要的信息资源之一，应该引起教育科学工作者充分的重视。
二、技术意识
教育科学工作者还应该具有网络技术意识。人要在社会中生存，就必须具有在这个社会生存所必需的技术。没有这种意识，舍不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必须掌握的技术，就无法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如果你移居到美国，你就必须学会驾驶汽车，否则就无法上学、无法工作、无法购物，因为美国是个长在轮子上的国家。当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社会的时候，使用计算机网络的最基本的技术就成了通往网络社会的通行证。没有这个通行证就会在网络社会中寸步难行。
计算机网络技术有两类，一类是创造网络平台的技术，另一类则是使用网络平台的技术。除了教育技术工程师以外，大多数教育研究工作者需要学习的是后一类技术。例如，Yahoo、Nevigator等网络浏览软件是计算机专家为我们创造的网络平台。我们则需要学会熟练地运用它们在网上搜索我们需要的论文，以及在网络上和其他人进行交流。正如我们不能要求别人代替自己吃饭、学习、研究一样，我们不能依赖别人代替自己学习网上工作必备的技术。在信息量极为有限的图书馆，教授和他的学生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的检索，搜索路线和搜索结果可能相差不会太大。但是，在互联网络上， 面对几十万个站点（据专家估计， 到2000年站点可达一亿个）、无穷多篇文章构成的网状结构，恐怕没有两个人选择的信息搜索路线完全一样。对概念的理解不同、头脑中的知识结构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外语水平不同、分析能力不同，搜索的技术路线和搜索的结果会有很大差别。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初次接触网络的学生，面对浩瀚的信息海洋，辛辛苦苦地折腾了几天，却一无所获。当他们学会了网络技术，水平提高以后，才逐渐发现互联网络原来是一个复杂但有序的信息宝藏。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提供网络的无偿使用。网络的技术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意识，即要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网络应用技术，花费最少的科研经费取得最大的收获。据我们测算，技术水平高的和技术水平低的人在网络上的投入产出比可以相差几十至几百倍。以网络上著名的网点美国教育研究信息中心ERIC（Education Research Information Center）的信息检索为例， 初级用户可能仅仅知道应用关键词查询， 而具有一定经验的用户， 则会运用ERIC提供的工具箱，请求ERIC的服务中心提供自己需要的信息，几分钟内就可能会得到几百篇需要的论文摘要。至于进一步运用多种网络通讯方法对所研究的问题和专家进行深入研讨，则需要更加纯熟的技巧了。
网络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信息，而且可以使每一个人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邮局、电台和电视台。在工业社会里拥有这一切是亿万富翁的标志，而今天却是所有了解网络、掌握网络使用技术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信息社会中财富仅属于那些能够适应网络社会的人，而那些拒绝学习、对网络的技术一无所知的人将沦落为网络贫民。
三、国际意识
以网络为平台开展教育科学研究还要求我们具有强烈的国际意识。网络无国界，人们可以在网上随心所欲地到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去“旅游”，而不必办理任何签证。正如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所说：“信息革命使国家淡化了，这是由于世界已没有界限。但是由什么来取代国家？它们正在被网络所取代。”我们看到在互联网上，许多中文站点已经把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如Sinanet.com）。同时，几乎所有的中文站点都有中英文版本。而越来越多的英文站点也开始提供中文版本。除此以外，随机翻译软件的水平日新月异， 具有良好的跟踪翻译功能的软件（如Hope-Dictionary，Robword等）层出不穷，使得不同文字之间的障碍正在迅速消失。网络上的这种现象，对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在网络上开展的研究具有国际性。
网络的国际性使得每一个网民都将成为面向世界的“国际人”。许多发达国家都强调21世纪网络时代的学生应该接受“全方位的国际化教育”，使他们能够对国际事务和外国的社会、文化有所了解，并能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合作共事。日本在临时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中明确提出，21世纪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一是能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人类视野为基点处理事务的知识和能力；二是具有能同异国文化疏通思想的语言能力、表达能力、国际礼仪、知识和教养；三是在国际社会中能对本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做出有说服力的介绍的能力。我们的教育科学工作者是否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网络研究平台的出现对我们的研究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网上建立自己的站点并非难事，但是要使得自己的站点被世界所重视，却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的前沿，不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同行在研究工作中的热点、难点，如果我们对所研究的教育科学问题缺乏独到的见解，有谁会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上百万个站点中驻留在我们的站点前看上几眼呢？实际上，通过前一阶段对网络教育资源的分析，我们确实发现我们的某些研究工作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对教育决策的研究为例，国内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战略决策上；二是这种研究明显地存在着周期性，而周期则和政府的换届正相关。这种现象和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集中的、计划的经济体制有关。国外对决策的研究则明显地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全球或国家的宏观战略决策；二是学校一级的中观决策（如School-Based Decision），主要研究学校如何组织决策班子（Board of Directors），如何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处理好和上（政府）下（家长、教师、学生）左右（社区）的关系，如何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求得自身的发展；三是领导者和教师如何克服自身的弱点， 提高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如Teacher as a decision maker，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从互联网络上关于教育决策的分析看，更多的人所关心的是中观和微观的教育决策。显然，国外对教育决策研究的特点和整个社会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关。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每个学校、每个人都有着较大的选择权，其代价则是学校或个人都必需学会自己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对自己的决策负责。
通过互联网络进行的国际性的研究，必然要求各国学者之间更深入、准确地相互理解，要求教育科学建立一套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严格的、自洽的语汇和概念体系。教育科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基本上还处于经验科学的水平，许多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随意性和地域色彩。这就给国际化的研讨带来了许多的困难。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一方面网络平台的出现的确提出了这样一种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突破也并非绝对不可能，例如，在相关的学科中毕竟存在着可资借鉴的经验。如同样以研究真实人为对象的决策行为科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在决策行为科学中“理性（Rationality ）”是该学科的一个基本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合理”、“理智”、“按理行事”等等，在不同的语言中翻译方法更是各不相同。由于对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严格的界定，一段时期里，一些涉及到这个概念的争论常常是南辕北辙。面对这种情况，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蒙指出：决策行为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对这一概念加以限定，正如物理学对“力”的概念给予限定一样。否则，什么是理？合谁的理？好心办错事算不算“理性”丢失？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纠缠不清。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把“理性”概念定义为，“理性（指的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指在给定的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适合于达到给定的目标的行为方式。”（注：H.A.Simon：《现代决策的理论基础》，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45页。）这个定义排除了地域和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误解，也排除了感情因素的干扰，而使“理性”成为一个科学概念。笔者认为，为了适应网络社会中教育科学研究越来越强的国际化趋势，这种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性可能将被逐步突显出来。
四、服务意识
教育科学工作者还应该具有网络服务意识。
互联网络上的丰富信息资源从何而来？微软公司中国部总裁杜家滨的话是对这一问题很好的回答。他说：“我可能在100次中有99 次是从Internt拿东西，只有一次是把我的东西放上去。 如果全世界很多人都有这个1%，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汇小溪而成大川， 这个简单的道理在互联网络上的体现真是再清楚不过了。看来，网络建设同样需要提倡奉献精神和服务精神。
网上生存靠服务。在网上是否有一席之地完全决定于网络上他人对你的关注。你的外貌、言语、身分都不再起主要作用，人们认识你是靠你的电子信箱，你的主页，你在网络上给他人提供的服务。有人说，一个主页就是一个人格化的“自我”，此话不错。我们的学校、研究组、个人都需要在网上重塑自我。
网络竞争也靠服务。网络上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这种竞争主要是通过服务来实现的。1998年新年伊始，Macrosoft公司出资4亿美元收购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Hotmail ，这一行动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比尔·盖茨自己不是有很好的电子邮件系统吗？为什么要出这么大的价钱购买Hotmail？逐渐地， 人们才悟到，这里的学问大得很。盖茨之所以收购Hotmail， 并非是这个小公司的电子邮件技术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它通过提供免费电子邮箱集合起来了1000万用户。比尔·盖茨和Hotmail 都看到了信息经济与工业经济的规律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业经济通过资本抢市场，而信息经济则用服务来换市场。Hotmail的奉献换来了丰厚的回报， 而比尔·盖茨的这一收购行动则成为了网络商业的经典教材。现在互联网络上各公司纷纷仿效，免费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商家越来越多了。教育不同于商业，但在教育领域各种教育思潮的竞争同样激烈。要么放弃阵地，甘愿被网络殖民，要么主动出击，在网上逐鹿中原。但无论是商业，还是教育，服务都将是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服务在网络社会中是如此之重要，以致美国政府在对信息高速公路的构想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普遍服务（Universal Service）”。他们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是，“要保证所有用户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享用信息资源”。（注：陈太一、陈常嘉：《信息高速公路——国家信息基础结构》，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为了保证“ 普遍服务”的质量，美国政府还提出要改革那些可能妨碍这种服务的法规和政策。“普遍服务”的思想对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启发。第一，教育科研网要尽可能降低服务费用，使广大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上得起网。网络的成败得失绝不能只看建了多少校园网，而应该看它提供了多少服务，吸引了多少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对教育科研起到了多大的推动作用，对人才培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的大学校园网建设在硬设备投资上平均每所高校花费近1000万元人民币，而计算机硬设备每年都会有大幅度的贬值。如果不抓紧时间开发利用，或由于上网费用超过用户的负担能力，使得网络的利用率不能迅速提高，造成的浪费就太大了。第二，要改革阻碍提高网络利用效率和效益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得公众和研究人员尽可能方便地享用政府提供的信息。据了解，我国政府部门权威性的数据库有1000多个，但大多是金屋藏娇，利用率和更新率都很低，再加上没有组织成为数据库的大量的有用信息，这些尚待开发的信息资源是极为巨大的，如果不下大力气开发利用，实在是太可惜了。政府存在这个问题，各学术研究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哪一个学科没有巨大的信息资源等待开发呢？如果我们的政府机关和各种学术组织都能够组织力量，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把这些信息资源开发出来，为公众提供“普遍服务”，其可能获得的效益将是无法估量的。它不仅会使我们的网络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也将极大地推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五、方法论意识
运用互联网络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不仅从技术上提高了研究工作的速度和质量，而且具有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哲学。教育哲学研究的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在理论思维的层次上回答教育的性质、目的、本质、价值、发展的动因和途径等基本问题。第二个层次是关系到整个学科的一般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例如，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中介绍的文献检索方法、教育调查方法、教育实验方法、分析综合方法等。第三个层次是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方法。例如，教育统计学中的统计法、作图法、列表法，教育心理研究过程中对某台仪器的调整方法，计算机辅助教学中某个计算机软件的使用方法等。
以网络为技术平台开展教育研究首先在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先进的方法，例如网络方法提高了我们对教育信息资源的检索和分析的能力。
网络技术平台的引入对教育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引入不仅继承了原有的文献检索方法、教育调查方法、教育实验方法、分析综合方法，而且有着本质上的创新。以问卷调查为例，在传统的条件下，要想查找到世界上所有名牌大学的校长的通讯地址，并请他们参加自己的问卷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借助网络却不仅可以一个不漏地找到这些校长，而且可以把信直接送到他们个人的电子信箱。在传统的条件下，我们曾为如何激发被试回答我们问卷的热情而苦恼，但在互联网络上我们却可以借助音乐、动画等多媒体技术把问卷设计得令被试兴趣盎然。如果说，科学研究方法包括着目的、知识、程序、规则等基本要素，那么，网络技术对原有方法的作用结果是：目的没有变化，但是运用这些方法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变化了，这些方法运行的基本程序变化了，甚至使用这些方法的规则也发生了变化。网络教育研究方法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原有方法解决的不好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动着整个教育科学的发展。
当我们走进网络，运用网络技术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一名网络公民（最近出现的一个很有趣的英文单词Netzen）。网络也是一个社会，根据马克思对社会本质特征的分析，“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0 页。）社会的主体是人，是人们相互交往而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在网络中，人们同样建立了学校、商店、工厂、娱乐厅……只不过，这是一个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的同类物形态和运行机制完全不同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新事物。在网络社会中，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经营方式、新的教育方式都对我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产生着巨大的冲击。什么是值得干的，什么是不值得干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当越来越多的学生自己学会了到网上去查询数据库，去根据自己的问题访问世界著名的教授，去网上的虚拟实验室亲身体验幻想的时候，我们的教师还能用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理论去指导教学吗？当覆盖全球的虚拟学校在教育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时候，我们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还能应付吗？我们可以制定一个个法规，严禁中小学生去电子游艺厅，甚至派保安警察站在游艺厅门口站岗，但制定什么法规才能保证学生们不会在家里沉迷于通过互联网络得到的比游艺厅更具吸引力的游戏呢？我们可以制定法律，惩治盗版行为。但是当一个人把网上令人感兴趣的文件下载下来，汇编在一起，分发给许许多多人的时候，他该不该被判定为盗版呢？相信当我们进入网络社会，遇到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以后，都会和尼葛洛庞帝有同样的体会：传统社会中的道德规范、法律就像“在甲板上巴嗒巴嗒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挣扎的鱼拼命喘着气。”（注：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因为我们社会中大多数道德规范、 法律都是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形成和制定出来的，不是为“比特世界”而制定的，而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互联网络给教育带来的理论与实践、思维与存在之间新的矛盾只能运用网络社会特有的方法去解决。由此看来，网络研究方法也必将对教育哲学提出新的挑战。
互联网络是一个新生事物，网络社会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或早或晚，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终将成为网络社会中的一员。这里用得上古罗马演说家昔尼加的一句话：“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走。”愿我们每个教育科学工作者都自觉地提高网络意识，走在时代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