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哈贝马斯的历史哲学_哈贝马斯论文

历史意识与哈贝马斯的历史哲学_哈贝马斯论文

历史意识与“历史的公用”——哈贝马斯的历史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历史论文,哲学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曾把历史哲学定义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专门处理史学研究所涉及的哲学问题。这类问题大致可归为两类,一是“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问题,二是涉及到历史题材和历史事件的性质相关的形而上学问题。(注:R.G.柯林伍德:《柯林伍德》,陈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94页。)我认 为,这一对历史哲学的概括还缺乏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史学的价值和史学家的作用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史学的实践归宿和史学家的公共角色问题。虽然这一问题并非对每个历史学家都具有当下的迫切性,然而却是历史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哈贝马斯基于德国历史和政治的特殊背景,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给予了明确地回答。

哈贝马斯是当代最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和德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一直致力于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与德国历史意识和政治文化的启蒙,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介入的规范理论,形成一个带有实践意图的社会历史哲学,把人类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普遍人权和民主政治理念渗透到传统德国的民族文化之中,使德国的民族主义历史意识转变成他所说的后民族的文化和政治认同。这种启蒙的历史意识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哈贝马斯面临着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道德和良心问题:即如何对待其先辈所犯的巨大的罪恶。作为两次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德国犯了不容宽赦的 罪恶,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奥斯维辛大屠杀。这些历史事件剥夺了德国人非批判地继承自 己历史意识和传统文化的可能性,历史的反思成为德国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哈贝马 斯自己的一段回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十五六岁时,我坐在收音机前听纽伦 堡审判前国人的谈话。一些人非但没有对眼前可怕的灾难吓呆,反而喋喋不休地辩论审 判的合法性、程序和法理学问题,我感到我们中间出现了裂痕,真正的裂痕。的确,我 因为敏感易受伤害,我不能像我的兄长那样对集体犯下的不人道罪行无动于衷。”(注 :哈贝马斯:《哲学—政治剪影》,引自R.Benstain:Habermas and Modernity,Polity Press,1985,p.2.)可以说,哈贝马斯一生著述活动的最终归宿就是反思德国人集体犯罪的根源,并重建其道德政治的合理性基础。

哈贝马斯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历史哲学的涉入往往出于争论的需要。他对历史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个时期:一是60年代介入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之争”,这次主要涉及到历史意识的基础问题;二是80年代中期与德国保守派之间发生的“史学家之争”,主要涉及到史学的作用和德国集体认同的历史基础问题。本文试图把这两次讨论结合起来,研究哈贝马斯作为理论家对历史意识的规范重构和作为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的参与。在这里,“历史的公用”概念具有特殊意义,它表明史学具有双重性,它既有学术的维度,也具有公共政治维度,既是“私学”,也是“公论”,它的结论不仅需要接受专家的检验,而且需要接受公共领域的批判检验。哈贝马斯提出这一问题虽然有特殊的背景,但是,由于因为它涉及史学的价值和地位,因而对历史哲学来说有普遍意义。人类的自我解放不仅指政治上摆脱外在权威的强制,也包括摆脱历史意识对我们的无意识强制,历史学家只有反思地对待自己研究的规范前提和结论,才能促进启蒙和历史的进步。

哈贝马斯对历史哲学的系统思考始于20世纪60年代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之争。众所周知,伽达默尔是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继承了海德格尔开启的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系统地批判了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建立了以普遍的历史意识为核心的历史哲学。在海德格尔之前,历史哲学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方法论意识控制的,它的研究对象是如何理解历史的特殊方法。甚至狄尔泰这位自觉地提出历史理性批判任务的哲学家也未能摆脱这种方法论取向的历史哲学的限制。狄尔泰把历史视为人的本质,人的自我理解是通过对历史的理解实现的:“人的精神是什么只能通过对于精神经历和产生东西的意识来揭示。”(注:Dilthey,Gesammelte Schriften,Bd.7(Stuttgart,1979),转引自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途径。然而,狄尔泰由于受到科学主义的诱惑,认为历 史研究要忘掉自我,把自己沉浸到历史材料原初的内在生命之中,才能唤醒原作者赋予 文本和作品的意义。这样,历史本身的历史性就被对意义的客观主义理解遮蔽了。

伽达默尔的煌煌巨著《真理与方法》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它的意义在于 赋予历史以人类自我理解的本体论地位,使史学摆脱客观主义方法论的束缚。在他看来 ,历史既不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也不是与主体相对的客体。历史性是人的根本特 征,人一生下来就处在历史之中。人作为在世之在,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传承下来的前 理解的“前见”、“前有”、“前在”的影响。这意味着人不可能在历史之外找到一个 非历史的立足点来反思历史。历史本质上是时间性的,而时间总是开放的。意义既不在 文本之中,也不再作者的心理之中,而是在历史地生成的过程之中。这样,时间距离对 作品的理解不仅不是障碍,而是积极的条件。“时间距离不是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 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出来。”( 注:汉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380页 。)由于每一时代都把自己的理解注入到传统之中,传统的意义也在后人的理解中不断 丰富。“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因此,理解并 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注:汉斯·伽达默尔:《真理 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380页。)伽达默尔超越了历史主义 意识,不再坚持文本和解释,历史与它的效果的二元论,而是把后人对传统的解释和历 史的效果视为传统本身一部分。在他的理论中,历史知识的根本原则不是主体性原则, 而是“历史效果原则”,即历史不是事件的历史,而是事件的影响史、效果史。这样, 我们就不能对历史进行“主题反思”(thematic reflection),而只能进行“效果反思 ”(effective reflection)。历史不是主体反思的对象,而是主体存在的基本视域,反 思者不可能抛开自己的传统,站在历史之外来反思历史。历史不是反思的对象,而是反 思得以进行的条件,因此,我们需要抛弃试图获得整体知识的客观主义幻想,承认历史 和传统是我们不可超越的视域。历史的反思总是效果反思,即站在历史之中对历史进行 反思,这种反思总是局部的、临时的,它总是在历史地敞开的地平线中进行的。历史反 思的目的不是客观知识,而是达到我们的视域和他们的视域之间“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显然,伽达默尔的理论已经完全超越了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限制,把 历史哲学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哈贝马斯完全承认伽达默尔的贡献。他认为,“伽达默尔对文化科学的客观主义自我理解的第一流的批判,不仅击中了历史主义的要害,而且也击中了这个遗产的现象学和语言学的执行者的要害。”(注:Jürgen Habermas,A Review of Gadamer's Truth and Method,载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p.254,p.255,p.262,p.260,p.259.)历史效果原则对人文和历史知识 来说,不是辅助原则,而是基本原则。我们不是历史的效果和影响之外把握历史,而是 在历史之中把握历史。历史不仅是由客观的事件组成的,而且也是由事件的影响以及我 们对它的反应组成的,历史本身包含着无法根除的历史性。历史的意义是开放的,未完 成的,我们永远无法把它作为对象来把握。“那些反思了历史效果的历史学家和语文学 应该考虑到意义视域的开放性。他们应该预见到事件的进展会给他们的对象带来新方面 。”(注:Jürgen Habermas,A Review of Gadamer's Truth and Method,载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p .254,p.255,p.262,p.260,p.259.)正如语文学家经验到文本的内容是不可穷尽一样,历 史学家原则上也不能给任何事件以周全的描述。这就瓦解了历史哲学中盛行的历史主义 和实证主义自我意识。哈贝马斯虽然同意伽达默尔的前提,却不同意他从中得出的结论 。

在伽达默尔那里,历史事件和文本的理解只能以解释者所处的社会共同体已有的规范和自我理解为前提,日常语言和它包含的实践意识成了解释者无法超越的前见。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观念是片面的。因为我们不仅能继承历史,也能从历史积淀的理性潜能中形成批判的自我意识,意识到我们当下处境的历史性和局限性。合理的历史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借助意识形态批判程序自我把握的。伽达默尔主张对历史和传统要抱着“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因而,他更多地把传统理解为真理的“水库”。但在哈贝马斯看来,时间和历史并不总是精神的净化器、“在”的显现、真理的敞开,它同时也是偏见、迷信和各种非理性力量的容身之地。对传统仅仅抱以同情的理解态度是不够的,解释学对意义的理解还必须同意识形态批判的自我反思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因片面强调历史效果原则而抹杀批判反思的力量,陷入文化传统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

哈贝马斯相信,一种批判的服务于人类解放前景的历史叙述是可能的。他通过对美国 哲学家丹图(A.C.Danto)思想的批判性分析来阐明了这一点。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丹图提出一个悖论:真正的历史哲学是不可能的,同时又是必需的;历史本质上是主 观的、相对的。

丹图认为,历史学家总以为自己在记录和复制历史,实际上不过是以自己选择的框架 组织历史的材料。他认为以下的推论构成一个证据链,使得历史客观主义的立场变成不可能:(1)对历史的完全复述和描述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需要假定一个理想的编年史家 ,他不带任何个人的兴趣、偏好和观点。这样的编年史家是不存在的。(2)历史事件并 不单单是外在的行为,而且涉及到行为者的动机和意图,而动机和意图是无法观察的。 (3)即使事件的观察和描述能做到中立、客观,编年史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因为 历史的叙事起码涉及到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已经超出观察者的范围。(4) 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总是隐藏一个可以把历史事件纳入其中的叙述结构。同一事件在不同 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如项羽战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在王安石看 来是缺乏政治家智慧的妇女之德,而李清照在国破家亡伤痛之余却盛赞其“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的英雄气概。不同的叙事结构就如库恩所说的“范式”,它们之间是不 可比的。(5)从效果历史看,一个事件的完全描述依赖于对未来事件的完全预知,而这 只有在上帝无所不在的天目中(eyes of god)才能实现。上帝之死意味着由于不存在历 史的客观意义,历史不过是人为的叙事,这一叙事结构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任意选择的, 因此历史完全是相对的。“完全的描述先行假定了一个描述系统。不仅如此,叙事组织 的确立逻辑上把我们牵涉到无法根除的主观因素中。在这里存在着无法根除的武断因素 。”(注:A.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1965,p.112.)由 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理想的最后历史学家,历史是主观的、相对的。

丹图对历史客观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他的结论是片面的,产生这种片面性在于他误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哈贝马斯认为,“伽达默尔的真正成就是证明了解释学的理解同对取向于自我理解的行为的解释之间联系的超验的必然性。”(注:Jürgen Habermas,A Review of Gadamer's Truth and Method,载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p.254,p.255,p.262,p.260,p .259.)换言之,历史知识不是对外在于解释者的事件及其联系的客观描述,而是人的自 我理解的形式,历史知识本质上是实践的,如果从这个视角来反思历史的客观性,我们 就能摆脱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对立的困境。对历史的完全描述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 味着历史完全是主观和任意的。在实践中每个人实际上都处在最后历史学家的地位。

历史学家不是历史过程的中立的观察者,而是实践的参与者。人不可能脱离生活实践 来把握任何事件,作为实践的参与者,每个人都试图从未来的预期中来把握过去事件的 意义。历史的统一在于取向于自我理解的理性意志中。“当且仅当历史学家在规范的期 待中行动时,他才能构画出历史事件的呈现所需要的可能的最后的参照系。”从解释者 对未来的期待,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事实出发,历史才能呈现其意义和内在的联系。“在 这个脉络中,未来只存在期待的视域中。这些期待试着把以前传统的片断融入到直观地 把握的普遍历史的整体中。以此观之,每个相关的事件原则上都尽可能地相对于社会生 活世界的实践的有效的自我理解得到完全的描述。”(注:Jürgen Habermas,A Review of Gadamer's Truth and Method,载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p.254,p.255,p.262,p.260,p.259.)哈贝马斯强 调,历史反思的可能性在于人总是从将来的期待,即从一个实践构想的目标出发对待传 统和历史发生的一切,把它们组织到实践反思的框架中。因此,反思不仅依赖传统,传 统也依赖反思,我们可以从时代的自我理解中构想理想的审视点来反思历史。在理解历 史事件时,历史学家既是解释者又是行动者,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只有解释者把自己作为 行动者、历史行动的参与者才有可能。解释者面临历史事件时,总是要追问“如果在当 时,我应当如何行动”。在这里,历史事件是从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来评价的。“历史学 家绝不仅仅是限于观察的编年史家,他必然介入交流的经验。”(注:Jürgen Habermas,A Review of Gadamer's Truth and Method,载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p.254,p.255,p.262,p.260,p .259.)历史学家作为实践者不可避免地介入到生活世界的交往之中。这种交往包括两个 方面:一方面历史学家作为生活世界的参与者必然分享自己时代的文化传统、规范结构 和自我认同形式;另一方面,作为研究者,他又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生活世界的反思过 程中。特别是当不同的解释规范发生冲突时,历史学家不可避免会卷入道德—政治规范 和自我认同的辩论中。“无疑,历史著述可以是一种在相互作用的联系中交织在一起的 日常叙述性东西的风格化的高级形式。但是,它同叙述的关联系统的内在联系,仅仅是 加强包含在生活世界中的反思性。”(注: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历史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不在 于知识的对象能否独立于研究的主体,而在于蕴含在历史叙述和判断中的规范和价值能 否得到人们普遍的反思的认可。所谓客观的就是普遍地主观的,康德批判哲学对客观性 的澄清为我们走出历史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二律背反的困境。在哈贝马斯那里,历史意 识与理性反思是互补的,历史学家应该超越或多或少自然形成的现存传统,通过相互讨 论形成新的历史意识。判断历史知识的合理性标准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性,而是它对 后传统的历史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建构所起的推动作用。只有能使人达到更高水平的自我 理解的历史知识才是最好的知识。

在哈贝马斯看来,历史是由结构与事件相互作用形成的。一方面,一个社会进化所达到意识水平是历史的结构因素,构成历史解释的可能视域,它代表着一种集体的学习能力,凝固了这个时代可以用来处理它面临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合理潜能。另一方面,历史是这种合理潜能的具体实现过程。但是,这种实现过程不能按传统的唯心主义模式解释为意识自动地转化为现实,作为具体的过程历史总是受制于“偶然的因果性”。 这意味着历史不是一个宿命的过程,而是具体的实践和政治抉择构成的;历史叙述的任 务就在于把人类发展的逻辑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根据社会面临的 压力和偶然性的边际条件的变化,解释历史变化的原因。同时,又通过历史事件的影响 解释新的意识发展水平的出现。历史是个人和集体的学习过程,它把一个社会的意识结 构的内在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行动。成功的历史行动意味着它能把社会发展积淀的理性 潜能运用于现实,成功地协调了社会关系和塑造新的自我认同,使人们获得更大程度上 的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相反,失败的历史行动意味着阻碍合理性潜能的发挥。

历史研究的是一个时代的理性能力如何转化为现实行动的,历史学之所以能够起着批判的作用在于:它以具体的历史叙述展示人类自由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把这一观点运用到德国具体的历史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批判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从历史性灾难上 获得教训。

“历史的公用”(public use of history)的概念是哈贝马斯与德国保守派历史学家的辩论中提出的,笔者认为,这个概念充分表达了他对历史学的实践性和政治性的敏感。哈贝马斯对待德国历史,特别是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批判史学立场。

哈贝马斯与历史学家的辩论缘于纪念二战结束四十周年仪式引起的政治风波。1985年5月8日美德首脑和退役军官来到彼德堡(Bittburg)军人墓地,两国政府试图通过德美两 国退役将军在仪式上握手言和来象征着两大宿敌的和解。然而,事与愿违,仪式举行的地方埋葬着希姆莱敢死队的四十九名队员,这一细节一经披露,顿时引起喧然大波,一场精心策划的计划失败了。在这一背景下,德国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掀起了一波为德国历史“正名”的运动,试图以自己的知识帮助政治家完成重建德国民族主义传统和政治认同的任务。在他们看来,德国如想成为西方盟国的一员,就不能再生活在负罪意识之中。为了德国的现在,需要拯救它的过去。重建德国的民族自信心和政治认同的前提是抛弃德国战后历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罪责感,实现德国历史的“正常化”。因此,保守的历史学家反对战后德国形成的普适主义价值观和批判的历史意识。

我们先来看看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的主要策略:

第一,坚持民族主义,反对“启蒙史学”,对历史持工具主义的为我所用的态度。他们认为,战后德国史学由于受启蒙意识支配,对自己民族历史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已严重影响到德国集体生活的目标和政治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后启蒙的历史编纂史“道德是合法的和政治上必须的”。(注:Michael Stümer,“History in a Land Void of History”,引自Robert C.Holub,Jurgen Habermas:Critic in the Public Sphere,Routledge,1991,p.166,p.181.)德国历史的正常化对重树德国大国形象有着积 极意义,历史学应该服务于重建德意志民族认同这一目标。

第二,美化法西斯,为过去的历史辩护。他们认为,德国第三帝国侵略的真正动机不是为了消灭犹太人,而是为了保护东欧不被苏联占领。他们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德国军队在战败之际对东部战线的苏联红军的抵抗要远远强于对西方盟军的抵抗。法西斯的灭亡不是德国的解放,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失败。这种以反共动机美化侵略的策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洗刷了德国的历史,又诋毁了左派。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否定这段历史,就是对民族的背叛。

第三,抹杀奥斯维辛大屠杀的特殊性,淡化自己的道德罪责感。他们认为,奥斯维辛并没有特殊性,它只是20世纪众多集体性大屠杀的一个,在此之前和之后许多国家都曾出现集体屠杀现象。如30年代苏联的肃反、柬埔寨布尔波特统治时期的大屠杀。奥斯维辛在人类历史上并没有特殊性,如果有特殊性也是在技术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它只是比别的屠杀技术上更先进而已。

“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是由哈贝马斯挑起的。他对保守历史学家的学术话语中存在的反启蒙的民族主义历史意识感到震惊,也对他们的史学工具主义态度非常不满。保守历史学家的错误不是历史事实的错误,而在于规范原则和认同标准的错误 。“在斯图默尔、希尔格鲁伯和诺尔特的各种各样言词中,哈贝马斯担心的是他们试图 抹平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为习惯的民族主义认同开辟道路。”(注:Michael Stümer, “History in a Land Void of History”,引自Robert C.Holub,Jurgen Habermas:Critic in the Public Sphere,Routledge,1991,p.166,p.181.)“历史学家之争”实质 是后民族主义认同与传统民族主义认同之间一场道德和政治之争。

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世界多少已经成了一头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牛”,然而,恰恰这个问题又是检验一个民族道德意识水准的试金石。民族主义有二种。一种民族主义把认同建立在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自决基础之上,这一传统源于法国革命,它是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变的重要的道德动力。另一传统是把认同建立在血缘、领土、语言、宗教等前政治的因素之上,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原教旨主义属于这一传统。在哈贝马斯看来,德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是后一种民族主义,这种传统不仅不应成为德国人重新建立自己的集体认同的起点,而且应该成为批判和反省的对象。因此,第三帝国的失败不应理解为德国人道德上的灾难,应该理解为它的一次宝贵的自省的机会。哈贝马斯之所以对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特别警惕,是因为德国的政治文化正面临着艰难的结构转型,从自己国家道德政 治灾难历史中汲取教训,塑造与宪法民主国家相一致的普遍主义道德和政治认同仍然是 其沉重的任务。为第三帝国辩护和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淡化,不仅会妨碍这一目标的实 现,而且是历史的倒退。

哈贝马斯对待历史意识的态度是既反对官方的操纵,也拒斥自然主义态度。历史意识是一个社会道德自我认识的凝聚,在自由社会中,任何权力机构和学术权威都不能垄断历史意识的解释权。“彼德堡仪式”实际上是政府通过“做秀”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认同强加于社会。历史成了官方任意打扮的“妓女”。一个自由的社会,其历史意识和集体认同应该在独立于政府的公共领域批判性辩论中形成,而不应该受政府的控制。“今天社会融合和自我理解的任务不再是政治系统的事情……公共领域应该拒绝容忍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的精神和道德领导权。”(注:Jürgen Habermas,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Suhrkamp,Frankfurt,1985,p.267.Cited from Robert C.Holub :Jürgen Habermas—Critic in the Public Sphere,Routledge,1991,p.164.)不仅官 方不能垄断历史意识的话语权,而且历史学家也无权垄断历史的解释权。史学固然是一 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规范,收集材料、提出和证明假设的研究程序,也就是 说,它有自己的科学标准。但是,历史知识并不等于历史意识。历史知识的合理性应该 接受学术共同体内专家的检验,历史意识涉及我们与历史和传统之间的关系,不是纯粹 的历史知识问题,而是历史研究者作为交往者在历史中的认同问题,它的合理性应该受 到公共领域的批评的检验。同样,当一个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内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享受充分的学术自由,但是,当他试图以自己学术对公共领域施加影响时,他就不 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观点就应该接受公共领域的评价。哈贝马 斯表示,如果保守的历史学家只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就不会去与他们辩 论。但是,当他们在公共媒体上发表看法,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涉及到历史的公共使 用,而不仅仅是专门性的历史知识。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史学不是价值中立的纯粹科学,它一开始就牵涉到自己的规范前提的选择问题。他认为,西方的宪法民主理想和制度已经提供了历史反思的新的规范来源。在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社会融合和自我认同是建立在普遍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普遍的人权和自主联合的民主理想构成了任何民族和社会群体的道德政治认同的前提。对德国历史和奥斯维辛的反思应该沿着现代社会认可的普遍人权和政治参与权的方向进行,不应该相信所谓民族的“天命”,以“德国性”(Germanness)来排斥普遍性。正是在与保守主义史学家进行辩论中,哈贝马斯提出著名的“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这一概念。这种爱国主义在德国意味着对作为宪法的《 基本法》所确立的政治秩序和基本原则的认同,而不是对德国特殊历史或种族的认同。 在后传统社会,国家不是种族、语言、文化的人民的同一体,而是法律共同体,在这一 共同体中人们享受平等的权利也必须履行平等的义务,最核心的义务就是对自由和民族 的宪法原则的忠诚,因此是“宪法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爱国主义。

对哈贝马斯来说,奥斯维辛应该成为德国人精神的过滤器,从此以后民族认同和传统不能再无批判地挪用。“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奥斯维辛之后——在这场道德灾难震惊之后——民主制才能把根沉入到德国公共的动机和心灵之中,至少是在年轻一代中。”(注:Jürgen Habermas,Die nachholende Revolution,Suhrkamp,p.152.Cited from The Cambidge Companion to Habermas,ed.by Stephen K.Whi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77.)德意志历史的非法化是积极的。(注:Max Fensky,Universalism and the situated critic,载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bermas,edited by Stephen K.Whi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78.)否 定和批判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不是对自己民族的“矮化”,而是清除自己肌体中的毒素。 “辩论纳粹大众罪行的独特性的背后有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想以什么态度对待德 历史的连续性——我们是否能在肯定我们自己的政治存在的同时,仍能保持清醒地与我 们邪恶传统决裂的意识。”(注:Jürgen Habermas,New Conservatism,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9,p.227.)哈贝马斯承认,历史是无法选择的,人一生来就处在历 史之中,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自己对历史的态度。

“历史的公用”概念,哈贝马斯并没有给出一个分析性定义,但是,从他的具体论述中不难发现,历史的公用是指历史作为公共话语对公民的道德政治自我理解的影响。哈贝马斯与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冲突的焦点不在于历史是否有公用,而在于如何正确地发挥历史的公用。

保守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德国人的罪责已经通过纽伦堡审判和战后的赔款赎清了,完全没有必要再生活在犯罪的阴影之下。这里,他们混淆了法律与道德责任的界限。对法西斯大屠杀罪行的揭露,对历史的反思,并不是要追究德国整个民族在法律上的罪责,而是反思自己的道德伦理责任。法律惩罚的是犯罪的个人,而不是一个民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屠杀犹太人和种族清洗的罪恶中,普通百姓可以免除一切责任。像法西斯统治时期那样大规模公开地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如果不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集体心理动机中寻找根源是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历史学家有责任搞清楚他们所背负的沉重的文化遗产哪些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需要修正或抛弃的。哈贝马斯充分肯定戈尔德哈根的观点:“恶并是单纯的侵犯行为,而是凶手自以为具体正当理由的侵犯行为。恶是颠倒的善。”(注: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45、45页。)法西斯之所以能动员绝大多数德国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集体意识普遍存在的落后的民族认同。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那些法西斯主义者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好战之徒,或心理变态者,他们都是正常人。他们不是出于强迫或利益,而是出于自认为是正确的信念而卷入的。在法西斯的大规模排犹运动中,不仅一般的大众参与,而且也有许多知识和社会精英参与,如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帮凶。这说明德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反启蒙的毒素,如果不肃清这些毒素,德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德国人的真诚悔过是20世纪重大成就,而这一过程是同它的历史意识的转变相伴随的。长期以来,德国历史学受一种有害的民族主义认同感支配。它相信,德国处在欧洲心脏,因而负有特殊的“天命”。德国的特殊性使它享有特殊的权利,它可以不受任何普遍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这种例外论使德国精神上陷入盲目,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法西斯主义的犯罪。历史的反思涉及不单是对事实的理解,而且是重建当时促使人们如此行动的规范背景,即什么道德伦理观念使得德国心安理得地接受希特勒的政策,甚至主动参与反人类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有关德国历史的争论,“关键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我们考虑事实的视角。即我们如何来判定罪责问题。”(注: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45、45页。)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是把经过理性反思确立的历史意识和自我认同作历史评价的基础,而是站在过时的民族立场为法西斯辩护。虽然任何理解都是历史的理解,都会受到特定时代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和传统影响;人不能选择自己的传统,但是,可以选择对历史的态度。但是历史和传统不是人的宿命,“这种前理解和伦理的自我理解一样需要讨论的。”(注:尤尔根·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45、45页。)历史的公 用或启蒙意义在于它能够以叙事的方式揭示一定文化语境下特殊的文化传统、心性结构、思维和感知方式以及心理动机与特定行为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从而反思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一个民族的历史反思也是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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