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4)02-0054-04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作为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遗余力地推行新自由主义，故而我们又可以把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从最终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经济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我们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认识经济全球化，更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资本是天生的自由派，扩张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对利润最大限度的追求，决定了它必然会冲破民族国家地理疆域的局限，从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同时，资本在扩张的过程中力图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扩张，使整个世界都被置于资本的统治之下。“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P393)
资本的扩张打开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P276)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资本增殖，资本增殖要求资产阶级摧毁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障碍。资本的全球扩张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蔓延。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超越了民族国家疆界的局限，各国家、地区经济日益呈现出某种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着“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利益的分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复制自己、扩张自己。如果说前者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属性，后者则是更能揭示其本质的社会属性。所以，从根本上看，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即资本的全球化。垄断资产阶级倾向于将由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说成是“不可避免的”，其目的是为垄断资本的统治披上合法化的外衣。
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是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思潮，它肇始于20世纪初，逐渐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变种。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新自由主义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和外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内，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和制定政策的理论框架；对外，当代垄断资产阶级在庞大的军事力量的庇护下，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不断地打开各个民族国家的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资本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新自由主义为自己设立了这样一个假想性的前提：如果市场被允许不受干预地自由运行，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最优化结果。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以及对贸易、投资的限制都是不必要的外部干预，将会促进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为此，国有企业应该实行私有化，一切贸易壁垒都要被清除，资本市场必须做到非调控化，政府的支出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在经济理论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注重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入手阐释经济问题，形成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这些学派的观点有差异，但都有着以下共性：反国家、亲市场，强调市场作用的最大化和政府干预作用的最小化；鼓吹私有化和非调控化；坚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原则，反对实施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主张在增加出口中实现经济增长等等。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自由流动、自由扩张的要求。为此，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推行新自由主义。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客与学者们叫嚣，新自由主义是符合天理人性的，因而也是不可替代的。
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操纵着世界三大经济组织，掌握着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它们以“华盛顿共识”为纲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向东亚、拉美、东欧、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强力抛出了“结构调整方案”，即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华盛顿共识”和“结构调整方案”，即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华盛顿共识”和“结构调整方案”都以贷款为诱饵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市场模式。特别是世界银行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政治化色彩更加明显。它力图通过结构调整、贷款等杠杆推动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的“制度改革”，实施所谓的“良政”，实际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发达国家通过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扩张，迫使发展中国家拆除了对于外来投资的壁垒，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华盛顿共识”原则的指导下，按照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方向进行调整：对政府所有的企业和政府提供的服务实行私有化，削减政府开支，调整经济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高利息率，撤销对食品、燃料和药物等消费品的补贴，增加赋税。通过这些手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垄断资本的统治之下。对于不服从新自由主义律令的国家，西方国家轻则实施经济制裁、重则进行武力恫吓和军事打击。
新自由主义具有赤裸裸的侵略性，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新殖民统治的得力工具。陈岱孙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涉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3]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不平等性
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制定权，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就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必然是一个不平等的过程。
第一，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随着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流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都卷入了世界生产之中。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地国家对宗主国高度依赖，成为宗主国的附庸。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果说有相互依赖，也是非对称的，即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第二，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但却为发展中国家设置了重重的贸易壁垒。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贸易组织，表面上鼓吹“贸易自由化”，实质上却是以利己主义为圭臬，交替采取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的两种手法：为了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它们大肆宣扬贸易自由化，甚至不惜动用“301条款”或“超级301条款”，举起贸易制裁的大棒；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它们动辄以环保、劳工、知识产权等问题为借口，限制对发展中国家优势产品的进口。
第三，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却不能实现自由流动。叶卫平指出：“资本流向世界，这是市场开放主义，而劳动力却不能与利润一起流向西方，这又是贸易保护主义。”[4]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生产要素。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将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事实并非如此。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如果允许其自由流动，这将会挤占发达国家的就业市场。所以，发达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移民法，限制发展中国家普通劳动力的流入。反过来，对资本输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失业，发达国家却不负任何责任。
第四，美国利用自身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控制了国际资本的流向。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固定汇率制，规定了黄金——美元本位制，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自此，美元一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的支付手段。尽管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系解体，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主导地位犹存。“它在国际储备中占70%，欧元仅占12%。目前，80%的国际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量是用美元进行的。有2/3近3000亿美元在境外流通。到1999底，外国人拥有美国金融资产总额已达8万亿美元，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额的72%。”[5]
美国在享受铸币权收益的同时，可以借用世界各国的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刺激经济的增长。同时，美国还能够根据美国的需要调整美元的利率，改变资本的流向。金融是经济的血液。美国凭借美元的强势地位以及对IMF、世界银行和WTO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控制了世界经济的脉门。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国国内经济政策一有任何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都会受其影响。
新自由主义者许下娓娓动听的诺言：只要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吸引来外国资本和公司，就可以结束不发达状态。但在过去10年里，这些发展中国家开放了经济，却因之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即饱受经济危机之苦。这些实行私有化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几乎输得精光。它们给外国垄断资本提供了各种投资设施，为其掠夺本国的自然资源拆除了所有限制性壁垒。但换来的却是“更加不对称的贸易、日趋严重的金融不稳定以及产业脱节。”[6]
反观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它们却从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获利匪浅。“到20世纪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高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政策。它的鼓吹者们推动了有利于大公司的全球化，促成了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鉴订和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这些刺激了‘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的胃口。IMF、世界银行与美国财政部串通一气，强迫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欧盟、美国等国还发起了多次谈判以达成《多边投资协定》及其他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地区性协定”。[7]
四、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
苏东剧变后，许多人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怀疑，比较典型的一种说法就是：“帝国主义垂而不死”。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论断是列宁提出来的。其实，“帝国主义垂而不死”论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人对列宁所说的说的“垂死性”的含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说：“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8](P706)列宁所说的“垂死性”就是指“过渡性”，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处于矛盾运动状态。其中，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2](P345)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极大提高，为资本主义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成熟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就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而言，新自由主义模式不能促进资本的快速积累，因而将会使资本主义自蹈死地。其原因有三：
1.从长远看，新自由主义主张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削弱公共开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总需求的严重不足。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呈现出被边缘化和附庸化的状态。今天，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这已是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根据联合国开发署1999年度的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裕的5个国家与最贫穷的5个国家的收入差距：1960年为30∶1，1990年为60∶1，1997年为74∶1；到20世纪90年代末，占全球人口1/5的最发达国家拥有全球GDP的80%、世界市场出口量的82%、对外直接投资的68%、电话线路的74%。”[9]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力缩减，进而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又反制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次，发达国家内部财富向少数巨富的集中，广大人民的购买力下降。由于资本家对于利润的无限度追求，他们总是倾向于把触角伸向最为有利可图的地方。为实现产品成本的最小化、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发达国家通常把资金投向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这造成了发达国家产业的空心化，大批工人纷纷失业，生活每况愈下。“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37500美元，而最穷的20%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3300美元，两者相差10倍之多。到了1996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15倍。”[10]西方发达国家的“穷人”将全球化形容为“经济世界化、利润个人化”，认为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第三世界化”了。
2.新自由主义主张放弃国家反周期开支和税收政策，通过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减少了“自动稳定器”的有效性，放宽了对金融部门的公共管理制，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造成了不稳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垄断资产阶级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全球资本主义企业的恶性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各国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压缩单位产品的成本，加大利润空间。他们争相削减工人的工资，削弱工会的谈判能力，降低公共开支，造成了社会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反过来，这又加剧了新的竞争，这种恶性循环势必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
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还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大为增强和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金融管制的放松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股票、债券等金融衍生工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逐渐发育。这降低了资金跨国流动的成本，同时提高了其流动的效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产的全球化也促进了大量资金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空前繁荣，虚拟资本急剧膨胀，金融资本总量及其增长与实际生产总量及其增长之间的差距拉大。“1971年，大约90%的外汇交易为贸易和长期投资融资，只有10%是属于投机性的；今天，这个比例被颠倒过来，90%以上的外汇交易是投机性的。”[11]这很容易造成泡沫经济，并酿成金融危机。从短期来看，西方国家可以从中渔利；从长远看，这将影响西方国家的资本积累。
3.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给世界带来繁荣与富裕，也并没有带来公平与效率。它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奴役，而且使资本主义自然的奴役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生态的退化几乎是同步而行的，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物种减少、资源枯竭等生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巨大的威胁。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除全球人口压力这一因素之外，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扩张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在经济利润的驱动下，资本家想方设法地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以求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根本不会以环境保护为念。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应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变本加厉地过度开采自然资源，以满足资本积累、资本赢利的需求。此外，垄断资产阶级为给自己的资本、商品打开市场，进而创造更大的消费需求，疯狂地鼓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宣扬“更多的消费，更大的快乐”，使人类社会沉浸在不思明晨的享乐和纵欲之中，大量地消耗环境资源。
资本主义对人类和自然界的残酷奴役否定了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必须。当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2](P33)列宁也曾经说过：“帝国主义就是完成了自己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并非社会党人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13](P36)
目前，资本主义为了延缓自身的灭亡而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的调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所以，资本主义还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然而，资本主义的调整毕竟是局部的、有限的调整，不能无限度地为生产力的发展拓宽空间，不能改变“资本的限制正是资本自身”这一事实，因而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不能包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外壳炸裂的进程，这是不以任何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铁律。
收稿日期：200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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