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的人学意义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机制论文,人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转变过程做了这样一种表述，他认为历史的发展须依次经历三个阶段，从自然经济社会，经商品经济社会（或称市场经济社会）到产品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标示着人的生存方式，凝缩着人的生存状态。作为规定市场经济社会内在特征的市场机制的自我运动，无论如何来说，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一组纯粹的经济指数的增长和技术指标的进步。随着市场行为在历史空间中的不断重复、凝聚、巩固和积累，市场机制便如同一种“普照之光”，渗透到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当中，从而必然潜移默化地转换人类“生存的空间”，使市场机制获得人学的意义。
在市场机制中，“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逐步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人学理论便日益同商品经济紧密结合，注重揭示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著作中关于人的价值、发展问题的论述，突出体现了这种时代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任何问题最终都要回答商品的问题，任何答案都会在商品结构之谜的答案中发现。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商品形式占统治地位，使其他一切色彩都隐没其中，它对整个社会内部的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成为该社会新陈代谢的支配力量。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离开对商品之谜的探索，显然不可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深刻的理解和回答。也就是说，对市场机制的人学意义的索解，必须回到时代的商品结构中去。
首先，在前市场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人依赖于自然血缘关系、统治服从关系、宗教伦理关系等纽带结成的共同体，个人缺乏独立性和自我意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山里人来说，山就是山，自然无奇；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航海民族是怎样过日子的。对于闭关锁国的专制国家的人民来说，皇上就是皇上，习惯使然；他们很少考虑，也不想考虑没有主子发号施令的生活是怎样一回事。但是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出现，市场机制的渗透，提供了打破人身依附关系的物质力量。人正是立足于“商品”的基础上，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实现着向“人的独立性”的历史转变。只有经过商品经济的熔炉，个人的生产能力和社会关系才能得到普遍的发展，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从而进一步实现从“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7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的自由并非仅仅是人性的要求（注：这和卢梭不同，卢梭立论的支点就是“人是生而自由的”，参见他的《社会契约论》第1卷第1章。），它实质上是商品交换之内容的一种绝对化了的内在要求。他指出：“自由这一关系同交换的经济形式规定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同交换的“内容即同使用价值或需要本身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3页。）。这是因为：
1、在市场机制中， 商品生产者依本身的要求和天然的特性来生产（当然这种要求和特性是由市场需要所塑造的），这种生产通过交换又“采取一种社会特性的形态”，从而使生产者的“个性”成为“人类整个发展中的一环，同时又使个人能够以自己的特殊活动为媒介而享受一般的生产，参与全面的社会享受——从简单流通的观点出发而提出的这种看法，是对个人自由的肯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3页。）。
2、个人及其需要的自然差别， 是人们作为交换者而实行社会结合的内在动因。他们起初在交换行为中作为这样的人相互对立：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自己的商品中去的人，并且只是按照他们共同的意志，以契约为媒介，通过互相转让而互相占有，“这里边已有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 与此相对，前市场经济中的罗马法就规定奴隶是不能通过交换为自己谋利益的人。
3、在市场机制中， 每个人在交易中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自我的目的，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这就是说，市场机制的感性表现必然是，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因而，“每个主体都作为全过程的最终目的，作为支配一切的主体而从交换行为本身中返回到自身。因而就实现了主体的完全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3页。）
4、在市场机制中，参加交换的任何一方都不能、 也不应该使用暴力，或强买强卖，而只能是自愿的交易。这种“自愿”本身就是个人意志自由的一种感性显现。
5、凡是有交换关系和货币流通的地方，便必然产生资本。 资本的内在属性要求有形式上的自由，因为不仅资本的占有和转让需要自由，而且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形式交换和物质变换也需要自由。
这样，自由首先是通过商品流通求生存、求发展的客观趋势，以及这种客观趋势在社会关系和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也就是说，自由作为人文精神的有机本性便附着于市场机制的内在规定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铸造整个社会。因为自由的载体商品以价值为追逐对象，它具有无限扩张和渗透的本性。一旦市场机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机制，它就力求把社会生活各方面都转移到商品化的轨道上来，从而也自然加速整个社会的自由精神的蔓延、渗透。
其次，如果说马克思把人的自由与人类自然需求的社会实现——商品流通的内容——相联系，那么，他在另一方面则把人的平等看成了商品流通形式的产物。他指出：“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0—181页。）。这是因为：
1、所有交换者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地位处在同一规定之中， 他们只是作为主体化的交换价值即作为活动的等价物互相对立。
2、在市场交换中，每个主体所给出的和获得的是相等的， 即交换物的价值量相等。
3、交换过程使交换双方实现为平等的人， 而他们的商品（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他们不仅相等，而且必须确实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3页。）
4、商品使用价值的差别是交换的动因， 也是交换者社会平等的前提。这样，平等就是人类自然需求的社会实现，平等就是商品交换得以完成的一种心理的或观念保证的形式。
5、在市场机制中， 货币是社会平等关系的现实的“物质体现”，“货币制度”，事实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 因为正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才从形式上“使商品在质上表现为同一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5 页。）。在流通中，每个人的商品实际上表现为同样的东西，获得流通手段的同样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产品的一切特征都消失了，每种商品的所有者都成为可捉摸的、主体化的、普遍通行的商品的所有者。对卖者来说，一个用十元钱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十元钱购买商品的官员，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十元钱是形式。马克思说：“在流通着的货币上，平等甚至在物质上也表现出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5页。 ）也就是说，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缘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另外，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它扬弃了支付上的一切特殊差别，使支付平等。在货币面前使人人平等。还有，当货币作为积累和储藏材料出现时，同样表现为平等。因为“谁也不能靠牺牲别人来捞取货币。他以货币形式得到的东西，只能是他以商品形式付出的东西。”因此，“货币制度实际上只能是这种平等和自由制度的实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6页。）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实现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所以， 建立在交换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基础上的自由和平等，也只是在市场机制社会中才得到实现。而这种情况已为历史所证实。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经济基础，在古代世界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的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是尚处在孤立分散状态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而市场机制条件下的劳动既不是强制劳动，也不是中世纪那种听命于作为最高机构的共同组织的劳动，而是一种以平等和自由为其形式和内容的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
最后，市场机制的运动能够诱发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本质上要求人们必须努力确立独特的个性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和理性意识等等。
1、市场机制的主动轮在于自我利益的角逐。 利益的驱动必将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市场竞争中，每个人必须以其独特的优势取胜，因此他就必须以其独特的产品、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独特竞争能力进入市场。一味模仿和追随他人不仅被动，而且缺乏活力、吸引力和竞争力，也就很难超越他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宣称：“企业家是不墨守成规，不死循经济循环轨道的，他常常创造性地变更其轨道”（注：转引自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5页。）。 或者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或者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或者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或者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或者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张扬独特个性，充分显示其魅力和价值。另外，市场机制直接面向大众消费，呈现多元发展态势，这必然为个人显示其能力和个性提供了舞台，并且市场机制注重个人的能力和奋斗。所有这些，都为培养人的独特的个性意识提供了现实的物质条件。
2、市场机制最基本的规律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的主要功能是，根据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来不断调节生产，以适应市场上的需要。为此，生产者就必须认真地去分析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并由此独立地做出判断，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自主地做出选择，要求对自己选择负责。因此，确立人的独立判断、选择和责任相统一的意识，即独立自主意识是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
3、市场如战场，瞬息万变。 市场经济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个人及企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透过现象把握市场机制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这就要求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认识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即市场机制培植人的理性意识。
总之，市场机制唤醒了人类的主体自我意识，激发了个人的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调动了个人开拓、竞争、进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植了人们的平等精神和自由精神。然而，我们也不应该离开历史的辩证法观点，过分地夸大或片面地认识市场机制对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作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条件下，买和卖是在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和平等。“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说法，自由和平等并不是超时空的，而是历史的产物：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个人的直接产品不是为个人的产品。在这里，一方面，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也发生这样的情况，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所必要的东西。换句话说，这里的自由不是一种鲁宾逊式的自由，而是一种“关系中的自由”。卢梭断言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因为每个人在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时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自由与法律同命运，它要么因法律而兴，要么随法律而亡——实际上，在此卢梭就把他的自由和契约连在一起了，也就是与某种最初的契约这种前提连在了一起，在这个前提下，订立契约的每一方都应该服从他所自由接受的规范：自由契约，契约自由。我们认为，在市场机制条件下，人类行为的原则也是如此。不要忘记，卢梭的时代正是西方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壮大的年代，“而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产儿”（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敏锐甚至带有神经质的卢梭岂能对他的时代精神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呢？同时，平等也仅仅是维持在契约上的平等，人是商品的人格化代表，舍此，便无平等可言。纵览历史，不难发现，在市场机制社会中，社会从法律的和道德的角度都明确肯定，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都应具有平等的生命价值，具有满足自己生存、享受、发展需要的平等权利。而人一旦进入市场交换领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马克思说；“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从宏观历史角度看， 市场机制对人的生存、发展、价值、尊严、即人文价值的解放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应把它绝对化、理想化。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以一种对依托于市场机制的资产阶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近乎赞美的语气写道：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77页。）
我们认为，这是和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手段，即市场机制的规定本身分不开的。因为市场机制本身作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动力，通过竞争的方式配置稀缺资源的关系整合范畴，其功能必然指向解放个性，也解放个人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归根结底在于解放社会生产力，使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获得空前发展。可以说，市场机制所引起的社会革命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推翻了固有的神圣文化传统，孕育并创立了适合工业化生产和世俗社会的现代主义传统（注：赵敦华：《超越后现代性：神圣文化和世俗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可能性》，《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我们不难发现，与世俗社会的现代主义相伴随，市场机制的客观化过程对人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工具理性排斥思辨理性，使功利主义成为时代强音。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信仰为终极目标的理性即思辨理性被希腊人视为人所分享的神圣智慧，与神相通，直至达到新柏拉图主义视为最高的狂迷境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很多神学家，包括一些神秘主义者，都提倡思辨的隐修方式。后来经阿拉伯世界传入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其深邃的理智主义影响经院哲学。于是后期经院哲学就被一种极度的思辨气氛所笼罩。
而近代西欧社会兴起的市场经济，则同建立在成本核算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挂钩，依靠资本的持续积累来扩大再投资。并且，这种独特的经济运转模式牵涉着一套独特的文化关系和一种独特的人格构造。在文化上，市场机制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放出来，以便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造就”自我。在品格上，它确立了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规范，培养出一种为追求既定目的所必要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因为市场行为要求人们承担“诚实交易”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以精细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体现这种精神的经济行为典型地表现为：对可供利用的达到预期目的之方法进行谨慎的计算和调整，以取得最大利润。这实质上逐步发育成一个以严密等级制、精细分工制为特征的功利主义自律体系，使功利主义成为时代最强音。
显然，这种理性不同于内在心灵追求的思辨途径，市场行为所塑造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马克思·韦伯语），这种理性是一种外在性的工具，是谋求个人幸福的工具，是成功行动的依据和保证。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认识自然界是为了控制自然界，“达到人性的福利和效用”（注：培根：《新工具》，第1卷。）。 本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对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的思想作了批判性反思。他们指出，工具理性的目的是控制，控制的对象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个人，最后连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也要加以全面控制。当然，这种整体控制是无形的、难以觉察的，因为它没有神圣的也是呆板的形式，它的律令和操作都在世俗化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如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大众传播媒介等等。
第二，自我意识独立，相对主义流行。市场机制的运动势必引发自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因为在市场竞争中，每个人必须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取胜，唯有独特的经营战略，独特的产品才能进入市场并且占领市场。
众所周知，作为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主体——上帝，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神圣主体，个人主体的存在、本质和价值只是神圣主体的余辉在人的肉体上的折射，这也是基督教“光照”之说的意义所在。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则与此绝然不同，它之所以具有那么大的思想威力，就是因为这个命题本身实现了一种变革性的主体转换：用世俗意义上的自我代替了神圣主体——上帝。“我在”的本质在于“我思”即“自我意识”。世俗的个人主体取代了上帝的神圣主体成了哲学的第一原则，上帝主体的存在需要依靠“我思”的明晰性来证明，笛卡尔据此修正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毋庸赘言，哲学基本命题的变化最终引起价值体系的变化，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成为评判万物的标准与基石，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这如同旅馆里的一条走廊，从中又开辟了很多房间，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你可能发现一个人在写一本关于如何赚钱的书，希望得到智慧和力量；另一个房间里，有人却在诅咒金钱使人堕落；在第三个房间里，有人在思索走向终极目标的形而上学体系；在第四个房间里，有人在证明这个形而上学体系“虽向往之，却不能至。……大家共同占有这条走廊，每个人似乎都可以用他自己的方法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真理。实用主义者詹姆士宣称，各种观念只要能帮助我们与我们经验中其他部分发生满意的关系，就在这个范围内变为正确的（注：参见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2—33页；另外参见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章。）。凡是行得通的就是正确的， 因为它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真正有所影响。
当然，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相对主义价值观的流行，并不会将人们引入绝望和荒唐的境地；相反，它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它要求每个人作严肃认真的努力去选择他认为或者对于他个人，或者对于全社会都是最有意义的那些价值。
第三，固有的道德谱系断裂，出现真空。
一般说来，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必须与“经济伦理”（指经济行为的道德判断或经济行为的内驱力）取得一种内在的密切联系。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能以价值理性为动力，以工具理性为行为准则，并将信念伦理与责任相互交融地结合起来，那么，社会经济组织就能够较好地协调经济利益与人性原则的冲突，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然而，市场机制的孕育、产生、发展和成熟作为一个过程，势必与前市场机制的伦理谱系断裂，有可能出现道德真空。
一方面，传统的对于追求赢利的两种相反态度并存的局面被打破，“君子不言利”的伦理格局终结，非道德化的领域迅速扩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在共同体内部信守传统，信守家庭、共同体的同胞之间的虔诚关系，在那些由宗教关系结合在一起的集团范围内，不得无限制地追求赢利。而对外，则在经济关系上可以无限地发挥赢利精神，每一个外乡人都是敌人，对于他们是不适用任何伦理限制的。这也就是说，卑鄙关系和外部关系的伦理是断然不同的。而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就不能不把自利的打算渐渐带进传统的兄弟关系中，来取代旧有的内外有别关系，淳朴的道德和它对于经济动机的抑制就从此告终了。并且随着铁路的行使，轮船的航行，整个大陆的开垦，一句话，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教条发生不可遏制的逆转。
另一方面，“经济学”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oikσs，即家庭，但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经济，或者像我们如今这种以价格为调节杠杆的独立市场系统。他们也不会用“经济”术语进行思考，或者说“核算”。他们的生产仅仅是为了家庭的需求。这些需求来自生命的本能——足够的食物、合适的住所，等等，自有其固定的限度。然而历史发展到16—17世纪的英国，市场机制初创，在利用市场交易赚钱，将超出需要之外的财富自愿积累起来，以便再投资。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Needs），而是欲求（Wants），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社会也不再被看作是人的自然结合，而成了单独的个人各自寻找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一卷里这样描绘人的心理：人的欲望冲动正和柏拉图的理性精神相反，他们受欲望的驱使，追求满足时可达到凶猛和疯狂的程度。但在当时条件下，这方面仍然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的支持，因为古典经济伦理的特征在对商人所下的一个古老的断语中已有过总结：“商人从来得不到的神的欢心”（注：参见马克斯·维贝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页。）。 商人可能没有犯罪的行为，但“唯利是图”是不会合乎上帝的心意。就是说，中世纪社会的伦理谱系不能满足新兴的商人和资本家的道德需要，社会只是把这一新兴阶层的行为当作事实加以宽容而已，因而出现了一个道德真空地带。在这里，一个价值体系犹如科学史上的一个“范式”。每一个价值体系都是一个自满自足的系统，它之所以被另一个价值系统代替，或许并不是由于自身固有的内在缺陷，而是因为它不能应付新的社会历史环境里出现的新问题。
第四，生活方式的探求——追求世俗享受。
如上所述，市场机制所蕴含的是一种工具理性，而非终极理性、价值理性，“人人为自己”作为市场原则之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自我的功利主义。
同时，市场机制的运作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他律行为，其伦理禀赋是利己的；而道德的基础却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二者之间必然表现出一种张力关系，互斥甚至冲突，从而构成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性质。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市场机制所蕴含的“经济驱动力”一直受到抑制，起先它服从于风俗传统，随之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宗教道德规范。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各种限制逐渐扩散，市场机制所蕴含的“经济驱动力”便获得了自己的特性——这就是它的无限扩展性。
不论早期人文主义者的主张能否确定，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从一开始，就反对神学禁欲主义的来世观念。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注重人的现世生活的意义。他们认为，人应该按照人的自然本性生活，满足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宣称享乐是真正的幸福，是普遍的道德原则，不道德的享乐是不存在的。他们还说，我们自己是凡人，我们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人生的目的不是死后的永生，而是现世的享受。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戈森的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便是关于人的享受规律。他为经济学规定的任务是：发现这些享受规律，阐明按照这些规律行事的条件，从而努力帮助人们获得最大的生活享受（注：参见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陈秀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在哲学理论层次上，对禁欲主义的主要抨击者是功利主义者边沁。边沁认为禁欲主义违背了人类“自然”享乐本性——即本能地追求快乐，躲避痛苦。禁欲苦行的“恶作剧”是，不论它的动机如何纯洁，其结果总会导致对人的专制。只有功利原则可以用来调节人们追求各种各样的目的。因此，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共同的理想让位给了个人偏好。
市场机制把人引向追求世俗生活，自我意识成为唯一主宰，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崇高形象。社会世俗化的副产品便是文化上的渎神现象，各种流派一味翻新，不断刺激，崇高、圣洁之感荡然无存。现代派文艺总是以个人感觉作为评判标准，竭力缩短审美心理距离，追求即兴冲动，同步反应和本能共鸣。其结果是没有一派能拥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精神蕴藏，形成影响全局的精神冲击力，只好一浪压一浪，由原有的强烈震撼力萎缩成花哨浅薄的时尚，它借以哗众取宠的实验性和超脱感也日益琐碎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