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毕业生论文,因素论文,风险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逐渐扩大，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到2011年，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60万。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预计，“十二五”期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一方面满足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人才需求，但是，另一方面也对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供给压力。随着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现象的凸显，大学生失业现象引起了各方的普遍关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也对做好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高度关注。
大学生作为具有高学历的青年人，其在人生转型阶段，将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实现从高等院校到劳动力市场的身份转化过程中会有很多人生抉择的问题出现，如果就业受到阻碍，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有可能陷入混乱，有些大学生可能还会面临经济贫困。在物质保障缺乏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社会排斥的风险，若遇到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那么大学毕业生失业还有从个人风险演化为社会风险的可能，继而威胁社会的稳定。[1]
针对我国大学生失业后产生的后果，国内学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一些学者研究了失业带来的社会心理效应(孙书华等，2006；周鑫，2006；许旖旎等，2009)。另外，针对失业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很多学者也展开了研究，例如，杨竹节(2003)就指出，知识失业会提高社会成本，造成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并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的差距，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吴克明和朱慧丽(2004)指出虽然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但是就业难不会在短时期内阻碍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趋势，这样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优化以及质量的提高。潘石(2011)指出高学历失业具有严重的负面效应，并对我国学者关于“高学历失业”的经济社会效应问题进行了总结，针对各位学者的分析提出了“浪费资源论”、“影响教育投资与消费论”、“引发社会不公论”、“引发社会应激与动荡论”等失业的社会经济效应，并提出应进一步将中国“高学历失业”产生的正负效应及其比较与权衡问题研究透彻，这也是应对“高学历失业”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关于大学毕业生失业风险及其定量分析目前国内还鲜有研究。
本论文将在对我国失业大学毕业生进行的相关调查获得的数据的基础上，采用Probit模型，对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二、基本概念及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风险演化路径
本文所指的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个人风险是指大学毕业生失业之后，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共同作用下可能会导致失业大学毕业生发生个人损失的可能性。这些个人风险是导致失业大学毕业生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进而产生不满情绪的根源，在这些个人风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失业大学毕业生的预期效用不能得到充分实现，为了实现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失业大学毕业生有可能以社会冲突行为即以参加集体行动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并以此希望通过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来保证需要的满足。但是，这样的行为却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损失，并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2-4]
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风险演化路径是指大学生毕业之后在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由于劳动力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共同作用，可能会使失业大学毕业生个人面临一些损失①的可能性，一方面是资本价值不能实现，资本处于闲置状态；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个人排斥于主流劳动力市场外，并进而可能陷入贫困的状态。在个人风险不能有效化解的情况下，在压力、外界刺激或是某种社会势力操纵下以及失业大学毕业生自身体验的不公平感加深的情况下，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作为主体，可能会对政府或某种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行为或现象，产生不满，参加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冲突、静坐、绝食等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的发生在一定范围内可能会带来社会损失发生，也即意味着社会风险的产生(见图1)。
一般来说，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风险的演化路径如下：大学毕业生失业——失业大学毕业生利益受损现象出现——失业大学毕业生不满情绪产生——否定性言语传播——现实性社会冲突行为产生(集会、游行示威等)——社会损失产生。而这样的一个演化路径伴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搜寻行为，并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社会冲突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增强。
三、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影响因素，笔者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第一次调查时间为2011年6-9月，主要收集2007届至2010届毕业的往届失业大学毕业生相关数据。第二次为2011年9月，主要收集2011届应届毕业生相关数据。分别在北京、上海、山东、广东、河南、重庆、武汉等地进行，共收回问卷768份，有效问卷708份。往届毕业生的问卷有662份，应届毕业生的问卷有46份。其中按学历来分，专科学历202份，占28.53%，本科学历494份，占69.77%，硕士研究生11份，占0.14%。
本文利用stata11软件中的有序Probit模型定量分析有哪些因素影响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的产生。调查以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有无参与集体行动的形式之一(例如，上街游行)的想法来代表社会风险的产生。如前文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演化机制描述中所述，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的演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个人损失程度、政策补偿程度以及社会宏观背景因素。令
构成影响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产生的诸因的向量
表示为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的内生变量，在问卷中以失业大学毕业生有无产生极端想法，例如上街游行的想法来表示。
在有序Probit模型中我们需要估计：
经过理论归纳，专家咨询和试调查，本文认为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影响因素可从“失业时间的相关因素”、“父母的相关情况”、“与心理压力方面的因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运行环境评价因素”、“偶然因素”这5个维度进行分析。[5-7]调查问卷设计了分属于上述5个维度的28个提问，在下面运用的有序Probit模型，将问卷中上述28个问题的回答汇总结果作为解释变量对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见表1)。
由于部分失业大学毕业生对父母信息有所保留，问卷中关于父母收入情况的选项有所缺失。考虑样本数量问题，下文将分别考虑父母情况与不考虑父母情况下对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1.考虑有父母的情况。有效问卷只有321份，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控制解释变量的作用范围，其中在5%显著水平下进行的逐步回归的模型2中Log likelihood=-53.033741，Prob＞chi2=0.0000，LR chi2(11)=271.00，Pseudo R2=0.7187(逐步回归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显示下述变量对失业大学毕业生产生参与集体行动想法(社会风险产生)的影响：
第一，父亲有无工作(a24)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这个变量的系数为正。父亲有工作的情况下，可以带来0.958的边际效用。这种情况说明：一方面在父亲有工作收入的保障下，失业大学毕业生就可以免除经济支出的后顾之忧，无须担心由于自己采取了非生产活动而使自己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这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后备资金”，有了父辈工资收入的保障，就可以避免由于参与集体行动而无行动资金的尴尬；另一方面，在父亲有工作保障情况下，失业大学毕业生容易产生代际对比的落差，特别是在当出现学历对比的情况，这种落差更容易产生，这也会对失业大学毕业生心理平衡产生影响。
第二，暂失业期间有一定的生活压力(b6)，检验结果为负向影响(-0.370)。这可能是因为，在短暂失业期间面临着生活的压力，会促使失业大学毕业生更加积极投入地寻找工作，尽快地找到工作以解燃眉之急。
第三，工资收入能够满足生活需求的情况下(c9)，有正的边际效应影响(3.22)。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有两类，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数据来自于2007至2010年间往届毕业的大学生，只要这一部分大学生毕业之后经历过累积失业时间超过半年以上都成为了我们的调查对象。而这样一部分大学生一般是拥有工资收入，而且相对来说工资收入是可以弥补生活费用支出。但是这一部分人能够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想法更可能是由于对于现有的就业权利以及就业待遇的不公平以及社会其他不公平因素引起的相关利益损失导致的。
第四，休闲的关注程度越高反而越不容易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想法(d3-4)，对休闲的关注的检验结果为负向影响(-0.792)。这可能是因为在失业期间，非生产活动的时间可能更多地体现为休闲时间，注重休闲的时间价值，生活得丰富多彩的情况下，产生极端想法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第五，出现就业困难却没有办法解决(d4-5)的检验系数为正，而且边际效应为1.409。本文的数据分析显示短暂失业期间失业大学毕业生生活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会促使失业大学毕业生产生参与集体行动想法的，而在出现不能及时实现就业或者说就业困难比较大的情况下，无法实现生活支出的弥补，从而可能促使失业大学毕业生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想法。失业大学毕业生解决就业的困难程度成为了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派生社会风险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这跟我们前文所建立的风险演化机制相吻合，也即是说失业大学毕业生是期望通过参与集体行动以此来解决自身就业困难问题，以弥补支出水平。
第六，检验的结果显示对社会不公平程度的评价(d6)的检验系数为正，边际效应为0.408。也即意味着随着失业大学毕业生体验到的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加深，失业大学毕业生的相对剥夺感也就越深，心理的不满意程度也就越高，由此也即越容易产生极端想法。
第七，是否因为失业而在网上发泄不满情绪(d9)检验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正(0.611)。作为经常在网上发泄不满情绪的失业大学毕业生而言，一方面，容易对围绕在自己周围的人与事产生不满情绪，对事物的价值评价容易走向极端。另一方面，在现代信息经济时代，经常在网络上发泄不满情绪的个体，接受到的负面信息相对来说也越多，通过网络得到交叉感染效应相对来说也就越大。
第八，是否因为失业而迷信宗教(d10)检验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负，而且边际效应的影响为1.202。这可能说明失业大学毕业生在失业期间很容易产生价值虚无主义，对周围的人与事产生怀疑的心理倾向严重，而有些宗教信仰反而能够使他们依附于一定精神的寄托，从而暂时缓解心理上的不满意程度。
第九，是否因为失业而自暴自弃(dll)检验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正(0.538)。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失业大学毕业生出现自暴自弃的现象时，极易受到不利信息的影响，从而会采取一些越轨的社会行为，也即是说当个人已经放弃自己的时候，也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根源。
2.进行不考虑父母状况情境的分析。有效问卷704份。仍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控制解释变量的作用范围，其中在5%显著水平下进行的逐步回归的模型2中Log likelihood=-149.36924，Prob＞chi2=0.0000，LR chi2(9)=518.32，Pseudo R2=0.6344(回归结果见表3)。
有11个解释变量通过显著性水平假设检验。毕业至今共换过多少份工作(b3)、最长一次失业持续时间(b4)、短暂失业期间有无生活压力(b6)、工资收入能否满足生活需求(c9)、是否经常关注娱乐新闻(d3-3)、当面临就业困难时是否想依靠政府来解决(d4-1)、对社会不公平程度的评价(d6)、是否因为失业而在网上发泄不满情绪(d9)、是否因失业迷信宗教(d10)、是否因为失业而想一夜成名(d13)以及对是否需要提倡爱国主义教育(d18)等都会显著影响到失业大学毕业生是否会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想法。
在不考虑父母情况下，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结果有所不同。有五个变量在考虑父母情况下一样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短暂失业期间有无生活的压力(b6)、工资收入是否满足生活需求(c9)、对社会的公平程度(d6)的评价、是否因为失业而在网上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以及是否因为失业而迷信宗教(d10)。另外，除去关于父母工作情况的两个变量外，还有六个变量在不考虑父母情况下通过了检验：毕业至今换工作的次数(b3)、最长一次失业时间(b4)、对娱乐的关注程度(d3-3)、是否期望通过政府解决就业困难(d4-1)、是否因为失业而想一夜成名(d13)以及是否觉得需要提出爱国主义教育(d8)等。
回归结果显示下述变量对失业大学毕业生产生参与集体行动想法(社会风险产生)的影响：
第一，毕业至今换工作的次数(b3)，检验结果显示有负向效应(-0.106)。对于能够经常转换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而言，转换工作的次数越多也即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信息获得渠道越多，因此对于这一部分人而言，虽然可能在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但是，却能够及时发现市场就业信息，不会长期以失业状态滞留在劳动力市场中。
第二，最长一次失业时间(b4)，检验结果显示有正向效应(0.038)。在前文分析中，我们知道在短暂失业期间，虽然会面临生活的压力，但是却不会促使失业大学毕业生产生参与集体行动想法。而随着持续经历的失业时间的延长，失业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平衡可能会发生变化，心理不满意程度会随着增强，心理上产生极端想法的可能性也会出现。
第三，对娱乐的关注程度(d3-3)，检验结果显示有负向的影响，边际效应为0.481。这种情况意味着对娱乐等休闲方式的关注可以暂时缓解失业给失业大学毕业生带来的冲击，非生产活动的时间可以用来娱乐等其他休闲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失业大学毕业生进行其他非生产活动的时间，当然也包括参与集体行动的时间。
第四，是否期望通过政府解决就业困难，检验结果显示越是期望通过政府来解决就业困难，越容易促使失业大学毕业生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想法，检验结果为负，边际效应为0.708。这也符合本文建立的派生社会风险演化机制所揭示的内容。因为失业大学毕业生的期望与政府实际能够提供的就业扶持往往不能衔接，政府就业扶持往往表现为不足，因此，失业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落差在这个时候会更容易形成。
第五，是否因为失业而想一夜成名(d13)，检验结果显示有正向推动作用(0.225)。这主要是因为当失业大学毕业生由于失业而无法实现致富的途径时，走捷径的想法也会在这个时期出现。
第六，是否觉得需要提倡爱国主义教育(d18)，检验结果显示有正向效应(0.281)。在前文分析青年知识分子的个性特征的时候指出青年知识分子是充满着爱国主义热情的，而且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因此，对于失业大学毕业生而言，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想法也与自己的使命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四、结论与思考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失业大学毕业生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可能产生采取集体行动的抗争策略(社会风险的产生)的比例不高，在收集的样本中仅有26.98%的被调查者有参与集体行动(例如上街游行)的想法。失业大学毕业对就业困难局面的无可奈何以及政府就业扶持计划的缺乏是失业大学毕业生产生抗争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失业大学生在失业期间是不会盲目地产生集体行动的想法的，只有在失业期间对就业前景的失望以及失业期间体验到的不公平感加深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极端想法。
失业期间的生活压力与心理压力、就业困难出现时的无可奈何、社会的不公平程度、通过网络发泄不满情绪、期望走捷径解决就业困难、政府就业扶持计划的缺乏等都会对失业大学毕业生产生抗争策略起到显著影响。特别是对于在短暂失业期间有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的失业大学生而言，由于失业持续的时间不长，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缓解一时的生活压力，若是父辈有工作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的生活支出，但是这样也可能会使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会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想法，而若是缺乏父辈的支持，这一部分失业大学生会把注意力放在寻找工作上。
虽然通过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失业大学毕业生采取抗争策略的比例不高，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随着持续失业时间的延长，不满情绪会在失业群体间蔓延。本文的数据分析显示了随着失业持续时间的增加，失业大学毕业生通过多种渠道发泄不满情绪的增加(例如通过网络发泄不满情绪等)都会使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中采取抗争策略的人数比例增加。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失业大学毕业生的利益损失是从人的需要理论角度来分析的。根据人的需要理论，人需要拥有一些参与社会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这些生活条件能够使人融入各种社会关系中，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社会政策的目的即是为个人参与社会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机会(哈里斯，1983；汤普森1987)。但是由于一方面失业的出现使失业大学毕业生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也没有可以弥补这部分资源缺失的制度保障，因此失业大学毕业生利益损失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