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话语的语言学地位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使用者论文,话语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没有语言使用者就不可能有语言。一个语言一旦失去了使用者也就失去了生命。那么使用者的话语具有什么样的语言学地位呢？具体地说，我们想知道（1）使用者的话语跟语言的关系；（2）使用者的话语跟语言学的关系。咋听起来，这两种关系并不复杂，也没有什么理论价值，不值得小题大做。然而一旦深究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语言哲学里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决定一个语言学理论的起点，框架的构建和方法论。为了给下面论述作必要的铺垫，我们对使用者的话语需要作较详细的区分：使用者的话语可以指：
（1）现场即席话语：某语言的某（些）使用者某时某刻某地说出来（或写下来）的话语。
（2）部分阶段性部分话语：某语言的部分使用者某时期说出来（或写下来）的部分话语；
（3部分阶段性全部话语：某语言的部分使用者某时期说出来（或写下来）的全部话语；
（4）全体阶段性全部话语：某语言的全体使用者某时期说出来（或写下来）的全部话语；
（5）全体全部说出（或写出）话语：某语言的全体使用者说出来（或写下来）的全部话语；
（6 ）全体全部话语：某语言的全体使用者说出来（或写下来）的和尚未说出来的（或写下来）所有话语；
那么这6种情形的话语跟语言和语言学的关系是什么呢？ 具体地说，
（1）第6种情形——全体全部话语——是个开放集，我们是不可能穷尽它的。假如我们采用布龙菲尔德的观点，语言是语团的人能够说出来的话的总和（见下文），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可能得到语言的全貌？
（2）理论上我们可以穷尽第5种情形——全体全部说出和写出的话语，那么这时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话语提出一个语言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告诉我们语言的全貌？
（3）语言跟话语是不是在同一平面上？ 假如话语跟语言不在同一平面上，那么两者的关系是什么？话语是否先于语言？
（4）假如我们的研究语料从第1种逐步增加到第6种， 我们是不是越来越接近语言？
（5）现场即席话语（即第1种情形）对于研究语言有无价值？
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对当代语言学的主要理论范式作一番回顾，其中包括（1）乔姆斯基，海姆斯（Dell Hymes）；（2）索绪尔，韩礼德；（3）布龙菲尔德，奥斯汀／舍尔，（4）话语分析，会话分析；（5 ）语料库语言学。5个组这样的排列和组合是为了便于比较， 能够更好地把问题讲清楚。
2.乔姆斯基，海姆斯
2.1 乔姆斯基的内在性语言
我们知道乔姆斯基语言理论自1957年《句法结构》发表以来，前后作了几番较大的修改，但他的语言观可以说是仅仅作了些微调，基本假设没有变。乔姆斯基乐于用儿童习得母语的过程来阐述他的语言观，如图1所示：
图1 乔姆斯基的语言观 （Chomsky,1988∶35）
data指外部的语言环境给儿童大脑提供的最早的语言，一般情况下就是所谓的“母亲语”（motherese）， 也就是母亲跟婴儿的一些现场即席话语。Language faculty指儿童（也指人类）所独有的天赋的语言能力。这个能力与外部语言（母亲语）接触后开始构建一个语言，构建过程结束后，内在性语言（即图中的language）完成，语言能力达到成熟阶段。这时有了内在性语言的儿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带结构的表达式（即图中的structured expressions），有些表达式是先前听到过的，更多的是自己造的。
“带结构的表达式”相当于本文讨论的使用者的话语。英文原文是复数，可以指某人在某时某地说出的即席话语，在这里指乔姆斯基的“外表化语言”（externalized language），一个抽象的无穷集合， 相当于本文界定的第6种情况（全体全部话语）。 乔姆斯基理论旨在解释为什么有限的语言输入使人能够生成无限的外表化语言。在乔姆斯基的理论里，无论是即席话语，还是全体全部话语，都是内在性语言的派生物，语言学要研究的是内在性语言和语言能力，而不是其派生物。
内在性语言和语言能力是看不见，听不到的，存在于人脑中。我们怎样去研究它们呢？乔姆斯基说从带结构的表达式入手，“或更准确地说，从说话人的判断（或其它证据）入手，这些判断至少能部分说明表达式的形式和意义，以及部分说明其结构。”（Chomsky，1988∶60 ）。接着，语言学家试图构建该语言的语法，即有关该语言的理论。这个语法如果构建得好，就能够预示无限多的带结构表达式，并能够通过实例验证。语言学家用这样的方法构建的语法越多越好。“这项工作才是描写真实世界里一个真实实体，即存现在某语言的成熟说话人的心智／大脑中的语言。”
再下一步就是要解释“事实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要求我们对天赋的语言能力进行探索。有关语言能力的理论就是学者们时常说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 上文说的有关某一语言的语法是对语言能力与实际语言接触后产生的内在性语言的阐述，普遍语法则是对语言能力与实际语言接触之前的语言机制的初始状态的阐述（1988 ∶61）。只有普遍语法对我们遇到的语言现象才能作出真正的解释。 “普遍语法的规则是无例外的，因为它们构成语言能力自身，一个人类语言的框架，语言习得的基础。”（1988∶62）天赋的语言能力可以想象为一个复杂微妙的网络，带有一个切换装置，可以进行两种状态的切换。普遍语法的规则系统是网络的固定部分，各种切换状态是由语言经验决定的种种参数（1988∶62—63）。
2.2 海姆斯的语言交际能力
海姆斯接受乔姆斯基早期关于competence （语言能力）和performance（语言行为）的区分， 但他认为语言能力不应该仅限于能够判断合不合语法的能力，否则的话，说话人就仅仅会说出合语法的句子，他就完全“机构化”了（institutionalized）。这与事实不符。 说话人不仅仅能够说出合语法的句子，还知道说出来的话要得体，要适合语境。因此他认为语言能力还应包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即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这个新的认识使海姆斯对使用者的话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乔姆斯基的态度。乔姆斯基在1965年的著作中写道：
语言理论主要考虑一个理想的说／听着，……他不受在使用语言知识实施语言行为时的种种与语法无关的条件的影响，诸如有限的记忆力，干扰，注意力分散，兴趣改变，语误……（1965∶3）
海姆斯感兴趣的不是理想的说／听者的语法能力，而是具有在不同的社会场合能够说出得体的话的成年人的交际能力。在他看来，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能力的语法是“语言学的理论”（linguistic theory），对语团的成年人所拥有的“言语资源”（means of speech ）及其使用进行描写和作出解释才是真正的“语言理论”（theory of language）。（Hymes 1997[1974]∶15）
对乔姆斯基的理论来说，使用者的话语是内在性语言的派生物，充满了各种非语言（即非语法）因素，在构建关于内在性语言的理论时，使用者的话语不能直接当成语言事实用，要进行过滤，只留下能够反映语法知识的东西。他对通过大规模语料库研究语言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语言是个开放集，语料库不管多大也不可能穷尽语言，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到语言的全貌。在他看来，只有研究内在性语言和语言能力才能抓住语言的本质。
语言使用者的话语在海姆斯的语言理论里则占有重要的地位。成年人在不同的社会场合说出来的得体的话构成他建立语言理论的语言事实。他对现场即席话语的个性特征不感兴趣，他要捕捉的是现场即席话语所表现出来的使用者交际能力的总体特征，即他所称谓的“谈话方式”（ways of speaking）。谈话方式是语团的显著特征，因此，由使用者组成的形形色色的语团对他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语团内使用者话语的语料收集得越多，他的理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也就越大。
3.索绪尔，韩礼德
3.1 索绪尔的抽象语言存在
我们知道索绪尔区分langage，langue和parole。Langage用于指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langue 和parole 。 上文说的使用者的话语属于parole（即大家熟知的译文“言语”）。他看到使用者的话语很重要，但认为涉及的内容太多，不能作为研究语言的起点。
在我看来，解决上面提到的种种困难[指言语]的唯一办法是：我们在一开始就必须把我们的双脚放在语言这块地盘上，把语言看作是形形色色的言语的规范。（1974[1959]∶9）
那么，语言是什么呢？
它既是人的言语能力的社会产物，也是被某一社会团体接受的一些必要的约定俗成的规则的集合，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得团体的个人能够发挥其言语能力。（1974[1959]∶9）
他把语言比作交响乐的乐谱，个体使用者说出来的言语就像乐队根据乐谱奏出的交响乐。乐师们的实际演奏情况，包括把音符演奏错了，并不影响乐谱本身。语言也一样，个体使用者实际上怎么说的，包括说错了话，用错了字，跟语言无关。（见（1974[1959]∶18））
人们不禁要问：乐谱是先于演奏的，难道说语言也能先于言语而存在？
这当然不是索绪尔的意思。
他指出语言是言语的“结晶”（treasure），索绪尔心中的结晶只包括使用者话语中的社会的、共性的一面，即不随个体使用者变化而变化的那一面。这个不变的面就是语言的符号性。索绪尔强调语言是个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任意组成，个体使用者只能使用它，不能改变它。语言这个符号系统对于个体使用者来说，前者先于后者，而对于由个体使用者组成的语团而言，又后于后者。“语言在个体使用者那里是不完整的，它在语团里才有完美的存在。”（1974[1959]∶13—14）
3.2 韩礼德的语言系统与话语
韩礼德跟索绪尔一样，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他认为语言是从语言使用者用语言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中进化来的。语言使人们的“行为潜能”编码成“意义潜能”，再通过语法和词汇编码成“话语”（Halliday，1978∶21）。语言对于话语来说一个是系统，一个是实践。他写道（1994，p.xxii）：
我们跟索绪尔有相同的认识，即说话行为是对语言系统的实例再现，但对这种认识所引发的潜在的结论不敢苟同，那就是话语是用来做系统的证据，一旦完成其使命，就可以丢弃。二十世纪的语言学被这个错误（不知应归咎于索绪尔还是他的诠释者）所困扰的时间是相当长的，以致于沉溺于系统而置话语于不顾，这也是现在研究的钟摆摆向另一方的原因。
他认为两种研究是互补的，研究系统是为了对话语有更好的认识，而话语分析又必须建立在对系统的研究之上，否则，就无法对不同的话语进行比较，无法说明话语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一个样子（1994，p.xxii）。 系统研究和话语分析都是对语言的研究。 他指出（1994：p.xxii）：
话语分析必须建立在对语言系统的研究上。同时，研究系统的主要目的正是要认识话语——认识人们是如何说的，写的，听的和读的。注意力必须同时放在系统和话语上。否则，我们就无法把一个话语跟另一个话语进行比较，或跟话语自身完全可能是另外的一个样子进行比较。
系统和话语都应重视，但也不是说没有先后之分。“或许最重要的是，只有从系统入手，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话语的动态的一面。”（1994：p.xxii）。
应该注意的是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是一个由单个符号组成的符号系统，而韩礼德说的语言系统是一个由各种子系统组成的多层次的网络系统。对于索绪尔来说，用于构建语言符号系统理论的使用者的话语是经过过滤的，不含个人的、临时的不属于符号系统的东西。句子是因使用者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句子也不属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之列，也要过滤掉。由于他的语言系统里只有符号，因此他在构建其理论时只需要从使用者的话语中提取音素和词素方面的信息就够了。加上一个语言的音素和词素是相对封闭的集合，研究者并不需要很大的话语库就有可能把整个系统构建起来。
跟索绪尔的相比，韩礼德的语言系统要丰富和复杂得多。用于构建系统理论的使用者的话语需要过滤掉的要相对少得多。由于不是所有的子系统都是封闭集，所以对于韩礼德来说，使用者的话语取样越大，其构建的系统就越完善。另外，他不同于乔姆斯基，他不区分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即语法知识）和语言行为，而区分使用者的“实际语言行为”（does）和“潜在语言行为”（can do）。在乔姆斯基的理论中，使用者的语言行为跟语言能力经常是相互冲突的，因为语言行为要受到各种干扰而无法完美地实施语言能力。韩礼德的实际语言行为是使用者根据语境对他可能做的一系列潜在语言行为中作出抉择后所做的行为。换句话说，语言为使用者提供各种各样的潜在的选择，话语是使用者从中选择后的结果（参见Halliday，1973∶48—71）。
4.布龙菲尔德，奥斯汀／舍尔
4.1 布龙菲尔德的“话语事件”
布龙菲尔德（1926）把语言定义为“语言社团的语言是社团里能够说出来的话语的总和”。换句话说，布龙菲尔德是用上文中使用者的话语的第6种情形来界定语言的。那么如何研究这个语言呢？ 理论上说只有在得到全体全部说出和尚未说出的话语后我们才能得到总和。可是这种话语是个开放集，只有当某语言失去了她的最后一个使用者之后她才变成一个有限集（即上文中的第5种话语情形）。 研究者实际能收集到的是一个个使用者已经说出来的话语，也就是上文中的第1种情形。 布龙菲尔德正是从这里入手的。他指出：“研究语言最难的是第一步”（1933∶21）。他认为第一步不应该是文字，也不应该是文学，也不是“漂亮的”或“正确的”言语。第一步应该是“我们在非常简单的情形下观察一个说话行为。”（1933∶22）。布龙菲尔德观察的说话行为如下（1933∶22）：
设想一下杰克和杰尔走在一条小道上。杰尔饿了。她看到树上有只苹果。她用咽喉、舌头和嘴唇发出一串声音。杰克翻过篱笆，爬上树，摘下苹果，送到杰尔手里。杰尔吃苹果。
这一连串事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布龙菲尔德感兴趣的当然是其中的“话语事件”（speech event）。话语事件包括发音动作、声波以及声波撞击耳膜。研究语言就是要研究声音跟意义的关系。布龙菲尔德心中的意义包括话语事件前的一串事件（如“杰尔饿了，她看到树上有只苹果”），和话语事件后的一串事件（如“杰克翻过篱笆，爬上树，摘下苹果，送到杰尔手里，杰尔吃苹果”）。
根据布龙菲尔德对语言的定义我们可以作如下推理：既然“语言是社团里能够说出来的话语的总和”，且研究语言就是要研究声音跟意义的关系，那么语言学家除了研究声音外，还应该研究社团成员对各种声音所作出的不同反应（包括话语前、后两种反应）。这将涉及到有关人类的全部知识。布龙菲尔德看到这一点，对当时已有的知识“是如此的匮乏”感到遗憾（1933∶74）。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置意义于不顾”，集中精力研究声音（1933∶75）。可是，他很快发现要辨别声音的“区别特征”，又不得不借助于意义。这时他说“我们只好依托我们的日常知识来辨别哪些言语形式是相同的，哪些言语形式是不同的”（1933∶77）。布龙菲尔德的研究思路可以用图2表示：
图2 布龙菲尔德研究语言的基本思路
布龙菲尔德的话语事件相当于我们上文定义的现场即席话语，属于单个话语事件，而语言是总和，我们怎么能够从单个事件出发去研究总和呢？在逻辑上讲这里有以偏概全的危险。布龙菲尔德看到这个危险，他一方面把因人而异的话语前后事件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他侧重研究语言的形式，特别是声音、音位和词素。这些是有限集，使得从单个事件中发现共性的东西的机会大大增强。另外，布龙菲尔德认为语言学的任务不是建立一个关于语言的理论（因为我们不可能得到其全貌），而是提供一套如何从话语事件中去发现语言的形式和结构的科学程序以及描写语言的方法。
4.2 奥斯汀和舍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和舍尔都是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系统（或语言能力）跟语言使用的区分不感兴趣。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言语行为理论放到语言学的框架里看，那么这个学说就是关于语言使用的理论。他们跟上面谈到的语言学家相比，他们没有关于语言系统或语言能力的论述。奥斯汀在他的遗作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1981[1962]《如何以言行事》）里没有依附于某一家语言学理论的迹象，而舍尔则略有不同，多少受到了Chomsky理论的影响（参见Streeck，1981）。
使用者的话语在使用中是个什么样子正是言语行为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观点是使用者在适当的条件下说出话语，就同时在做事，即言语行为。布龙菲尔德的杰克和杰尔的言语事件对于奥斯汀来说是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奥斯汀提出了对言语行为进行“抽象法”分析的框架。假如杰尔看见树上的苹果时对杰克说了这样的话：“杰克，我想吃苹果。”奥斯汀对这句话会作出如下分析。杰尔在说出这句话时她做了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这个完整的行为可以抽象分析成三个子行为：（1）说话行为（the locutionary act，即杰尔说出了一句有意义的话）：（2）施事行为（the illocutionary act，即在说出这句有意义的话时杰尔要传达一个特殊的“语力”——她要杰克给她摘苹果）；（3）取效行为（the perlocutionary act， 即杰尔使杰克爬上树摘苹果）。 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抽象分析成发声行为（the phoneticact），发音行为（the phatic act）和表意行为（the rhetic act ）（见Austin 1980 [1962]：98—100）。
在奥斯汀和舍尔的理论框架里，现场即席话语（第1 种情形）是活生生的言语行为， 是第一语言事实， 研究者的任务是如何“阐释”（elucidate）它。 奥斯汀跟舍尔在对言语行为作终极解释上有根本性的不同。奥斯汀倾向于从社会文化传统方面作解释，而舍尔的晚期思想则把言语行为归结于大脑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特征（见顾曰国，1989，1994a，1994b）。
5.话语分析（注：Discourse analysis可以译为语篇分析，话语分析，或篇章分析，到底哪一种译法贴切要看所论述的对象，因为英文discourse可以指现场即席话语，也可以指一段话或文字， 甚至可以指某一时期某语团的讲话和思维所表现出来的总体特点。本文采用了话语分析这个译法。），会话分析
5.1 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已经像风暴席卷欧、美人文学界，一般说来，凡是研究对象超出句子的往往标为话语分析。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其理论假设、研究目的以及方法有些是很不一样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仿把各家之说分为四组。（1）从篇章到句子，如Li（1976），Givón （1979，1983），Abraham，Givón and Thompson（1995），他们研究篇章是要从篇章中寻找对一些语法现象的解释。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句法是篇章的冻结”（Bolinger，1980∶30），换句话说，句法是一些篇章特点的语法化。（2）从句子到篇章， 代表人物有“篇章语言学”家如
（1971，1988），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1981），他们关心的是句子如何集合在一起形成篇章的。（3 ）从话语分析到社会，话语分析作为剖析社会问题的工具， 如vanDijk（1988，1993），Fairclough（1989）。（4 ）话语与社会机构活动“同生同长”，分析话语就是解剖社会机构，解剖社会机构就是分析话语，如Boden andZimmermann（1991），Boden（1994）。
我们如果以话语分析为中心，不难看出上面4 组代表了四个研究取向，如图3所示：
图3 话语分析研究取向
在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里，使用者的话语被视为第一语言事实，研究者的任务是描写它，并且如果有可能，尽量做到能够解释它。话语分析是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没有统一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者往往是从现有的语言学理论里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近年来用系统功能语法（特别是韩礼德的）作为描写元语言的日增（如Ventola 1987，Eggins andSlade 1997）。
5.2 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顾名思义就是分析会话，会话正是使用者话语最典型的形式（注：会话分析可以被视为话语分析的一个分支。由于它的特殊起源，人们习惯于把它跟话语分析分开说。）。跟言语行为理论一样，会话分析并不起源于语言学家。最早发起会话分析的是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代表人物有Sack，Schegloff，Jefferson（1974）和后来的Drew ， Heritage（1992）等。他们的学说背景使他们对语言系统或语言能力不感兴趣，他们热衷于现场即席会话，不遗余力地去记录能够捕捉到的一切信息，他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了许多以前不注意的或认为应该过滤掉的现象，如话轮、话轮转换规则、话轮转接点、即席修正、应急填语、停顿、打断、插话，等等。他们的研究目的是要挖掘隐藏在会话后面的社会现象。
会话分析还有另一条发展线索， 那就是在Garfinkel （1967 ）和Goffman（1967，1974，1981）对日常“社会互动”（interaction）的微观分析的影响下，研究者对社会互动和会话方式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Gumperz（1982），Levinson（1988），Tannen（1992），Gu（1996，1997，1999）等。
语言学家加入他们的研究后颇有点顿开茅塞之感。首先现场即席会话是语言的最古老的形式，儿童习得母语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其次它是语言使用里最活跃的部分。Leech（1999：14.3.1 ）利用口语语料库对现场即席话语（注：话语是大概念，会话是小概念，现场即席话语包括现场即席会话。）作了研究后指出，现场即席话语有三个“即席话语原则”：（1）要不停地说；（2）有限的准备；（3 ）修正先前说出来的话。与这三个原则相关的语法现象使他不得不怀疑英语口语语法会跟英语书面语语法是同一种语法（1999∶14.3）。语用学对指示词、预设、信息结构、会话涵义等的研究表明这些语用现象都与会话的特点有关（参见Levinson，1983∶284—285）。
6.语料库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本来是一个研究语言的手段，谈不上是关于语言的一门专门的学问。它首先是收集使用者的话语，理论上讲，凡能做到穷尽的尽量做到穷尽，凡不能穷尽的则收集得越多越好。然后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收集来的语料进行存储和处理，以满足不同研究目的的需要。
在本文引言里我们区分了使用者话语的6种情形， 从语料库语言学的角度看，第1 种“现场即席话语”作为单个例子没有语料库语言学意义，第2—5种是该项研究最大的潜力所在。从现有的语料库看，建库者对口语（说出来的）和书面语（写下来的）、历时和共时（即阶段性的）作明确的区分。也有对某语言的部分使用者单独建库的，这就形成了方言库（如Helsinki Corpus of English Dialects，NorthernIreland Transcribed Corpus of Speech ）或语域库（The CHILDESDatabank,the Bergen Corpus of London Teenager Language）。
建库人建立语料库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语言观。首先他们尊重使用者话语的实际情形，在收集过程中不加过滤，尽量做到客观，力求保持原貌。其次，他们认为人的语言直觉往往对语言在使用中的特殊情况反应敏锐，对典型情况的反应反而不准确。再其次，根据少数人的话语得出来的结论远不如根据许多人的话语得出来的结论可靠。（本节内容参见Biber，Conrad，and Reppen，1998∶3）
7.结语
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曾经有过“上帝的真理”（God's truth ）对“赫克斯－朴克斯”（hocus－pocus）的争论。Fillmore（1984 ）和Aitchison（1996：201－2）再次涉及这个争论。所谓“上帝的真理”
指研究者相信语言有自身的结构，有待语言学家去发现它，凡是他们感到不清楚的或没有把握的地方，是因为他们的观察不够或研究不到位所致。“赫克斯－朴克斯”指研究者认为语言自身没有什么结构，是语言学家强加上去的，就像地理学家给地球加上经线和纬线一样，是有用的工具，但是是人为的。Fillmore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
面对猪的尸骸，我们有必要把屠夫的视角跟读解剖学的学生的视角区别开来。学生肢解尸骸时沿着的是肌肉的自然纹路，因为他想知道猪的各部分是如何组成的。相比之下，屠夫切割尸骸时依据的是当地吃肉人的主要习惯和他自己的内在动因。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需要确定我们陈述那些有关语言是如何运作的种种认识是不是符合语言自身的实际。实质上， 我们需要弄清楚语言的实际是不是原则上真的能够找到（Fillmore，1984：74—75）。
使用者的话语实际上是一个个使用者“个人话语”的集合，个人话语是语言学家真正看得见、听得着的实体。“上帝的真理”就是要从这些异质的实体中去寻找语言的真谛。“赫克斯－朴克斯”就是要给这些异质的实体加上人工的框架。这两种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处于两者之间的当然还有其它可能性。
带着上面的争论我们不妨回头看一下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索绪尔和韩礼德的语言观和语言理论框架。布龙菲尔德从现场即席话语出发，可以说是最接近语言实体，这是他采取观察、归纳、描写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他跟乔姆斯基、索绪尔、韩礼德不一样，没有有关语言的理论模型，如图4所示：
图4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与语言理论
乔姆斯基的可以说跟布龙菲尔德的正好相反，内在性语言并不来自使用者的话语，恰恰相反，使用者的话语来自内在性语言。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语言理论如图5所示。
索绪尔、韩礼德的语言观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及语言从使用者的话语进化而来这一历史过程。他们同时认为语言是独立于使用者话语的一种社会存在。他们构建的语言模型强调系统，如图6所示。
图6中的箭头表明了使用者话语、 语言和语言理论三者之间的动态过程，使用者的话语在变，语言也随之改变，描写语言的理论也随之更新。
图5 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语言理论
图6 索绪尔和韩礼德的语言观和语言理论
这四家理论里究竟有多少“上帝的真理”的成分，有多少“赫克斯－朴克斯”成分，不是本文的话题，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对本世纪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的回顾展示使用者话语的语言学地位的复杂性。了解这些复杂性无论是对于我们利用使用者话语去构建理论，还是去提供对某现行理论的反证，都是有好处的。Leech（1983∶2）把本世纪语言学形象地比喻为“波浪型扩散”，从语言作为符号系统（音素和词素）扩大到句法，再从句法扩大到语义、语用直至话语。在这个大的发展趋势中，使用者话语的语言学地位日益增高，在理论构建时由对使用者话语的大量过滤到尽量保持原样，由用少数人的话语扩大到利用大规模语料库。这个大趋势应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