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论文,南宋论文,缘起论文,意义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术界对南宋的古文评点给予了相当关注，对评点的兴起原因、评点方法，以及现存第一部评点著作《古文关键》等，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这是因为，南宋的古文评点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下启明、清的八股文评点，又发展为小说、戏曲评点，形成所谓“评点派”。经历代评点家评点过的典籍不少，影响甚巨，有的还成为长期研究热点，因而有学者撰写了评点文学史。但对古文评点的缘起，比如它为什么在南宋兴起，以及他们的评点模式、评点方法来源等，尽管学者们也着力进行过考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笔者以为尚有进一步发覆探源、厘清真相的必要。
一、科举时文的全面程式化：评点兴起的历史契机
为什么古文评点在南宋兴起？有学者认为与宋代文学批评发达、宋人读书认真、宋代书籍大普及等有关（注：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与南宋的诗文评点》，见《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这些固然都不错，但似乎尚未触及到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其实，古文评点在南宋孝宗这个特定的时期产生，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那就是科举考试的现实需要。
早在六朝至初唐“永明体”流行的时代，人们就已开始研究诗格和病犯。从唐玄宗开元间起，科举中的进士科考试就特重五言律诗和律赋[1]。待此两体成为科场主打后，为了让举子学习和掌握场屋程式，便涌现出许多探讨诗、赋格法的专著（详后）。究其原因，大略如明胡震亨所说：“唐试士重诗赋者，以策论惟剿旧文，帖经祗抄义条，不若诗赋可以尽才；又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则按其声病，可塞有司之责。”[2]而随着格法研究的深入，又反过来将场屋诗赋推向更高程度的格式化，越来越细密精致。宋承唐制，进士科考试除熙宁至北宋末曾一度罢诗赋外，大多数时候仍要试诗赋，故诗赋格法类著作到宋代仍层出不穷，其原因很简单：科举考试的需要。
北宋末至南宋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不仅诗赋，连策、论、经义也先后程式化了。让我们稍作考察。
先看策论。科举试策、论始于唐，而策、论在北宋中期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试策虽有经、史、子策之分，但以时务（即“措置于今之世”）为主，故“策”又称“时务策”。策又分两类：针对策题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叫试策，又叫“对策”；著策上进，叫进策（注：参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策》。）。对策的形式是问答体、段落式，故难以程式化，而最易利用“套类”和策括。进策则类似于论，故往往“策论”并提。北宋间试策已多用偶句，王铚《四六话》卷下曰：“吴正肃（育）试贤良方正科殿试策，因论古今风俗之变，皆随上好恶，有曰：‘城中大袖，外有全帛之奢；雨下垫巾，众为一角之效。’是时试策犹间用对偶句也。”而到南宋初，策论便有了“定格”。《四库提要·〈论学绳尺〉提要》述宋代科举考试中“论”体文的程式化时写道：“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编以‘绳尺’为名，其以是欤。……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
再看经义。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8曰：“苏轼说《春秋》，庆历、嘉祐时文也；张庭坚《书义》，熙、丰时文也；王安石谈经，未至悖理，然人情不顺者，尽罢诗赋故也。辟雍、太学既并设，答义者日竞于巧，破题多用四句，相为俪偶。隆兴初有对《易》义，破题云：‘天地有自然之文，圣人法之以为出治之本；阴阳有不息之用，圣人体之以收必治之功。’主司大称赏，以为得太平文体，擢为第一。主司所谓太平，则崇、观、宣、政时也。乾道中，主司欲革四句对偶之弊，答者言‘圣人不求其臣之徇己，故其臣无得而议己’，遂据上第。淳熙初，学者厌破题、衬贴纤靡，颇复厘改，答者云：‘以己体民，而后尊卑之情通；以国观民，而后安危之理显。’学官不能夺，卒置首选。……今虽以破题分巧拙，要未足病，视义理当否耳。……诚使知义理者常为主司，学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时，虽因今之时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虽屡变其法，而学者之趋向亦终不能一。岂四句对偶、一冒工拙可为损益哉（俗有‘五道不如一道，一道不如一冒’之语）！”这一段话，可视为经义程式化的演进史，也是对经义以技巧饰虚词的绝好批评。在叶适看来，经义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王安石、苏轼时代，尚无固定的程式；后期从“辟雍、太学并设”的徽宗崇宁年间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28之15，崇宁元年（1102）十月二十七日，宰相蔡京奏：“仍建外学于王国之南。”“学”即辟雍。），“答义者日竞于巧，破题多用四句，相为俪偶”，且特重“冒子”，程式渐趋严密。后来有两次厘改：一是“乾道中，主司欲革四句对偶之弊”；二是“淳熙初，学者厌破题、衬贴纤靡，颇复厘改”，事实上都作用不大，程式化已成不可挽回之势。元人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写道：“至宋季，则其篇（按指经义）甚长，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接题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反接，亦有正说而不反说者），有小讲（小讲后有引入题语，有小讲上段，上段毕有过段语，然后有下段），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原题有起语、应语、结语，然后有正段，或又有反段，次有缴结），有大讲（有上段，有过段，有下段），有余意（亦曰从讲），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3]
有学者指出南宋评点本选文差不多只限于“论”体，原因是“‘论’体在当时科举考试中相当重要”（注：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见《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这是对的。宋人吴琮说：“省闱多在后两场取人。谚云：三平不如一冠。若三场皆平平，未必得；若论、策中得一场冠，万无一失。”[4]上引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称“俗有‘五道不如一道，一道不如一冒’之语”，所谓“五道”指对策，而“一道”则指“论”。这就是说，策论考试很重要，而“论”对于举子的科场成败又至为关键，有着决定命运的意义。
宋代最早系统总结“论”体写作方法的，是陈傅良（1137—1203）所著《止斋论祖》中的《论诀》。陈氏门人曹叔远《止斋集序》曰：“执经户外，方屦阗集，片言落笔，传诵震响，场屋相师，而绍兴之文丕变，则肇于隆兴之癸未（元年，1163）。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诣绝轶，学成道尊，则遂于乾道之丁亥（三年，1167）。……故今裒次，断自梅潭丁亥之后。”他又在《止斋集后序》中说：“《城南集》之类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远所诠次，断自梅潭丁亥以后，抑先生意云尔。”《城南集》当即宋末元初人所刊《止斋论祖》，盖成书于隆兴至乾道三年的数年之间，完全是“场屋相师”的产物。陈傅良登进士第后研治经制之学和道学，故悔其少作，曹叔远遵遗命不将《城南集》编入文集。《论诀》立“认题”、“立意”、“造语”，“破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八项，前三项是做题时的准备，包括审题，对全文的总体构思和对语言修养的要求。后五项则是“论”体程式。《论诀》为评文确立了范式，也固化了“论”体文的程式。陈氏《论诀》之所以产生于孝宗初，一方面是秦桧专权的绍兴时代，科举时文流于贡谀献媚，而只有在孝宗“更化”之后，才有“变”绍兴之文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到此时“论”体程式更加成熟，具备了进行理论总结的条件。
稍后，吕祖谦（1137—1181）编《古文关键》，是评、点双全的第一部“评点本”，有“总论看文法”、“看韩文法”、“看欧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字法”及“论作文法”、“论文字病”等。其“看文字法”曰：“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范文则有篇评和点抹。这实际上也是研究“论”体程式，只是范文不取于场屋，而取之古文大家。继之而起的，是曾受业于吕祖谦的楼昉，他编著《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二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著录《迂斋标注诸家文集》五卷（当时认为此书是《崇古文诀》的初稿），谓其“大略如吕氏《（古文）关键》”。王震霆又编《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七十八卷，《四库提要》称“原本于吕祖谦之《古文关键》、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楼昉之《迂斋古文标注》，一圈一点，无不具载”，则是汇辑前人评点。又谢枋得（1226—1289）编《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七卷，前二卷题“放胆文”，后五卷题“小心文”，各有批注圈点。卷1“放胆文”称：“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又卷3“小心文”曰：“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婉曲，有抑扬，有顿挫，有擒纵，场屋程文论当用此种文法。”明王守仁序称谢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九篇，标揭其篇章字句之法，……是独为举业者设耳”，其说是。宋末魏天应编、林子长注《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十卷，收“南渡以降场屋得隽之文”[5]，即“论”体程式文，首为《论诀》一卷，有“诸先辈论行文法”，录吕祖谦、戴溪、陈亮、林执善、吴琮、冯椅、危稹、吴镒等人之文法论；又有陈傅良的《论诀》（节要语），以及福唐李先生《论家指要》、欧阳起鸣《论评》、林图南《论行文法》等。他们或详或略地阐说了“论”体程式。除“论”体选本外，今尚存阙名编《精选皇宋策学绳尺》十卷（注：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参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卷8，中华书局2004年版。）。此外还有佚名《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四十一卷等，而真正不选科场程式论的，盖只有真德秀的《文章正宗》。
从上述不难看出，南宋出现的研究策论程式的选本，与唐宋诗赋格法著作同类，是士子修“举业”时的读本，是进入名利场的敲门砖，说白了，它是教举子如何写作科场程文的教科书。科场时文的完全程式化诱发了社会的广泛需求，并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热心参与，而书商则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商机，——这是“评点”兴起和“评点本”大量刊行的根本原因。任何一门新学术的产生和兴盛，都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古文评点也不例外。简言之，科举程文的程式化是南宋古文评点的催生婆，而评点本的出现，则是为科举应试服务的一种科举文化现象。
二、诗赋格法：古文评点的参照模式
清代文献学家章学诚认为：“评点之书，其源亦始于钟氏《诗品》、刘氏《文心》。……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于揣摩诵习。”[6]视《诗品》、《文心雕龙》为评点本的远源也许不错，但嫌过泛，其实评点另有更直接的渊源。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6《试文格式》一则中早就指出，明、清八股文“发端二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有原注道：“本之唐人赋格。”钱钟书先生也说：“唐以后律赋开篇，尤与八股破题了无二致。”[7]前引《四库提要·〈论学绳尺〉提要》谓宋代场屋“论”体程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这就明晰地勾画出了由唐人赋格到宋代程式论、再到八股文开篇的递变路径。把“唐人赋格”作为宋代科举策论程式的源头，我们认为更为准确，也为探讨南宋评点的诸多问题指明了方向。可以略作补充的是，不仅唐人赋格，唐人诗格其实也是源头之一，赋格、诗格的分析文法和学术规范，都是评点本的参照模式。
前已言及，唐五代研究诗格、赋格的著作很多，现存的与虽散佚而可考的，张伯伟先生所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包括附录）已集其大成，[8]，此不赘述。宋代科场沿用唐制，诗试五言律，限定十二句，称“格诗”[9]，亦称“进士诗”。后来策论、经义兴，诗的地位虽下降，但除北宋后期外，诗仍是必考科目，故探讨场屋诗法，仍不失为热门话题，故诗格类专著仍层出不穷。如张商英著《律诗格》，已失传[10]（《张天觉〈律诗格〉考》）。又如李淑《诗苑类格》三卷，也已久佚，其“上卷冠以真宗五七言八篇，次以沈约、钟嵘、王通、上官仪、刘元济、孙翌、殷璠、释皎然、元微之、孟郊、李翱、姚合、杜牧、皮日休、司空图、顾陶、释虚中、李虑、徐生、徐衍、邱旭、张洎二十有二人议论；中卷采古诗、杂体为三十门；下卷别录诗格六十七门”[10]（《诗苑类格考》）。还有类聚诸多诗格、诗话成编的，如蔡傅《吟窗杂录》三十卷，“取诸家诗格、诗评之类集成之，又为吟谱，凡魏、晋以下能诗之人，皆略具本末，总为此书”[11]。又如宋末魏庆之撰《诗人玉屑》二十一卷，前十一卷研究诗法、诗体、句法，以及命意、造语、下字、用事、压韵、属对等等，直至诗病；后十卷为“品藻古今人物”。黄升说该书“格律之明，可准而式”[12]。元初于济、蔡正孙辑《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傅增湘谓其“选唐宋人七绝，摘其体格不同者分类次列，且加以评语及增注，皆为初学肄习之用也”[13]。是时虽科举已废，但人们习“格诗”的惯性犹在。以上三书今皆传世。此外，宋人所著诗话极多，其目可参郭绍虞《宋诗话考》；虽诗话多记诗坛逸事，并不只谈律诗，但在科名至上的宋代，其中不少内容也涉及场屋诗格和诗法，可供举子参考。如《诗话总龟》前集卷13引《古今诗话》，摘杨谔、韩钦、范景仁、王偃、滕元发等人省试诗佳句之类；有时甚至说到赋，如同上卷41引《古今诗话》：“仁宗朝，试《山海天地之藏赋》，长沙进士陈说同进士出身，谒乡人胥偃内翰，因举其赋。胥曰：‘赋颇佳，但其间贴故事少耳。’说归作诗曰：‘紫宸较艺集群聪，作赋方知尚欠功。事内少它些子铁（按：谐“贴故事”之“贴”），殿前赢得一堆铜（按：谐“同进士出身”之“同”）。黄绸被下夫人暖，青琐窗中学士空。寄语交朋须认细，主司头脑太冬烘。”胥偃以为其赋失于用故事少，陈说诗则对场屋标准和考官进行了讽刺。散见于宋人笔记中的诗话，有些也论及程式诗法及其优劣得失，如俞成《萤雪丛说》卷2载：“往年上庠汤黄中试《秋燕已如客》诗，破题：‘近人方贺夏，如客已惊秋。’以夏对秋，权借用字也。……张永《防秋》诗云：‘逆胡方猾夏，中国重防秋。’以夏对秋，正借用字也。……六吟八韵，能于借对上得一二警联，便自高人一著，作者不可不知。”
唐五代赋格著作，《宋史》卷208《艺文志八》著录浩虚舟《赋门》、纥于俞《赋格》、范传正《赋诀》、张仲素《赋枢》、白行简《赋要》、和凝《赋格》等等，虽都久已失传，但可见当时学者对赋法的关注度，盖仅次于诗。张伯伟《赋谱解题》认为“唐代进士试律赋，赋格之作极盛一时，当与此有关”[8]（附录三），其说甚是。现存唐佚名《赋谱》一卷，专门研究律赋的句法、结构、用韵、题目等，如“赋句”有壮、紧、长、隔、漫、发、送、虚、实等名目，有些又分子目，如“隔”，谓“隔体有六：轻、重、疏、密、平、杂”。这里举所谓“轻隔体”：“轻隔者，如上有四字，下六字，若‘器将道志，五色发以成文；化尽欢心，百兽舞而叶曲’之类也。”[8]（附录三）盖谓上四字意蕴较大较虚，与下六字不太相称，读来有轻微的距离感。由此可窥其余。与余诗格法研究一样，这些书的作者们力图要为律赋建构起一套凝固而通行的程式。如果说宋人诗话大多不是为科举而作的话，那么律赋格法就纯乎是考场“游戏规则”，因为律赋是科举的“专利”。
宋代场屋律赋上承唐五代，也用八韵，限三百六十字成。马称尝纂《赋门鱼钥》三十卷，“编集唐蒋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诸家律赋格诀”（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2。《宋史·艺文志八》作十五卷，盖别本。）。此书惜已久佚。吴处厚也曾著《赋评》一卷，见《宋史·艺文志八》，亦失传。唯宋末郑起潜《声律关键》今存，前有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札子，称“起潜屡尝备数考校，获观场屋之文，赋体多失其正。起潜初任吉州教官，尝刊赋格，自《三元衡鉴》、二李及乾、淳以来诸老之作，参以近体，古今奇正，粹为一编，总以五诀，分为八韵，至于一句，亦各有法，名曰《声律关键》”。这实际上是总结两宋科场律赋格法。他所谓“五诀”是：一认题，二命意，三择事，四琢句，五压韵。同时也论“句法”。这些既是格式，也是方法。然后他详举八韵诸“格”。第一韵破题，有“八字包题”、“八字体面”、“贴第一句”、“贴第二句”、“贴第三句”、“贴第四句”、“贴两句”、“贴三句”、“四句分题”、“布置难题”、“一字包意”、“两字包意”、“四句见本意”等等，每一格皆举前人佳句若干为例。如“八字体面”举郑獬殿试《圜丘象天赋》的破题“礼大必简，丘圜自然”，谓上句“盖推尊于上帝”，下句“遂拟象于高天”。意思是说八个字乃全篇纲领，起着统率作用，故称“体面”。第二韵“谓之原韵，推原一题之意，古作必究考源流，近体务以意起”，亦举若干格和例句，此略（以下各韵所举皆略）。第三韵“虽是贴上截，须引下（截）意来，庶得贯通”。第四韵“虽贴下截，须承上截意，庶得贯通体贴，最要周备”。第五韵“敷衍详讲本题之意，如难疑他意，皆非正格”。第六、七韵无注，但前已有“第六、七韵贯通”之语。第八韵，“此韵是一篇结尾，最要动人，尤见笔力。前辈云：如人上梯，一级高一级。”由此可见，宋人对赋格的辨析极其精细，也十分繁琐。
场屋诗赋格法，为南宋人的古文评点提供了既便利又成熟的参照模式。
首先，它为古文评点者提供了现成的术语群，如“认题”、“破题”、“立意”、“布置”、“造语”、“用字”等等。
其次，诗、赋的篇法、格法、句法成为解构文章的方法。吴子良曾指出“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14]；诗赋与古文虽体裁不同，其实“关键”、技巧也大多相同或相通。试对照前举陈傅良《论诀》所立“认题”、“立意”、“造语”，“破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八项，除“讲题”、“使证”为“论”体独具外，其余皆诗赋所共有，要求也大同小异，比如陈氏论“结尾”曰：“结尾，正论关锁之地，尤要造语精密，遣文顺快。盖精密则有文外之意，使人读之而愈不穷；顺快则见才力不乏，使人读之而有馀味。凡为论，未举笔之前，而一篇之规模已备于胸中，凡结尾，当如反复，如何议论，已寓深意于论首。故一论之意，首尾贯穿，无阙断处，文有馀而意不尽。若至讲后而始思量结尾，则意穷而复求意，必无是理，纵求得新意，亦必不复浑全矣。”五代僧神彧《诗格·论诗尾》：“诗之结尾亦云断句，亦云落句，须含蓄旨趣。《登山诗》：‘更登奇尽处，天际一仙家。’此句意俱未尽也。《别同志》：“前程吟此景，为子上高楼。”此乃句尽意未尽也。《春闺诗》：‘欲寄回文字，相思织不成。’此乃意、句俱尽也。”[8]（P492页）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在追求所谓“文外之意”、“句尽意未尽”等审美艺术及“意尽”的弊病方面，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
再次，诗赋格著作，对诗赋的立意、造语、字法、病犯，以及格、体等等进行条分缕析，精确入微。这实际上是细读、精读，而古文点抹的实质，也正是随文细读和精读。如果也像揣摩诗赋格法那样分析古文，将范文中的菁华、字眼、主意、要语、转换、段落等用一套特定的符号（如圈、点、抹、撇、截等）标出，再配以评论，就成了完整的评点本。
当然，古文是散文，与作为韵文的律诗、律赋毕竟有不小的差别，古文评点家不可能简单地照搬诗赋程式，他们有自己对“文”的独特理解和评点手眼；我们只是说，诗赋格法是古文评点的参照模式，彼此有着血肉联系。
三、“江西派”诗文论：就轻驾熟的评论方法
欲解读南宋古文评点何以兴起，我们再回头看江西诗派的“句法”、“诗法”，也许会明白许多问题。
北宋后期，“江西诗派”首领黄庭坚讲究诗歌“句法”，提出“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说。应当着重说明的是，“江西派”诗人其实并不只擅诗，有的还长于文。如陈师道曾受学于曾巩，对古文很有造诣，朱熹说：“陈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楼铭》，当时诸公都敛衽。（佐录云：‘便是今人文字，都无他抑扬顿挫。’）”“馆职策，陈无己底好。”还说：“某旧最爱看陈无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15]（卷130）黄庭坚虽以诗名世，却并不仅仅满足于探索诗法，他似乎还想研讨文章学。在《答王子飞书》中，他写道：陈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16]
又《答洪驹父书（二）》曰：“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外甥勉之，为我雪耻！”[16]他还在《答洪驹父书（三）》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至于推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重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16]
在上引中，黄庭坚将他倡导的“诗法”移植为文章作法，首次揭出了文章“脉络”、“关键”、“开阖”等概念，认为作文章也有“斧斤”即方法。这些都是评点家常用的词汇，特别是“关键”一语，虽并不起源于山谷，但用以评文，却以他为早，后来吕祖谦著《古文关键》，盖即受此启发。黄庭坚自称“始知作文章”时已届“老病”晚景，感到不可能在“文章”这一块大有作为，要其外甥“为我雪耻”，可见他对文章学的高度重视。
除上述外，在“江西诗派”的诗话著作中，还保存了黄庭坚的一些诗文方法论，以及其门人后学的发挥。范温《潜溪诗眼》曰：“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原道》以仁义立意，而道德从之，故老子舍仁义，则非所谓道德，继叙异端之汨正，继叙古之圣人不得不用仁义也如此，继叙佛老之舍仁义，于是乎成篇。”[17]（P323页）
又曰：“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孟）浩然云：“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工在“澹”、“滴”字。……”[17]（333页）
又《王直方诗话》：“山谷论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
又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1《诗文当得文人印可》引韩子苍（驹）云：“诗文要纵，纵则奇。然未易到也。”
又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2载：“陈无己先生语予曰：‘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
在黄庭坚的文章学理论建构中，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原则。一是“专论句法，不论义理”。《潜溪诗眼》曰：“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功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睛，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盖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也。”[17]（330页）
古文评点大多不管内容，专论技法，进行所谓纯形式的批评，其源当出于此。
二是打通诗法与文法的界限。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曰：“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在黄庭坚看来，诗法、文法原为一事，没有区别，诗法可以转换为文法。因此，古文评点家参照唐五代以还的诗赋程式，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我们难以将“江西派”作家的诗法、文法与评点本一一对照，只举几例即可。《止斋论诀》论“立意”曰：“凡论以立意为先，造语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辞不工，未害为佳论；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浑金璞玉，亦为无补矣。故前辈作论，每先于体认题意者，盖欲其立意之当也。立意既当，造语复工，则万选万中矣。”对照上引《潜溪诗眼》所记黄庭坚“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语，以及《珊瑚钩诗话》记陈师道所说“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两者的关系，班班可考。
又如楼昉《崇古文诀》卷12评柳宗元《东池戴氏堂记》曰：“脉络相生，节奏相应，无一字放过。此文如引绳贯珠，循环之无端；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如累九层之台，一级高一级，而丰约不差毫厘。……”“常山之蛇”之喻，见上引黄庭坚《答王子飞书》。“常山之蛇”原见兵法书，用以论文，以黄庭坚为最早，胡仔又尝用来论词，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
再如《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的“下字格”有“粒丹点铁”类，举吕祖谦《秦晋迁陆浑之戎》，评曰：“此下一‘汉’字，意新而字熟，既不生狞，亦不蹇涩，又不突兀，可谓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便直接用了黄庭坚语。
事实上，“江西诗派”笼罩着南宋前期诗坛，评点家也多是诗人，故没有不受“江西诗法”影响的，他们打通诗和古文的界限，将“江西诗法”用于评点，既是顺理成章，更是就轻驾熟。
至于古文评点所使用的一套符号，吴承学先生在《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与南宋的诗文评点》文中，认为是在古人读书句读标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笔者以为这是正确的，不过似还可补充一点：也与修改文章有关。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载：“苏子美（舜钦）有《赠秘演师》诗，中有‘垂颐孤坐若痴虎，眼吻开合犹光精’之句，人谓与演写真。……然其始云‘眼吻开合无光精’，演以浓笔涂去‘无’字，自改为‘犹’字，向子美诟之曰：‘吾尚活，岂当曰“无光精”耶？’中又有一联云：‘卖药得钱只沽酒，一饮数斗犹惺惺。’又都抹去。苏曰：‘吾之作谁敢点窜耶？’……”这种涂抹点窜诗文的例子，在古代文献中甚多，且源远流长，不烦缕举。涂抹“不当”与点抹“精华”，实是问题的两端，相反而相成。
四、南宋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
探讨文章作法，与探讨诗法、赋法一样，在我国也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可谓源远流长。最早谈文章的当推孔子，其《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宪问》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卫灵公》提出“辞达而已矣”的审美标准。其后《孟子·公孙丑上》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养气论”，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汉扬雄《法言》称“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又说“言不文，典谟不作经”[18]，也可看作文章论。东汉王充《论衡·艺增》，其中如谈《尚书》“今我民罔不欲丧”之“罔”意为“无不”，“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无不’增之也”，“增其语欲以惧之，冀其警悟也”；此外还举了《武成》篇的“武王伐纣，血流浮杵”为“亦太过焉”等，乃探讨文章用字的准确性问题。这些，皆可谓文章学之滥觞。
魏晋六朝时代，文章学可谓发达，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是文章学的奠基之作，这也为我们所熟悉，可不论。《晋书·虞挚传》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书·经籍志》著录虞挚“《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文章流别集》（当是总集）、《流别志》久佚，今存《文章流别论》，讨论了包括诗、赋在内的各种文体的源流及其特点。其后刘勰《文心雕龙》，更是详尽研究文体和创作论的鸿篇巨制。可见，由先秦到魏晋六朝，文章学一直延绵不绝，只是所谓“文章”乃广义，泛指文、笔诸体。
到中唐时代，韩愈有关“文”、“道”以及“古文”作法的论述，是文章学的重要发展，这也为我们所熟知。“文章学”一词，盖最早产生于这个时期，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曰：“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学，行义甚高。”[19]又张籍《祭退之》：“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学，无不该贯。”[20]这里的“文章学”，实指古文，已是狭义的概念了。北宋约一百七十年，“文章学”在狭义的范围内有了不小的发展，如柳开论“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21]；王禹稱论古文应“句之易道，义之易晓”[22]；欧阳修论尹洙文“简而有法”，以及作文“其语愈缓，其意愈切”和“互见”法之类[23]；苏轼自论其文“如行云流水，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24]，等等，皆对古文创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使兴起于中唐的古文运动在北宋取得了最后胜利。北宋末年，朝廷设宏词科，专门培养和录取四六文写作人才，于是出现了王铚的《四六话》，标志着对骈体文的研究，最后也从“文章”中分离。
纵观南宋以前的文章学，广义的“文章”且不论，就狭义的“文”即古文而言，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论文章内容（道）的多，而研究文章写法、技法的既少又零碎，长期停留在“象喻”阶段（如苏轼的“行云流水”之喻），较之诗学、赋学甚至四六学来，文章学可谓严重滞后。早在北宋末，唐庚（1071—1121）就已意识到古文也有“法度”，并主张场屋时文“以古文为法”，他说：“自顷以来，此道（指文章）几废，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复法度。宜诏有司，以古文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25]南宋人的认识更明确了，从《止斋论诀》、《古文关键》等的“总论”看，学者们探讨文章学已臻高度自觉。淳祐二年己丑（九年，1249），建安梅轩陈岳崧卿作《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序》，就批驳了“或者且谓‘风行水上’（按出苏洵《仲兄字文甫说》）善矣，何必规规执笔法学为如是之文也”的观点，虽是从“冠璧水，掇巍科”的科举实用出发，但表现出标举“笔法”（狭义的“文章学”）的强烈自信。他们汲收诗、赋、四六的研究成果，用以分析和解构古文，故虽曰“古文评点”，实际上是用“时文”（时下流行的、专用于科举的文体）的程式和方法去反观古文大师们的代表作，试图让时文向古文看齐，并从古文名作中找出时文的写作规律，实践着唐庚的主张，以提高时文的写作水平，并使时文写法由但凭朦胧的“感觉”或手授心传进入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新阶段。清梁章钜《试律丛话》卷1引郑光策曰：“八股之源，盖亦出于古文。”又曰：“八股与古文虽判为两途，然不能古文者，其八股必凡近纤靡，不足以自立。”宋代策论程式文更是如此。这种探讨是卓有成效的，如《止斋论诀》中的“认题”、“立意”，《古文关键》的“总论”、“看文字法”、看诸大家文法及“论作文法”、“论文字病”等，都相当详细而精确地讨论了于古文、时文都适用的写作法则，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可操作性，从此不仅将时文、也将古文的创作置于理论指导之下，具有极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南宋以降，直至清代桐城派，研究时文、古文文法成为潮流，范围和意义也由科举而后超越科举，文章学于是与诗学、词学鼎足而三。古文评点家揭示了许多文章学规律，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
当然，由于南宋古文评点是科举考试程式化的产物，必须迎合考官口味，故不少流于繁琐，太过讲究形式。比如特重“破题”和“冒子”，陈傅良《论诀》公然说“破题不佳，后虽有过人之文，有司亦不复看”，故评点派的文章学，又有很大的局限和流弊。《朱子语类》卷139载：“因说伯恭（吕祖谦）所批文，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某因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见得破。’”所谓“伯恭所批文”，不管是否指《古文关键》，“批点”成为预设的“文字腔子”，乃不争的事实；朱熹认为“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便为高识卓见。不过朱熹并不反对时文程式，所以他又称赞吕祖谦“眼高”，“见得破”，甚至认为“前辈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15]（卷139）。但无论“文字腔子”还是“定格”，必然成为思想表达的桎梏，所以顾炎武《日知录》卷16《程文》曰：“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此。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于下。”
到明、清的八股文评点，像《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匡超人之流颇为自矜的选批本，则滥乎极矣，正如章学诚所说：“后人嗣起，囿于见闻，不能自具心裁，深窥古人全体、作者精微，以致相习成风，几忘其为尚有本书在，末流之弊，至此极矣。”[6]即便如此，启功先生仍认为八股文的文章技巧，“都是从古代文学传统中学来的”，本身并没有罪责[26]。
如果说宋代的古文评点、明清的八股文评点是为科举服务的话，那么明清的小说、戏曲评点，则已逸出科举之外，“评点”已成为广泛应用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方法之一种，那已不是本文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