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亚当#183;斯密：对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中国论文,未来发展论文,经济学论文,斯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温和研究亚当·斯密理论，使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伦理学家、法学家、社会科学家。亚当·斯密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正是这一完整的科学体系，使亚当·斯密创立的经济学说，历经三百年后，仍然光芒四射，始终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明灯。亚当·斯密的理论，对当今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仍然在起着巨大的不可动摇的作用。当前深入研究亚当·斯密无疑不仅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对我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更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学研究水平和成果与西方的经济学界的研究水平差距是十分大的，中国经济学如何在世界经济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早日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和学者们关注、心焦的大问题。我以为，当前深入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说，将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给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很多启示。
一、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伦理的经济学
过去在人们心目中，亚当·斯密只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哲学”思想家。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伦理经济具有方法论的功能。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的时候，都渗透着各自的伦理经济思想。这是因为，在多种经济体系的背后，都隐藏着（潜伏着）更为根本的因素，即主要是经济学家的哲学和方法论指导，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决定着多种经济体系的本质和动态。比如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风靡欧洲思想界的“人性自私论”和自由主义哲学，导致了经济领域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古典经济学。就经济学说史上的巨匠、杰出的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本人来说，正是一位将伦理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他早年从事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中年转向经济学研究，晚年后又继续进行伦理学的研究，他始终将他的伦理学思想融合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才写出了杰出的、至今还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经济学和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
也就是说，研究斯密的思想和学说体系，我们不难看出，斯密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英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属“道德哲学”这一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人的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总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密所说的道德有两重含义，一是由于利己心所引导的经济活动的世界是“道德”的世界，一是正义的情感或共同体所引导的人类行为的世界也是“道德”的世界。社会科学首先必须是“人”的学问，没有人的学问，没有“人”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而“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必须在社会中才能生存，这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如果经济学家离开人的存在和立场而去分析经济问题，肯定是极其片面的。亚当·斯密也好，马克思也好，他们都始终从人与社会的关联出发去分析问题，而且其目的也同样是为了一代的新兴的阶层的解放和发展。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其意图是为了谋求18世纪新兴的“平民”阶层的解放和发展，是构思“18世纪的新人”与社会的新的结构。斯密把市民社会里的近代的“经济人”的行为，置于广义的“道德”的世界，纳入他们的“道德哲学思想”之内，成为他的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社会科学始终必须要以“人”为对象，以人的社会行为为对象来进行分析，同时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发展。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的两种属性是有机统一的，这就是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和伦理学中的利他主义。斯密把人的利己心和同情心（利他心）的关系比做时钟上的长针和短针或文法与修辞法的关系。斯密的“经济人”是“慎重之德”、“仁爱之德”、“正义之德”这三种品德统一于一身的人的理想模式。“慎重之德”是为了个人自己的幸福，正义与仁爱之德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这些具有利己心的人，只有在遵守社会正义的条件下，才能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增进社会利益。斯密写道：“这些人的成功几乎经常要决定于他们邻人和同行们对他们的爱护和好评。因此，如果没有相当认真的行为，是不可能获得结果的。”这就是说，斯密认为，人们要照顾自己的利益，要爱护好自己，“利己心”=“自爱心”，普通庶民生活的动力也是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组成社会关系的主导契机。至于“利他心”，也就是一种“怜悯”，斯密把“利己心=自爱心”与“利他心=怜悯”的关系比之为“文法与修辞法”的关系。因此，所谓政治经济学（或称经济学），就是人们以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分析评判、制约和指导人们的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经济运行。我认为它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指经济学家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又是直接产生于他们各自对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中的道德观念的理解，以此来研究、探讨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行为、经济运行、资源配置如何适应和满足人们的欲望，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并以此促进人的不断发展；第二，是指我们对这种指导经济行为的道德观念的认识和评价系统（即伦理经济观）；第三，是指人们如何应用这种符合经济行为规律，不断促进人的发展的伦理，去指导经济行为，指导经济运行，指导经济生活。
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和经济学说还告诉我们：“经济人”的活动必须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任何社会的商品生产者的经济行为都必须有其内在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在经济学研究的高层次上，即在研究经济运行、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目标之上，应该存在着一个对人的研究领域。如果说在研究经济运行、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目标这一层次上已经不能回避人的问题，不能不涉及经济学的伦理学原理的话，那么在这个更高层次上，几乎所要探讨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经济学研究与伦理标准相结合的问题。这样也就十分自然地出现了建立一种“伦理经济学”的需要。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伦理的经济学，这既是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继承，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经济学应该是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科学
根据已有的资料和文献，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斯密是一个具有博大精深的社会科学体系的社会科学家，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决定了斯密成为了举世公认、了不起的、永远闪耀光芒的经济学家。随着斯密早年在爱丁堡公开讲座时的讲稿和在格拉斯大学任教时期的演讲稿的发现，关于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思想的研究，“法学讲义”的研究，斯密政治学的研究等陆续问世后，特别是《亚当·斯密著作和通讯集》的问世，亚当·斯密的社会科学体系的研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斯金纳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理解斯密不能仅仅把他看作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之父，还需要正确地认识亚当·斯密是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科学体系。构成他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各个著作之间是相互密切的联系，从而形成斯密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因此，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有斯密的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历史理论，甚至有他的修辞学的内容。现代的许多经济学家单纯地从现代经济学均衡理论的观点去理解亚当·斯密，是很不全面、不科学的。
亚当·斯密的社会科学体系博大精深，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斯密的体系中，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一个系统的统一体。在这里，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经济政策甚至行政学都有其内在的关联。在这里，社会性、历史性、理论性、实践性、方法论和思想性都浑然一体，作为社会科学“王子”的政治经济学正是这些特征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亚当·斯密的研究，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曾精辟地指出经济学应属于历史的科学。马克思并在他自己的经济学说的研究中，始终高度注意到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经济学始终被看成一门历史科学，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终结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是，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因此，从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来说，马克思和亚当·斯密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的共同之处，不能不对我们中国现实的经济学说如何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也曾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的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卷第29页、第2卷第30页。）熊彼特还指出：“第一，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不是唯一的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卷第29页、第2卷第30页。）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学风日益表象化、数学化、模式化，经济学日益非社会科学性，非历史性，非伦理性。重新全面学习经济学首创者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学习亚当·斯密社会科学体系的精华，对中国经济学的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对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和学者树立正确的学风和正确的方法论，无疑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三、中国经济学应是具有想象力的思维科学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A.S.斯金纳在《亚当·斯密的社会科学体系》中专门用一章研究斯密的方法论，题为《科学与想象力的作用》。他认为，从斯密的信中可以看出斯密的社会科学体系的方法论是以牛顿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斯密的著作中经常使用与机器的类比，将宇宙和人类社会比拟为一部大机器，这是与牛顿的科学方法论相类似的。同时，斯密不仅将宇宙和人类社会看作为一部大机器，还将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等学问看成为与修辞学等学问同样是一种学说体系，他将这种学说体系看成为“想象中的机器”。
我们知道，由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学派形成之初及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经验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二重方法论，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经济学体系。由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超越了以往经济学局部性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归纳方法，明确追求由抽象推理得出的具有前后逻辑一致性的普遍规律。
这就是说，在斯密那里，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得到了系统化的形式，特别是他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分析了一国何以致富的原因，在经济学历史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前实证主义阶段，重商主义的思想中就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其最重要的特点是“经验总结法”。这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中演绎法长期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经济学产生了从自身中寻求发展动力的朦胧意识。这种方法经过配第的加工，使其从本质上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归纳法，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归纳法。不过配第在“考察性质上有可见根据的原因”时，其实已经运用了抽象的演绎法，毕竟在中世纪单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布阿吉尔贝尔的批判法充其量不过是对重商主义政策的批判，是实践对理论的呼唤，但他的理论姗姗来迟。真正完成这一使命的是重农学派，重农学派的演绎法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纯思维的世界中，已经对社会再生产过程把握得相当深刻。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理论中的革命，他的《国富论》是经济学在困境中寻求出路和实践呼唤的双重结果。他将现象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结合起来，分析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李嘉图在对斯密方法论批判的基础上，推进了演绎法的发展，西斯蒙第沿着这一逻辑路径继续前进。这一阶段后期的古典经济学派开始超越以往经济学幼稚的经验总结方法，明确地追求抽象推理得出的具有逻辑上前后一致性的普遍规律。当时的经济学家大多坚信社会经济的运转也应像机械力学那样，具有普遍内在的规律。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这种能够提供完备知识的确定性普遍规律——社会运动中的能量守恒定律。
重温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和他的整套学说，我们不能不感到中国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巨大差距。中国经济学界的不少同志“想象力”太少，缺乏想象力，不重视想象力，鄙视想象力，以为经济学就是数学化、应用化，把西方的现成东西在中国应用应用，最多再加上一点数学公式，就叫经济学。这与亚当·斯密所创立的经济学是不一致的。重温斯密，使我们深感经济学应是一门思维的科学，是一门想象力的科学。思维科学、想象力的科学最大的特点和本质在于学说的创新、思想的创新。熊彼特在著名的《经济分析史》著作中曾指出：“经济学研究中的想象就是对所要研究的现象的最初知觉或印象，然后通过事实和‘理论的’分析，经过无数次协调和取舍，把它变成科学的命题。”“当我们关心的是静态均衡的逻辑甚至只是静态过程的主要特征时，想象的作用就不那么大了。因为我们研究的实际上只是几个非常明显的事实，这些事实我们是容易觉察到的。当我们转而分析长期变动过程中的经济生活时，事情就完全两样了。想象这个过程的真正重要的因素和特点，同我们一旦已经（或者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它们而只是去表述它们的运行方式相比，要困难得多了。因而想象所起的作用大些”（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5—296页。）。西方经济学界之所以多少年来，包括近年来新的学派不断涌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甚多，成就显著，不能不与他们中大部分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方法论，始终将经济学作为思维的科学、想象力的科学有关。试想每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有成就影响的经济学家如果没有想象力，没有超凡的思维，能有学说上的创新，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吗？
中国经济学要想在世界经济学说之林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在方法论上，在思维上彻底革命，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一门“想象力”的思维科学，唯有这样，中国经济学才能摆脱落后的、始终追随西方经济学，亦步亦趋，而很少有自己学说创新的贫乏、滞后状态，才能在不远的将来产生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四、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的科学
16—18世纪西方思想家的和谐思想，对经济学家的影响是无疑的，早期的经济学本身就是和政治学、哲学相互联系的。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经济学中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倡导自发的秩序。
经济自由主义中的自发秩序传统，至少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经济学家。作为对笛卡儿建构理性主义的反应，这些经济学家对自发秩序进行过深入思考，并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尽管人们认为自发秩序传统的思想源流在16世纪经院哲学派的经济学家中就可见端倪，但第一个系统地说明自发秩序的经济学家是曼德维尔。在经济学史上，曼德维尔的作用曾被人们长期忽视。在他的《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曼德维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私人的罪恶产生公共利益。他看到人性在本质上是冲动的和自私的，而不是理性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他认为，人类行为，不论是出自生命自保的冲动，抑或是为个人荣誉而产生的善举，其动机都发端于利己心。虽然人人都出于利己心行事，但一切美德都起源于这种利己心，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运行也有赖于它，甚至“芸芸众生中的首恶，亦有襄助公益的善举”。曼德维尔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人们的行为结果同他们所设想的非常不同，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无论是出于自私还是利他，都会产生一些他们并未预料甚至一无所知的对他人有益的结果。正是在构想这个论点的过程中，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有序的社会结构——法律和道德、语言、市场、货币以及技术知识的发展——自生自发的经典模式。
在《人性论》中，休谟从“人类知识的狭窄疆域”（理智的弱点）出发，说明了“职业分化”（相当于曼德维尔和斯密的劳动分工）的好处，并说明了社会中有碍合作的那些障碍是如何克服的，并由此促成了三条基本自然法则的出现：“占有物的稳定性、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诺言”，事实上，全部法律制度只不过是对它的表述而已。然而，就像语言和货币一样，这些规则是人为的，但不是发明和设计的。在《文明历史随笔》中，弗格森则将自发秩序思想明确地表述出来：“芸芸众生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行动，即使在我们所谓的启蒙时代，都是在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各国摸索出一些典章制度，那固然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却不是因为实施了任何人类的设计。”他还甚至认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显然，在苏格兰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已闪耀着这样的思想：人类赖以在其中活动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是人类可以设计的结果，它们是人们社会经济活动自然演进的结果。
曼德维尔和休谟等思想家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被斯密天才地在其经济思想中详尽地证明。在《国富论》中，斯密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增长的社会经济机制进行了经济学证明。他那备受争议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成为自发秩序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尽管他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只使用了三次，而正是这个比喻意味着最初以道德哲学问题形式出现的自发秩序的论证，系统地转化为经济学的最重要主题之一。
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问题，其中心在于探讨一种能以有利于他人的方式引导我们的自利心从而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制度框架。在他那里，经济活动的基础是分工，分工的前提或原由是人们为了利己的目的而需要进行交换。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因此，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在他看来，当与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人交往时，同情和仁爱之心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非个人化，依靠利己心为动力以达到较好的非出自本意的结果之需要会不断增加。
斯密曾将“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贸易的倾向”与“理性和言语能力”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它们都是说服别人的形式。正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斯密所要说明的是如何说服别人来做我们所希望的。理性和言语能力是说服别人的一种方式，引导他们的利己心是另一种方式。在一个复杂的、扩展的社会秩序中，人们不能依赖别人的恩惠，“理性和言语能力”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要借助于他的利己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分工就成为必须，这也是文明社会最可行的一种方式。理性的式微可以在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出现所作的解释中找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样，斯密在表面上糟糕的人性素材中确立了一种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一般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和谐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促成社会总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只有在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利。这样，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达到和谐。对于个人而言，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
这就是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这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市场体系的自我调节特征并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而是价格机制的一种自发结果。不过，斯密并不认为“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给社会带来好处，相反，将自利心引导向有利于社会的方面只能在适当的竞争和公正的制度下才能发生。市场诸要素的相互依存带来了市场的自发秩序，任何对这一秩序的干预不免自找失败。斯密还指出政府具有干预经济的内在趋向及其危害：“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容易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用手摆布时的作用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自己行动的原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页。）
这一可被称为“棋子原理”的思想是斯密的第二经济学原理，它对于当今中国经济运行的意义，决不亚于其“看不见的手”的第一原理。哈耶克认为：“斯密的决定性贡献，是对一个自发秩序作出了证明：如果个人只受恰当的法律规则的约束，这一秩序便会自发地产生。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概比任何其他一本书都更好地标志着近代自由主义的发端。它使人们了解到基于对任何专制权力的彻底不信任而对权力采取限制措施，是英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正如斯密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的直接传人所指出的，斯密等人的所论“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极有用的种种实在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处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注：F·A·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5页。）。
斯密的自发经济秩序及和谐的市场经济思想得到了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的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发展。作为自发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哈耶克将自发秩序传统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他对自发秩序思想的扩展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休谟、斯密的基础上为自发秩序思想提供了一个认识论背景；二是清晰地阐明了市场过程乃至整个社会的自发秩序形成过程以及经济制度尤其是市场价格在其中的作用。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和谐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就市场自发秩序而言，哈耶克认为，它同样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使个人可以追求自己无论是利己或利他的目标，它还使非常分散的、处在具体时空的知识有可能得到利用，这些知识只作为不同的个人知识而存在，任何单一的领导当局都不可能拥有它们。正是由于同任何中央指令性经济制度的情况相比，有更多的具体实施的知识得到利用，才使任何能得到的生产手段生产出了最大数量的社会总产品。
综上所述可见，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家，还是古典经济学派及其代表亚当·斯密，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他们倡导的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自发的市场秩序，这一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促成社会总利益的实现和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目前，我国已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以市场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自由竞争规律为引导。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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