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结构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理论与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1998年在3个城市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注：此次调查于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3个城市进行。共收集到具有当地城市户口的样本4364个，其中有效样本为3975个。有关这次调查的详细说明，可参见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出版社，2001年）。），从代际流动的角度，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社会在制度转型过程中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注：“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是指不同阶层成员在阶层结构中流动的相对机会分布。“相对流动”主要是比较两个社会集团的后代竞争不同社会位置时的相对优势。它是在考虑到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通过不同阶层成员相对流动机会的分析，更深刻地揭示阶层间的关系实质。可参见D.L.Featherman,F.L.Jones and R.M.Hauser,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Social Science Research,1975,vol.4,pp.329-360；今田高俊《社会阶层与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彭玉生《定类或定序依变项回归分析》，载李沛良《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06-331页。）（相对流动机会结构）的变化，试图对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规律进行探讨。
（一）问题与理论背景
在由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关于精英群体的形成乃至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是处于“循环”（更替和重组）还是“再生产”（延续和继承）状态，以及制度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和激烈争论（注：可参见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年第101卷有关市场转型问题的专题讨论。），并越来越多地涉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基本问题。
现代化—功能主义的理论传统和逻辑强调，经济—技术理性的发展，会从根本上要求改变阶层之间的关系，因而使得社会分层结构越来越具有开放性（注：See J.Goldthorpe,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In Paul Halmos(ed.),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no.8: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ies.Keele:University of Keele Press,1964,pp.97-122.R.Erikson and J.Goldthorpe,The Constant Flux: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1-27.）。以倪志伟(Victor Nee)为代表的“市场转型”理论，实质上遵循着这种现代化—功能主义的逻辑，强调当经济机制由再分配向市场转变时，以再分配机制为基础的社会群体会随着市场的发展而衰落，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或更替（循环）（注：维克托·尼（倪志伟）(Victor Nee)：《市场转型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转引自《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第25-42页；《国家社会主义改革中的社会不平等：在中国的再分配与市场之间》，转引自《国外社会学》1994年第3期，第18-30页。）。
另一些研究者则遵循一种制度主义的理论逻辑，认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不应被看做是经济—技术理性的被动反映，政治、社会、文化、既存利益结构以及传统等各种因素，都会对其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从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角度看，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封闭和继承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层结构（注：See J.Goldthorpe,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In Paul Halmos(ed.),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no.8: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ies,pp.97-122.R.Erikson and J.Goldthorpe,The Constant Flux: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1-27.）。同样，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虽然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但由于市场转型特定的制度环境、转型的过程和方式、转型的主导力量等诸多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原有的权力结构和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下来（注：参见孙立平《从“市场转型理论”到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载《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7期，第57-69页；总第8期，第64-79页。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载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109页。）。
考虑到上述理论前提，本文以中国的市场转型为背景，探讨随着市场机制的兴起和发展，城市社会中阶层间相对关系的基本模式及其变化是以重组或循环为主导特征，还是以再生产为主导特征。本文的着力之处在于：从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这一更为“实质”（注：See D.L.Featherman,F.L.Jones and R.M.Hauser,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Social Science Research,1975,vol.4,pp.329-360.）的层次上，不仅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特征，而且特别指出了这种再生产模式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连续性，并在新的制度变迁背景下，将有关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规律问题的讨论引向更为基本的理论问题，即：社会分层结构的模式和变化趋势，是简单地取决于经济—技术理性或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环境。
（二）基本假设
经济机制的变革无疑会给予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以极大影响。但是，社会分层的模式及其变化，并非是某种经济机制的被动产物，而是特定制度环境和变迁过程的产物。因此，制度转型过程中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一方面受到经济—技术理性和经济机制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将受到体制转轨的过程、市场建立的政治过程、路径依赖的特征、既存的社会利益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注：A.Walder,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Toward Testable Theor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vol.101,pp.1060-1073.D.Stark,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no.101,pp.993-1027.）。在构建有关研究假设时，至少要考虑到下述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转型过程的特征：
1.国家的关键性地位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受到了来自于社会、基层、大众的种种压力，特别是当改革在原有体制上打开缺口后，这种压力以及越来越多的“自发行动”成为推动改革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但相比之下，国家是更为重要的直接推动者。在中国，国家和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通过一系列政策直接启动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一直以各种手段对市场转型施加着显著影响，甚至以“厂商”身份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去（注：魏昂得(A.Walder)：《作为工业厂商的地方政府》，转引自《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第87-109页。）。一系列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的、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体制变革政策，构成了中国制度转型的特色，也构成了社会化逐渐发展的机制。因此，国家在确定制度变化方面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注：Zhou Xueguang,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Evidence from Panel Dat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0,vol.105,pp.1135-1174.）。
2.自上而下的改良式变迁
“自上而下的改良式变迁”是相对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式变迁”的概念。在“改良式”的变迁过程中，原有的制度结构，包括整个权力结构有可能随着社会改良的进展而逐渐变化。而在“自下而上的革命”中，旧的统治阶层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他们原有的位置为新的统治阶层所取代。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几乎所有向市场转型的过程都具有改良式变迁的特征，“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都可以被看做是改良式变迁的不同方式。改良式的制度转型过程导致社会分层模式的变迁直接与社会上层的状况和制度结构所构成的环境联系在一起。
3.“混合经济”与“转型”
在国家权力的推动和控制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向前推进的，因而具有典型的所谓“混合经济”的特征。“混合经济”提出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这种“混合”的状态是一种过渡性的形态呢，还是一种“社会转型”，即本身孕育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注：林南(Nan Lin)：《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转引自《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第68-86页；D.Stark,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vol.101,pp.993-1027.）。斯塔克(David Stark)指出，“……变革，甚至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并不是从一种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秩序，而是多种秩序以相互交织的方式重新排列。在这种意义上，制度创新就不是制度的相互替代，而是制度的重新组合”（注：D.Stark,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vol.101,pp.993-1027.）。这一理念给予本研究以极大启发。
4.路径依赖
在解释中国阶层相对关系变化时，“路径依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机制应该得到充分考虑。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和趋势必然要受到原有再分配体制的影响（注：D.Stark,Path Dependence and Societies Strategies in Eastern Europe.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1992,vol.6,pp.17-54.），而一场渐进改良的变迁将有可能使得路径依赖的特征更为明显。原有的体制、资源分配结构、社会网络以及受到控制的转型过程，都有可能使得阶层相对关系模式被延续下来。
5.政治干预与市场机制
传统再分配体制中相对强烈的“政治干预性”的后果是：一方面，各种资本的代际传递性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社会资源常常在社会中被大规模地重新分配，从而导致阶层结构的部分重组（注：Zhou,Xueguang,N.B.Tuma and Ph.Moen,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The case of China cities,1949-1993.Social Forces,1996,vol.28,pp.440-468.）。相对于政治权力来说，市场机制由于其内在追求经济合理性的逻辑，属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阶层结构，由于减弱了政治权力的干预性，将有可能相对稳定地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
6.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
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是追求经济合理性。市场所依存的竞争和效率机制，使得市场本身就具有资源集中和产生垄断的倾向，导致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端积累的马太效应。吉登斯(A.Giddens)指出，正是基于市场能力的差别，决定性地建构了相互分离且封闭的阶级结构（注：A.Giddens,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London:Hutchinson,1973,pp105-109.）。因此，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当市场化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后，市场机制所具有的那种导致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性质会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以至逐渐成为主导性特征（注：I.Szelenyi and E.Kostello,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Toward a Synthesi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vol.101,pp.1082-1096.）。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和中国制度转型的特征，本文的基本假设可表述如下：
在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资源分配和地位获得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上述制度环境和转型过程的特点，决定了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以“再生产”为主要特征（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并不否认向市场的转型给社会分层结构带来的变化。但是，由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是多维度的，而市场机制的影响作用主要在于结构化的机制方面，而非阶层相对关系的模式方面。对于结构化机制方面的变化，作者将另文讨论。）。这一再生产特征有两个含义：第一，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阶层之间的继承关系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注：很多研究曾经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层再生产模式，例如，F.Parkin,A.Giddens等。）；第二，市场机制的发展并没有导致这种相对关系模式的“重组”或阶层结构的更替，原有的阶层再生产模式在城市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即：那些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不同资本的交换、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其原有的代际之间的地位继承性在向市场转型的变革中得到保持或延续（注：罗纳—塔斯(Akos Rona-Tas)：《昔日风云人物还是今日弄潮儿吗？》，转引自《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第43-62页。）。本文将这种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特征称之为“双重再生产模式”（注：这一研究假设也得益于国内的若干研究成果，如李春玲的《中国城镇社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2页）、刘精明《“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19-36页）。）。
根据上述再生产假设的逻辑，一个引申的推论是，由于不同阶层所掌握的权力以及在改革过程中的地位存在很大差异，它们的地位变化也会有所不同，有的将表现出较强的再生产特征，有的则可能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特征。
二、分析框架、策略和模型
分析对象 限定在被调查城市中那些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受访者。这是因为中国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体制，为了减少分析的复杂性，本文在确定分析对象时将那些具有农村户口和外地城市户口的受访者排除在外。
分层框架 检验上述假设的前提是建立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框架。由于本文的重点是分析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因此，一个相对简约、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社会分层结构，对本项研究更为适宜。在参考了一些主要的阶层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一个包括5个阶层的分析框架：权力优势阶层、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注：为了论述的方便，以下用“一般管理人员”代表“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工人／农民阶层（注：考虑到受访者均具有本地城镇户籍，但其初职或父代有可能为农民，同时考虑到本研究对分析对象的限制，工人、农民在这里可合并为一个阶层，即相对于其他阶层来说，它们都属于体力劳动者阶层。）和自雇佣者阶层。其中，权力优势阶层包括单位负责人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其特征是对他人和资源拥有支配权力，而一般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则拥有相对的工作自主性。可以看出，权力支配关系在这一框架中占有核心地位，且阶层位置的界定标准是多元的。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框架可用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的比较分析。
代际流动 阶层结构状况以及阶层结构变迁的状况，一般通过代际流动的分析实现，即分析父代和子代在阶层位置上的关系。代际流动是标识阶层结构状况和变化的基本指标。阶层位置在一代一代社会成员中的传递，显示了阶层的延续性和封闭性。
变量与模型 本文引入初级的对数线性模型方法，通过分析代际流动的资料，揭示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
父代和子代的阶层位置是两个最基本的分析变量。父代地位是指父代在子代（受访者）第一次参加工作时的地位，子代地位是指受访者在调查时点上的地位。
为了揭示制度转型过程中阶层相对关系的变化，检验阶层再生产假设，必须将时间变量加入到有关代际流动的分析模型之中，以验证在不同时期阶层相对关系的变化。在本研究中，考虑到1979年对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制度转型的时间分割点选择在1979年，1979年前后被分为两个时期(k=1,2)。根据“再生产”的假设，当在模型中加入时间变量后，它在代际间的相对关系模式中应该是不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时间变量的操作化，是受访者初次参加工作的时间。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3个城市(1=1,2,3)，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变量，以检验代际流动与不同城市之间的关系。如果合并数据中的代际关系模式与城市差别无关，将为整体分析提供很大方便。
因此，在阶层相对关系再生产模式的分析模型中，建立了包含父代地位、子代地位、时间、城市等4个变量的对数线性模型。其中以F[,ijkl]为期望频数，i=1,2……,5；j=1,2……,5；k=1,2；l=1,2,3。S[,f]和S[,s]分别表示父亲和儿子的地位；T表示时间；C表示城市。代际流动的饱和模型为：
三、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饱和模型
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对该模型中包括的各种关系进行筛选，以便能够排除一些不具影响的关系因素。虽然这一分析无法对各个因素的关系给出深刻说明，但为判断假设是否成立以及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将相应的调查数据带入饱和模型进行分析，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我们所关注的“代际关系”与时间变量和城市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性联系，也就是说，父代—子代地位间的关系不因制度转型和城市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父代地位和子代地位间具有显著关系。这不仅表明可以将3个城市的数据合并进行有关分析，更显示出，尽管1979年前后中国的体制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迁，同时3个城市具有十分鲜明的体制转型的特征，但对父代—子代关系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父代—子代关系相对于1979年前后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城市具有独立性（见表1）。
表1 饱和模型的偏关联检验结果
Effect Name
DF Partial ChisqProb Iter
父代地位＊子代地位＊1979年前后16 14.517
.5602 4
父代地位＊子代地位＊城市
32 41.526
.1207 4
父代地位＊1979年前后＊城市 8 38.503
.0000 4
子代地位＊1979年前后＊城市 8 18.052
.0208 5
父代地位＊子代地位 16 172.463
.0000 5
父代地位＊1979年前后
4 156.240
.0000 4
子代地位＊1979年前后
4 43.440
.0000 5
父代地位＊城市 8 55.587
.0000 5
子代地位＊城市 8 162.227
.0000 5
1979年前后＊城市
2 167.116 .0000
4
父代地位4 2099.786 .0000
2
子代地位4 1710.321 .0000
2
1979年前后 1 160.244 .0000
2
城市2 249.391 .0000
2
饱和模型的偏关联检验结果还表明，如果分别观察父代地位和子代地位的获得，它们与年代和城市有显著联系（见表1）。但是，这种与时期、地点的联系标示的不是“代际关系”的变迁，而是特定社会位置（父代地位或子代地位）的变迁。影响后者变迁的因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随时间而变化、随城市而不同的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随制度转型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的结构化机制等。
（二）非饱和模型
饱和模型包括了模型中的所有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更清晰地将父代—子代地位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应将不具显著性的关系（父代地位＊子代地位＊1979年前后，父代地位＊子代地位＊城市）排除，构成代际流动的非饱和模型。代际流动的非饱和模型为：
将调查数据带入以上非饱和模型，模型整体检验结果表明，排除了上述两个不显著的关系后，非饱和模型与饱和模型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
表3显示了在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下，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交互作用效应与时间变量（1979年前、后）、城市变量（北京、苏州、珠海）相对独立，没有显著性的联系。
表2 代际流动的非饱和模型整体检验结果
Chi-Square DF Sig.
Likelihood Ratio
90.2354 80.2035
Pearson85.9245 80.3051
表3 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以工人／农民地位为参照）
表3中的统计结果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第一，与父代地位为“工人／农民”的子代相比，父代地位为“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子代，在获得“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地位时具有显著优势，他们获得这3个地位比获得“工人／农民”地位的可能性分别高出3.67倍、3.12倍和1.93倍；但获得“自雇佣者”地位的可能性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不仅如此，其中，在具有显著关联性的代际关系中，其父代为“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时，其子代继承这种地位的可能性相对是最强的，超过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的可能性。
第二，与父代地位为“工人／农民”的子代相比，父代地位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在获得“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一般管理人员”地位时，同样具有显著优势，获得这3个地位比获得“工人和农民”地位的可能性分别高出2.88倍、3.64倍和2.23倍。其中，子代继承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的可能性相对是最强的，超过成为“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的可能性。获得“自雇佣者”地位的可能性没有统计显著性。
第三，相对于父代为“工人／农民”的子代来说，父代为“一般管理人员”的子代，其代际间的流动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况：他们在获得“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一般管理人员”地位时，与获得“工人／农民”地位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其可能性分别高出1.59倍、2.16倍和1.83倍；但同样与获得“工人／农民”地位相比，他们明显地不可能成为“自雇佣者”（负向的显著性）。
第四，相对于父代为“工人／农民”的子代来说，父代为“自雇佣者”的子代，其父代地位与子代各种地位间均不具有显著联系，这一方面表明父代的自雇佣者地位与子代的地位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继承性或非继承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自雇佣者”的子代流动到其他阶层也没有明显的特征。
第五，在表3中，统计是以工人／农民为参照变量。如果以自雇佣者作为参照变量，可看到父代为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其流向工人／农民地位的可能性虽然不具有显著性，但方向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其潜在的性质是流动的不可能性。从阶层的“内固性”和“排斥性”特征的角度来说，权力阶层和专业人员的代际流动对于工人／农民阶层具有潜在的排斥性，不过这种排斥性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而一般管理人员阶层与工人／农民之间在代际流动上也没有显著联系，但方向是正向的。
（三）城市间比较
下面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3个城市的资料分别进行分析，期望3个城市分别显示出来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有助于对总体变化规律提供更多的认识。
分别对3个城市的代际地位关系进行饱和模型的分析后显示，3个城市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差异，而且与数据合并进行的分析结果也基本上一致：在3个城市中，代际之间的关系与时期（1979年前后）没有显著的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虽然3城市的背景、发展状况和结构性特征有所不同，但阶层间的相对关系都没有受到改革前后不同时期的显著影响。
1.北京
在1979年前后两个时期，北京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见表4）。阶层关系的再生产为其主要特征，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结果。北京作为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心，国家再分配体制仍然保持着强大影响，正因为如此，北京虽然同样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之中，但在体制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延续性。
北京的数据显示，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代际之间具有最为显著的地位继承性，一般管理人员的子代向上流动的机会也较为明显，而自雇佣者和工人／农民则与其他阶层在代际之间没有任何显著的关联性，其中包括它们自身的代际关系在内。与此同时，北京数据显示的代际流动模式与总体模式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别：首先，专业技术人员不仅自身的代际继承性最为强烈，而且相对于权力优势阶层，其子代在流向权力优势阶层时也具有更为明显的相对优势。其次，对于一般管理人员来说，其子代继承父代地位的可能性低于他们流向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可能性，其中，流向权力优势阶层的相对可能性最强，其次是流向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对于管理阶层人员来说，存在着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表4 北京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以工人／农民为参照）
2.无锡
表5 无锡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以工人／农民为参照）
无锡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与总体模式和北京的模式相似（见表5）。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代际继承关系最为显著，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无锡，一般管理人员的子代流向权力优势阶层的可能性，并没有像总体模式和北京模式那样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这两种地位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权力优势阶层的地位对于一般管理人员来说相对封闭；同时，自雇佣者和工人／农民与其他阶层间也存在着明显界限：一方面，权力优势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流向自雇佣者和工人／农民的可能性不具显著性；另一方面，自雇佣者和工人／农民阶层流向上述3个阶层的可能性也不具显著性，这与上述3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在无锡，权力优势阶层的继承关系相对于向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阶层的流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继承关系，与总体模式和北京模式相比较，表现得更为强烈。在无锡，父代为“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子代，与父代为“工人／农民”的子代相比，相应获得“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地位的可能性，要比获得“工人／农民”地位的可能性高出4.57倍，而总体模式的相应数据为3.67倍，北京模式的相应数据则为3.31倍。相对地，专业技术人员的继承关系则与总体模式相差无几，但明显低于北京模式；父代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与父代为“工人／农民”的子代相比，获得“专业技术人员”地位的可能性，要比获得“工人／农民”地位的可能性高出3.51倍；而总体模式和北京模式中的相应数据分别为3.64倍和4.48倍。
3.珠海
珠海虽然是一个伴随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变化迅速的城市，但分析结果表明，这个城市中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及其变迁与北京、无锡基本一致。同时，珠海也显示出若干独特性（见表6）。
表6 珠海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以工人／农民为参照）
珠海的数据表明，在代际之间，权力优势阶层的继承关系与其他两个城市一样具有显著性，但是，这种继承关系与权力优势阶层向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流动关系相比，相对较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的子代与权力优势阶层地位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性。这意味着，权力优势阶层在代际间的流动性尽管相对较强，但这种流动性仅是相对于流向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而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的子代流向权力优势阶层的可能性则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在珠海，权力优势阶层的内固性并不是最强的，但对其他阶层的排斥性则在3个城市中最突出。
在珠海，专业技术人员在代际之间无论是与自身还是与其他阶层都没有显著关联性，这是一个奇特的结果。很多研究显示，即使在再分配体制中，由于财产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政策的特征，使得专业技术人员占有资本的特殊性更为显著，因而这一阶层具有较强的地位继承性，在总体模型和北京、无锡的模型中都显现出这种特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权力优势阶层和一般管理人员的代际关系中，流动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则显示出最强的关联性。我们不知道能否对此给予合理恰当的解释。珠海表现出来的特征，也许和珠海是一个移民性的新兴城市有很大关系。移民大量涌入和较为发达的市场机制，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开放的机会和激烈的竞争，既造成上述的阶层间流动，又呈现出某些阶层地位的稳定性和排斥性，例如其他阶层向权力优势阶层的不显著流动。这种状况与主要从内部逐渐分化和转型的城市有所不同。
（四）小结
将上述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做一总结，可发现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权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再生产性
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继承或再生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关系，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没有能够改变这种再生产的特征。特别是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其再生产的能力不仅远超出了自身流动的能力，而且与其他阶层相比较也远超出了其他阶层。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虽然中国城市社会在阶层结构间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但相对于这种流动性来说，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它们的流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阶层的继承性或再生产特征是制度转型过程中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主导特征。
2.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间隔
在权力、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阶层与自雇佣者和工人／农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即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封闭性，这属于更大范围内阶层结构的再生产性质。这种鸿沟的特征在于：第一，前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流动关系，与后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流动关系，因而显示出一个明显的界线。第二，虽然在前三者的代际关系中存在着相互间的流动，但自身继承性关系是主要的特征。第三，虽然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代际关系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封闭性，但是，在父代的工人／农民地位与子代的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地位之间，其关系的潜在方向是负向的，预示了这两个阶层对于工人／农民阶层潜在的排斥性，预示了在这种“长距离”的阶层关系中，存在着更为强烈的阶层封闭性。
3.阶层再生产与相对流动性
尽管阶层代际关系中再生产特征构成了主导特征，但依然可以看到中国城市社会中阶层流动性的3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在若干阶层之间存在着虽然不是主导的、但是相对的流动性。因此，虽然不存在显著的跨越脑—体间隔的“长距离”流动，但存在着相邻阶层间直接的“短距离”流动。第二，与权力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不同，一般管理人员阶层的继承性特征在代际关系中不是最强的。第三，在脑—体之间的间隔并非是完全的封闭，其排斥性部分是潜在的。因此，应该承认，尽管上述模型中所表现出来的继承性或封闭性特征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种继承性的强度是相对的，流动性与继承性并存。
在现代社会中，阶层间完全的封闭和排斥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独特的制度结构，使得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会在一定历史时期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改变不同阶层的相对地位（注：Zhou,Xueguang,N.B.Tuma and Ph.Moen,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The case of China cities,1949-1993.Social Forces,1996,vol.28,pp.440-468.）。从一种经济运行机制（资源分配方式）向另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也会为一些阶层提供大量的社会流动机会（注：维克托·尼：《市场转型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第25-42页。）。甚至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制度性真空”，也能够为那些在原有制度结构中缺乏机会的阶层提供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也许这也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转型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特征。
四、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意义上，在中国城市社会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虽然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阶层相对关系的再生产特征却依然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阶层相对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继承性特征并没有因经济机制的变革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机制的改变并没有造成社会分层模式的更替或重组。这一结果除了可以从前述中国制度转型的特征得到解释，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一）制度安排的相对独立性
不同制度安排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非基于某一种制度而形成的简单决定或功能需求关系（注：A.Walder,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Toward Testable Theor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pp.1060-1073.），这是一个蕴涵有深刻理论意义的概念。当年围绕经济—技术理性而产生的争论，现在以改变了的形式（“经济机制”）又重新提到了研究者面前。但在作者看来，理论上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经济理性”和“社会权力”或者“市场”和“政治”作为两个基本变量，在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谁输谁赢”的问题时，一直隐藏在研究者背后影响着他们的理论逻辑。根据现代化—功能主义和“市场转型”理论的逻辑，社会分层结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的利益结构和机会结构，都被置于经济—技术理性或经济机制的附属产物的地位。
在现实的社会行动中，包括在经济行动中，决定人们行动的逻辑具有多重性。布罗代尔指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经济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政治、文化等因素从来都不会被排除在经济运作机制之外（注：参见许宝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载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0-91页。）。市场化和社会分层模式虽然都包含着一定的经济逻辑，但社会分层模式中还包含着其他的逻辑，因此，决定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因素不仅包含经济机制的作用，还包含有其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作用。
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多种机制都将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其中虽然市场机制的发展是制度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同时，政治和社会权力机制、阶层利益、地位获得方式的改变，也是这场变革的重要部分，甚至对于推动制度转型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正如周雪光所指出的：“由于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政治和市场是彼此同进化的，所以，结果依赖于制度背景下特定的、变化着的条件”（注：Zhou,Xueguang,Reply:Beyond Debate and Toward Substan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0,vol.105,pp.1190-1195.）。政治和市场二者是“同进化”(coevolutoin)的，政治在塑造经济制度上具有重要作用（注：Xueguang Zhou,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Evidence from Panel Dat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0,vol.105,pp.1135-1174.）。
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即使就其“市场机制”本身来说，市场也不仅仅由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所构成，而是同时包含了权力和权力的实施。回顾历史，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干预下的产物，在各种超经济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干预下，特别是政治权力的积极介入下，市场被创造出来。国家是各种社会规范以及市场交易规范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因而国家在市场经济的构造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注：参见许宝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50-91页。）。
任何制度变迁的过程最终依赖各种利益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国家是一个有着自己利益和偏好的积极的行动者，政治权威和社会中的权力优势阶层的利益必定会深入到经济活动之中，因而市场领域中的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所形塑的（注：Xueguang Zhou,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Evidence from Panel Dat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0,vol.105,pp.1135-1174.）。
在这一意义上，经济行动本身就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过程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例如政治制度、法律、权力结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习俗之中的。“市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制度化过程中，市场的特征和性质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政治与市场，社会地位、权力、文化与经济机制、经济—技术理性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是相对独立并相互作用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群体可以在经济机制发生变化时调整自身，不仅适应经济机制的改变，而且控制和影响经济机制的改变。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后者简单地决定前者或者前者是后者的功能需求的结果这样的关系。
正是因为制度安排具有相对独立性，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分层模式，固然取决于经济—技术状况和经济机制的基础，但同时也受到政治—社会利益以及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建立在阶层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利益相对独立于经济理性。社会分层结构所具有的再生产性和阶层间的相对封闭性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现象，而是自身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仍然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下来，特别是那些在资源和权力占有方面具有优势的阶层，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将所拥有的资本和权力传递下来，从而在社会变迁甚至是社会动荡的过程中也保持着阶层地位的继承性和稳定性。有关各种资本传递的理论，例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传递的理论，已经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种再生产的过程（注：参见李春玲《中国城镇社会流动》第51-57页；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第84-93页。）。各种传递的机制或结构化的机制再生产的能力之强，远超出现代化—功能主义理论逻辑的想像，并且是这种理论逻辑无法解释的。
（二）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
上述基本理念决定性地影响到本研究的思路和假设。本文在讨论研究假设时已经提出，中国制度转型的根本性特征，即是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而是国家主导的。这种由国家主导的渐进改良式的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特征，而不是重组或循环特征。
用社会分层的语言来说，国家主导的制度转型，即意味着由那些在社会中占有优势的群体所推动的、国家自上而下有控制地在市场化过程中重新配置资源以及权力的过程。因此，他们（它们）在这种转型中（包括向其他经济机制的转变）不仅具有相当的主动权，而且具有主导权力。一方面，不断地将市场化过程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借助于原有的各种优势，在适当的时机加入到市场化的进程中，并继续推动市场化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延续或转移（注：参见罗纳—塔斯《昔日风云人物还是今日弄潮儿吗？》第43-62页；Yanjie Bian and J.R.Log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vol.61,pp.739-758。）、政治市场化（注：W.Parith and E.Michelson,Politics and Markets:Dual Transform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pp.1042-1059.）、地方文化传统（注：林南：《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第68-86页。）、路径依赖的方式和程度（注：D.Stark,Path Dependence and Societies Strategies in Eastern Europe.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1992,vol.6,pp.17-54.）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它们）在市场化过程中保持优势并在代际间传递下去的机制，因而决定了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