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主义福利思想和福利模式的相互作用及演变——解析西方福利国家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相互作用论文,困境论文,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2-0079-11
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众多福利国家的模式不同，分歧的核心在于福利国家是否根据“普遍主义”的福利思想而建。普遍主义福利思想意味着什么？依据这个原则构建的模式如何？是否西方国家实现了这个理想的模式？抑或这个模式已经距离初衷渐行渐远，不可持续？探索西方福利思想的脉络和福利国家发展的轨迹，分析二者的相互作用，梳理和清晰地回答以上问题，不仅仅是对西方社会福利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而且对于中国福利思想的扩展、对于中国构建社会福利体系，也有积极的实践借鉴意义。
一、“普遍主义”的基本福利含义
1、“普遍主义”福利思想解释
普遍主义基本原则在于平等地给予全体公民一种获得福利分配的成员资格。社会政策学科的奠基人、最早提出普遍主义的学者、英国教授蒂特姆斯这样解释：“采取普遍性原则的基本的历史原因是，……使接受社会供给的人不产生劣等自卑、贫困被救济、羞愧和污名的意识，不把这些人归因为已是或将会变成‘公共的负担’，而把物品和服务更有效地、更方便地提供给有关的全部人口。”①保证这种资格能够实现的具体方式是建立一种覆盖全体社会成员、让所有的人得到实惠的福利体制。西比拉和安托宁这样概括普遍主义：“普遍主义是一个多维的概念。首先，它主要考虑要保证全体公民都能享受福利和服务。其次，它有一个延伸到全国全体公民的统一的福利设施。第三，普遍主义意味着大多数公民在实际上能依靠并在需要时能享受这些福利。第四，普遍主义包括公民有享受这些福利的合法权利的思想。”②与普遍主义原则对应的福利体制被称为制度型(the institutional model)的模式，即指覆盖民族国家(community国家疆域)以内的所有人的福利机制。这个福利制度让“社会有一个集体的责任来保障全体人民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③制度型模式是一种基于国家设计的、通过再分配形式和福利设施，给全体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社会福利制度。
“普遍主义”的对应概念是“选择性(selective)”，即对部分人，特别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福利和服务。选择性福利分配需要对个人或家庭的财产和收入状况调查(means test)，来界定确实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减免费用的服务或现金补贴。家庭财产调查作为手段，区分了接受服务和非授予服务的公民。鉴于伊丽莎白济贫法时代的救济有惩罚的含义，和改造有关，所以受救助者被贴上了标签，接受救济的穷人有被羞辱和污名(Stigma)的感觉。因此，有学者认为“选择性”政策是一种根据破坏完整性并带有羞辱性的调查来决定申请人是否合格的政策④。与选择性相对应的是剩余型的福利模式，即在个人福利需要满足中国家扮演的只是“剩余的”角色。只有在两大提供主渠道——家庭和市场失灵、个人的某些福利需要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时，国家提供的福利服务才介入，起补救作用。国家的服务是有弹性的、可变的、暂时性的，常取决于其他二者的前提，一旦二者恢复功能，国家则撤出相关福利领域，此模式亦被称作“残补式”或“补救型”。还有另外一种区别于“普遍主义”原则的是“与收入挂钩”的福利模式。它根据每个人出资贡献，即投入多少来决定。这种模式通常表现为社会保险形式。
最早出现普遍主义福利倾向的是北欧。瑞典1913年的《退休养老金和残疾养老金法》最早地涵括了全体公民，目的在于给城镇和农村人口都提供老年经济保障，但还存在国家养老金权利的资产测查。二战后，这些方案才真正做到了全民普及。而普遍主义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讨论，则是以贝弗里奇的报告《社会保险和联合服务》为标志。“该报告背后的普遍主义雄心——其目标在于风险库从特定阶级扩展至所有公民——使它一炮成功。”⑤以后的社会福利思想发展根据普遍主义划分了西方国家不同类型的福利体制，北欧呈现了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体制性的模式，而美国、英国的福利体制则表现为“选择性”的、剩余型的福利体制⑥。
2、普遍主义福利思想的政治理念
普遍主义不仅仅表现在围绕“成员”与“分配资格”这两个维度而体现的福利模式的不同上，在福利模式设计的背后，这个原则沉淀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哲学和道德理想的观念冲突。
首先，普遍主义福利思想折射的是公民权的政治思想，即给予公民普遍的社会权利。马歇尔经典的关于公民权的论述已经高度影响了社会政策。西方公民的自由言论和政治选举权利早于社会权利。马歇尔把公民权利扩展到社会权利，他所谈的充分的公民权(full citizenship)是一种基于人类的平等的，保持最基本的权利标准⑦。社会权利思想的出现，是西方普遍建立福利国家的时候。“社会权利的一个重要的指数是公共福利，从一个公民的可供选项到公共福利是公民的社会权利的转变。”⑧公民权思想包含以下因素：民族共同体的成员的正式含义体现在持有护照的合法的权利和有能力充分参与社区的实质意义；由成员资格导致的权利与义务；地位平等。即公民必须拥有，而非可有可无；公民平等地拥有；涵盖全部的公民。公民权思想可以视为一个理想化社会进步的标杆。
普遍主义原则和公民权理论的福利国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公正原则。当社会福利理论达到公民权层次的时候，就有了福利意识形态质的根本变化，即对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认同。公民权是一个基于理想、信仰和价值的标准基础上确立的一个发展的概念。福利国家设计体现平等、公正的原则时，就已经超越了制度本身，而表达了社会理想。社会公正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一个是司法含义，即法律背景下根据赔偿原则的矫正和惩罚；另一个是社会背景下的资源和机会的分配。这里的社会公正意味后者。英国社会公正委员会这样阐述社会公正：“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是全体公民的平等价值；作为公民的权利，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都应该被满足；对自尊和个人自主要求的权利给予最广泛可能的扩展的机会；不是全部的不平等都是不公正的，但是不公正的不平等应该被降低直至尽可能地被消除。”⑨社会公正基于对社会管理可以取得正义和公平的认知⑩，并且以再分配的方式，通过国家税收体系给福利国家体系提供经费，能够取得社会公正。
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折射了团结、融合和集体主义等理念，把一个民族国家公民的福利生活通过制度的设计有机整合(integration)到了一起。涂尔干的整合理论强调社会体系功能的整合，以保持整个系统的平衡，保持系统各部分的零部件的协调并控制偏离的行动(11)。最初的西方社会就福利体系谈整合，是把整合限制在体制的功能设计上。然而，社会政策领域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社会福利领域的理念思想，例如“社会整合”(12)和“目标整合”(13)。蒂特姆斯说，“目标整合是社会政策区别与经济政策的一个必要的特征。就像肯尼思·博尔丁所说，‘社会政策是以福利机构为核心创造整合和阻止疏离，……这是一个深深地关注个人身份的认知问题，其反射了社会团结的核心价值。而经济政策核心却在于交换或者二者转移”(14)。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认同和社区构建对整合非常重要。二战为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国家认同及团结的机会。这是“社会管理战胜黑暗力量的胜利，或者至少在部门改革上，集体主义超越了反集体主义”(15)。福利相互支持的理念建立在相互信任、互惠和团结一致的价值基础上。北欧社会福利思想的阶级基础就是团结，福利国家的存在保持了国家的凝聚与阶级的团结。这种社会的融合把公民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风险与危机。
新的社会团体要求政治融入，因此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还是一个实现政治民主进步的过程。早期的社会保障计划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开始的。普遍主义理念是北欧“国家建构”工程的要素之一，它是经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论争甚至是斗争得到的。传统的社会民主者认为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对工人阶级严重剥夺，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提高了两极分化。20世纪，公民权思想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阶级分层现状已经在交锋，经过劳工运动的斗争而体现。社会权利通过政党、利益团体和自愿协会，即市民社会的各种组织的调停而由国家保障实现(16)。国家干预部分的扩展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处境，创造了更多的公共就业。北欧的普遍主义的理念最初表现为由工会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为工人建立失业基金，而后扩展为多种内容的社会服务。西方学者认为，“此时社会力量平衡的对比发生变化，减弱了产业经济所有者的实力，并提高了民主选举政府的政治力量”(17)。正如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皮尔逊所说，“福利国家是一个政治动员的产物，它体现了资本主义逐渐转型的社会民主政治事业的成功”(18)。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由国家再分配方式行使的、体现了公民社会权利的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平稳的过渡。依据这个设想，奋力朝着这个描绘的道路前进，就是朝向一个有平等标杆的、物质更丰富的社会迈进。
二、普遍主义思想作用于西方福利模式
普遍性是一个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称它为普遍主义。而在社会政策领域内，原则除了思想理论和道德伦理因素外，通常也意味着规则。普遍主义通过机制来实现，有具体的操作方式，具体是福利机构要覆盖所有的人和覆盖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福利项目。而体现覆盖这些人与项目的福利普遍主义需要国家的预算。英国、北欧、美国等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等不同的社会支出，说到底，是国家干预下的财富的二次分配。普遍主义的服务供给是二次大战以后在西欧福利国家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普遍主义就意味着“福利国家”的一种模式。普遍主义具体表现在覆盖全体服务对象和福利标准平均统一两个方面。
1、福利项目内容的整合
19世纪末，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发展之势从欧洲席卷至全世界。但是，普遍主义的社会计划则并不常见(19)。二战后，欧洲特别是英国，有了改变七拼八凑的医疗服务的需求(20)。福利国家经过了从碎片整合到普遍主义思想福利国家模式的过程(21)。整合是人员的整合和项目的整合，通过整合所有分散的社会福利项目完成。英国于1948年建立了国民健康服务，给全体人民提供了普遍的免费卫生服务，同样免费给全体儿童提供教育服务(22)。北欧的社会福利是一个普遍的、非付出的和统一的计划。疾病保险、工伤保险、老年年金、残疾人年金、失业保险等应用了普遍的标准一致的原则，建立了综合的统一费率(flat rate)社会保护的福利体系。例如，养老金同样支付给有工作经历和无工作经历的人。社会救助和家庭津贴来帮助当家庭和个人产生需要，但他们的收入不能提供给自己及家庭一个充足的生活之时。还有健康和康复、免费教育体系、房屋支持计划以及特色社会服务等。北欧国家有非常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例如给全部学龄前儿童的公共日托所和提供给老年人的居家照顾。
2、普遍福利制度导致社会支出的增长——来自税收的再分配
普遍和整合的社会福利是通过国家税收的形式实现的。国家财富通过税收增长，并且扩大社会支出，以再分配的形式促进全民的福祉，这是现代国家形成的标志(23)。在社会权利的观念下，贫困是国家管理下的战略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24)。于是在国家干预下，出现富人向穷人、男人向妇女，就业者向失业者，成年人向儿童，就业年龄段到退休人员转移支出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末，瑞士转移了30%的GDP，瑞典为60%，英国是43%。即使到了后来的福利削减期，欧盟国家的平均公共支出仍然从1989年的47%上升到1993年的53%(25)。在1914年，仅仅7个西方国家社会支出达到GNP的3%；到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国家社会支出的指数是GNP的10-20%；在70年代中期，在欧洲福利国家中，1/3国家的1/3的GNP用作社会支出(26)。北欧的社会服务支出很高，例如芬兰，国家社会支出的39%是社会服务支出。仅仅为老年家庭的照护提供支持服务一项，目前，瑞典大概占国家预算2.8%，居第一位。北欧国家照护服务平均占国家预算为2.4%，相对来讲比较高(27)。
3、普遍主义下的基本需要满足
基于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而不是满足最终的结果的平均，体现正义的相对的公平与平等。平等不是绝对的，不是全部的不平等都是不公正。首先，普遍福利主义模式是为了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的需要，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第二，它并不是完全地填平差别，承认人存在各种能力的差别，并且给予这种差别以自由的发展机会和公正的回报；第三，它创造让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平等的机会。普遍主义原则下的福利国家，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三、普遍主义原则的实现缺陷
二战后，多种形式的福利国家在全球拓展。但是，在普遍主义的原则、目标及理想下的福利国家的结果效应与内涵变化，折射了普遍主义实现程度的差别。
1、普遍的模式仅仅在北欧实现
普遍主义的理想的设计，仅仅在北欧国家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体现。北欧的社会福利普遍的社会计划，体现在养老保险、疾病保险等社会保险涵盖所有的公民(居民)(瑞典1955年，挪威1956年，冰岛1956年，丹麦1960年，芬兰1963年)，是统一费率的福利制度；社会服务的普遍覆盖。西比拉教授分析，北欧的福利模式能生存是依靠群众的支持(28)。北欧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经过了从社会保险项目设置到社会服务项目的转变。北欧国家社会福利的最突出的特征是社会服务的提供，即是服务型国家，而不是社会保险型国家。称北欧服务型福利国家，亦即是说，国家福利体系涵括的社会服务内容多，项目种类不同，覆盖面广，提供给不同年龄、区域和职业的全体公民。北欧国家社会服务的高支出由国家负责，同时，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大。而在英国这样一个被认为是贝弗里奇基于普遍主义建立的保险体系的故乡、普遍主义理论的发源地，却保持了一个实质上是家庭财产调查的税收支持福利体系。为什么北欧公众倾向于支持普遍而不是区别对待的社会政策？西比拉教授分析，普遍性模式的好处是它的目的在于使全社会都能享受这些利益，也就是说不是由官员们来认可区别“合格公民”和“其他人”；如果在申请时不带附加条件，那么可避免欺骗的申请或人为的错误等通常认为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本身的负面问题；此外，当所有受惠者都是社会纳税成员时分配的成本也较容易有理由成立；还有这些计划符合市场(能对存款、就业等负面动机做出补偿)机制等。
其实，像北欧这样具有高度普遍主义理想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项目也不是绝对的和完全一致的。还有非普遍主义的声音和福利项目：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条目都普遍，也不是全部来自税收的转移和免费。同时在北欧也存在反对的声音，即全民方案昂贵、税收高、形成依赖、增加交易成本以及在公民中造成过高的期望等。
2、在普遍福利模式里，公民权的覆盖与排斥
在号称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普遍主义真的实现了吗？西方的公民权利，历来限制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福利服务，仅仅提供给具有公民权身份的本民族国家的居民，排斥了移民(最初甚至本国妇女、老年人等也未被包容)。外来人口大部分是有色人种，构成了当地的少数民族(29)。在社会福利领域，特别在社会服务业，公民权的体现方式不一。如欧洲，特别是英国，初等教育体系的数学教师、医疗卫生体系的护士，以及老年人的社会服务的护理人员，大都雇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色人种，但是，这些工作人员多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体制之外。美国没有卫生健康保障的普遍主义的设计，因为涉及到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英国最初的社会保险只涵盖男性，甚至排斥了本国女性，导致女性主义的出现和服务社会化的呼声。在具有“最普遍意义”的北欧，即使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共同体范围内，也一直在讨论着“国家利益还是北欧利益？仅仅就共同的北欧的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付诸实际政策的这一想法，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乌托邦”(30)。在全球化的今天，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排斥。在某种程度上，最初代表进步与公正的公民权，成为一些人的特殊地位的象征和排斥他人权利的特权。所以，西方的公民权是相对的，不仅在选择性的、社会安全网似的福利模式中，甚至所谓普遍主义的福利模式也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公民权。
四、普遍主义沦入新困境，难以为继
1、经济危机对福利国家的打击
西方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20年的黄金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败。首先是遭遇了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各国的经济遭到重创，使国民收入锐减。例如，英国自从结束了战后60年代的繁荣时期以后，一直被经济问题困扰。在60-70年代，制造业出口比例以及生产和投资一直平稳地下滑。1973年的石油危机加剧了经济问题，通货膨胀加剧，紧接着是国际的经济萧条。第二，经济危机造成失业率提高，同时由于西方社会老龄化的趋势，领取福利的人数趋多。因此社会支出提供给失业和其他的福利的比重增长。英国等国家社会支出伴随着高税收已经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3。另外，普遍主义的福利模式，特别是在北欧，社会保险是一个很大的组织机构，它包括老年保险、疾病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构成了收入保障的最大部分，这些收入已经难以为继。
一方面是提供的资源少了，另一方面是索取的部分多了。于是，普遍主义的西方福利模式步入困境，高额的社会福利支出的普遍整合福利模式难以为继，国家所能支配的分配越来越捉襟见肘，即使心怀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愿望也力不从心。由于经济的危机，必须削减福利预算与支出，修改指标体系，提高服务收费比例，建立减低报酬水平、收入审查和福利津贴冻结制度。
2、遭遇思想意识形态的抨击
福利国家的政策遭遇了新自由主义的否定：政府机构和专业权威在服务提供上无效；限制了自由市场经济，高税收政策遏制了企业和成功者等福利创造者的积极性；福利国家助长懒惰，破坏竞争力，导致人民习惯于依赖政府而自己不负责任；福利供给过剩或不足，且大部分给了不需要的人，等等(31)。
新自由主义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根据虚假的理论而建构的：即在战争时期集体的目的可能，在和平时期也可能；在战争时期成功的计划，在和平时期也会成功。新自由主义批判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哲学。新自由主义推崇自发规律信仰(belief in the spontaneous)。哈耶克说，自发规律来自于社会事务的自发产生或者自发规律的发现(32)。他认为，自发规律是一个自我管理、自我更新的奇迹体系，“秩序产生于没有计划”。如福利国家制定者认为人类所遭受的痛苦，像贫困、失业和疾病等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对每一个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是乌托邦式的信仰。乌托邦是集体主义的一个有力的引擎，而这些支持集体主义的福利国家没有面对世界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的现实的问题。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自由，自由意味着没有胁迫，市场的关系是自由自主的，结果是不可预见的，比政治关系更真实。当国家具有力量和占主导地位时，市场的力量将不存在。新自由主义提出市场应该从政府的干预中解放出来。他们反对工会具有的法律地位，反对工会谈判来讨价工资和控制失业。如果市场机制不被政府干预(例如最低工资制度和建立工资委员会等)，如果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工会参与，仅仅会出现摩擦和结构失业等市场动力经济所预期的自然特征。
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拒绝社会正义的可能性，他们完全反对社会权利(或者福利)的观点，把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严格地区别。他们轻视每一个试图发展执行社会公正的概念。因为市场的结果是意外的，不可能是不公正，除非他们被有目的的行动影响。所以，“道德要求社会公正蒸发”(33)。社会公正是一个缺少特异性的概念，同时本身缺少一致的标准，通过非市场方法的分配将是随意的和酌情的。这意味着福利政策将是随意的，只能让官僚主义、专家们来承担不可能承担的分配资源的任务。因为缺少一致的标准，利益群体将产生对资源的自私的和破坏性的竞争。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结论：所有关于正义的概念应该被废除。
新自由主义反对普遍主义，他们对社会的团结与整合有自己的解释，认为社会能够凝聚在一起更安全，仅仅根据手段的一致而不是寻求共同的目的。对于整合的目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福利国家这种集体的共同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社会不可能达成一个共同的目的。福利国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政治神话，其对人的本性和社会秩序的认识是错误的。自然法则是人的自然行为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使福利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遭遇致命的打击。于是，选票需要对民众的福利做出承诺的同时，又要许诺不高额纳税。结果是为了保证选票选前做空头承诺，选后无论谁也无能兑现。福利国家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选票已经和福利国家分离；民主和福利体制的内在关系已经不再密切。
3、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化在性质、范围、强度和方向几个方面明显影响了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独立制定政策的能力。全球化侵蚀了国家政府主导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威性，外国投资变成一个削弱国家财政计划支出的对抗力量。保障外国投资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关注焦点，反对国家福利和反对国家政府行政管理的趋势变成了一个共识。全球化限制了民族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自主权，投资方要求必须把保护劳动力的支出削减到最小以保证投资方的利益，政府必须竭尽全力把道德信仰、价值观念和优先考虑权转移到投资决策者的一方，而投资决策者的信仰和价值观是新自由主义的而不是社会民主的。所以，全球化带来的政治影响和制约是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削弱(34)。
全球化在几个方面造成和社会政策的对立：第一，国家直接干涉经济和再分配的力量被减弱了，削弱重点在国家用于公共福利和再分配的公共开支部分。第二，国家作为支持市场经济和促进国际竞争的作用被加强了。第三，国家福利的改革强调个人负责，这种改变反对西欧福利国家的政治基础：各阶级的联合与团结。全球化下提倡的是利润，并不保护弱者。市场强调的是无规则的自由竞争，而福利国家是作为对自由市场下出现的竞争失败者和弱势群体的保障出现的。新移民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制之外，外来的投资者要求对原有成员的社会保障削减到最低。全球化在西方国家对普遍主义造成的结果是：第一，单一国家内部普遍主义原则难以坚守，福利国家削弱；第二，逆向于国际或者全球的普遍主义，又产生了新的社会排斥。
五、福利国家的福利改革
西方福利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起，为回答诸多对福利政策的批判，在理论和方法上开始了福利国家补偿式的探索，以试图改革社会福利体制。
1、福利的多元化(Pluralism)与福利的混合(mixed-welfare)
福利多元化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到福利国家的讨论中。它期望社会政策包含更多非正式的、自愿的和私有的部分，意味着多方参与、地方分权和去官僚化等。同时也出现了福利的混合的概念，它意味着福利的提供方是国家、社会、个人等多方的，有保险、付费和免费服务等多样性(multiplicity)。福利的多元化让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包括慈善机构和志愿组织，以及私营公司进入服务领域，让服务变得更吸引人。但是，它不能肯定提高了民主和平等的可能性，也不能确保服务提供、质量和标准。
2、社会投资理论(social investment)(35)
为探索福利国家的合理性，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理念号召提高就业率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一战略可在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以及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欧共体、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等，2000-2007)的著作中找到。吉登斯说，“老的福利国寻求保护人民避免来自市场的风险——社会投资国家让人们在市场中变成更加强大的行动者”(36)。社会投资理论认为福利国家目的是提供更多能胜任的劳动力。埃斯平-安德森这样阐述北欧策略：“福利国家的资源不断地从被动的收入维持向就业和促进家庭繁荣转移……北欧福利国家可以说是带头发起了一个社会投资战略。”(37)社会投资理论下的福利模式和北欧传统的福利模式在做法上没有任何实质的不同，仅有的差异是理论的创新解释。我们发现，社会投资并不是什么新办法，只是使用一种让经济批评家接受的理论解释。该理论面对经济精英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即劳动力再生产作为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投资福利思想结合了当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即社会政策强调了参与的机会而不是消费；因此，社会投资的政策为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开辟了通途，被政府机构采纳。
3、准市场理论(Quasi-markets)
该理论针对批评垄断造成了社会服务的质量低下而提出“需要真实的竞争”的说法。竞争就能产生一个强大的激励机制，促使服务提供方依据服务反馈以改进服务质量及效率。准市场模式让顾客可以选择服务提供方；让新提供方轻易准入市场；让不胜任的败出；防止现有服务提供方的反竞争行为，或设法创造本地(甚至)全国垄断。该理论认为，这样的“准市场”系统，和现存的其他选择一起，让目前那些只提供给高收入人群使用的私人服务扩展到较为低收入人群，提高每一个人的获益标准，使服务提供变得更加公平(38)。但实际上，准市场不仅仅让服务的提供方为竞争缩减开支，降低质量，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分层。
4、资产建设理论(asset building)
资产建设理论认为社会政策通常是收入再分配政策，这不是唯一的方式。资产建设理论超越了收入保护，为了寻求穷人增权，在一定程度上要促进穷人资产积累。有了资产，人们便开始追求长期的目标。和普遍主义福利政策一致的是，资产建设理论也反对家计调查。家计调查意味着资产审查，有禁止拥有超出最低限额资产的意思。资产建设理论认为财富是资产储蓄、投资和积累，要树立明确的、长期的财政计划，建立结构化长期储蓄和投资模式。美国是一个支出借贷社会。而资产建设理论从长远的目标着眼更多地储蓄和投资，促使财富分配进一步平等，从而实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进一步平等(39)。所以，资产建设理论最属于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与金融行为的反动。但是，当美国处在缺少基本普遍主义原则上的全体公民基本收入和服务保障的时候，谈为穷人的资本建设，无异于痴人说梦。
5、社会产业和社会企业(soci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enterprise)
社会产业是解释西方社会服务是服务产业的一部分的理论，参与社会服务的许多组织机构被称为社会企业。社会服务具有福利和公益的性质，但是这个产业利用市场规律和商业运作模式发展，创造价值和利润。社会产业和社会企业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服务业中占有很大规模。例如2008年，法国的服务公司控制1/3的国内的居家养老服务，社会企业的养老服务收入为156亿欧元。
6、生产性的福利国家和政策(productive welfare state)
生产性的福利理论提出在欧洲，而经验产生在东亚。“东亚四小龙”的发展鼓励高收入国家向生产型的福利国家转型，停滞发展的欧洲把眼光转向东亚，总结出东亚的模式以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生产性的福利政策包括把工作的义务和福利的权利结合；把福利看作是提高和保护劳动力水平的投资等等。
除此以外，在西方普遍主义福利思想遭到质疑的时候，还探索出了其他如竞争型的福利国家、发展型的福利国家等理论与思想。反观近三十年社会政策意识形态与实践的变化与改革，我们可以看出：首先，西方社会福利的新理论正在把社会政策融入经济发展当中，没有把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经济批判的手段回答社会发展中的经济问题。第二，新的理论为走出经济危机和解救福利国家提出了非常实际的步骤。给福利国家提供出路的同时，也提供了操作的方法，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同时，给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体制的构建提供了非常实用可行的途径。同时我们还从中看到西方福利界的困惑。
首先，作为社会福利理论或者指导思想的社会政策变得含糊了。社会政策自诞生以来，就是有政治主张、注重社会目的而独立于经济政策的一门学科。但纵观以上的福利理论和做法，发现社会政策在萎缩，在实际上更加依附于经济政策，甚至被阐述成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第二，某些理论创新不过是避开锋芒，苦费心机地找到一些让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者、政策制定者、国家的管理者、经济学家、政治家们都能接受的新的解释，理论远离原则，更加折中、圆滑世故和实用主义。这些都是应付新自由主义而选择的退路，有的内容尽管还是普遍主义，只是换了个可以接纳的说法。
第三，新的福利理论指导下的福利国家的实践正日趋私有化和混乱。西方国家正在把福利体制的国家责任缩减，加强社会、市场和私有部门的提供。英国保守党政府在1970-1974年创造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降低了公共支出，减弱工会力量。1974年，撒切尔政府提出加强个人责任，让私有部门更多地介入福利事业以解国家一时困难，但却造成福利领域标准、质量和管理的混乱。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已经不再保持普遍主义的宗旨，并且远离了公民的社会权利意识，距离那个民主福利国家是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思想初衷已经甚远。30年来，西方社会不仅仅把新自由主义思想结合进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自由主义体系下福利体系做了难以为继的修修补补，而且“普遍主义”的理念已经动摇。即使一些理论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到来和不义的战争燃起时，试图重返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西方社会政策领域里，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平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雄心。我们不能难为西方的社会政策学者，因为，在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确实找不到答案。
因此，此时的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与其说是思想与理论，不是说是方法与实践；与其说是创新与开拓，不如说是解释与申辩。普遍主义等不再被明确地强调，各方都在回避意识形态敏感的话题，并采取折中的语调。此时，人们不仅发现，已经难以辨别保守党和工党的区别。各党派为了竞选成功都会顺应选民作出许诺，而获选后的做法是实用主义的内容，民主选举已经失去了意义。而且，在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里，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势控制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分散选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已经完全分离。
一些西方学者依旧坚持探索社会福利思想。首先，社会排斥理论出现是社会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发展。社会排斥学说已经关注到流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难民、廉价劳工、有色人种、妇女和儿童的工资、劳动保障、生存等工作和福利问题。这是对原来的民族国家范围的公民权的挑战。这一研究逐步被进化为社会包容和融合的政策，例如瑞典已经有了法律，外来居民居住满12年就不得遣返。欧洲出现社会质量学说并提倡建设与经济发展并行的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指标体系。社会质量中的社会包容、社会团结与社会授权是公民权思想在全球化环境下的重建。社会福利思想也有了新的跨疆域、跨种族和阶级的思考，如女性主义和绿色和平主义的观念。面对社会的碎片，欧洲在塑造整个欧洲的社会梦想：在社会福利的探索上，思考欧洲范围内的社会政策，欧洲范围内的公民权问题，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虽然执行中有许多障碍与争议，社会排斥理论在欧洲的盛行已经说明，欧盟在试图塑造一个共同体，虽然社会整合还并不成功(40)。
全球社会整合的焦点在阿玛蒂亚·森的表述中有了更加明确的阐述。他不仅明确提出了“生活的质量”(41)，还提出了基于全球公正的“大普遍主义(Grand universalism)”(42)的概念。生活质量目的是以规划人类社会生活的目标方式来纠正以经济利润数字为目标的偏差。全球公正概念的内涵是，建立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和共同承担危机的机制，不应该在全球竞争下抛弃弱者和失利者。大普遍主义指公平的执行领域是没有国民和其他分类的，无论什么地方的全体人民聚集一起，都要执行为全体人的正义的原则。森相信可以用建立同一种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43))信念来创造全球的正义。这个全球公共产品基础，不是根据国家、阶级、性别或信仰的政治和社会单位等来区分的，而是通过各种机构，包括国际组织的行动来执行。大普遍主义占据道德的位置，但是很难全面覆盖，即使是联合国，也是由各自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国家来执行。
1、西方福利思想已经脱离了普遍主义的初衷原则，离出发点和目的地渐行渐远。西方社会政策的学者坚持认为，虽然不谈普遍主义，但是，在福利政策的选择上，福利国家的内涵没有改变，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没有改变，特别是北欧。一些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国家开始关注福利制度的建设，如美国的奥巴马政权对卫生体制的探索。此时，挪威专家提出，各方面都更接近普遍主义(44)。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时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界，普遍主义的思想力量非常薄弱。
2、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的税收支持体系在执行上很难持续。相反，那些不确定的、由富人募捐志愿参与的慈善事业或者私立的社会产业，却被提倡并发展很快。在理念上，西方把选举的政治权利给予人民，但是，大的势力集团掌握着政治经济的命脉，他们不愿意和普通的民众分享福利。公民的社会权利在西方一直饱受争议，如：反对国家建立税收制度和二次分配制度，反对给予全体公民共享福利的权利。在实践上，庞大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让税收体系、国民再分配体系、社会支出体系难以为继，国家拿不出钱来维持普遍主义的社会福利体系。
3、在西方强大的个体文化和私有体制面前，西方的制度和体系让福利国家的发展遭遇了瓶颈。目前的资本主义的体系、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自我的文化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西方福利国家。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致命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西方，这个原则之所以难以维系，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其主流文化背景下，不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突围。
4、福利政策已经远离思想而变得实际。福利学家在淡漠意识形态的印记，避免谈什么主义，仅谈效益，以让福利思想理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由于客观的需要和追求实际效用，对立的党派意识变得融合折中。如果检查具体的社会政策就会发现，西方福利国家中，特别是欧洲，无论哪个党派当政，福利政策只是加以修补，试图艰难维持。
5、西方社会政策的思想家依旧探索全球化的普遍主义的社会福利理念，但在执行上不能突破民族国家的局限。无论是大普遍主义，还是社会质量，都仅仅涉及了全球的社会福利思想和社会发展的理念、原则及标准，在具体的操作和执行上都遭遇了思想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以及区域政治的限制。
注释：
①Titmuss M.Richanrd:Commitment to Welfare,London:Allen and Unwin,1968,p.128.
②Sipil
,Jorma; Anttonen,Anneli,& Kr
ger,Teppo:A Nordic Welfare Stat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global perspective.The welfare stat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Powell,J.L.& Hendricks,J.(Eds.).Dordrecht:Springer,2009,p.181-199.
③Bckman,Guy: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lfar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Tampere University,Finland:1991,p.6.
④Rothstein,Bo:Just Institutions Matter:The Moral and Political Logic of the Universal Welfare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1.
⑤[挪]南希·基达尔、斯坦恩·库恩勒：《北欧福利模式与普遍主义》，载斯坦恩·库恩勒等编《北欧福利国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78页。
⑥Esping-Andersen,G
sta: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⑦Marshall,Thomas H.: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
⑧Pierson,Christopher,Beyond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110.
⑨Commission on Social Justice:The Justice Gap,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93,pp.4-16.
⑩Taylor-Gooby,Peter and Dale,Jennifer: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Welfare,London:Edward Arnold,1981.
(11)Forder,Anthony,Caslin Terry,Ponton,Geoffrey,& Walklate Sandra:Theories of welfare,London:P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115.
(12)Marshall,Thomas H.: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
(13)(14)Titmuss M.Richanrd:Commitment to Welfare,London:Allen and Unwin,1968,p.45.
(15)George,Vie and Wilding,Paul:Welfare and Ideology,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4.
(16)Barr,Nicholas:The 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ry Press,1998; O' brien,Martin,Penna,Sue:Theorising Welfare,Enlightment and Modern Socie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8.
(17)(18)Pierson,Christopher,Beyond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25,28.
(19)[挪]南希·基达尔、斯坦恩·库恩勒：《北欧福利模式与普遍主义》，载斯坦恩·库恩勒等编《北欧福利国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20)[英]希尔·迈克尔：《理解社会政策》，刘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版，第41页。
(21)Bckman,Guy: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lfar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Tampere University,Finland:1991.
(22)Barr,Nicholas and others Eds.:The State of Welfare,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since 197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Glennerster,Howard :British Social Policy,since 1945,Oxford:Blackwell,1995.
(23)Pierson,Christopher and Castles,G.Francis Eds.:The Welfare State Reader,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p.56.
(24)Crouch,Colin,Eder,Klaus,and Tambini,Damian Eds.Citizenship,Market,and the State,2001,p.12.
(25)Pierson,Christopher:The Modern State,London:Routledge,1996.
(26)Cochrane,Allan,and Clarke,John Eds.:Comparing Welfare States,London:The Open University,1993; Crouch,Colin:Social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7)Krger,Teppo:Retuning the Nordic welfare municipality,Central regulation of social care under change in Finla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Vol.31 No.3/4,2011.
(28)Sipil,Jorma; Anttonen,Anneli,& Krger,Teppo:A Nordic Welfare Stat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global perspective.The welfare stat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Powell,J.L.& Hendricks,J.(Eds.).Dordrecht:Springer,2009,p.181-199.
(29)McKinnon,Catriona and Hampsher-Monk,Lain Eds.:The Demands of Citizenship,London:Continuum,2000.
(30)[挪]库恩勒·斯坦恩等编：《北欧福利国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
(31)George,Vic and Wilding,Paul:Welfare and Ideology,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4,p.15.
(32)Hayek,A.Friedrich: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7.
(33)Hayek,A.Friedrich:The Road to Serfdo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4.
(34)Mishara,Ramesh: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9.
(35)Sipil,Jorma:Social Poilicy as Social Investent? University of Tampere,A speech given at Zhengjiang University,in Dec.2009.
(36)Giddens,Anthony: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
(37)Esping-Andersen,Gsta Ed.: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Social Security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London:Sage,1996.
(38)Grand,Le Julian and Bartlett,Will Eds.:Quasi-Markets and Social Policy,London:Macmillan,1993.
(39)Sherraden,Michael:Asset and the Poor,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New York:Armonk,1991.
(40)Grabl,John and Teague,Paul:Is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Fragmenting? In The Welfare State Reader,Ed.Pierson,Christopher and Castles,Franci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pp.203-232.
(41)Nussbaum.C.Martha and Sen.Amartya Eds.:The Quality of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42)Sen,Amartya:Global Justice,Beyond International Equity,In Kaul,Inge,Grunberg,Isabelle,and Stern,A.Marc Eds.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6-125.
(43)Rao,J.Mohan:Equity in a Global Public Goods Framework,In Kaul,Inge,Grunberg,Isabelle,and Stern,A.Marc Eds.: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68-87.
(44)[挪]南希·基达尔、斯坦恩·库恩勒：《北欧福利模式与普遍主义》，载斯坦恩·库恩勒等编《北欧福利国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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