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Q正传》看大众文学的严肃性与通俗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俗性论文,严肃性论文,大众论文,正传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Q正传》在20世纪文学经典的评选中屡获榜首，尽管有些人仍然略有微辞，这部小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上的经典地位肯定是不可动摇的了。
那么，作为经典作品的《阿Q正传》算是什么性质的文学呢？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大众文学，是鲁迅所提倡的大众文学中的代表作。
当然，也可以称之为严肃文学，因为它的主题是非常严肃的；还可以称之为通俗文学，因为它的写法又是非常通俗的。但是，这两种提法都只反映了《阿Q正传》的一个侧面，缺乏科学性，而大众文学则包容了两个侧面，反映了严肃性与通俗性的统一。
《阿Q正传》正是严肃性与通俗性相统一的黄范。
这篇杰作的严肃性是世所公认的。鲁迅通过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一种自欺欺人的普遍的病态心理—退回内心、在“瞒和骗”中求得心理平衡，也因而反映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惰性与插怯，并进而反映了整个人类的一种普遍弱点—“精神上的胜利法”。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无疑是一次首创，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用杜勃罗留波夫评论落士比亚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而且只有几个哲学家能够从老远地方把它指出来。”因而“拥有全世界的意义”（注：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第361页。）。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论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则是具有“由于帝派来向我们宣布人和人的心灵的秘密”的“先知”（注：转引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李春林、臧恩钰、王兆民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的作用。一篇令有三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表现了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深刻主题，创造了阿Q这样一个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等等人物相媲美的世界极艺术典型，经得起多少代研究家的反复推敲和咀嚼，始终都难以穷尽其中深邃的底蕴，世人不得不承认，阿Q是说不尽的，阿Q研究已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阿Q学，难道这篇《阿Q正传》还不具有无可比拟的严肃性吗？
这篇杰作的通俗性同样是无可置疑的。全篇共分九章，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的结构，语言也是标准的大众口语，诙谐、上口，冷峭、灵动，而人物更是世俗社会的极为普通的人，阿Q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小D、王胡等同是底层的游民，未庄的其他人吴妈、邹七嫂、老尼姑、小尼姑以及酒店、街头的看客等等也都是俗世平民，至于地主赵太爷、钱太爷及其“遗少”赵秀才、赵白眼、赵司等更是插俗之人，唯有那个腿直光头、手持文明棍的“假洋鬼子”似乎特殊一点儿，其实也不过是一个洋不洋、土不土的极其鄙俗之辈。可以说《阿Q正传》就是这一群世俗的世俗故事，简直能够共作并不开心的开心话来听，从字面来说，是普通大众都能听得懂的，难道不算是具有通俗性吗？
然而这篇人人能听懂的《阿Q正传》，却不是人人都能轻易看得懂的。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王冶秋先生就对《阿Q正传》作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篇民族的杰作，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
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
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
第三遍：鄙视阿Q的为人；
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
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
第六遍：阿Q还是阿Q；
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
第八遍：合而为一；
第九遍：又一化为你的亲戚故旧；
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四舍；
十一遍：扩大到全国；
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
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
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像这样经得住十四遍阅读的通俗文学可曾有过？其实，《阿Q正传》岂止经得住十四遍的阅读，问世70多年来，像《红楼梦》一样，不知有多少代的多少研究家读了多少遍都未能“解其中味”，出版的论著可以汗牛充栋，至今仍不断有别开新意的新著问世。个中堂奥，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在于鲁迅是为了大众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在《呐喊.自序》中回忆看到中国人被日军砍头示众而决心弃医从文的经过之后，作了这样的总结：“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由此可见，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民大众的精神。正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他苦苦奋斗了一生，作出了超人一等的实绩。现在有一些人竭力反对“文以载道”的原则，认为文学就是为了表现自我，为了艺术而艺术，是一种无意识的个性自由的精神活动。当然，他们这样认为，别人也无法强迫其改变观点，像过去那样强制性地搞所谓舆论一律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只要他们不出大圈，就应该容许他们存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无论古今中外，真正推动历史发展、对人民有利的文学，无疑大多是坚持“文以载道”的原则的。人民大众记远铭记在心的也是那些为大众利益而写作的作家，对于那些一味表现自我、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倘若他们的作品的确有艺术性，也不妨欣赏一下，但是绝不可能成为主流。
其次，在于鲁迅为了改变大众的精神而对人类的精神现象、特别是中国人的精神特征进行了极为深刻的研究。鲁迅20世纪初写的最重要的论文《文化偏至论》，突出强调“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逆过度崇奉物质而抹杀精神的世纪潮流而动，主张兴作渊思冥想之风，复苏自省抒情之意，“尊个性而张精神”。在另一篇重要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又大声疾呼发扬国民精神，在荒落的中国思想界苦苦探索“精神界之战士”。在这两篇论文中，都在尼采、拜伦等“精神的人”与“摩罗诗人”为精神动力。从此开始，鲁迅一生都在探索人类的精神现象，致力于中国人的精神革命，而特别有意义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寂寞时期，他猛攻佛经，用功甚深，非一般人所能比，这是他精神探索的重要阶段。他研究佛经，不是像一般学者那样只研究学问和宗教，而是深入探索人类的精神现象，寻找改变中国人精神的最佳契机。宗教精神大大加强了鲁迅精神哲学的深度，是鲁迅形成一种幽邃庄严的精神风貌与“深度思维”的重要因素。阿Q这一艺术典型的塑造了以及精神胜利法的发现与概括，都是鲁迅长期进行精神探索的结晶，与当初猛攻佛经关系甚大。《阿Q正传》之所以具有那样的深刻笥与严肃性，其原因正在这里。
再次，在于鲁迅对社会问题极为关心、有着极不深刻的洞察。他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中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倘写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危险了。”但是他还是“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鲁迅本人正是终生注意着社会的实际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阿Q正传》就是他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长期深刻的观察拍产生的洞鉴之作。要从事大众文学，不关心社会的实际问题，不以大众的冷暖痛痒为己之冷暖痛痒，只注意身边的琐事或天外的事，终日陷在个人的小圈子里，怎么行呢？
第四，鲁迅对世俗生活极为熟悉、对阿Q的生活原型烂熟于心。据各方面的资料考察，阿Q是有生活原型的，都来自鲁迅故乡绍兴，或是同乡，或是远亲。鲁迅是重点专用一个叫谢阿桂的人，取他住在塔子桥头土谷祠里当农工的身份，穷而并不憔悴、颇有乐天气象的性格，只是小小的偷点东西的行状，辛亥革命时大嚷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的事迹。杂取其胞谢阿有的“专门给人家春米，勤苦度日”的劳动本色，化为阿Q恋爱悲剧与各种封建保守观念。鲁迅当时就对这些人物静观默察，牢记在心，后来又在心中酝酿了很久，简直达到了烂熟于心、呼之欲出的程度，而他对人类精神现象和中国人精神特征的理性探索又伴随着这些活生生的人物一起升长、熔铸，时机一到就跃然纸上，铸成不朽的艺术典型。
第五，鲁迅对文学的通俗表达方式有深透的理解与纯熟的运作。他不仅对中国的传统小说有专门的研究，而且对外国小说情有独钟，把中外小说的艺术技巧熔为一炉，形成了他的独特手法。这些都是经常提到的，而且一点和少有人谈及—《阿Q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来源，这就是印度古代宗教哲学家撰著的《百喻经》。这本书全名为《百句譬喻经》，是天竺（印度）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抄出譬喻和寓言，编纂而成的。由萧齐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译为汉语。书分上下两卷，上卷50条，下卷48条，合为98个寓言故事，加上前面的引文和末尾的偈语，合计100篇。佛教哲学认为世界是虚幻的，人生也是虚幻、充满痛苦的，主张用修行来超脱人世的苦难。佛经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解释人世是虚幻、必须用修行来超脱的道理，于是佛经里就使用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形象地说明抽象、玄妙的佛教理论。所使用的寓言，不完全是说经和写经的佛教哲学家自己创造的，大多数本来就是古代印度和附近国家人民中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充满机智，富有趣味，启人深思，令人联想到许多生活中的哲理，可以说也是一种严肃性与通俗性的统一。只要剔除了佛经所加进的神秘内容，就会增加人的智慧，给人以艺术享受。鲁迅非常喜欢这本书，曾请金陵刻经处专刻30册为母亲祝寿，自己当然更是反复阅读，爱不释手。从《阿Q正传》寓言化的世俗性、生活性、简易性等特点来看，鲁迅在创作过程中明显受到了《百喻经》寓言化手法的影响与浸润。其中凸阿Q精神胜利的典型细节：因头上长癞疮疤而采取怒目主义、被闲人打了以后靠儿子打老子的假想取得精神胜利等等，都非常像《百喻经》中一段段的小故事。而鲁迅则大为升华，大为提高了。从整体来说，《阿Q正传》绝非寓言故事所可比拟，然而内在隐含的寓言倾向却是相通的，是一种高超的复杂化、精致化、深邃化的寓言，是将日常生活素材和普通人的经常性、习惯性的精神活动陌生化、奇异化、寓言化的结果，是促人从形象化的寓言中醒悟自身精神弱点的警世之作。寓言化的手法无疑大大增强了《阿Q正传》的通俗性，使得精神胜利法这种极为严肃、深刻的思想能以非常通俗的形式表达出来，实现了严肃性与通俗性的高度统一。值得特别提请注意的是鲁迅以严肃的主题思想统率自己的写作，绝不为了迎合有些人的趣味而使作品庸俗化。例如阿Q进城被迫做小偷一事，在有些通俗作家那里可能成为至宝，非要大加发挥，拉长成几十万字的离奇长篇不可，其结果只能使作品庸俗化，使阿Q失去应有的价值。30年代，上海曾有一部笑剧《王先生的秘密》，专写王先生偷看女人洗澡等猥琐之事，因而哄动一时，有人说这位王先生是都市里的阿Q。当时就有人撰文予以反驳，尖锐指出：王先生只是“一个小丑，不是某个时期或某个社会的典型。《王先生和秘密》只有趣味性，没有阿Q精神，当然王先生不是阿Q。”（注：尔辑：《＜王先生的秘密＞和阿Q精神》，见《1913—1983鲁迅研究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1143页。）鲁迅是绝不会像这些作者那样使自己的作品庸俗化的，他省略了阿Q做小偷的详细过程，只在阿Q回到未庄向人吹嘘时稍加透露，半没有多费笔墨，而对表现阿Q精神胜利法的细节则不惜功夫，细细描绘，像阿Q在死刑判决书上画圆圈的细节就写得细致入微，连圆圈的形状都刻划了，其意在突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反对文艺因为设法俯就而“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认为“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阿Q正传》的创作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既为大众着想，又不“迎合和媚悦”大众，才能做到严肃性通俗性相统一。
总而言之，由于做到了把为大众当作出发点、讲行深邃的精神探索、极为关心社会问题、对生活原型烂熟于心、对文学的通俗表达方式运用纯熟这五点，《阿Q正传》才成为了鲁迅所创作的大众文学的代表作，成为了严肃性与通俗性相统一的典范。
推而广之，整个大众文学要得健康的发展，也必须以鲁迅的大众文学思想为指针，以《阿Q正传》为范本，以上面五点为基本原则。《章回小说》李风臣先生及时发表地《大众文学宣言》，提出把鲁迅先生的“大众文学”的旗帜接过来。赵文玄先生又在《”大众文学宣言“访谈录》中强调“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良知、脊梁和灵魂。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我们多少代人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都是非常切中时弊的观点，沿着这条路子坚韧地走下去，一定会把《章回小说》越办越好，开辟出大众文学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