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成就
文_ 秦 刚
【摘要】 坚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生态保护制度和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由此带来的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是新中国70年社会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成就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新中国 制度建设 国家治理
新中国7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繁荣昌盛、创造发展奇迹的70年，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7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问题进行不断探索，最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取得重大成果和重大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也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也是实现国家和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经验。
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人口众多的大国。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政局稳定、社会和谐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前提。近代中国一度积贫积弱、陷入民不聊生的混乱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一个能实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和领导核心。国民党政权建立以后，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还因其派系林立、相互争权夺利，导致政局动荡和大规模的内战。国家内乱、社会动荡，不仅使经济陷入困顿、乱象丛生，还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有了国家的政局稳定、社会和谐。
“在云南省政府支持下，省工信委联合人行昆明中支、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建立了云南省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首期规模30亿元，旨在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人行昆明中心支行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省内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了小微企业专营机构（部门），配备专业人员，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业性。
中国共产党有统一的思想基础，有丰厚的理论资源，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有深厚的社会根基，有数以千万计的社会精英和先进分子，有覆盖全国的网络式组织结构，还有严格的规章和纪律，这是当今世界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具有的优势。而且中国共产党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不是任何利益集团和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表，也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才能超越各种利益关系的掣肘，最大程度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力量，正确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并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避免出现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二、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也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变革。我们党和国家具有利用公有制对土地等自然资源整体占有的优势，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统一配置的优势，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了国家重点建设，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Festo的仿生学产品，向来就是各展会最引人注意的亮点。自2006年，Festo就开始了对仿生科技的探索，这十几年中，更是有诸多仿生成果接连问世。从大自然的蚂蚁、大象、企鹅、飞鸟、蝴蝶、水母及狐蝠等等动物身上获取灵感，应用于各工业场景，到Bionic Workplace气动协作型机器人工位的推出，当Festo的仿生学梦想照进现实，运动控制领域迎来新纪元。当仿生机器人手臂与众多彼此连接互通的辅助系统以及外围设备共同协作，让未来工业释放无限乐趣！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有严格的制度作保障。这是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107页）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经济社会发展是同社会和谐稳定相联系的。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有发展和进步，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进社会改革，扫除旧社会痼疾，净化社会环境，并建立了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安全体系。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同时也着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是同我们党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依法打击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也是我们党推进新的社会制度建构的过程。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同时确立了新中国的三大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奠定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格局，不仅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体现着我们党在社会制度上的创新。对此，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总结：“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三、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切实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上，第513页）。同时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同上，第514—515页）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毫不动摇完善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体形式。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的一切权力，它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产生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这些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它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的显著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证国家团结统一，又能实现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包括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是改革开放以后被纳入政治制度范畴的，成为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民群众学习民主、实践民主的有效途径。正是这样一些制度安排，使民主形式、民主渠道得到不断丰富和拓展，使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处。
四、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对于保障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始终注重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了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
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是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和殖民地意识，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树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的问题。改革的深化促进了社会转型，也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思想观念上的多元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良好态势的同时，也产生一些价值观混乱问题。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也日益增多和加剧。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潮不断地涌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严重误导。如何抵制错误思想的扩散和影响，提高社会成员的鉴别力、免疫力，积极应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是我们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问题。针对这些新的问题，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充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如：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传播手段，努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营造了健康向上的思想舆论氛围，传递了社会正能量，创造了清新向上的社会环境，也推动了文化建设的繁荣，增强了国家软实力。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39页）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围绕社会治理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和我们党作出了系统的制度安排，形成和完善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及相应体制，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据此，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持续增强。
五、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从小喜欢养鱼种花，最讨厌的课就是历史！毕业后却鬼使神差地干上了“科学史研究”；从未受过任何史学训练，也不尊奉权威之言、书本之训，随心所欲地写文章，当然会成为“另类”.史学研究中讲究的是“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但我喜欢的却是在炒菜做饭时，或躺在地板上想想某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应该如何——没有最基本科学知识的古人会怎样思考问题、认识自然、构建理论？有所“顿悟”后再去查阅文献、理解文字的“本意”.
目前学界关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观点成熟，并且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与2009年“无暇号事件”引发了中美南海专属经济区航行准则的争议，国内一些学者因此就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展开探讨。[4]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南海问题并不凸显，所以有关“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第一阶段探究很快就沉寂了。第二阶段是2015年前后，随着美国频繁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计划”，学界掀起一股探究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热潮，出现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综合来看，学界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探究有两个侧重：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出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推进了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更新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创新了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体制更新、制度创新，“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51页）。
六、建立生态保护制度和长效机制，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发展
由表2可以看出，在单门槛效应检验中，F统计量为20.792 8，Bootstrap计算得到的P值为0.000 0，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不存在门槛值的原假设，即存在一个门槛值。在双门槛效应检验中，F统计量为13.361 4，P值为0.000 7，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1个门槛值的原假设，即存在两个门槛值。在三门槛效应检验中，F统计量为3.368 6，P值为0.113 7，表明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无法拒绝存在2个门槛值的原假设，因此，我们接受存在两个门槛值的检验结果，到此结束对门槛效应的检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新要求，这就是：“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3页）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出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形成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文明体制的纲领性架构。自然资源部的成立，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从制度上解决了自然资源保护不到位等问题。
经过几年努力，我国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规范和可靠保障。进入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生态环境出现稳中向好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党和国家不断加强和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带来的成果。
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律是制度的保障，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作出的重大抉择。”“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逐渐对法制不那么重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训十分惨痛！”（《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2—83页）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有了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进入法律调整的轨道，才能有序发展、不断进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和我们党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并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迈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心理学思潮，旨在通过运用个体的性格优势与美德等练习，对抗不良情绪和症状，从而提高人类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5].与传统的团体心理辅导相比，积极心理取向的团体辅导弱化对个体心理问题的关注，更聚焦于对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学生，防止接受干预的学生被标签化、污名化、特殊化和去个性化[6]，从而强化学生参与动机，积极投入，获益最大化.目前该理论已运用到了临床心理治疗领域，国内外的临床实践表明，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的团体辅导可长期有效的改善抑郁症患者、贫困大学生、社交焦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幸福感[7-12].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教授、《理论视野》主编）
标签：新中国论文; 制度建设论文; 国家治理论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