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朝鲜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传教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洋论文,朝鲜论文,传教士论文,北京论文,使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子：嘉庆六年的一份报告
嘉庆六年的岁末，在西历算来，已经是1802年的年初了。依照旧例，朝鲜要向大清帝国派出贺岁使，赶在正月初一以前到达北京。这一年的使者叫曹允大，除了一年一度例行礼物和贺信之外，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份朝鲜新国王给大清皇帝的报告，这份报告题为《讨邪逆奏文》，抄录在李晚秀(1752—1820)《輶车集》里①，里面说到，这几十年来，突然出现一些“凶丑匪类，倡为西洋之学”，从京城到全罗道，他们聚集了很多信徒，“或曰神父，或称教友，变换姓名，各立标号”，让人想起了古代中国的黄巾军、白莲教。这一年(1801)的三月份，由于汉城府截获这些人的来往书札和传播天主教的邪书，开始大规模地搜捕，其中，邪书是丁若锺所撰，而参与其事的上层士人，有李檗、李承熏、丁若镛、丁若铨等人。为了说明事情的严重性，这份报告里面还说到一个中国人，他是江南省苏州府的周文谟，“所谓周文谟者，约会边境，扮作驿夫，昼伏夜行，混入国都，多年匿置，为伊等之渠帅”，据说他怂恿朝鲜人勾结洋人，要颠覆朝鲜王朝。
朝鲜的李氏王朝对西洋人和本国人加上清国人的内外勾结相当震惊，他们觉得必须让清朝政府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可是，让朝鲜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份报告上呈清廷没几天，正使还没有参加元日贺岁，清朝内阁就满不在乎地把报告打发回来，还训斥了朝鲜使者一番。对于他们通报朝鲜叛党和在北京的西洋人勾结的说法，他们居高临下地批驳，大大咧咧地说“京师向设有西洋人住居之所，只因洋人素通算学，令其推测缠度，在钦天监供职，从不准与外人交接，而该洋人航海来京，咸知奉公守法，百余年来，从无私行传教之事，亦无被诱习教之人，该国王所称，邪党金有山等来京传教一节，其为妄供无疑。自系该国匪徒潜向他处，得受邪书，辗转流播，及事发之后，坚不吐实，因而捏为此言，殊不可信”。②
这个时候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好不容易刚刚把和坤之案、川楚之乱、洪亮吉案大体摆平的嘉庆皇帝，或许是不愿意节外生枝，或许是对应付西洋还有自信，所以他并不觉得，或者不愿意觉得京城里西洋传教士的存在，会有什么大问题。尽管从康熙年间起，清帝国对于西洋传教士在华的宗教活动日益限制，但是，从康熙、雍正、乾隆一直到嘉庆，既没有像日本严禁天主教那样，为捍卫文化纯洁性而大动干戈，也没有像内乱纷争的朝鲜王朝那样，为宗教叛乱引起的政权危机而惊慌失措，倒是很宽容地让他们住在北京的四堂，也放任他们四处访客交友。
朝鲜人恰恰就是通过朝贡、贺岁使臣们，在北京逐渐认识西洋天主教的。按照一种说法，西洋事情和西洋宗教传入朝鲜，这些“访京使”是最重要的途径。③ 我们看各种《燕行录》里，从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末，一百多年间，确实有很多朝鲜人在北京和西洋传教士往来的记录。
一 乍逢异邦：诚是一种别般人物
从十七世纪上半叶起，日益衰落的明王朝和新近崛起的清帝国在中国北方打得不可开交，朝鲜夹在旧恩主和新霸王之间，日子觉得很难过，只好阳奉阴违，一面抄海路向明王朝输诚进贡，一面对清帝国软语谀辞进行抚慰，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西边。不料想，在隔海的东边也不平静，自从丰臣秀吉进兵朝鲜以来，那个由德川氏渐渐统一起来的东邻，对朝鲜也是虎视眈眈，想方设法地再度窥测朝鲜半岛，想在大陆找到一个立足点。
满清帝国夺取大明政权的那一年(1644)，德川日本对天主教的禁绝运动已经进入尾声，这一年，长崎处决了最后七名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同时又杀死了最后一个传教士小西。④ 第二年(1645)，日本人借着搜查逃亡的天主教徒名义，越过对马海峡，三番五次地试探朝鲜人的反映。⑤ 这一年，一个叫做成以性的官员正在奉命陪同贺岁正使坪麟大君李
、副使郑世规一同往中国进发，半路上收到后方传来的咨文，说日本人“以其叛臣耶苏宗文【门】之党，必入朝鲜地方，愿得小舸，自来搜捕，且欲得远近岛屿之图，又令水使搜探诸岛，每节驰报日本”。进入邻国自行搜捕，要求得到邻国的地图，迫使邻国代自己搜捕还要常常汇报情况，这好像是一个宗主国对附属国傲慢的规训，这当然让一直认明(清)王朝为宗主而对日本相当鄙夷的朝鲜人很不高兴。朝鲜国王回绝了滕智绳的要求，只是心里还是有一些惴惴不安，毕竟几十年前战乱的阴影，还在心头徘徊。⑥
不过，日本对于天主教的严禁和追捕，却勾起了朝鲜人对天主教和西洋人的好奇。虽然从明代后期起，朝鲜人已经从中国渐渐了解到有一个西洋世界，也知道那里有天主教、西洋历法、西洋利器等等，⑦ 但是，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他们并不特别在意，毕竟那是一个遥远的异邦，其有或无，与朝鲜不关痛痒。但是，日本严厉禁教捕人这件事情，倒让朝鲜人知道了西洋国和天主教进入日本后的命运，这些一直铭记丰臣秀吉入侵之辱的朝鲜人，反而对那些被倭酋追捕的耶稣之党，产生本来并没有的同情。也许正因如此，他们的使者到北京来，都要好奇地专程看看这个天主教，究竟是什么模样？
从顺治到康熙，北京东南西北四堂渐渐开放，在朝鲜燕行使者的日记中，遭遇西洋人的记载渐多。乍见陌生人，通常第一印象常常来自外表，对于异域和异教，朝鲜人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们美轮美奂的教堂。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1658—1721)和崔德中到北京，就曾经特意去参观宣武门外的天主堂：
外门扁书天主台三字，门内有台，其高三四丈，南面开一虹门，入其中，北壁挂一像，其人散发袒臂，持火珠，面如生，其上有“天地真主”四字。又“敬天”二字，即皇帝笔。左右壁各挂一像，其貌似北者壁。虹门左右，石面周回书二十方位，中插铁针，所以看日影者也。其上悬大小钟，钟各有挝，在中央者最高，而大浑天仪在其上，虹门左旁，又有一虹门，门上亦书十二方位，门之内立四薄板为门，粉其面，画之守者，以竹杖分开两板，藏于左右壁，其内又有二层，朱门而上，二扉下四扉，次第开之，中有物如柱椽如竹者，□立无数，大小不一，而皆金银杂涂之，其上横置一铁板，其一边钻穴无数，一边如扇形，俄见日影到其方位，台上大小钟，各打四声，中央大钟打六声，此是自鸣钟，不足为异，所怪者钟才止，东边虹门内，忽有一阵风声，如转众轮，继而乐作，笙簧丝竹之声，不知自何处出，律吕合度，宫商成调，通官辈云：此中华之乐。良久而止，又出他声，其如朝参时所听。通官辈云：此今之乐。良久而止。复出他声。其声急促，通官辈云：此蒙古之乐。亦良久而止。乐声既尽，六板门皆还闭，此西洋国使臣徐日升所作也。⑧
接下来，赵荣福(1672—1728)、俞拓基(1691—1767)、李颐命(1658—1722)、金舜協(1693—1732)、李宜显(1669—1745)、韩德厚在康熙末到雍正年间，先后到北京，也都一个接一个地特意去看天主堂：
石台高可二丈余，上安日影，后有天主殿，殿内安天主像，复以皂锦袱，殿柱栏户，皆用漆涂木作朱白色文若异石，天主像安在彩龛中，两龛左右皆作金龙攀楹状，殿壁四围，画许多天神像，生气勃勃，不类丹青。殿之南楹有楼，上设机悬自鸣钟，按时自击，不差毫分，又有一机，若引之则笙簧自鸣其中。适值主者出他，不得试，其结构之奇丽巧壮焕烂炫耀，殆不可以文字胜记。⑨
四壁必画人，或有翼者，或有披发者，以纱帐垂蔽，而列床桌什物，穷极侈巧，眩人眼目，难以形容。⑩
四隅皆作虹鲵门，层层造上，最上顶极圆，正画天形，其四隅有书，曰万有，曰真元，曰无始，曰无终，四壁上皆画人物，而活动如生，不分真假，阖一眼而视之，屋宇人形皆浮动……(11)
入门便觉丹碧炫耀，目难定视，既是象天上者，故其高几摩星汉，其画日月星辰固也。壁上多画阴鬼，有同禅房十王殿，见之幽暗无阳明气象，可怪也。(12)
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天主堂的华丽和壮观，而且还惊叹于西洋绘画的精美，甚至还以为他们之所以能够画出立体感很强的人物，是因为他们有阴阳水，“故能画阴阳于一幅之上，所以如此云云”。他们不仅和“深目高准，虬髯长颊”的麦大成(Jean-Francois Cardoso)、苏林(Joseph Suarez)、戴进贤(Ignace Kogler)、穆敬远(Jean Mourao)以及费隐(Ehrenbert Xaver Fridelli)见了面，还在自己的玉河馆接待他们来访，全然不顾清帝国的禁令，他们甚至觉得西洋人们“虽着胡服……辞气殊觉雅洁”。他们不仅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礼物如千里镜、吸毒石、石镜、画图、绫花帛等等，还有各种曾经被清帝国和日本国严禁的书籍，如《万物真元》、《辟妄》《三山论学记》、《主制群徵》等，在他们好奇的眼睛里，这些都很新鲜，“(西人)送示其国文字三大卷，字形非梵非倭，不可晓。每叶有图，画宫阙城池人物禽兽之状，辄用文字细书数三十行，俱用白纸印出，浓淡深浅，恰如工描，纤悉奇巧，非中国所可拟，而人物禽兽，亦多不可解者”。
当然，西洋天主教的教义也在一次又一次的交往中，渐渐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中，他们开始知道了西洋的“耶稣”和“玛利亚”，(13) 也听说，天主教好像“讲道理与《中庸》、《大学》有同处”(14)，只是还不太明白天主教的教义，仅仅知道，这个天主教和佛老有些不同，直到看了《万物真元》和《辟妄》以后，才大体上知道“所谓‘万物真元’者，天是万物之元也，则主于天为正理也；‘辟妄’者，释氏之常诵阿弥陀佛，诚无意义，此何足以破地狱而跻天堂乎？妄之无双，辟而廓如者也。”(15) 所以，他们记录说，“大抵西洋人之学，辟佛廓如，而所宗主者，上天与正理，然亦一异端云”，“西洋之道，以事天为主，不但与儒道背异，亦斥仙佛二道，自以为高”，“天主教者，未知昉于何年代，而自云只奉天无伪，斥老佛为外道云。书肆已未闻有此书，未审其宗有法门如何也”。(16)
不过，到底是有了文化震撼，他们隐隐约约地发觉，这些人物和这些思想，看来并不一般，好像和他们所有历史经验和记忆中的人物都不一样——
要之，虽中国之大，若此类未必多也。
大抵此国人皆形貌精悍，碧眼尖鼻，唇红而薄，须毛屈盘，诚是一种别般人物也。
二 隔岸观火：在北京看西洋景
在清帝国，天主教的命运真是一波三折，康熙和雍正两朝，先是宽容，后是严厉。(17) 乾隆在位的六十年里，也许是自信满满的缘故吧，对西洋人又用了宽猛相济的方法，除了严禁传习天主教外(18)，并不太管他们在北京的其他活动，只是把这些西洋传教士限制在历算和绘画上，让他们在宫廷里画画，在钦天监任职，却不让他们从事他们本来最希望进行的传教事业。
对于一心想来中国弘教的西洋传教士来说，这可能很蹩拗，也可能很难过。不过对好奇的朝鲜使者来说，却完全没有感觉。他们好奇的，最初并不在宗教，除了精巧百出的天文仪器，最有兴趣的就是精美异常的绘画。(19) 在乾隆年间，朝鲜使者络绎不绝地到天主堂参观，想方设法和天主教传教士谈话，甚至私下里和传教士交换礼物。为的常常是好奇，这些朝鲜使者对于异文明的第一印象，还是来自眼睛，在天主堂看到最震撼的是壁画，所以颇佩服西洋人的绘画技艺：
四壁皆画本国所尊奉之神，千态万形，不可名状。人形之外，各样仪物，奇奇巧巧，天然似真，迫而细审，乃知其为画，绝可异也。(20)
堂内广阔，四壁皆画，画工合神，真天下奇画矣。……世称西洋画之奇妙者，非徒然矣。(21)
壁图画楼殿山岳鸟兽花草之状，活动神奇焉，见之如真境。(22)
有一儿眼睛直上作惊
之状，一妇人抚摸忧愁，一老翁恐惧攒手，若或祈其不死。四方云气围绕小儿，出头云中者，不知其数屋，大抵三楹，而第一楹北壁刻木障如佛幢，又画妇人救护病儿之状，上有一白鸟张翼，口吐白气，直射妇人之顶。左右两壁又各设三木障，或画妇人传双翼持戟刺人者，亦有十字架累累悬小儿欲坠老人以掌向天若将承之，恍惚悠怪，令人不乐。盖病小儿所谓天主耶稣也，其忧愁夫人耶稣之母也。(23)
不过，这一时期，他们到底越来越多地知道了西洋人信仰天主教，原来这是与中华颇为不同的另一个文明。乾隆二十年(1755)，一个现在也搞不清楚姓名的朝鲜使者，曾经和钦天监正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有过笔谈，他在正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去拜访西天主堂，便记录下来这样一席话：
西洋国有大小西洋，距中国为九万余里，而本国之人以中国为东洋云。地方幅员比中国尤大，而其间开国基者，又有三十二国，各有君长，不相统摄，而男婚女嫁，互结姻戚，故自相亲和，不甚战争，刑法制度，一以天道为尊，言语文章与中国大异，书如蝌蚪，言从土俗，嫁娶则适一无二，居丧则一年乃除，祭祖宗必置画像，饰威仪则必尚端雅。人品敦厚，颜容精白，燕居则束发如冠，公会则被发跣之，且其为人深目大鼻，颇类鄂罗斯矣。(24)
不过，他对于西洋的天主教，还是没有搞明白，还以为是洋“道教”，说他们“自古远居海外，不知儒佛，专尚道教。来往燕京者，俱是道家者流，自幼时不食肉，不娶室，存心修戒”。而乾隆三十九年，另一个朝鲜使者则从一个叫张元观的读书人那里听说，“利(玛窦)本系西域人，其教如今喇嘛相似，与佛教又稍异，与天主教不同，天主之谈理不可通，利教又近理，幸中国不行”，大概是这个张元观也是临时抱佛脚，对天主教耶稣会并不清楚，于是过了几天又补充说，“喇嘛别有经咒，善医方，不戒杀，与天竺教同，其法行于蒙古、回部最灵，故奉事唯谨。利泰西所著论说，言及心性，不如天主教之荒唐，天主教不奉佛，亦从不叩拜正神，及五祀祖宗俱无祭享”(25)，而朝鲜人也把它一一当真地记录下来。
但是，也有人渐渐明白了，像洪大容等朝鲜使者，对天主教已经有深入一些的了解，他在和传教士的对话中，询问如果说“儒尚五伦，佛尚空寂，老尚清静”，那么天主教的宗旨是什么？刘松龄这样回答：“天主之学，教人爱天主万有之上爱人如己。”他又追问：“天主是指上帝耶，抑别有其人耶？”刘答：“乃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并非道家所讲玉皇上帝”，又说“《诗经注》不言上帝天之主宰耶？”这就好像开始有点儿真的进入实质性的探讨了。(26) 虽然，这种讨论好像还深入不下去，但是，当他看到陈哥，一个五十九岁的山西商人“素笃西学，每五更往拜天坛，虽风雨不敢费，已三十余年”，还是有些感动。但回过头来一想，又不免有些疑问不能释怀，他觉得，如果天主教也像佛教那样劝人“叩头念经，将以求福于后生”，“令人不萌恶念，言与心相应”，那么，儒家孔子之教，也同样这般教人行善，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去信仰这个外来宗教呢？笃信儒家学说的他，觉得有些想不通。
想不通归想不通，到底他们知道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暗想之，则西洋国特一别天地矣”(27)，不过，尽管他们从直觉上发现这是“别一天地”，但他们是好奇心多，毕竟，这还是一个遥远的宗教，就算是异端，也只是在清帝国里捣乱，对于朝鲜来说，就好像隔岸观火，对于邻居来说是祸灾，对于他们来说是西洋景儿，任何西洋景儿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看个新鲜。
三 好奇与好感：渐渐消失的友情
乾隆以来，到嘉道间，在朝鲜使者的笔下，和他们有过交往的北京西洋传教士，除了戴进贤、刘松龄，还有鲍友管(Antoine Gogeisl)、索德超(Joseph Bernardus d’Almeida)、汤士选(Alexander de Gouvea)、李拱宸(Reberio)、福文高(Dominicus J.Ferreira)、高守谦(Serra)等等。
照理说，清帝国是有禁令的，不允许朝鲜使者和西洋传教士随意接触。不过，禁令归禁令，好奇的朝鲜人常常自己跑到教堂里去，而志在传教的洋人，也常常主动接触这些清国东邻的使节。他们不仅笔谈，还互赠礼物。前面提到康熙、雍正年间朝鲜使者就常常从传教士那里得到过各种礼物和书籍，这种礼尚往来的习惯在此后依然照旧。乾隆二十年，朝鲜贺岁使到天主堂带着礼物，去拜访了刘松龄，“酬酢良久，日已向暮，作别还归”，第二天，刘松龄就按照东方的礼节，派人回赠礼物，使者接过，礼单封面写“大大人荣陞”，内一面书“来仪谨议，不敢自专，谨谢并候近祉”，一面书“谨具洋画四张，吕宋果四枚，吸毒石二个，洋镜一方奉上”。(28) 而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五岁的洪大容(1731—1783)和李德星去拜访天主堂的刘松龄和鲍友管，他们先以礼物和书信投递，很快，刘松龄、鲍友管回以红帖，是请人代笔写的，落款是“年家眷弟刘松龄(鲍友管)顿首拜”，另书纸“领谢”二字，算是礼尚往来，而且很快就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一次又一次的笔谈，真的使朝鲜人多少知道了“天外有天”，中华之外别有一世界，也让朝鲜人对这些异邦产生了一些好感。正如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一些西学知识和信仰因此传到了东邻，这里包括西洋的医院把疾病分为三类，西洋学校教育分若干科、西洋人的衣食住行(29)，包括西洋人对于日月星辰、地球的天文观察，(30) 当然，也包括天主教那些关于崇拜和信仰的教义，甚至还思考了天主教为何不能在朝鲜流传的原因。(31) 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东西，使得朝鲜国王也对这些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感到好奇，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鲜使者严
从北京回到京城，朝鲜国王就特意询问天主教传教士刘松龄的消息，“上曰：不见西洋人刘松龄尚在否？贱臣曰：即天主堂，三使同往，则刘松龄发怒于从人之数多，深闭不出，故只见天主供奉之处而归。”(32)
刘松龄借故不见朝鲜贺岁使，是什么原因？现在还不很清楚，究竟是真的嫌朝鲜人多了很烦，还是受到了清廷不得私见外国使者的警告？我们很难判断，不过，朝鲜人自己也说到了西洋人嫌厌的一个原因，洪大容说：
康熙以来，东使赴燕，或至堂求见，西洋人辄欢然引接，使遍观堂内异画神像，及奇器，仍以洋产珍异馈之。为使者利其贿，喜其异观，岁以为常。惟东俗骄傲，尚夸诈，待之多不以礼，或受其馈而无以为报，又从行无识者，往往吸烟唾涕于堂中，摩弄器物，以拂其洁性，近年以来，洋人盖厌之，求见必拒之，见亦不以情接也。(33)
而正在这个时候，西洋人和朝鲜人遥遥对望产生的好感，也因为天主教真正进入朝鲜，而终于走到尽头。
四 亲密接触：终于酿成巨变
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冬天，权若身、丁若诠、丁若镛、权相学和一些其他士人在莺子山的走鱼寺里讨论哲理，著名学者李檗闻讯连夜赶去，和他们一道连续十天讨论天、世界、人性等学说，也讨论朝鲜使者到北京带回来的关于天学、历算、宗教等等耶稣会士的著作，包括《天主实义》、《性理真诠》和《七克》等等。此后，这些西洋新说成了他们讨论的中心。接着，1784年，丁若镛的妹夫、李檗的义弟，27岁的李承熏(1756—)，到北京南堂见到了汤士选(Alexander Gouvea)，接受了耶稣会梁神父的洗礼，并带着很多宗教书籍、十字架、天主教绘画等等回国，回国后不仅传播了天主教的教理，而且给权日身和李檗等一批人士施了洗礼，从此在两班阶层中，也在普通民众中开始了真正的传教活动。
文学理论中常常说审美要有距离，的确如此，当彼此不太了解的时候，就仿佛雾里看花，朦朦胧胧地看上去很美丽，但是真正定睛凝视的时候，却发觉了这也许就是洪水猛兽。天主教还没有真正进入朝鲜的时候，朝鲜的君臣上下，都多少有些好奇，但是，天主教真正来到朝鲜，并且在朝鲜两班士人那里开始生根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最初是在1785年，李承熏等人被告发，一些热心传教的人表面“悔改”，暂时得到免罪，但李承熏和丁若镛等人依然四处讲习经典，传播教义，而信徒尹持忠更以西洋之礼治其母亲的丧礼，在笃信《朱子家礼》的朝鲜，既不穿传统的衰绖丧服，又不接受传统的吊问，弄得舆论哗然。终于，这一新宗教和旧传统，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引起了激烈的冲突，新宗教遭受到致命打击，由于信奉朱子学说的上层对于这些违背传统儒家伦理，改信异教的信仰者，就像当年的日本德川家康一样，进行了严厉的禁止。这一年的十一月，虔诚的信徒尹持忠和权尚然被处死，据说，在到达刑场的时候，他们被询问到是否愿意对祖宗的木主进行世间礼拜，而抛弃外国宗教？在给予否定的回答后，他们高呼耶稣和玛里亚的名字被处死。这就是所谓辛亥教难。恰恰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34) 前面我们提到的中国苏州人周文谟(Jacques Vellozo)，又奉北京主教汤士选之命，通过东北的朝贡路线，穿着朝鲜服装，混在朝贡使团中，经栅门到达朝鲜，在朝鲜再一次开始艰苦的天主教传教活动。(35)
当时的朝鲜，政局相当动荡，当时的士人分成老论、少论、南人、北人几派，其中政治权力，多在老论、少论手中。而叫做南人的一派，又分裂成蔡济恭为首的一派和洪义浩为首的一派，信奉天主教的李承熏、丁若镛、丁若诠等等，都是蔡派南人，他们曾经得到过国王的信任，不过，并没有多少实权。至于小北派，则是附在老论和少论的后面，更没有什么权力。当时，掌握实权的老论分裂成时派和僻派，彼此角逐。当1800年老国王正祖去世，十一岁的纯祖大王即位，实权落在垂帘听政的金太妃手中的时候，政权被僻派人士控制，而信奉天主教的这些士人因为支持反对派，终于在第二年即1801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36)
前面提到，嘉庆五年，朝鲜国汉城府查得“邪党往复书札及邪书”，于是便大规模地搜捕和诛杀天主教徒，此年正月，金大妃发布严厉的禁教令，第二年的十月又发布了《纯祖辛酉讨邪教文》，里面一一点名斥责说，李承熏随赴燕京使团到北京，购来邪书，并入洋堂师事异类，丁若钟把全家都引上邪路，使兄弟一起受难，权哲身的一乡姻戚都走火入魔，经历了这一次反乱。同时，又联系到这批人的政治后台蔡济恭，说他眼中没有国家，把反对邪教的人视为仇人，扶植逆党，并说，天主教的道理至诡至浅，行事至潜至妖，“空谈灵说，啜拾释氏之糟粕，妆神幻鬼，仿佛巫史之派流”，说他们诳世惑民，以败灭伦常，“今所谓邪学，无父无君，毁坏人伦，背驰教化，自归于夷狄禽兽”。(37) 据统计，在这场教难中，三百多人被处死或下狱，其中权哲身、丁若钟、李承熏等被斩首，丁若镛、李致熏等被流放。
也许，其中罪名最重的，是他们不仅作乱，而且要向洋人乞师颠覆朝鲜王朝。据朝鲜官方说，他们搜到朝鲜天主教徒给洋人的书信，写着“转报太西诸国，请来东海，舶数百艘，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害兵器，直抵海滨，殄灭此邦”，还写着“妆送教中一人，移家开铺于栅门之内，要作伊等交通书信、指画谋议之阶”。(38) 这就是指的黄嗣永所谓“帛书”，在这份原来想送给汤士选的万字帛书中，黄嗣永不仅向洋教士诉苦，而且提出了六项建议，包括让朝鲜人到北京天主堂教朝鲜语，以便传教；包括请教皇写信给清朝皇帝，迫使朝鲜国接受传教士；包括让清朝合并朝鲜，令清帝娶朝鲜宗室女，使天主教像清朝一样，在朝鲜有合法性；甚至还包括了请西洋出兵，迫使朝鲜接受天主教等看上去很“狂悖”的建议。(39) 而且朝鲜官方还说，那个叫做周文谟的中国苏州人，居然奉了西洋天主教的命令，在朝鲜组织人谋反作乱，直到嘉庆六年五月自首被杀。这一下子，把天主教徒的活动形容成了一个国际阴谋，而且事涉清国、朝鲜和西洋三方。他们说，这不仅是颠覆政权，而且是颠覆文明，因为他们“慢天侮圣，背君蔑父，废其祭礼，毁其祠□，以堂岳之说，诳惑愚氓，以领洗之法，啸聚凶党，潜藏私书，则同符谶之术，广结女流，而有禽犊之行，或曰神父，或称教友，变换姓名，各立标号，如黄巾白莲之贼，暗相物色，公肆煽动”。
现实的危机，引起紧张的心理，紧张的心理产生内在的恐惧，这中恐惧把原来对西洋传教士的种种好感一扫而空，东邻与西洋的关系，也顿时紧张起来。
尾声 嫌隙终生仇恨
回到开头。这一年的岁末，朝鲜王朝派出使者曹允大、徐美修，并写了那份叫做《讨邪奏文》的报告送到北京。推想朝鲜方面的心思，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案件涉及中国人周文谟而担心清帝国不快，一方面是希望让清朝皇帝明白朝鲜危乱情况的严重性。可是，因为现实危机还没有波及到大清帝国，清廷的上上下下都颇不以为然，因此便有了一开头我们说到的那件语词严峻的奏疏和大大咧咧的回答。
可是，尽管嘉庆皇帝和他的辅臣们一开始对朝鲜人的惊慌失措有些漫不经心，觉得朝鲜人在大惊小怪。但是形势比人强，到了嘉庆十年(1805)，在清帝国本土发生的意大利传教士德天赐私递西字书信和中国地图给中国教徒陈若望一案，却让清人相当吃惊，供词中，教徒们承认四堂的先生都曾出去外省传教，而北京就有很多教徒，这中外勾结的案子才终于让清廷也像东邻一样紧张起来。于是，禁令渐渐严厉起来，先是发布上谕，严禁西洋人刊书传教，(40) 同时制订《西洋堂事务章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接着许可奏请，禁止北京四堂私买药材，说防止他们“购求异物，暗配邪药”，(41) 并且要求各省负责宣传的学政撰写通俗劝文，“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42)
终于，在十八世纪的开头，朝鲜王国、大清帝国对传教士全面关闭了大门，包括外在的国门和内在的心理之门，对他们的传教活动有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禁止。(43) 可是，这只是一时的现象，船坚炮利的洋人却终于在若干年后打破了朝鲜和中国的封锁，你把国门关上，我却强行打开，正像日本的锁国最终变成开国一样。一个甲子以后的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一个作为正使柳厚祚助手的朝鲜使者，在北京看到了另外一幕：在这个时候，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首都北京不再只有传教士了，西洋人也不再只住在天主堂了：
有西洋馆，而已亥洋人四名出我之后，有我人禁入之命，故不得入玩。洋人出游之路上者，皆眼睛黄鼻头尖矣，又能驰马，女则衣素裳□如我女裳，携稚子往来如常矣。(44)
这当然是后话。
注释：
①李晚秀《輶车集》，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0卷，韩国，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年版，第533—540页，以下引《燕行录全集》均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嘉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02年1月30日)第398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19页。
③关于这一点，过去山口正之《清朝に於ける在支欧人と朝鲜使臣》有详细的论述，转引自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年版，第28—30页。
④日本宗教史年表编纂委员会编，山折哲雄监修《日本宗教史年表》，(东京)河出书房新社2004年版，第383页。
⑤相反，这个时代，耶稣会也曾经因为在日本受挫，想到朝鲜传教，据说曾经派出生于朝鲜的传教士权嘉兵卫(Vincent Kouom Cafioie)返国。但等待七年，仍一直没有成功。
⑥成以性(1595—1664)《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8卷，第149页。
⑦比如李晬光在1590、1597、1611年三次到北京，并在1614年完成的《芝峰类说》的卷二“外国”条中，已经通过一些中国文献(如《吾学编》)等介绍了世界地理，已经提到欧罗巴、利玛窦、《天主实义》和《交友论》的内容及焦竑的评论。参看铃木信昭《朝鲜儒学者李晬光の世界地理认识》，朝鲜学会编：《朝鲜学报》百九十二辑，31—84页，日本奈良天理市，2004。此外，又如1631年郑斗源以陈奏使的身份，由海路到达北京，曾见到传教士陆若汉(Joaunes Rodoriguez)，其手下李荣和郑季吉，曾学西洋之天文历算和火炮知识，并在第二年将其赠送的天文、地理、历算等西书、红夷炮、千里镜、自鸣钟等器物，携归朝鲜，进献给仁祖。再如，1644年后朝鲜王太子在北京为人质，结识汤若望，并获赠天球仪、天主像和世界地图，后这些西洋物品也被携回朝鲜。关于这一方面，也可以参看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王玉洁、朴英姬、洪军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⑧金昌业《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2卷，第110—111页。
⑨俞拓基《知守斋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38卷，第96—97页，第105—106页。
⑩赵荣福《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36卷，第91页。参看金舜協《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38卷，第357页，第367页。
(11)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成均馆大学校1962年版，第533页。
(12)李宜显(1669—1745)《壬子燕行杂识》，收在《庚子燕行杂识》下，《陶谷集》卷30，《燕行录选集》下册，第516页。关于朝鲜使者在北京参观天主堂的情况，可参考黄时鉴《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载其《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424页。
(13)“耶稣之一名陡斯，斯造天地万物，无终始形际之言，汉哀帝二年庚申，诞自如德亚国童女玛利亚，而以耶稣称，居世三十三年死，死三日生，生三日升去，其死者明人也，复生而升者，明天也。陡斯以七日及降生升天等日。”金舜協《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38卷，第426—427页。
(14)李宜万《入沈记》(《家山全书农隐遗稿》第20卷，《燕行录全集》第30卷，第217页。
(15)见金舜協《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38卷，第376—377页。
(16)金舜協《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38卷，第359页；李宜显(1669—1745)《壬子燕行杂识》，《陶谷集》卷30，《燕行录选集》下册，第516页；至少在雍正年间，朝鲜人对于天主教的知识还是不多的，P.de.Halde神父的《中国纪事》中曾经提到：“最近(1720—1730)，从朝鲜来与我们见面的人，通过汉文笔谈，对我们有所了解。但是，在朝鲜不曾宣传过天主教，尽管朝鲜人中也并不是没有在北京受过洗礼的，但是，在朝鲜的长期传教，却需要清朝皇帝的批准，得到这种许可是很困难的。特别是雍正二年(1724年)礼部发布禁教令，中国的教会刚刚全部瓦解以后，更是如此。只是天主有不可思议之奇迹，如果中国可以基督教化，那么像朝鲜、满洲这样文化上追随和尊重中国的国家，无疑在几年间就会效仿中国。”可见天主教传教在当时的朝鲜还不成功。转引自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一章《朝鲜天主教先史》，第34页。
(17)雍正年间严厉禁止天主教传教，与苏努事件有关，参看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的宋君荣(1689—1759)第42号、43号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69页。
(18)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查获白多禄等私自传习天主教的西洋人，导致乾隆下谕各地严加访缉，并处决白多禄，四十九年(1784)因湖北襄阳抓获传教士，下令严究所有接送、传信、留宿传教士者，参看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暨南史学》第三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中国人对西洋绘画也同样感到震惊，他们的反应和朝鲜人相似，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四编第九章第三节《明清间国人对西画之赞赏与反感》，岳麓书社重印本1987年版，第910—913页。
(20)李辅(1691—？)《丁巳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37卷，第474页。
(21)未详撰人《燕行日录》(卷首有乙亥纪年，当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录全集》第39卷，第58页。
(22)李在学(1745—1806)《燕行日记》，载《芝圃遗稿》第11—13卷，见《燕行录全集》第58卷，第187—188页。
(23)李德懋(1741—1793)《青庄馆全书》卷67《入燕记》下，《燕行录全集》第57卷，第317—318页。黄时鉴指出，这记载的是《天主耶稣降记》、《圣母领上主降孕之报》等图，见前引黄文，第414页。
(24)未详撰人《燕行日录》(卷首有乙亥纪年，当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录全集》第39卷，第58页。
(25)佚名《庚辰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62卷，第141页，第149—150页。
(26)洪大容《燕行录选集》上册《湛轩燕记》“刘鲍问答”，第243页。
(27)未详撰人《燕行日录》(卷首有乙亥纪年，当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录全集》第39卷，第60页。
(28)未详撰人《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39卷，第62页。
(29)李
(1737—1795)《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下》，《燕行录选集》下册，第676页。
(30)朴趾源《热河日记》中《鹄汀笔谈》中记载朴氏与中国人关于月亮借日而发光、地球为圆形等等天文地理方面的对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燕岩集本，第456页，第460页，第1996。又，参考今村与志雄日文译注本《热河日记》，东京，平凡社，1978，1995。又，洪良浩《与纪尚书书》关于西洋“十二重天、寒热湿三带之语，日月星大小广轮，即是吾儒之所未言”的议论，见洪良浩《耳溪先生集》卷16，第331页，民族文化社影印本，1992。这一段资料，黄时鉴在《纪昀与朝鲜学人》一文中也已经提到，见其《东西交流史论稿》第399页。
(31)洪大容《燕记》，《湛轩集》第7卷，《韩国历代文集丛刊》2604册，第136—137页。又《燕行录选集》上册《湛轩燕记》，第244页。
(32)严(1716—1786)《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40卷，第292—293页。
(33)洪大容《燕行录选集》上册《湛轩燕记》“刘鲍问答”，第240页。后来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卷3《留馆录》之《西天主堂记》照抄了这一段，《燕行录选集》上册，第1033页。
(34)据说，在此前的1791年，北京主教Gouvea曾经派澳门出生的中国人神父吴约翰赴朝鲜，但未得到接应，只好返回。
(35)周文谟曾经为正祖大王的庶弟之子，常溪君的妻子宋氏、媳妇申氏传教，深得宋氏信仰，而宋氏即后来在1849年即位的哲宗的祖母。
(36)以上可参看川浦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三章《辛酉の大教难》。
(37)《纯祖实录》第2卷，第4页。
(38)见前引《讨邪逆奏文》。又，1802年7月，那个亲自把周文谟派到朝鲜的北京主教汤士选有一封书信，其中说到了这两年朝鲜对天主教的残酷迫害，说到三十名殉教者，说到了摄政大妃的禁教令，据他说，前一年的十月，有一个信徒受派遣，要把迫害情况报告给他，并要求派遣新的神父，可是使者在经过国境的时候，被官府逮捕，押送国都，和两位坚守信仰的同伴一同被斩首，而这封缝在衣缝中的书信，也很可惜被没收了，这就是下面提到的帛书。
(39)据说，此帛书现存罗马教皇古文书馆，而前面提到朝鲜国后来给清朝进呈的《讨邪逆奏文》中，引述并不很全。
(40)《上谕档》(嘉庆十年五月二十日)警告民众“读圣贤书，遵守伦常，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教耶”，并说信教是“背本从邪，自不齿于人类”，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前期对天主教从宽容政策到禁教政策的转变》，《历史与宗教》，台北：辅仁大学1992年版，第324—325页。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2册，第832页，第840页，第852—855页。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3册，第1074页。关于这一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可参看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66—267页，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1938年土山湾印书馆本，1990。又，在目录上看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陈莉婷有学位论文《从容教到禁教：清政府对天主教政策的转变(1644—1820)》(2000年)，可惜未见。
(43)但是，好像北京的天主堂仍然允许朝鲜人参观，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仍有参观《西天主堂记》和《东天主堂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第1033—1035页。徐有素《燕行录》在道光二年(1822)也有关于西堂和李拱辰、福文高、高守谦的记录，《燕行录全集》第81卷，第232页。但是这个时候，对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尤其是中国人中间的传教活动，查处就严厉得多了，如对于顺天府道光九年关于张成善、张文恭被捕表示悔改以后，“仍用旧时邪教音乐，收藏经卷”，“复有藏匿未交之经卷与十字架具”，就格外严厉，连皇帝也对刑部只是流放的宽容处分有严厉批驳，见姜时永(1788—？)《
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73卷，第332页。
(44)佚名《燕行日记》(原题柳厚祚，误)，《燕行录全集》第75卷，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