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党魁集权制思想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魁论文,思想论文,探微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8)01-0094-06
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政治史，孙中山的党魁集权制是不能不提及的。党魁集权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是什么？对于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又如何评价？本文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一、党魁集权制的提出和它的主要内容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部分革命党人再次被迫流亡海外。整个国民党势力如同一盘散沙，几乎土崩瓦解。革命力量的惨败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作痛苦的反思。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不是革命党人组织准备不充分，而是“全在不听我之号令”①。言下之意，是革命党人未听从他的领导所致。因此，他提出今后若要继续革命，全党必须服从他。“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②。这里既反映了孙中山对国民党虽尊奉他为领袖，但在重大决策问题上不能遵从他的意见表示不满，又是他的党魁集权制思想的公开披露，更是向全党提出承认他为党的最高实际领袖的诉求。1914年2月，在同党人通讯中，孙中山一再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在《致南洋同志函》中说：“弟自去秋来居（日本）三岛，每想国势之巅危，民生之困顿，共和之前途，辄不能忘情于党事。……刻已成立干务部，各路进行，同志之勇往，团体之固结，远胜前此同盟会之组织。且此次同志皆一德一心，服从弟之命令，尤非昔比”③。这里讲的“远胜前此同盟会之组织”，即当时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在中国最终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理想而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其党的章程和组织原则集中体现了他的党魁集权制思想，这些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所有党员必须忠于三民主义。对三民主义矢志不渝，奋斗到底。他说：“大家对于三民主义以后要心悦诚服，完全担负起实行的责任”④。
二、所有党员必须绝对服从最高领袖。他说：“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⑤。孙中山这里讲的“惟一领袖”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今为唯一之条件。凡人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⑥。即要做到对三民主义的诚服，就必须听从党魁的指挥。孙中山坦言，中华革命党的党魁非他莫属。他说：“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服从我”。“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⑦。
三、为了表示对三民主义的忠诚和对领袖的服从，每个党员入党时必须宣誓，并须按指模。根据《中华革命党总章》和《中华革命党总理誓约》规定，新入党者必须经党员介绍，按指模宣誓。当然孙中山本人也未例外。孙中山说：“指模人人不同，终生不改，无论如何巧诈，终不能作伪也，此本党用指模之意也”。认为这是保持党员纯洁性的“至良之法”⑧。
四、党员分三等，分别给予不同的待遇。为了保证每位党员对革命的忠诚，便于孙中山指挥，《中华革命党总章》明确规定党员分为三等：凡在武昌首义前参加同盟会的，为首义党员；凡于武昌起义后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加入同盟会的为协助党员；凡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加入国民党的，为普通党员。首义党员属元勋公民，享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协助党员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党员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⑨。
五、党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党员入党后，将“永守此约（指中华革命党总章），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⑩。
二、党魁集权制内容剖析
从上述党魁集权制内容规定看，孙中山的政党政治思想似乎又回到辛亥革命前的兴中会和同盟会秘密斗争的时代，甚至比兴中会、同盟会时人会条件还要苛刻，如绝对效忠党魁、按指模等，几乎同封秘密会党没有两样。然而中华革命党毕竟以三民主义为斗争宗旨的政党，而非秘密会党，形式相似，但本质不同。
党魁集权制的出现，当然不是孙中山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斗争屡遭挫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被迫作出的重大抉择。
同盟会自成立起，领导层内对革命宗旨三民主义一直存在分歧，有主张二民主义的，也有主张一民主义的。政见的分歧直接导致了组织的软弱涣散。此外在斗争方略上，领导层内意见也同样不统一。孙中山主张革命先在华南一省或二省取得胜利后，再向全国各省推进。以宋教仁为代表，则主张革命应首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并为此设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独自开展活动，迹近分裂。稍后在临时政府组织形式上又发生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之争，孙中山力主总统制，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待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首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但又与黎元洪、张謇等一起另组新党，反对孙中山，大搞分裂活动。革命队伍不仅思想极不统一，而且组织纪律极为松懈。在同盟会执政的三个月中，党内派系倾轧，党员行动几无约束可言。革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同上述问题有关。“我们革命的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自己人……打破的”(11)。面对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地主军阀官僚反动势力，孙中山和革命派认识到若要东山再起，就必须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组织巩固、行动一致、纪律严明的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更何况“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成崩溃瓦解之势，尤其需要具有权威的领袖来组织，采取非常果断的措施来挽救。孙中山讲这个领袖非他莫属，并非虚言，亦非自大之词。孙中山在此时提出党魁集权制，不仅可能，而且也确有必要，因此，党魁集权制是孙中山挽救革命、保存革命力量的重大举措。
为了证明和说服党员接受他的党魁集权制的主张，孙中山搬来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学说，作为他的理论根据。在1914年6月《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中，孙中山说：“意大利密且儿（今译米歇尔靳）作政党社会学（指米氏所作《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一书），谓平民政治精神最富之党派，其日常之事务，重要行动之准备实行，亦不能不听一人之命。可见无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何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12)在另一封致《南洋各埠洪门同志函》中更明确地，按照“意大利密且儿博士所作的《政党社会学》，……此次组织革命党事，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凡人党各员无论其前隶何党，无谅其党籍新旧，必须其宣誓服从，毫无疑义可言”(13)。
此外，为了释疑革命派内部对党魁集权制主张的不同看法，孙中山还就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与党员个人的自由、平等有别，提出个人的看法。他认为西方资产阶级鼓吹自由、平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专制黑暗统治而言，中西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两样。西方自由、平等传到中国后，对反封建专制统治当然有启蒙作用。但对革命者来说，有一个如何使用的认识过程。孙中山指出我们的党员“自由”“平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们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党内各同志“误解”和“讲错”了平等、自由。要革命成功，就要牺牲个人平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所以没有团体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此，要献身革命，就“必须牺牲个人自由，个人平等”(14)，“停止其个人自由，为民尽职，以报答人民之供奉”(15)。孙中山强调，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服从革命大局，不仅是对一个党员的要求，而且也是争取革命胜利的保证。因为“袁世凯有很坚固的团体，我们革命党是一盘散沙，所以袁世凯打败了革命党”。自由对革命党而言，“万不可再用到个人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多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16)。可见，孙中山党魁集权制的提出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党魁集权制的主张之所以能提出，并同时为广大党员所接受，还与民初中国政党政治不成熟、小农经济滋生的家长制思想存在，与传统儒学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的愚忠、服从思想分不开。
中国的政党政治基本上是仿效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马克思曾说过：“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17)。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资产阶级还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缔造这个制度，并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资产阶级不仅人数少，而且多数由官僚、地主、商人和手工业主转化而来，他们同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保持着密切联系。赞同革命的极少。对于从事政党之类的活动，多数持谨慎的态度。在民初政坛，他们处于弱势。封建旧势力根本不容许革命力量的存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要坚持民主革命大业，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应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政治的恶劣环境，孙中山的党魁集权制及时地适应了这一形势需要。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过，权威的建立除了权威者所具有的权势和威望外，还必须有对权威者的崇拜和服从。党魁集权制如果不被广大党员所接受也是空的。因此，它的提出和存在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历史文化影响密不可分。
中国长期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维系这个经济基础的是家族，听命于一族之长是天经地义的事。由于小农经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有限，不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所以，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于明君、贤相、清官和“强人”、“权威”。当时革命党人多数来自农业社会，具有这种浓厚的小农意识。辛亥革命虽推翻清朝，但未改变封建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它上面小农意识和家长制，面对革命一再挫败，革命党人盼望“权威”“强人”来领导他们，这就为党魁集权制出现提供了社会基础
民初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根深蒂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伦理观点仍是人们行事准则。革命党人大多数受过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为了三民主义的理想，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尊孙中山为最高领袖，服从孙中山指挥完全是当然的。因而也就接受了孙中山的党魁集权制。
党魁集权制之所以被革命党人所接受，还与它本身具有许多合理的内容有关。如它规定党员必须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是以理想信念为中心，将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以孙中山个人为中心，同封建秘密会党成员绝对孝忠龙头老大，山堂堂主个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它虽然规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领袖指挥，对领袖表示忠诚，但这种服从、忠诚，是服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因此，集权于个人，服从于个人，还同个人专制有所区别。是通过对党魁个人的服从达到对民主革命、三民主义信仰的忠诚。正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文虽总理，亦不能违例，此所以不同专制也”(18)。党员入党宣誓，按指模指的做法虽与封建帮会作法相似，但主要目的还在于涤除“冒充革命者”“假革命者”，纯洁革命队伍，提高党员素质。而总理全权总揽本党一切事务，各地支部长由各地党员推荐，总理委任，则是从制度上为党魁集权制的推行提供了保证。至于对党员的纪律规定，亦为政党所应有。对于有些类似秘密会党的做法，也是环境逼迫所致。当时国内斗争形势严峻，封建军阀官僚势力强大，不得不采取如此办法。总而言之，党魁集权制的推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着建立强有力的政党，为着捍卫民主共和、推进革命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三、党魁集权制的作用与影响
从现代政党政治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法则来考量，党魁集权制推行的领袖个人专权的做法，显然是有悖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考虑到民初中国特殊的国情，革命派与封建军阀官僚政治势力处于严重对垒险恶环境，它的存在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它重新强化了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崇高地位。自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在政坛上己不占角要。他在革命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严重削弱，被边缘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的意见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国民党陷于崩溃瓦解之势，迫切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掌舵，引领他们渡过难关。革命需要孙中山，而孙中山也离不开革命和革命党人。因此，党魁集权制的推行为重新确立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提供了可能。孙中山说： “弟今后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19)。
其次，凝聚了一批忠于三民主义、追随孙中山的革命骨干力量。自1912年同盟会组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为执政党后，许多投机分子打着拥护民主共和的幌子，相率混进革命营垒。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为了成为国会内第一大党，到处拉人入党，革命队伍自此更加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日益丧失当初的革命精神。“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国内已是土崩瓦解，待到国会解散，国民党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机关被迫迁避海外，人员星散国内外。其中变节者有之，脱党避祸者有之，对革命悲观失望者则比比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陷入最为困难的时期。孙中山说：“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来革命之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20)。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党魁集权制的推行，对于保存革命力量、增强党人革命信念、重新唤起党人的奋斗精神，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再次，它向当时一切同情和拥护民主共和、反对封建军阀独裁统治和复辟倒退势力的人们展示了革命力量的存在，并从中看到了希望。1916年袁世凯悍然帝制自为，此后张勋拥戴废帝溥仪复辟，国家政治搞得乌烟瘴气。社会上许多人对国家未来失去信心。此时，孙中山重振革命旗鼓，重新积聚革命力量，客观上为社会上一切坚持民主共和政治、反对复辟倒退势力的人们以鼓舞。孙中山指出：我们现在要做两件事：“一是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集体的政党；二是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21)。因此，党魁集权制的推行，不仅事关国民党一党的成败，而且也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综上可见，党魁集权制是孙中山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国民党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后来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绵延不绝，在此后中国复杂的政局下作为一支独立的民主政治力量的象征，在护国、护法斗争、南北议和等重大政治活动中，为社会所重，是与孙中山党魁集权制的分不开的。党魁集权制保证了权力集中、党内意见的集中和对内对外行动的一致。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我们在充分肯定孙中山的党魁集权制对革命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它所具有的消极作用，尤其是对后来中国政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党魁集权制极易造成领袖个人专制和独裁。党魁集权制对党魁的要求很高，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要求党魁个人必须忠于革命，忠于三民主义，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挥，将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凡是要求党员做到的，党魁自己也必须要做到。对于这些，孙中山本人是做到了，他将毕生献给了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然而他当初设计这个制度时，对其日后可能会给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国政党政治带来何等的影响，是未曾预料到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毕竟属于民主政治，若将党魁的意志凌驾于全党之上，以党魁个人的是非好恶作为党的行动指归，势必要造成党魁的独裁武断和个人专制，其结果必将窒息党内政治民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从1914年党魁集权制推行，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的十多年中，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党魁，革命领袖，所有党内重大决策均由他决定，他去世后，党魁集权制被国民党承袭下来。这种承袭不但未给国民党带来福祉，而且直接酿成了重大的政治灾难。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党魁集权制还极易造成“一党专政”，“一党独尊”，排斥和打击其他政治势力的政治格局。护国战争后，北洋军阀段祺瑞把持北京中央政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非常会议，当选非常大总统。组织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副元帅，开展护法斗争。孙中山以恢复共和、挽救危局自任，表现了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及政治问题的决心和信心，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这种“一党专制”“一党独尊”的思想支配下，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很难同其他政党、政治势力合作共处。护法斗争的失败，孙中山离粤到沪，固然与西南军阀排斥有关，但与国民党推行的党魁集权制分不开。晚年的孙中山虽主张联俄、联共，但始终坚持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不赞同用其他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他说：“国民党系我创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甚至说“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22)。明显流露出一党专制，不与他党共事的思想。他去世后，蒋介石上台，党魁集权制已变成国民党排斥共产党和其他一切政治势力、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党重新掌握全国政权，党魁集权制进一步膨胀演变成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一切都是孙中山生前不曾预料到的。由于中国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根深蒂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长制牢不可破，因此，党魁集权制还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因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此处就不作论述了。
注释：
①②③⑥⑧⑨⑩(12)(18)(19)(20)《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9、79～80、92、142、92、98、97、92、225、89、112页。
④(16)(21)(22)《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第177、281、97、536页。
⑤⑦《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1页。
(11)(13)《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7～271、268页。
(14)(15)《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45、33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