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集市变迁透视农村市场发展——以河北定州庙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州论文,河北论文,庙会论文,为例论文,集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如何推进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上，农村市场化建设已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理论着眼点。因为农村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涉及“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走”这几个制约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所以，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对开创农村建设和发展新局面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农村的市场化？要破解这一难题，首先需要客观认识农村市场的历史、现状，从农村市场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去探寻市场发展及市场化形成的机制。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农村并不缺少市场。即便是传统小农经济，也非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乡土村落亦非完全封闭。市场体系也是基层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基层社会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一体系。①所以，当我们探讨农村市场化建设或市场发展问题时，如果把农村看成是市场的空白地，或脱离基层社会结构去想象理想型的农村市场模式，那都是不可取的。探究农村市场发展或市场化建设问题，需要有历史的和现实的联想。
庙会、集市与乡土社会
“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市集形式，解放后在有些地区仍被利用，对交流城乡物资，满足人民需要，有一定的作用。”②作为一种集市贸易和交换的形式，庙会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对庙会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历史学。最早关于庙会的研究要数经济史学家全汉升的《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日本学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也关注到了庙会。在他们看来，庙会是一种定期市，亦即定期开市的交易市场。他们主要考察和剖析了定期的开市日期、与附近村落的关系、交易货物、交易人、定期的课税及设备等问题。③
一些历史学的研究提出，庙会是在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对市镇和墟集市场的一种补充形式。方行在对清代前期农村市场发展的历史研究中提出，农村市镇就是在墟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代前期，农村墟集已不再是“有人则满，无人则虚”的状况，而是“俱有民居，以鱼盐粟帛相贸易”的景象，“墟集北方各省一般叫集，西南地区叫场，广西叫圩，广东叫墟，湖广叫市”。④从清代山西的农村市场发展情况来看，庙会对农村市集也具有拓展作用。如光绪《文水县志》记载：“境内无多商贾，平居一箕之微，无从购置，惟恃有庙会，则四方齐集，百货杂陈，民间日用之需，耕获之具，皆取给焉。”⑤
无论是墟集还是庙会，其实都是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市场与交换活动，而且这种市场是定期的，并按照乡土社会的规则有规律地运行和发展着。由此可见，市集、庙会等市场形式实际上是嵌入于乡土社会之中的，这一点与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是一致的。波兰尼认为，传统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其实都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而随着社会转型，经济活动越来越走向专门化，越来越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⑥所谓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之中，主要指经济活动依靠传统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熟人关系等来组织、协调和构建。乡村市集、庙会的定期开市，就是建立在乡土场域中人们相互熟知的交往互动模式，即约定俗成规则的基础之上，是人们在这样特定关系及社会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市场实践。在这里，没有专门的市场组织，也没有正式的市场制度，也无独立的管理机关。大部分活动都是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互动行为构成的，这些互动行为主要是乡村社会生活需要所驱动的。
关于市场与乡土社会生活之关系，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某种意义上突出了市场也是构成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必要因素。在其看来，较多人类学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村落共同体，而忽视乡土社会的市场体系，似乎传统小农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从市场交换中获得生活资料。施坚雅虽意识到基层市场体系对乡土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但在对乡村基层市场体系的分析中，过多地偏重于乡村市场的地理模型，即市场中心的地理分布规律，强调地理位置及与村落的距离对市场中心的形成所起的作用。⑦然而从庙会等乡村的定期市的特征来看，乡村市场体系的形成及结构可能主要不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而是与地域性的经济活动以及社会与文化认同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这些市场的运行和发展，实际上是与当地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化认同融为一体的。
其实从村落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中亦可看出，人类学家也并没有把村落视为完全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共同体，而更多的是强调村落作为一种最基层的生活空间，对其考察有助于理解基层社会的结构及乡土文化的意义。人类学的村落民族志中，也包含了关于农村市场与村落之关系。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不仅关注到农民的“内外购销”两种交换方式，“内部购销是在村庄范围内交换货物和劳务，外部购销是村和外界进行的交换”，小贩、零售店和航船在其中起到“中间人”的作用。⑧而且也描述了“贸易区域和集镇”：“每个贸易区域的中心是一个镇，它与村庄的主要区别是，城镇人口的主要职业是非农业工作。镇是农民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中心。农民从城镇的中间商人那里购买工业品并向那里收购的行家出售他们的产品。”⑨
集市、庙会是中国乡村市场的重要形式，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市场都存在于乡村社会，并且不同程度地嵌入于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基本构成。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乡村市场的形式、规模和发展程度存在着一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乡村市场始终存在并发展着。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集市贸易受到意识形态和政策的限制，但乡村集市仍在一定范围内存续着。所以，在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探讨中，农村是否需要发展市场其实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传统农村市场体系为何始终是缓慢发展而无质的飞跃呢？赵凌云认为，中国古代市场并没有得到长足发育以至出现市场经济，由此而产生传统“市场发育的悖论”，而且传统市场发育的悖论问题可以用来解开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即中国近代没有出现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业革命。⑩
然而，市场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尤其是在确定孰因孰果上，有着极大的困难。究竟是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市场发育还是市场发育程度制约经济发展呢？抑或有其他因素对两者都有影响？传统农村市场究竟能否实现向现代市场的转型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其转型的条件和机制是什么呢？这些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此项研究试图通过对河北省定州的庙会及市集的历史和经验考察，从市场结构和功能变迁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农村市场变迁及发展的内在机理。
河北定州的庙会和农村集市
对庙会、集市及乡村市场变迁与发展的考察，较多研究聚焦于华北地区。(11)河北定州(原为定县)地理位置处于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其农村经济发展和市场变迁状况具有典型华北特征。近代以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及世界市场的影响，华北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农村生产也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材料来源之一，农村商品经济随之得以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华北农村的集市贸易及市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据历史学研究显示，清道光时期(1821-1850年)，定县平均每个集市关联39.4个村庄，涵盖110平方公里，涉及人口为18912人。到20世纪30年代初，平均每个集市关联5.5个村庄，涵盖面积为14.6平方公里，所涉人口为4819人。(12)村庄距离集市都在10公里以内，更多的在5公里以内。(13)由此看来，在百年之内，定县的集市在数量上和密度上都翻了7倍左右。
传统集市主要以村镇的庙会和集等定期市为主，在1931年，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定县全县至少有50处庙会，即50多个庙会集市，其中北齐、东亭、药刘庄、东旺庙会规模较大，像北齐庙会占地约150亩，每日到会人数在万人左右。(14)
目前，定州有96处定期举办庙会，庙会交易时间达到131天(见表1)。这些庙会的举办地有县城、集镇，但较多的是村庄。庙会多以货物交易为主，逛庙会的人也以购物为主，或是在这里寻求市场机会。多数庙会与宗教节日或宗教活动没有直接联系，较多恢复起来的庙会，以集市交易为主，宗教活动、传统文化及社会交往活动已可有可无。而根据李景汉的调查，20世纪30年代定县的庙会活动，宗教、狂欢、社交的味道似乎很浓。
如药刘庄庙会，“神棚里有招待的人，男有男招待，女有女招待……庙会演戏前几天，村中就通告全村住户，住户也就接亲戚请朋友来看戏，预备好菜好饭，大吃大喝”(15)。由此看来，以往的庙会，在形式上更多地表现为地方性社会的一种祭神、聚会和狂欢，而集市交易似乎是一种附带的、延伸的或嵌入性的活动。
从时间分布上看，现有的庙会市集主要集中在农历二、三、四月份和十月份，也就是春季和秋季(见图1)。春季和秋季是华北地区农业生产较不繁忙的季节，同时也是天气较为温和适中的季节。目前的庙会，集市贸易已经是主体内容，而且大多数摊位都是流动的和露天的，因而天气过热或过冷都不利于集市交易活动。
在农历三月和十月份，定州的庙会活动最为频繁。或许因为这两个月是春种和秋收的时节，因而成为举办庙会活动的黄金季节。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定州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倾向已越来越显著。较多农户在维持粮食种植的基础上，开始积极发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经济作物。近些年来，定州种植蔬菜、苗木花卉的农户越来越多，而且耕种的比例也有所提高，也有较多农户在扩大养殖奶牛和羊的规模。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为市场需求而种植和生产，他们对农村集市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也在提高。春秋两季，庙会活动之所以较为活跃，是因为农民要通过集市交易，为生产作准备以及交换或出售收获的农产品，同时也为从市场中寻求兼业收入的机会。
从清风店镇的庙会现状来看(16)，庙会就是乡村社会定期、定点举行的集市贸易。目前，在庙会上，流动的摊位大约有一千多个。经营庙会摊位的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职业性或半职业性商贩，一类是当地农民。第一类商贩主要以参与庙会和农村市集交易为生，他们大多是从石家庄市、保定市和定州城批发轻工产品和农副产品到庙会和村庄集市上销售给农村居民，其中销售商品以服装、鞋帽、日用品和副食品为主。这些商贩常年靠赶集和赶庙会为生，他们一般会在一些村庄的定期集市和庙会上流动经营，也有一些商贩会在镇上固定下来。第二类经营者是当地农民，他们主要是利用庙会和村庄集市，销售自家种植或饲养的农副产品及自家生产的手工艺品，其中主要以蔬菜、牛羊和布鞋为主。
图1 河北定州庙会的时间分布
庙会上的经营者大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属于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商贩，纯粹的农民销售者越来越少。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庙会和集市不是他们销售大宗农副产品的渠道和途径。尽管定州有较多的农户仍以种植粮食和蔬菜为主，但庙会上的粮市和蔬菜市并不发达。随着交通的便利化和市场的开放，多数农户一般都是就地销售粮食和蔬菜，即一些商贩会到村庄直接收购粮食和蔬菜，然后利用往定州运煤或其他货物的大货车直接运往外地。
逛庙会的人群以庙会附近农民为主，他们主要到庙会上购买一些食物和生产、生活用品，来庙会上祭神、娱乐和看热闹的人已经很少。不过，逛庙会的农民的需求依然是多样的，除了来此购置物品之外，也有的来看相算命，还有人到此求医问药。在清风店庙会上，算命和看相的摊位大概共有四十多个，那些江湖医生和兜售所谓“偏方”药剂的不下十几个。从这一点来看，庙会依然是乡村地方共同体满足多种社会文化需求的综合性活动。
清风店庙会在定州属于规模较大的庙会之一，每次为期三天。但是，据一位村委会主任介绍：“近几年清风店庙会规模大大缩小，以前庙会三天各个街道都挤满摊位，人山人海，绵延好几里。现在这里的摊位和人都少多了。”问其原因，这位村主任给出了两个主要理由：“一是现在每个村庄基本都有自己的集，这样农民基本上可以从村庄的定期集市上购到所需物品，不必跑更远路到镇上的庙会了；二是由于不好管理，现在庙会上已经没有戏班子来唱戏了，所以也就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了。”
中心集镇庙会规模的下降，其实意味着农村村庄市集的复兴和发展。从当前河北定州的农村集市发展状况来看，庙会只是集市贸易的一种形式，传统的定期市集已经几乎在所有村庄复兴和发展起来，而且市集的周期缩短，频率提高。较多的村庄每月至少有六天的集市，如逢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或五十开集，即每旬开市两天；有些村庄每月有十二天的集，如逢一、三、六、八开集，或二、四、七、九有集市。由此可见，定州的村庄集市贸易已经越来越发达。
从定州集市买卖的商品或交易内容来看，无论是庙会还是村庄的市集，主要是向乡村居民销售生产和生活用品，外面进入乡村的商品已经多于乡村向外输出产品。集市贸易已经成为满足乡村居民生活需求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只有少量的农产品是通过集市来销售或输出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农村集市已发展成为外部大市场在乡村的消费市场，而农村的产品市场中心已经外移至区域的中心城市甚至更遥远的地方，中心镇的市集不再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不过随着农村集市交易活动越来越频繁，由此在乡村也形成了专门从事庙会或集市经营的职业群体，他们通过往返各个村镇庙会和集市，不断地寻求市场机会。
农村庙会和集市的变迁及机制
就定州经验而言，今日华北之庙会和集市，究竟是传统的复兴还是变迁？如果有变迁，有哪些变迁，是什么层面上的变迁？这些变迁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关于传统庙会和集市的变迁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较多地从时间维度来看农村集市在数量、结构和交易方式上的差异。(17)而对于社会学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今日农村集市比以往多了多少或少了多少，而在于如今的农村集市还是不是传统的集市，今日的集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当前华北地区农村出现的集市繁荣和发展的现象，是否意味着传统农村市场体系已经或正在发生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的转变。农村庙会和集市的不断增多和频繁活动，究竟是量的变化还是市场转型？
判断传统农村集市是否发生了变迁或转型，关键并不在于考察集市的数量、规模和形式上的差异，而在于分析当下的农村集市与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关系、集市在乡村社会系统中的位置、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以及农村集市在整个大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目前，定州的多数农村集市市场虽然在形式上仍具有传统市集的一些特征，如定期开市、现场交易、摊位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定现在的农村市集仍是传统的、没有变迁或“转型迟滞”的市场。(18)
首先，从集市与居民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看，今日之乡村庙会和集与城市里的早市、农贸市场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是因日常生活之需要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如今农村庙会和集市之所以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反映的是农村居民日常生活对市场的需求和依赖越来越大，也说明乡村生活的自给自足的程度在降低。乡村自给自足程度的降低不仅仅有结构性，更主要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农民之所以要依靠市场来满足生活需求，是因为市场更加便利、更加便宜，因而就不需要通过自己来生产了。譬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以往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自己做馒头和面条，如今随着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很多人口较少的家庭更愿意从集市上去购买。
由此看来，华北农村集市的出现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乡村生活方式的结构变迁。这一变迁显现出乡村社会是在运用传统方式建构起带有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方式趋于城镇化。
乡村集市的繁荣与发展，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乡村生产与生活的逐步分离，即生产和生活的市场化趋势都比传统乡土社会更为突出。农民的生产更多地面向市场，生活也更加依赖于市场。定州是粮食和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农户的生产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即专门为市场而生产，因而在种植结构的决策上，农民考虑更多的是市场需求而非自足。而且，农产品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专业性市场而非乡村集市输出到大市场。
如果说乡村集市的繁荣意味着乡村生活方式越来越趋于城镇化，那么，这一趋势为何在华北更加突出，在华北乡村集市的发展尤为显著呢？撇开制度大环境，华北平原的便利交通和良好农业基础，尤其是华北乡村的“街坊式”居住格局，更易于实现乡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19)由于村庄聚居的人口规模较大，村民居住格局与城镇街坊相似，这为乡村集市交易和居民生活方式城镇化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至于乡村集市为何选择定期市而非日常市呢？其实这一现象体现的是农民对传统智慧的动员和利用，而不是传统的简单复制。定期市通过乡村社会共同体的习俗化建构，解决了市场需求量与市场稳定性之间的均衡问题。一方面，目前乡村居民的生活并不需要每天都有集市，即市场需求量依然是有限的，如果每天都开市，市场的效率就会很低。另一方面，乡村居民又期望集市能照常进行。因此，采用定期庙会和逢日开集这一策略，实际上很好地解决了市场效率与市场稳定性的平衡问题。
其次，从集市在乡村社会系统中的位置的角度来看，今日乡村集市与传统集市的重要差别是，传统的庙会和集市多是村落或基层社区共同体操办和管理的地域性公共活动，市场或交换活动仅仅是嵌入于集体活动之中，市场交换的主体或集市主角是当地农民。而今日的庙会和集市，在最初恢复和形成时，会有基层组织参与推动和管理，而目前的集市市场已渐渐脱嵌于乡村社会和政治关系，构成相对独立的乡村市场系统。这一系统的主体或经营者和管理者不再是农民和基层组织，而是职业或半职业化的商贩和工商行政管理者。
在这一意义上，如今华北的农村集市较之传统已发生重要变迁，它既不同于施坚雅所概括的基层市场体系，也不是传统集市的再现，而成为乡村内部市场。所谓内部市场，也就是基于居住共同体产生新的内部需求而诱致和分离出的市场。内部市场显然是不发达的、不太成熟的市场，但它可能是乡村社会系统分化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阶段。一部分农民正是通过这一内部市场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并通过这一阶梯渐渐地爬上外部大市场的舞台。
再次，从结构和功能特征的角度来看，传统庙会和集市具有综合性的社会功能，特别是传统庙会，功能比较齐全，“就其最初的功能而言，主要是用于娱神，然后增加了娱人的和经济的功能”(20)。传统庙会之于乡土社会而言，既是重要的宗教庆典节日，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同时又是民间社会大聚会和狂欢的日子，它不仅给人们带来信仰、娱乐和物品交换，更重要的是它在地域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着认同建构及巩固的作用。
如今的华北庙会，有些虽仍保留宗教活动，但不容忽视的是庙会的宗教色彩正在渐渐褪去，信仰功能逐渐削弱，庙会和集市一样，正在朝着功能单一化方向演变，即主要充当市场交易的功能。
传统乡村庙会和集市的宗教及娱乐功能的衰退，反映的是民间信仰和民间组织在与主导意识形态和现代正式组织的竞争中，逐渐失去赖以存续的合法性及资源。由于庙会活动中的民间信仰，很容易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因而面临极大的合法性危机。同样，筹办庙会的民间组织也会面临合法性危机。一旦这些组织难以维持和存续下来，那种民间公共性活动也就不再有资源支撑。庙会的那些公共性功能也随之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行政化管理。
或许，正是因为庙会和集市的功能转换，即朝着单一经济或市场交易功能方向的演变，使得如今的乡村集市在近些年来获得快速发展和繁荣，因为它舍弃了多种功能包袱，也绕过了那些功能实现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障碍，从而可以让其市场功能得以自由发展。
最后，从市场体系的分层角度看，当前华北的乡村集市可以说已发展成为整个市场体系的构成部分，只不过乡村集市处于整个体系的最底层。无论从市场经营者、消费者及商品与服务的特征来看，乡村集市都属于市场体系的低端部分，即属于低端市场，类似于布罗代尔所说的“下层市场”(21)。
低端市场反映的是乡村集市在整个市场体系中的层级位置，而并不代表这一市场自身没有变迁。任何市场体系都会存在分层现象，有高端市场亦有低端市场，市场分层主要是由社会经济结构特征所决定的。
就市场经营者而言，多数商贩皆是从本地农民或职员中分化出来的，他们虽也算是“职业化或半职业化商人”，但很显然无论其人力资本还是商业资本都相对较低，因而他们在“职业化商人”体系中也就处于底层，大多属于“小本买卖”的小商贩。
就乡村集市的消费群体而言，他们主要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和其他阶层，属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因而其消费水平及消费层次也相对较低。如清风店庙会上的很多商贩反映，他们销售的衣服和鞋子单价大多在100元以下，超过此价格就很难卖出去。由此可见，乡村集市实际成为低端价廉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尽管这一市场存在着制度、法律甚至安全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低端市场的存在是市场体系分层的现实所决定的。所以，对这一市场的监管，并不能按照理想的标准去执行，而是需要采用灵活的、最大包容度以及渐进的策略去引导。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刚性态度对待乡村集市贸易，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这一市场的衰退，从而影响农民从市场中获取增收的机会。在不影响基本安全和秩序的前提下，对乡村集市可以采取相对较大包容的监管模式。
综上分析，今天的华北的乡村庙会和集市已经在复兴传统基础上有了重要发展，乡村集市的繁荣意味着乡村生产和生活的市场转型在加速，市场已成为乡村社会系统越来越独立的、越来越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其功能也在逐渐去宗教化、娱乐化及综合性，而单纯经济功能则在不断强化，并已演化为大市场体系中的低端市场。
传统集市、现代市场与农村发展
如果说今天的华北庙会和集市并非是传统的简单再现和复兴，那么是否意味着乡村集市已演化为现代市场呢？如果农村已经形成了现代市场，那么小农经济和乡村社会结构为何没有发生变迁与发展呢？
传统乡村集市的变迁并不意味着乡村现代市场体系必然形成，或乡村已实现市场化。因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渐进的变迁过程。即便是现代市场体系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此外，当我们在讨论传统集市与现代市场乃至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常将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混同起来，也就是对具体的集市或市场与抽象的市场制度或力量加以混同。我们所考察的庙会和集市其实是具体的市场，而我们在探讨农村发展时所涉及的市场，其实属于一个抽象的市场范畴。当这两个概念被混淆时，也就导致从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的发展现状来推论传统乡村集市没有变迁或转型，甚至将农村社会的迟发展归咎为传统集市未能转型。
从理论分析角度看，具体市场、抽象市场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首先，社会经济的变迁将会带来具体市场如乡村集市贸易的变迁，即具体市场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其次，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是相当复杂的，市场制度或市场力量可能只是其中的动因之一。因此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现状，只是部分地受市场制度的影响。最后，至于抽象的现代市场制度或市场力量的发展问题，同样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传统集市是否变迁只是结果而非原因。
就如今河北定州的乡村集市的繁荣和发展而言，尽管乡村集市的市场交易仍处于低端层次，但它却反映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已发生重要变迁，是社会经济变迁的一种现实体现。同样，乡村集市的繁荣发展，反过来也会进一步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不会阻碍乡村社会的转型。
关于乡村集市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奂平清认为，“今日中国乡村集市转型迟滞”，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水平，二是农村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遇阻。乡村集市转型迟滞又会影响和阻碍农村社会结构转型或城镇化的进展，造成农村的“内卷化”。(22)在这里，“乡村集市转型迟滞”所指的应该是农村的市场制度和市场结构，而并非具体的乡村集市。
目前，华北的乡村集市作为低端的消费市场，其发展水平会随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23)。乡村集市水平的高低只是其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目前所处的水平是由市场分层结构决定的，而不代表转型的迟滞。任何时期社会分层总是存在的，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分层自然也在所难免。我们应该看到，乡村集市的繁荣，不仅没有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相反它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以及农民的增收或多或少还是提供了市场机会，尽管这些还属于低水平的、不确定的机会。
至于市场制度和市场结构，则存在转型的快慢问题。乡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迟滞，小农生产的低效率以及乡村社会发展的滞后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村现代市场制度发育不全及市场力量的薄弱相关。但是，农村现代市场制度和结构发展的迟滞效应，则是由复杂的宏观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和决定的，而非乡村集市功能之所及。
农村现代市场制度与结构的完善，不仅需要有制度和政策的创新，而且还需要有外部的资金、技术和信息的大力推动。完全靠村庄内部的力量，难以推动农村市场结构的转型与发展。
就目前定州农村市场结构的发展现状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市场结构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农村只有消费市场在发展，如集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其他要素市场几乎没有什么成长，既没有土地流转市场，也没有日趋成熟的农产品市场，更谈不上有资金和技术市场了。
所以，对于定州农村来说，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关键并不在于乡村集市的转型与否，而在于如何通过制度、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尽快建立起具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农产品市场，如粮食、蔬菜、花卉苗木、牛奶等物流配送基地或交易中心。随着这些农产品交易市场的成长，必将带动周围农村家庭农业朝着现代产业化方向转型和发展。
结论与讨论
今日华北乡村庙会和集市，虽在传统基础上得以恢复，并保留了传统的一些活动及定期开市等特点，但已有了较大变迁与发展。传统庙会的宗教色彩已渐渐褪去，其娱乐和认同建构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消失，只有交换和满足消费需求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可见现在的乡村庙会和集市正迈向功能单一化。
当前乡村集市的繁荣，意味着农村消费市场在发展，而且消费市场也已成为乡村社会系统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农村居民对这一市场的依赖在不断增强。出现这一局面是因为农村的市场转型。尽管农村依然保留着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营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农业还与传统小农经济一模一样。当前大多数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商品化程度都在不断提高，市场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由于市场能给广大农民带来便利和价廉物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自给而选择市场，长期下来自然也就依赖于市场了。所以，乡村集市的繁荣发展，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市场化和城镇化。
尽管目前的乡村集市处于低端市场层次，甚至还存在由监管的松散和缺失而引发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状况是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即由农村经济发展和结构所决定的。因而乡村集市水平层次的提高，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乡村市场的现代转型问题，关系到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发展。不过，转型针对的是更加宏观的市场制度与结构，而非具体的乡村集市。农村现代市场体系的成长和壮大，关键靠制度的和政策的以及外部资金和技术力量来推动。就定州的乡村市场发展现状来说，能够带动乡村发展的较为可行的市场建设措施是，尽快建立起与本地特色和优势相适应的农产品物流基地或交易中心，即现代农产品交易市场。
从现实经验中我们看到了乡村庙会和集市在发生变迁，但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是：传统的集市为何要依托于宗教活动？传统的市场交换为何要嵌入在地方共同体的公共活动之中呢？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今日乡村集市的世俗化变迁以及集市功能的单一化趋势呢？
在现代化的语境和意识形态里，人们似乎习惯了把发展与改变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起来。其实，在华北乡村集市的发展实践中，农民最初巧妙地将二者统一了起来。即发展市场，并不一定非要把传统全都改变。因此，我们在寻求乡村社会现代发展时，或许也能把那些本该属于社会的传统保留下来。
①⑦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0页。
②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852页。
③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④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⑤参见乔南《浅析清代山西农村集市及庙会》，《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⑥参见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⑧⑨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6、216～218页。
⑩赵凌云：《从市场发育与演变的悖论看中国传统经济衰落的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1)参见王庆华《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的增长及对其意义之一解》，《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冀中定县集市的数量、结构与交易》，《中国社会史评论》2011年第12卷；乔志强、龚关《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12)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3)(17)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冀中定县集市的数量、结构与交易》，《中国社会史评论》2011年第12卷。
(14)(15)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08～429、29页。
(16)笔者和奂平清在2011年11月12日带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11级硕士生实地考察定州清风店十月十七的庙会情况。
(18)(22)奂平清：《中国传统乡村集市转型迟滞的原因分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9)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页。
(20)赵世喻：《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21)[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