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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预言：“人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然而人学何以成为21世纪的显学呢？一方面需要进行艰苦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又需要挖掘自人类文明以来的全部人学思想与智慧。印度是世界三支文明发源地之一，其丰富的人学思想、人生智慧应当在世界人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在我国，印度人学研究还是极为薄弱的环节。基于此，本文以哲学人学的基本原理与观念为理路，对印度人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简要的考察，勾画了印度人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基本特征，旨在为深化印度人学研究作一个初步的铺垫。
一 印度人学的历史分期
印度是东方古国，它人口众多，地理宽广，民族多样，宗教流行，又盛行种族等级制度。印度作为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又有着灿烂的文化与哲学。印度人学就是印度灿烂的文化与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约公元前2750年就开始孕育和诞生了，因此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学。一直到18世纪印度现代资产阶段人学的诞生，标志着印度人学历史的两个基本阶段。
1.印度古代人学。印度古代人学的产生与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历史时期。
（1）吠陀时期。约公元前2750年—公元前5世纪。印度最早的人学思想材料产生于印度上古时期流行的宗教文献——《吠陀》之中。它记载了印度原始社会末期对人、宇宙、神的朴素、直观的看法。其中的“原人”说认为，原人是宇宙的本原，又是人类的始祖；原人是绝对的、无所不在的、全能全知的本体；原人与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原人的口、臂、腿、双足还分别使人类脱生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阶层。
吠陀时期的婆罗门经典《奥义书》是解释《吠陀》的奥义的。它提出了梵即我、我即梵、梵我同一说，此外还提出业和轮回说。
吠陀时期的古代人学，以神话形式描述了人的创生过程和人的本质的初步观念，它是印度古代人学的启蒙时期。
（2）史诗、经书时期。公元前6世纪—4世纪。 这个时期主要有婆罗门正统学派和非正统学派的沙门思潮两大学派。其中，正统派婆罗门教的《薄伽梵歌》以史诗形式描绘和阐发了吠陀、奥义书中的人学观念。非正统派有顺世论、佛教、耆那教和生活派等。如顺世论认为，人与万物都是由四大（地、水、风、火）元素合和而生，人的意识也是这“四大”以特殊方式结合而成的肉体产生的。顺世论否定命定论，主张入世的人生观，反对苦行和一切虚伪的宗教戒律与道德，肯定人生的目的在于享乐。代表新兴的刹帝利阶层利益的佛教，提出了“四谛”和“十二因缘说”，它乃是带有世俗特征的宗教人生哲学，它引导人们从内心去反省自身的苦难，强调通过内省达到涅槃境界。而耆那教则提出命、非命、漏入、系缚、制御、寂静和解脱——这七谛说与正统婆罗门教的人学相抗衡。
在公元二至四世纪正统派又创作了《前弥曼差经》、《梵经》、《胜论经》、《数论经》，对正统派的宗教人学作进一步的繁琐论证，使其神圣化、经典化和抽象理论化。
（3）中世纪的印度人学。公元4世纪—18世纪。这一时期的人学派系繁多，顺世论、佛教、耆那教人学进一步精致化。又出现了弥曼差派和以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吠耆多派，这些派别的人学思想与宗教混为一体，体系庞大，引经注疏、论证繁琐。
印度古代人学基本上是一种悲观的人学。它相信人生充满着苦难。而苦难是由于人对梵、自我、神的无知（“无明”）所产生的。因此它设定人的目的是摆脱这些苦难，从而把人生的终极目标抽象为非经验的、超理想的状态。若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否定人的肉体上的真实性，抑制人的肉体欲望、感觉和理智。这就是说，印度古代人学否定了人在现实或世俗世界中的真实性，尊严与人性自由的实在性，而把人的理想、幸福冀希于宗教设定的彼岸世界之中。所以，它关注的不是人在世俗世界的生活，而是遁世神秘的生活（瑜伽、修行）。也因此，印度古代人学的“业”、“再生”、“永生”、“解脱”这些宗教式的人学观念完全超出了一般经验与理智的范围，与现世生活毫无关联。
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印度古代人学思想及其流派中也有像顺世论那样一些非正统的、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积极入世的人学。
2.印度近现代人学。印度近现代人学是指18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入侵印度之后的人学。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对印度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成为印度近现代人学的主题。印度近现代人学最初从传统人学思想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强调“回到吠陀”去，以鼓舞民族情绪，争取民族解放。与此同时，西方的哲学与科学，也为印度人学增添了人学思想的血液。以罗易、辨喜、泰戈尔、甘地、奥罗宾多等为代表的近现代人学思想家，吸收了西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进化论、自由、博爱、平等、重视物欲和个人享受等思想观念，使印度现代人学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他们肯定人的主体性、真实性，承认人的整体性、人的尊严、人性自由的实在性，重视个人与人性的发展，把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结合起来，研究人的发展、前途和命运，思考资本主义的机器文明对人性发展的影响。印度近现代人学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古代人学思想，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古代人学思想中的人生观是以一种所谓悲剧人生观为基础的，这种人生观相信人生充满苦难。古代宗教人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一套宗教学说、教规、戒律、信条，研究如何摆脱这些苦难。而把生命作为精神增长过程中的一个方面。（2 ）印度古代人学否定人的肉体方面的真实性，而近代人学则主张人的肉体方面的真实性、现实性不但不应被扼杀，而且应当不断完善。（3 ）古代人学不关心人的世俗生活，主张人应过遁世者的神秘生活，而近代人学则把人的世俗看成人的一生中的一个阶段，当他达到解脱之后，他的工作也没有完结。他必须生活得更加健康纯洁，最终在普遍解脱的同时实现个人的解脱；而在实现普遍解脱时，又不能抹杀个性的存在与发展。（4）近现代印度人学在解释和说明“业”、“自由”、“再生”、 “永生”、“解脱”等观念或问题上超出了印度古代人学对它们的解释水平。古代思想家把这些观念的解释和说明限于非现实的、抽象的、远离人的具体生活环境的范围之内；而现代思想家则把这些观念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存在初步地联系起来，他们借助于印度古代的“解脱”、“普遍解脱”、“神圣人生”、“超人”、“完人”等概念描述生活的最终目标。他们甚至认为人在今生今世就可以获得解脱的希望，他们使人们陶醉于音乐旋律、美的感受、理想思索、道德品行等纯粹的喜悦之中。一个人通过这些行为就能证到“解脱”的境界。也因此印度近代人学所确立的人生最高境界，也体现了追求真善美统一的旨趣。
二 印度人学的基本特征
印度人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宗教性。尤其是印度古代人学几乎完全融入宗教神学之中，即使是近现代人学也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然而，宗教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对人自身的研究。它所研究的人—神关系的实质则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人关系在天国中的异化。宗教的异化性质的揭示，可以展示出人在仰视神灵或把自己奉献给神灵时，不仅可以看到那些超越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神灵，而且还可观照到人自身的本质、地位和价值等等。
印度人学正是在其宗教神学或宗教哲学中建构起世界创生（人的起源：“原人”的诞生与延续模式）的关系，塑造人的本质或本性、价值与理想，规定人的道德律则、行动准则。人在宗教中通过自己对神灵（终极实体的“梵”、“大梵”、“自我”、“涅槃、“神圣智者”）的信仰与证悟，明确个人在宇宙和人在世界的地位，并由此形成个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印度人学以其思辨和冥思、证悟和禅思的形式，描述了远古至今的、具有丰富的内蕴的人学思想观念和原理。
早在远古时期富于智慧的印度人民就在原始的宗教的神话与颂歌中，表述了他们对人的朦胧直观的理解。他们相信，个人的灵魂在其死亡与解体之后能够继续存在，能够上升到强大的诸神之中，并相信这些超越自我的异化力量能够战胜人间的苦难。尝试在人的本质与神的本质的全一（梵我一如，梵人同一）中，用神的力量战胜人间的苦难、罪恶、恐惧和软弱。印度人学追求在人的生活与宇宙法则、神圣的终极实体的亲证与和谐中，纠正自私自利所造成的混乱，强调通过精神修炼使自己在与事物观念的亲和中获得自由。因此，印度人学认为人应该苦行，节制肉体的欲望，限制肉体的需要，排除物欲对精神的干扰，实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和纯粹欢喜状态。这就是人的最幸福的理想。所以印度人学无比关注人性的精神性及其永恒性。无疑，印度人学在它的宗教神学形式中，包括了有关人生的深蕴意识和印度人在家庭上的责任感，也反映了印度人民改善生活的最美好的愿望与努力。
近现代的印度人学，在继承古代人学的传统的同时，引进和吸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的人学观念和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古代人学的宗教形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印度近现代人学家们肯定人性在肉体方面的真实性，肯定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把生命作为精神增长过程的基础。他们把古代的人学观念，如“业”、“再生”、“永生”、“解脱”等等加以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与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肯定人是自己命运的决定者，人的解脱、自由与幸福可以在今世获得。他们以音乐旋律、美的感受、理想思索、道德境界的升华等真、善、美的统一的纯粹喜悦的行为为例证，说明人可以在今生的“业”中体验到解脱的境界。同时，他们还注意到个人的解脱是与人类的普遍解脱相关联的，肯定真正的个人解脱是以普遍解脱为前提的。
关于人的本质、本性，印度现代人学思想家们要么把它从与神的统一中剥离出来，要么只是借助于“神”这个表示人本质的代名词而已。他们大都在不否定人性的自然属性的同时，反复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的愿望、冲动和能力构成，并且它们应当得到充分表现。他们把人的意愿看作是追求彼岸的永恒意识，从不满足。总之，“人的精神过剩”、“人的精神追求”或人力图满足人们想超越一般肉体水平的各种愿望是人的本质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由此也不难看出，印度近现代人学观关于人的本质的分析的立足点并不是以人的现实性、人的社会物质性为基础。这决定着印度近现代人学在总体上是建立在历史唯心论基础上，而不可能具有科学的人学形态。
三 印度人学的基本范畴
印度人学以其丰富、悠久的文化历史为背景，发达玄思的宗教哲学为基础，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人学范畴及其体系。
印度人学抽象、假设和鼓吹出梵、自我、涅槃——这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神圣王国。在这个神圣王国中，凝缩着内涵极为丰富的人学观念与源泉。因为它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人格化的，也是无限的、至上的、最完善的、至善的神，所以借助神圣的力量来充实生活，规定人的生活方式，确立人应该遵守和奉行的各种法与戒律。由于神圣王国为作为信徒的人们提供了始终成功的积极力量，人参加对神圣王国的崇拜仪式、祭祀、颂经、默祷，也就变成了人的生活中的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事情。也因此，在印度宗教人学中，人都变成了神的信徒，人的生活变成了宗教的履行活动。
“法”也是印度人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法”的本意为“使之有所保证或执著”。“法”是印度哲学的范畴又是印度教学的范畴。它可指宇宙世界的法则，又是指称生命的内在规律，但更多地是指人的职责、言行举止的规范、准则。如在印度教中法就是必须履行吠陀的献祭，围绕这种法的每一行动都象征性地与人在社会中的本质方面和阶级关系对立。同样，在印度正统婆罗门教中，人生的意义有赖于生活与行为的无数的宗教道德和义务，而且这些规范与义务因每一个个人的种姓、成长阶段而有所不同。这种“法”贯注于无数个印度人的心灵之中，已形成了甘愿接受的、自觉的阶级意识；人们天生、天赋地属于某一个阶级，一个人降生在某一个阶层（种姓）就有该阶层的一套天生的权利与义务（法）。从古到今，印度社会有成千上万个“种姓”，它们在种族、职业、行会、门第、法净仪式的规则上，饮食禁忌上各具特色，但依据每个不同种姓的宗教的“法”所规定的个人与权利与义务维系着印度社会的和谐运行，使各个种姓之间互相关联、相辅相成，形成了一套稳固的社会等级制度。不可否认，“法”有着调动个人向神圣王国的接近，实现人的潜能、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法”在一定意义上讲，又是印度人民实现人性解放的精神枷锁，因为它无时无刻地都在禁锢着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
与“法”紧密相关的范畴是“业”。“法”为人的活动提供了规则或准则，“业”则是指合乎“法”的每一个行为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和趋势力。“业”常用表示人的肉体的产生与形成，我们现世的生命是前世所作的“业”的结果。而“业”又决定了人在来世的肉体善（转为何种种姓的人和牲畜）与才能。“业”的原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印度古代人学认为，每一个人都在持续不断地去做事情，而每一种言行必有其结果，或者是现实的立即报应，或者是来世的报应。但是业的能量是守恒的，它不会损耗。人的言行合“法”时，就有了造化，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反之，则会受到业报的惩罚而达不到神圣王国。这样，一个人的“业”就成了永恒之法的表现了，“业”的因果报应规律要求人们要作出合乎自己生命发展本性的行为与后果。
印度近现代人学思想对“业”作了积极的改造，更注重用“业”描述人的哲学地位，如甘地认为，人造就自身的是通过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内部的与外部的、有意义的与无意义的，这些合在一起而产生了一种趋势力（业）形成了人的体质、性格和整个命运，因此，一个人只要认识到自己的业决定着来世的性质与状态，就能认识到人本身正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由此可见，印度近现代人学家都强调人是自己命运的决定者，从而突显了人的主体性。
生、再生（轮回）、永生、解脱、修行、瑜伽——这些概念与范畴主要是印度人学用来描述人生过程的。印度古代人学认为人的生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与结合，这种统一与结合是肉体对灵魂的一种束缚，由于这种束缚产生了人的所有痛苦。这种结合是“无明”所造成的，所谓“无明”，就是不了解人的本性（灵魂、自我）。由于“无明”，人盲目地作“业”，在业报规律的决定下，人的生死反复再生轮回。若要摆脱这种生死的轮回，只有进行修行、瑜伽，使永恒的灵魂从肉体的羁绊中摆脱出来，获得解脱。具体摆脱的途径叫修行或瑜伽。瑜伽就是以纯粹的净化心灵的方式，对超验的永恒实体或神圣世界的体验方式与过程，它包括约束或节制欲望、抑制思维、行善、瑜伽术、吐纳术、保持逍遥、思想稳定、冥思与专心致志，最后实现与神圣世界的冥合、同一，实现永生。所以说，瑜伽重视对控制与调节人的心理、生理状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