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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之后，民营银行终于即将批量诞生。中国银监会宣布：2014年试办由纯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首批试点三至五家，成熟一家批设一家。
这是众多民营银行湮灭半个多世纪后，中国银行业行将开启的又一个新时代。世所瞩目的民营银行，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去，又将有着怎样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领域爬摸滚打成长起来了大批民营企业家。然而，民营银行家的面影却模糊不清。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和外资公司三股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推动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然而，国有商业银行网点遍布城乡，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也接近1000家，由纯民资发起设立的银行依然呼之待出。银行民营化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民营化的壮大。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的大门，是敞开的。当一些银行增资扩股、重组改制时，当村镇银行开门营业时，都是民资进入银行业的渠道和方式。银监会统计，目前民资占比超过50%的中小银行已有一百多家，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民资占比超过90%。
不过，在大中型银行控制权方面，国有资本仍处主导地位，民间资本在整个银行业中仅占10%左右。这种高度集中的银行业态，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民资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额外限制所致。
与此同时，银行高层多由政府任命。在地方，银行被当作“金娃娃”一样，被地方政府揽在怀中。政府干预银行业务运营和人事任免，既不利于市场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形成。
银监会公布2014年工作重点时强调，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和方式，一方面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现有银行重组改制，另一方面试办由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
从民间资本入股银行，到纯民资发起设立的银行诞生，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回望历史，民营银行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刻。民国时期涌现过大批民营银行，并由此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银行家。最著名的，是以上海为基地的“南三行”（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和以华北为重心的“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与大陆银行）。经营这些银行的银行家，视野广阔，搏击市场，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发展路径，创造了近代银行史上的黄金时代。
从浙江实业银行商股替代官股、上海银行发展壮大，可窥见民营银行发展兴盛之一斑。
浙实银行前身，是1908年开设的浙江官钱局。第二年，政府招商引资，将官钱局改组为银行，官、商集股合办。辛亥革命后，浙江军政府接收官股，实行改组，实收资本72万元，官股、商股各为47万和25万元。当时，受军政府指派前往银行接收的，正是留学回国的李铭等人。
李铭对银行大胆改革，引发官股与商股冲突。在李铭等人努力下，银行通过增资，商股股份增至八成多。1923年，银行拆分为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和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浙实银行由36岁的李铭出任总经理，开始向大型商业银行迈进。
李铭执掌的浙实银行，专攻外企与外汇业务，实行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经营。即使全盛时期，浙实银行也只有4个分行，不到500名员工。对浙实银行而言，不盲目扩张，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和业务特长，以较少的营运资本和分支机构取得了较高的业务总量和营业利润。
浙实银行是民国时期民营资本参与银行重组改制成功的代表，上海银行则是民间资本发起设立并发展壮大的典范。
1915年6月，上海银行开张时，办事人员只有7人，额定资本10万元。这家“小小银行”的总经理，是从官办的江苏银行总经理位置上辞职“下海”的陈光甫。他提出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创新是银行的命脉，使这家成立时上海最小的银行，一二十年间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数年后，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日益恶化，从1935年开始，中国发生“白银风潮”，政府加强金融管制，民营银行发展受阻，银行业不复当年之勇。抗日战争爆发，更使民营银行饱受摧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顿改造民族资本金融业陆续展开，民营银行于是消失无影。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资本曾经有过几次参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机会。遗憾的是，均没有很好的表现。
在城市，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起城市信用社时，并无身份限制，一些民资纷纷进入。但是，随着城信社迅速膨胀，问题丛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挤兑风波，致使政府予以清理整顿。
在农村，1984年试办农村合作基金会，作为社区内的资金互助组织。十多年后，农基会遍布全国。然而，一些农基会吸储放贷，基层政府行政干预及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形成大面积兑付风险，致使中央出手全面清理。
就民营企业而言，“中国第一民企”德隆系控股城市商业银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1990年代组建城商行时，监管部门向民资敞开，德隆系得以入主。随着资金链断裂，德隆系坍塌。2004年中国华融托管后清查，德隆系参控股的13家金融机构中，即包括南昌、长沙、株洲、昆明城商行。
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成功案例，是1996年1月开业的中国民生银行。如今，民生银行已经成为民间资本入主银行的标杆。但是，民生银行当初获准设立时情况较为特殊，而且亦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撰文所说，“民生银行的支持者是工商联，组建民生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基本上由工商联推荐产生。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大区分行的行长等专业人才‘转会’到了民生银行。”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银行业如何应对“狼来了”、如何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如何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设立民营银行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批学者和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其中。
2000年成立的中国长城金融研究所牵头做出的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尤为引人注目。2003年7月，5家民营银行的试点方案初步完成。然而，在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退出机制的背景下，在中央确定主攻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农信社改革的情况下，民资发起设立银行的目标当时并未实现。
监管机构选择的依然是民资参与银行增资扩股和重组改制。2004年8月，由民企参股组建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13家民企控股85.7%，有人称之为“国内银行吸收民间资本的‘第一号重组’”。
2007年3月，银监会允许民问资本参与新设村镇银行，同时规定须有主发起银行，其最低持股比例要达到20%。5年后，银监会放宽民资入股比例，将主发起行最低持股比例降至15%。
2013年6月19日，由民资发起设立银行取得突破。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银行。半个月后，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金融国十条”），民营银行的提法再次得到明确。
民营银行又一次来到了历史机遇的门口。
自“金融国十条”颁布以来，半年间，民营企业或在国家工商总局抢注民营银行名称，或热切表达设立民营银行愿望，民营银行概念股更是遭到资本市场轮番炒作。
毋庸讳言，银行丰厚的利润和超强的融资能力，是一些民营企业趋之若鹜的原因。近年来，每次上市公司年报发布，十几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常常占去两千多家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半壁江山。不过，中国金融领域正在“四改并举”——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机构破产机制，银行高额利润和稳赚不赔的时代正在改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目前，有些人对开办银行热情很高，但实际上真正投资银行业也不见得那么好赚钱。他同时强调“开办银行不准替自己办事，也就是禁止关联交易”。
与此同时，互联网和第三方支付技术的发展，为一些民营企业带来了发展新金融模式的可能，新技术的发展为民营银行施展拳脚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腾讯、百度、京东等互联网企业，均表达了试水民营银行的意愿。
与民资跃跃欲试相对应的，是监管部门的谨慎。“银行是高风险行业，任何一家新设银行都面临风险如何管控，特别是经营失败后风险由谁承担、存款人利益怎样保护的问题。”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说，试点先行，探索经验，稳妥推进，不能一哄而起。
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初期放行的民营银行只是三五家，并且颁发有限业务牌照。同时，综合考虑发起人资质条件及当地经济、信用环境、监管能力等因素，由试点银行所在银监局负试点责任。这意味着试点银行在地域、业务范围上都将受到严格规定。
民营银行2014年仅试点三五家，不免让企业家们失望。然而，纯民资发起设立银行本身，却意味着民营银行魂兮归来。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应该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为各类投资主体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和投资机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应该首先在市场准入上平等开放，在同样的环境下开展经营，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
可以预计，由于新设数量有限、利率市场化改革依然在继续，两三年内民营银行对改变小微企业融资难、促进银行业竞争等，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改变。但同样可以预计，随着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退出机制的建立，利率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以及互联网科技日新月异，其发展空间必将进一步扩大。虽然还只是试点，但假以时日，民营银行必将在中国银行业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营银行发展壮大，必将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促进国有控股银行加快改革，更有效地配置市场资源和金融人才，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银行家群体终将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