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工党政策实践背后的政治哲学及其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澳大利亚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1/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1）06－0086－04
20世纪初，法国人阿尔贝·梅丹专门去澳大利亚考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状况，经过半年之久的考察后，他写了《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一书。梅丹认为，与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注重理论上的阐释相反，澳大利亚工党更强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国外研究澳大利亚政党的专家多数也同意这种看法。如澳大利亚著名史学家克里斯普认为：“澳大利亚的政党，不仅仅是工党，首先都是利益和政府的党，其次才是理论的党。”[1]政治学家洛夫迪也认为：“澳大利亚的政治思想从未发展成为党所拥护、阐释、应用的、紧密的建设良好的理论体系。党的领导人自己也鄙视被他们看作空谈理论的政治，而把实际立法及实实在在地解决当时的问题看作必须要做的事。”[2]研究澳大利亚工党问题的专家诺思说得更率直：工党“从来就不是一个把一系列信仰明确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党。党从来没有创立前后连贯的哲学……”[3]实际上看，工党官方从未出版过对于社会主义哲学进行阐述的权威性论著，其领导人中专门的同类著作也极为罕见。但缺乏土生土长的理论和理论家及工党不想使自己被当作一个过分空谈理论的党并不表明，意识形态或指导思想是缺乏的、不重要的。实际上，在工党百余年的成长和发展中，政策背后的政治哲学或指导思想清晰可见，渗透到党的活动的方方面面。当然，工党的意识形态不只是包括正式的政治哲学，其形成也并非成文理论发展的结果。所以，考察工党的意识形态不仅要考察它的目标和全部纲领，而且必须立足于其发展实践去把握。
工会主义的确立
工会在工党的建立和发展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工党是由工会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党。虽然工党也吸收个人党员，但数量有限，90％以上的党员是由工会会员提供的。工会和工党的许多领导人也交叉任职。在财政上，工会是工党最大的经济来源。工党的日常活动经费和大选竞选经费主要来源于党费和工会的集体捐助。这种状况就必然使工党在思想原则和政策实践上受到工会的重大影响。
“像英国的工会一样，澳大利亚工会主义的中心原则是：通过把强大的工人运动与议会工党结合起来，可以把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得有利于工人阶级”。[4]“工会主义关注生活的改进而不关心生产手段的所有制……工会主义也关心‘MONEY POWER’，希望控制那些用来剥削普通人或商人的银行及其它一些金融机构”。[5]
工会的这些主张必然要通过其政治代言人——工党体现出来。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工党不仅从纲领上反映了工会的思想主张，而且上台后执行的也主要由工会大会决定的政策，这一点从工党的发展中可以明确看出来。成立之初，工党就接受了工会的许多主张。工党主张用有效的关税壁垒和进口限制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和国内市场、对工人实行产业保护措施、支持限制有色人种入境的“白澳”政策，主张进行产业纠纷仲裁与调解，支持建立面向工人及特殊群体的福利分配制度等。即使工党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多次调整中，工会的主张和要求也一直为工党所重视。20世纪70年代初，工党在下野23年再次执政后，即接受了工会的要求，对工人的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利益的变革。1982年，为争取第二年大选上台，工党与工会达成了著名的“‘收入与物价协议”，成了实际上的大选纲领之一，对后来工党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对付1993年大选，工党在广泛接受工会建议的基础上于1992年又提出了一个介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政策之间的名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纲领，以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在2007年的大选中，为工会所反对的劳资立法又成了工党竞选纲领的主要部分并因此上台执政。
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工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已越出了工会的范围，如作为工人运动传统标志的“白澳”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就正式废除了；对于保护主义原则已出现了广泛的怀疑和激烈的争论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而土崩瓦解；纲领中也出现了环境保护、性别平等这样一些内容，工党作为工会代言人的作用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工党也努力摆脱“阶级党”的色彩，积极以“人民党”的面目出现。但事实是，工人及其家庭和支持者的现实需要仍然是工党关注的重点之一。工会主义的影响之深不言而喻。
曾经的社会主义理想
尽管由于地理环境及当时殖民地社会政治的影响，工会主义在工党成立及随后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从工党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的影响一直存在。如在1890年澳大利亚劳工同盟所采用的关于长远政治目标和近期政策的声明中，传统的社会主义语言和理想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纲领共分三个部分，即关于总目标的声明，有关选举权和宪法改革的一系列具体要求，以及约束其选举的劳工代表的条款，其重点在于总目标的声明。这一部分所列的条款共有以下七点：1.对所有生产资料及所有生产和分配手段实行国有化；2.所有的生产和分配应在政府指导下进行；3.由政府对所有儿童、老人和残废人给予抚恤；4.由政府将为设立、保持和增加国家资本所必须的那部分共有财产储备起来；5.由政府从共同财富中留取设立教育和卫生机构的资金；6.除少部分留下来用于公共目的外，其余的公平地分给全国人民；7.在上述原则基础上重新改造社会，直到社会正义在每个人身上都能得到实现。从这个纲领中可以明确看出，目标的重点显然在于公有制，但取得的方法基本上是通过渐进的改革，这一点可以从列入纲领中的关于公民权和宪法改革的条款中表现出来。
到1901年工党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党建立时，这种意识形态大致一致的宣言在各殖民地已很普遍了。但直到1905年，工党才正式采用了第一个目标：1.基于保持种族的纯洁培养一种澳大利亚情感，在澳大利亚发展一个开明和自治的社会；2.对垄断实行集体所有制，并扩大国家和市政当局的产业和经济职能，以保证所有生产者获取他们全部劳动的所得。
但工党内部的左翼对1905年目标一直不太满意，希望在国有化或社会化方面有更明确的承诺。1921年是工党思想史上重要的一年。这年工党会议前，工会大会先期举行，随后又将大会决议提交工党，以给工党目标注入新的活力。工会大会决议的中心思想是，工党应使其目标纲领及实现方法进一步明确化。工会大会要1919年的整个纲领为如下一个直接的口号——“工业、生产、分配和交换社会化”——让路。这个目标引起了工党历史上最长的、也是最激烈的争论。从当时会议的辩论中可以明确看出，这种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化”的含义是什么；二是将“社会化”实现至何种程度；三是利用什么方法进行社会化。但出于工人运动团结的考虑，这个目标以22票对10票被通过。
如果说1921年目标中关于方法的声明反映出工党愿意采取大胆的步骤去实现其目标的话，那么这种大胆也是有保留的。这可以从以下两点看出：其一是，在采用新目标和方法作为纲领的一部分后，大会却拒绝将这个声明与行动纲领合并在一起，作为工党近期的政策目标；其二是，在部分代表的坚决要求下，大会又通过了一个以布莱克本宣言而出名的动议。动议的内容共有三条：“（a）澳大利亚工党建议，为了防止剥削而实行集体所有制，并且可以实行至而为达到此目的所需的程度；（b）只要私人所有制是一种剥削的手段，工党即反对；（c）但是工党并不打算废除私人所有制，甚至对任何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也不打算废除，只要这种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将它用于对社会有益的事业而不形成剥削。”[6]这就将公有制的实现程度严格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与第一个目标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与其说1921年工党目标对党内的工会主义者或激进派是一个胜利，还不如说它是工党议会派或保守派的胜利。
工党1921年目标如果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话，那也是仅有的比较明确的一次。此后，工党在这个目标上一步步后退。到1927年大会时，反对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新的目标，即：“目标：工业、生产、分配和交换社会化。方法：（a）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利用联邦、州和市政府、议会及管理机构；（b）扩大联邦银行的范围和权力，直至对银行的管理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c）组织和进行合作活动，使工人和其他生产者在对工业的管理、支配中得到锻炼；（d）培养劳工的理想和原则，发展社会服务精神；（e）建立劳动研究和劳动信息机构，建立工人教育机构；（f）按照工党纲领的规定逐步实行改革”。[7]工会的机关报《工人之声报》在其社论中评价说：“很显然，工党不再认为，产业工会主义、工业的国有化、工人管理工业以及成立产业议会是社会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所有这些方面都已从目标中删除了。实际上，这个目标尽管仍意味着对工业实行社会化，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已有所不同，它已经以国家和合作机构代替了由工人参与其中的国有化企业组成的董事会。修改后的目标并没有丝毫的苏维埃的色彩”。[8]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工党大多数时候都处于执政地位，这就为工党初步实施其社会理想提供了良机。在这几年里，工党通过了一系列立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公有企业，实行国有化改革。但总的来看，这些国有化的部门均属基础产业或公用事业，按理也应该由国家管理。这就表明，工党无意扩大国有化的范围或全面实行社会化。所以，工党所推行的国有化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说，都是一次社会改良。
但即使这样，工党的社会化纲领在遭到反对党大肆攻击的同时，也受到了工人运动内部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是工党议员和那些热切关注工党选举的人。他们认为，工党纲领中大胆的、彻底的、绝对化的言词实际上并不代表工党的想法，只能给工党的对手提供口实，使他们好借口来诬蔑工党，指责工党对社会和人民不负责任，这只能吓跑中间部分的选民。另一方面是工党内部的部分天主教教徒。他们指出，每个天主教徒都不支持将此目标作为奋斗目标。如果打算将其作为未来的一种长久性制度……这种制度即与道德和社会正义背道而驰。此时，冷战正酣。在台下苦等了数年之久的反对党自然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吓唬选民特别是一些天主教选民的机会。他们指责说，工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不仅为共产主义“罪恶”打开方便之门，而且比共产主义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工党的所作所为是破坏抵抗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是要牺牲澳大利亚人民的利益。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不仅对一些飘浮不定的选民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工党政治家产生了影响，加之其他一些因素，工党在1949年大选中终于落马，从此开始了其长达了23年之久的在野。
当然，就其思想体系看，工党的社会化纲领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工党的纲领中既少见对资本主义批评的内容或语言，也没有提出判定现存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标准。它肯定反对垄断，也试图削除经济领域中的剥削现象，它也肯定赞成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权力，以及收入、财富和机会，但这些的取得都是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取得。所以，将工党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反资本主义又缺乏充足的理由。工党自己也承认：“不管我们的反对者如何说，自从采取了社会化的目标以来，党的历史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了工党并不主张全面的社会化，也不否认，而且从未否认过，土地或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的权利，甚至希求，只要这种所有权不是用来反对社会利益的。”[9]因此，作为工党最终目的声明，工党的社会主义是模糊的，与其说是赞成那些表面上确认的原则，还不如说它更赞成不太明确的东西，如希望以更大的平等、更多的民主、更大的自由、更广泛的合作等来建立一个公正美好的社会。社会主义对工党来说只是一种罗曼蒂克的东西，一种失去的理论。[10]
民主社会主义的明晰化
1949年工党的下台使党内对社会化目标的分歧更加严重，助长了党内本来就对此目标不满的右翼的反对，而此时新西兰工党政府和英国工党政府的几乎同时下台，更使工党所抱有的理想遭受重大打击。在反对党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攻击的情况下，工党便一步步从其意识形态上后退。这种后退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尽一切努力淡化工党对国有化的允诺，要么宣布国有化不合乎宪法要求，要么是宣布与澳大利亚的社会实际不相符合，没有太大的必要；二是断绝工党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工党领袖奇夫利在1950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明确宣布：“工党纲领中的社会化条款正被我们的对手利用来制造恐怖气氛。我从未发现要放弃这个条款的理由——这就是说，如果对人民生活至关重要的公用事业不是为了人民利益而运行，那么，在对情况做出分析、研究后就应对其实行国有化。需要明白的是，联邦议会的宪法权力是有限的。工党的目标并不是对一切都实行社会化，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做一些事情。”[11]很清楚，对奇夫利来说，国有化并不是工党纲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最后求助于的一种措施。
到1957年大会时，党内对社会化目标的热情已大为减退了。在大会发言中，惠特拉姆不仅宣布国有化不是纲领的一部分，而且认为对于其社会主义战略也是不必要的。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关注建立多种形式的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效率，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社会服务水平，而不应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国有化上。大会最后通过了一个与以往目标很不相同的目标，即“工业、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民主社会主义化——实行至消除这些领域中的剥削及其他反社会现象所需要的程度——并与党纲中规定的行动方法和渐进改革的原则相一致”。[12]很显然，工党已明确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新旗帜，这实际上就标志着作为工党意识形态或指导思想中的社会化的结束，也意味着开始对党所坚持的目标进行反思，使之“现代化”。惠特拉姆在1961年谈到这个新目标时说：“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满足于必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他们应专注于可能或愿意使之国有化部门的竞争。对他们来说，保护消费者与保护雇员一样重要……社会主义者现在更关心创造机会不是强加限制。”[13]
工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转向和调整，不仅与前面提到的工党在选举中的失败有关，而且也是形势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归结起来，主要是这样几种因素：
一是战后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传统产业的没落，新兴产业的崛起，蓝领工人人数大大下降，白领阶层人数迅速上升，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队伍。这些人由于收入较高，生活较为安逸，所以不希望因社会的剧烈动荡影响到自己这种地位。同时，由于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又希望在基本保持现状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进行一些实际的改良。他们的想法和主张必定随着他们力量的增强从工党目标和纲领中表现出来。
二是国外因素的影响，主要是社会党国际和西欧社会党的影响。从社会党国际这个角度看，在1951年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澳大利亚工党也成为其成员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还当选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西欧社会民主党一些领导人的观点必定会给澳大利亚工党以“启迪”。
三是选举机制和社会传统的影响。对于一个在资本主义文化和经济条件下进行改良的政党来说，选举胜利以及与有效的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执政时间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上台执政，没有必要的政治权力，进行重大改革是不可能的，工党在联邦水平上获取执政及拥有必要政治权力的失败实实在在说明这一点。1949年下台直到1983年选举前的34年中，工党上台执政的时间仅为短短的三年，而且在参议院尚不拥有多数。从社会历史传统来看，澳大利亚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崇尚自由和个人奋斗，对民主机制比较赞同。同时，由于远离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的影响始终并不大，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为工会和大部分工人所支持，但他们希望的也只是让生活更美好，而且也并非社会中每个阶层的人都支持这种改革，这一点也可从工党执政并未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中看出来。这就说明，工党若想上台执政，就必须获得选民的支持，而要获得选民的支持，就必须顺应大多数选民的愿望，而要顺应大多数选民的愿望，就必须抛弃或淡化为许多选民所不喜欢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融入社会的大传统中。失败后经过深思的工党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就逐渐靠向了社会的这种主流。
“第三条道路”理念的凸显
工党20世纪50年代后对指导思想的调整应该说取得了成效，直接的反映就是1972年惠特拉姆工党政府的上台。但此时由于战后繁荣的结束，工党政府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在1975的联邦选举中又下台。在新的挑战面前和连续大选失利的情况下，急于上台的澳大利亚工党毫不犹豫地再次开始了调整与改革的进程。在1977年澳大利亚工党全国会议上，惠特拉姆指出，工党改良主义政策必须等到经济环境有所改善后才能进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的发展为工党提供了方法和理由，可以通过扩大公共部门来推动社会改良，而70年代的经济则完全是另一派景象。考虑到经济实际情况和工党的纲领，我们不得不设定稳健的社会目标。他的这一论断得到了工党领导层普遍认同。
工党采取经济理性主义或明确转向新自由主义开始于20世纪80、90年代霍克和基廷执政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阶段代表了工党与以干预主义和公共部门为中心的前惠特拉姆工党政府的彻底决裂。1983年以来，在霍克及基廷的领导下，工党依循经济理性主义制定了许多政策，包括削减关税、澳元汇率的浮动、主要政府设施的私有化、财政紧缩、外国投资制度的自由化和对获得福利的严格控制。与工党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及其政策相一致，在意识形态层面，工党进一步淡化了其传统社会主义色彩，突出党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色彩。虽然工党仍然将公正、平等视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但是在其纲领中，效率被置于优先地位。政治上，工党进一步拉开了其与工会的距离，转而追求一种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合作和社会支持；经济及社会建设上，工党彻底放弃了“国有化”、“社会化”“包袱”，主张民营化和自由化，削减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推行社会福利保障改革。在执政方式上，工党首次明确了党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选举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1996年大选失败后工党举行的多次全国会议上，调整与改革始终成为主线。其表现是：“社会化”、“社会民主主义”这样的概念几乎已经从党纲中彻底消失；在基本价值体系方面，工党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提供安全”、“创造机会”，而不是“民主”。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为工党政府所倚重的经济理性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因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也为下台后的工党重新思考，重新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中适度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将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在社会领域，工党强调，未来的工党政府将通过社会保障为澳大利亚人提供帮助。这种帮助是通过向澳大利亚人提供机会及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技术来实现。换言之，新的保障体系的重点不再是单纯的救助，而是为人们提供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2007年陆克文成为工党新领袖后，就明确宣称，要把澳工党“建设成为现代化、进步和民主的党”，就必须走英国工党的改革之路。这无疑表明，“第三条道路”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工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前行的指南。
小结
从工党政治哲学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20世纪前半期，工会主义的原则一直在工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工党纯粹是一个工会的党或阶级党，其政策的目的就在于为工人阶级及一般劳动者家庭提供保障。社会主义尽管对工党有所影响，但从来未被工党看作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尽管它也声称自己要实现社会化或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它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一步步达到社会拥有或有效控制基础性产业或公用事业，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以公正为原则的社会政策，而非全面推进国有化或公有制。社会主义对它来说只是一种奢侈品，不仅从来没有为工党一致赞同、接受过，而且在理解上也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20世纪50年代后，在国内外形势变动及工党在大选中连续失败的情况下，工党开始了其调整过程，工会主义为更明确的民主社会主义所代替，民主社会主义又为“第三条道路”理论所取代。所以，工党的指导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与社会党国际的理论主张如出一辙。实际上，工党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澳大利亚大陆的一个变种，是工会主义、选举主义、理性主义、民主主义、实用主义等多种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