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183;大众文化#183;文化批评——2003年理论批评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文化论文,大众论文,想象力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文学的理论批评，整体来看，话题很丰富，视野也很开阔，在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生态文艺学”、“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文学叙事的变异”以及小说现状、诗歌现状、网络文学的本质与特点等方面，都有相对集中的研讨和比较深入的思考。但相比较之下，理论领域中有关“想象”问题的研思，文学文化批评中有关“大众文化”现象的论争和有关“文化批评的得失”的探讨，可能更属于该年度颇见新意的理论批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切中着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因而，这篇有关2003年的理论批评的概述，主要以上述三个问题为“点”，并以“点”带“面”地描述其大要。
“想象”问题研讨
文学中的“想象”问题，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被提出和被关注，带有相当的必然性；其主要的缘由，就在于这些年来，在文学创作中，卓具想象力的作品太少，而专注于“反映性写实”的作品太多；而在这背后，则是社会生活的注重实利的趋向，已不断地向文学、文化领域渗透，使得相当多的的文学从业者（包括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在内），不再认真关注文学想象的意义和作用。因之，有关文学“想象”问题的研讨，委实是切中当下文学时弊的理论之举。
洪治纲在《想象的匮乏意味着什么？》（《文艺报》10月14日）的文章里，对于创作现状中“想象”的缺失，所作的描述决非耸人听闻，“占据我们创作主流的，依然是那些满足于对现实生存表象进行简单复制或对历史史料进行记忆性重构的作品”；“而那些真正具有想象力的，充满原创特质和生命自由质色的作品，却越来越显得势单力薄”。他认为：“想象力的匮乏，决不只是意味着作家在艺术思维上的平庸和苍白，而是直接暴露了创作主体对实利化生存原则积极迎合的精神姿态，暴露了他们对艺术探索的潜在抗拒以及艺术原创能力的孱弱，也折射了他们对精神自由这一艺术禀赋的漠视倾向。”他在《想象的溃败与重铸》（《南方文坛》第5期）的文章里，进而阐述了“想象”的要义所在，指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想象，并非只是一种话语表达的方式和手段，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创造形式或形象的思维活动。它不仅可以自由地挣脱人类理性的种种预设，带着明确的感性化倾向，而且呈现出很强的偶然性和和无限的可能性。”“要使创作成功地穿越客观现实的真实幕墙，进入人物潜在的精神空间，作家就必须摆脱日常生活秩序的制约，重构一种人性深处的生存状态，一种更为潜在、也更为丰茂的生命情态”。由此，他坚定地认为：“要真正地激活创作主体内在的艺术创造热情，让文学重新回到人类的精神梦想中来，回到人类自由、博大而丰富的心内生活中来。”“除了大力提高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和人文理想，大力增强作家自我的思想深度与文化素养之外，我认为，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必须重返想象的话语空间，重铸强劲的艺术想象能力。”
张柠在《想象力考古》（《文艺报》9月28日）的文章里，对想象力的问题，进行了溯流探源式的学术“考古”，指出纯正的“想象力”只存在于人类文明的神话时代。从春秋到魏晋，“想象力”越来越专业化，成为专属于文学的事情和作家的职业；在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只是在做着从“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转移，“想象力”问题实际上被长期搁置起来了。他认为，在进入90年代后，“想象力”的“卡里斯玛”残余向商品形态转换，渐渐变成了向“注意力”臣服的“贰臣”。“想象力”在“权力化”、“计谋化”的过程中丧失之后，在同一个时代内部，只有儿童的想象力、民间的想象力还可能存在并葆有其质朴性和原始性。因而，他指出：“想象力的丧失”与其说是个人错误，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反讽。恢复想象力的梦想，靠到想象的源头（自然、民间）去溜达是不管用的。那些经常到民间去溜达的人，其目的当然不是去向传统的民间学习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或在身体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通感”式的关联；而是为了更快、更彻底地脱离自然。民间想象力，成了一些人获取各种权力（包括话语权力、市场权力、政治权力）的工具。这正是想象力虚假繁荣（实际上早已枯萎）的根源。由于历史（即想象力的权力化过程）和现实（即“机械复制”时代、符号经济时代）的双重原因，真正的想象力已经无法通过“创作”得以保存或恢复。因此，理论和批评对想象力的关注，也不可能只盯住几部旧有的、新来的所谓“文学经典”。张柠在文章的最后，既呼唤把“想象力”作为赋予作品以美学意义的重要手段；又倡导以文化研究为途径，“到文学作品之中去寻找、发现这种‘想象力’的表现形式或规律。”
11月1日至2日，《文艺报》与湖南理工学院在岳阳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失去想象力了吗？”的研讨会，会议原想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的意义上，就文学如何找回失去的读者找到出路，但事实上讨论的仍然是当下文学失却“想象力”的种种现象与主要原因。如陈美兰认为，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力削弱，与作家对人类智能的发展、演进的感受不够有关。创作对科技带给人类发展的感应不够，对事物原生状态的改变关注不够。此外，想象力的建立是与深刻的感悟联系在一起的，作家需要努力的，是如何寻求对生活的更深刻的感悟。曹文轩认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差距，差就差在想象力上。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想象力，而是缺乏发现想象力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与作家的知识结构有关，还与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有关。张颐武认为，对想象力的缺失有两种理解，一是失去了想象力，作品因过于写实而流于琐碎；二是想象力的过剩，凌空高蹈脱离社会现实而使想象力变质。解决想象力问题，需要寻求一种与现实的平衡关系，用想象超越具象，保持一种与现实的张力。贺绍俊认为，中国文学有写实的传统，80年代以来，写实创作空前活跃，作家在创作中过分地依赖生活，一些创作往往成了民间故事的实录，这必将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原创能力。陈超认为，当代文学是否失去文学的想象力和文学的想象力的丰富与否，并不是价值判断的标准。现在的问题是想象力的质量和想象力的可信任感出了问题。想象力的可信任感不是真实性，而是灵魂体验的在场。
“大众文化”论争
有关“大众文化”的话题，近年来时有所见。但围绕此话题展开理论上的集中研讨，是从刊于1月23日的《文艺报》上的王先霈、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的文章开始的。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大众文艺是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闲、娱乐等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艺在90年代以后萌生并发展起来，它与主旋律文艺、高雅文艺一起，形成了现时期文艺领域内的三足鼎立。综观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学的有关讨论，对作品思想内涵及审美境界偏高的期望和要求，常常使许多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出版者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与市场生命强度三者难以兼长的情况下，莫可适从，无法自处。我们应该对大众文艺的思想深度的要求适度淡化，给大众文艺减轻负载，让它增强活力，与国外的娱乐产品竞争，将劣质的有害的产品排挤出文化市场。这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是有益的好事。此文发表后，《文艺报》专设了《“大众文化”论坛》专栏，相继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大众文化”问题。
陈燕如的《丰盛的匮乏——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文艺报》3月20日）、盖生的《大众文化：带菌的小众文化》（《文艺报》3月27日），主要就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陈燕如首先肯定，大众文化在“大众的普遍参与”和“平等意识的普及”等方面，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促进人民生活的民主化，形成精神生活表面丰盛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匮乏——我们的人生体验越来越多地成为‘二手’体验，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乃至人与自己内心的直接联系，而是经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文化产品‘间接化’之后的体验”。盖生认为，“当下中国所谓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小众文化”，因为它的消费对象，并不覆盖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下岗职工，而且大众文化是“带菌文化”，“它消解经典文化，给人以商品主义的乌托邦的虚指”，“消费人生志气，制造平庸，甚至恶化艺术及人生境况”。他认为：“对于大众文化，应还其审美的平易性和具有价值蕴藉的双重维度，即民间性、社会性和审美性的高度整合统一。”
赖大仁以《大众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问题》（《文艺报》5月29日）一文，对业已开展的应该大众文化的讨论作了自己的评说。他认为，“大众文化”这个词本身很可疑，又人言言殊。有的人在“以消费为目的，以利润为价值定位，以表达感官欲望和身体快感为特征”的涵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有的人则在“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这背后其实隐含了一个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问题，即“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必然对大众文化给予否定性的批评，而“站在民间大众的价值立场，以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平民化的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来看大众文化，则更多看到其积极的意义。论者认为，应该站在“当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价值立场（要义是现实人文关怀的精神和理性批判的精神），以现代理性精神来看待和评说大众文化。
与“大众文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也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文艺报》就此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讨论。提起这一话题的，先有张永清的《消费社会的文学现象》（《文艺报》8月26日），后有宁逸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文艺报》10月14日）。张文认为，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整体变化，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逐渐淡化，文化的商业属性逐渐强化，这使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学化，文学的产业化和文学的媒体化，成为当下文学的最突出的特征。宁文认为，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淡出，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桎梏，越来越回归文学本身；加之文学在进入消费市场后越来越显示出商品属性，休闲、娱乐功能将成为文学的主要功能，社会技术手段的进步，也使文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形式上也进而走向个人化。这些变化，“必将给文学带来新的面貌，文坛也因之产生新的局面，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张文、宁文中对于文学文化现状基本认同的描述，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随后，欧阳友权、赖大仁、刘松来、傅修延等纷纷著文，指出“文学如果只是一味认同消费主义的发展趋势，完全顺应乃至迎合这种消费主义潮流，放弃应有的价值立场，这只能是文学的自我放逐，或者说是文学意义的自我消解”（赖大仁）；“不管文学如何消费化，文学的国民教育功能不能丢失”（傅修延）；提出要以“强健的文学精神引领和改造时尚”，要“确证崇高或美好的欲望，以抑制欲望失范和对失范的放纵”（欧阳友权等）。
总体来看，这一讨论仍有因不够对位而各说各的倾向。张永清、宁逸是站在现实的文学文化的基点上谈论既有的现象，而欧阳友权等人是站在理想的文学的基点上谈论文学该有的方向。因焦点并未对准，讨论还未在针锋相对的层面上深入进行下去。
“文化批评”论说
进入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因种种原因面临诸多困境，表现出分散、滞后与失语等不景气现象，已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在新时期曾有的辉煌与地位。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一基本状况一直未有根本改变。因而，如何看待文学批评的现状，如何拓展文学批评的路子，重振文学批评的雄风，始终是文学批评界一个经常言说与反复研讨的话题。近期，结合新的文学现实，一些批评家开始思考有关文学批评如何引入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刚一展开，不尽相同的意见就初显端倪。
在第四期《当代作家评论》上，王晓明、蔡翔发表《美和诗意如何产生——从“文化研究”说到文学批评》，就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的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近十年的文学批评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思想活力，在某种意义上，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走在了当时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但是近十年来，中国一些重大问题的提出，几乎都和文学批评无关，它的思想活力在逐渐衰退，提出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在丧失。而在这个时候，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说借助文化研究的眼光，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是有可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某种活力。事实上，由少数敏感的学者（如戴锦华）所率先从事的文化研究，是在面向当代文化现实的新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中逐步发展起来，他们不是鼓吹一些西方的空洞理论，而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深刻敏感。他们实际上是重新回到生活，和社会现实积极发生联系，坚持一种批判精神和立场，并对以往的知识谱系进行重新反思和清理。在90年代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取代80年代人文科学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大行其道时，文学就被隔得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文学和其他三门学科之间的某种桥梁或者说是纽带。他们的文章还由80年代强调人的内心世界的抽象的精神价值，贬低经济的其他的因素，到今天导致了文学与文学批评与现实的严重隔膜，提出了在文学和文学批评中对人的抽象性强调，在实际上导致了对人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丧失的问题，认为在这种抽象化的叙事过程中，个别性往往会成为一种新的普遍性。近年的文学写作，就有一种“抽象的方向”越来越指向所谓的“阶层性”——“新富人”或者“白领”的观念，包括某些女性叙事，但还打着普遍性的旗号。现在要强调的，就是如何在叙事中，“再现”人和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真实性以及人与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丧失如许问题的产生，与知识分子的“阶层性”趋向有很大的关系。一直从事文学批评中的文化研究的戴锦华，在《文化研究的可能》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回应，而且是对激变中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与对新的社会实践可能的探寻；不仅意味一种新的学术时尚的到来，或始自80年代的西方理论思潮的引入及其本土批评实践的又一浪，而且是直面本土的社会现实，寻找并积蓄新的思想资源的又一次尝试和努力，她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始终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同时是一份理论的实践；与其说文化研究的理论旨在提供某种范本，不如说它旨在展示某种形成之中的“传统”——社会批判与别样社会实践的传统，旨在将不同的本土文化研究实践纳入一个全球的参照视野之中。同时，作为一种朝向社会实践的文化实践，文化研究始终是一种越界行动。它拒绝恪守既有的学科建制与学科壁垒，它拒绝学院四壁高墙内的阻隔与间离。相反，它不拒绝一切既有的、可资使用的理论与文化资源。与全球范围之内、正在发生中的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化的过程相反，如果说，存在着一种文化研究的传统与精神，那么它正是跨越学院与学科壁垒，直面思想与社会的挑战。陈源在题为《文学的文化批评与中国资源》的文章中，表达了与戴锦华相近或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与以往的文学批评相比，它的“新”表现在具有观照对象的大文化眼光，从更大范围考察多种文化文本，更大的跨学科运作的施展空间等等方面。这些创新之处的形成与特定语境关系密切。从90年代起出现的由经济基础到政治体制的变革，使文化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这种局面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大众化和多元化。社会经济转型的大潮汹涌，意识形态束缚相对松动，社会生活中大量时效性、消费性行为对文学艺术领域产生震荡效应，大众媒体对文学作品的商业式炒作，使得文学作品的商业价值受到空前的重视。如果说文化场域大众化、多元化只是文化批评言说的背景，那么创作上的新特点则成为文化批评产生的具体诱因。文化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陈思和与杨扬在《文学批评的现状与问题》（8月28日《文学报》）的访谈录中，主要就文学批评的媒体化、文学批评与创作发展的不平衡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也涉及到了他们对于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批评的看法。陈思和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已不能脱离传媒，传媒批评已成为当下的强势批评。但传媒中的文学批评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带，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声音，不能一味跟着传媒跑。传媒对于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对于批评个性的销蚀与同化。而真正的有个性的批评家，要勇于发掘传媒热点以外的东西，要有自己的作为。谈到9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陈思和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不是文学批评。国内现在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现实生活变化非常快，在文学批评还没能对变化了的现实作出有效的思想反映的情况下，文化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地切入现实，对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还不是一回事。文学创作不可能一下子与社会生活贴得那么近，尤其是审美方式，其变化是缓慢的。如果审美方式没有变，你一定要作家、批评家按照某种社会理论的方式来图解生活，那往往是失败的多。文学有自身的功能和变化节奏，要养成一个时代的审美风气意识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要改变一个时代的审美习惯很不容易。所以，我不赞同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批评。但这不是说文化批评不好，在吸收外来思想资源问题上，我觉得倒是应该采取开放的姿态，吸收总比闭关好。而文化研究如真正是从研究问题的需要出发，沉潜到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环境中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不是故弄玄虚，也可以是一种思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