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咸丰论文,词人论文,同治论文,淮海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824—07
在周济（1781—1839）、戈载（1786—1856）之后，江南词坛已形成新的发展格局，浙、常两派对话语权的“焦虑”和“争夺”在弱化，地域性文学群体的包容性似乎表现得更为充分和明显，常州、吴中、嘉兴、杭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词人群体在活动，江北的扬州地区也活跃着一支以蒋春霖、丁至和、杜文澜为代表的淮海词人群体。这是一支以外来流寓或仕宦扬州的词人为主体的文学群体，其活动时间大约在咸丰、同治前后的20年间，活动范围为扬州府的两州（泰州、高邮）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一个南濒长江、北接淮河、东至海隅、运河为其主要交通纽带的地区。关于这一群体的杰出人物——蒋春霖，过去关注较多，对这一词人群体却是缺乏必要的了解，然而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不只是对一些名家思想、行为、成就的述评，更是对这一人物活动的时间（历史背景）、空间（地域环境）和生态（人际交往）的历史还原，本文正是要对淮海词人群的人员构成、文学活动、整体风貌、词史地位进行历史性的还复。
一、一个新的词人群体
关于“淮海词人群”这一提法，首见宗湘文《水云楼词续序》，序云：“同治壬戌（1862）以后，予居泰州数年，兵戈方盛，人士流离，渡江而来，率多才杰。一时往还如王雨岚、杨柳门、姚西农、黄琴川、钱揆初、黄子湘，皆以诗名，而蒋鹿潭之词尤著。”[1](第211页) 而后，冯煦《薲月词序》亦说：“咸、同之交，淮海间多词人。若江阴蒋春霖鹿潭、江都丁至和葆庵、甘泉李肇增冰叔、郭夔尧卿，并为倚声家泰斗。”[2](第128页) 20世纪80年代，冯其庸先生曾辑有《淮海词话》，“以尽收咸、同间淮海词人之遗闻逸事乃至对各家之评骘”[1](第315页)。很显然，在他们看来，咸、同年间的确存在着一支以蒋春霖为盟主的淮海词人群体，到90年代严迪昌先生辑《近代词钞》更明确地提出“淮海词人群”的概念[3](第763页)。
对于这一词人群体活动记录较多的有杜文澜编《憩园词话》和李肇增选《淮海秋笳集》，再结合近人冯其庸先生所辑《淮海词话》，可知这一词人群体大体上是由三类人群组成的——本籍、流寓、仕宦，其中仕宦和流寓者为主体。属于仕宦者有：乔松年（有《萝摩亭词》）、金安清（有《偶园词钞》）、杜文澜（有《采香词》）、方浚颐（有《古香凹诗余》）、宗元瀚（有《颐情馆词钞》）、钱勖（有《双影庵词》）、马书城（性喜填词，无专集）；属于流寓者有：蒋春霖（有《水云楼词》）、周作熔（有《潇碧词》，一名《薲月词》）、周腾虎（有《蕉心词》）、黄之驯（有《宋人词说》）、周闲（有《范湖草堂词》）、周学濬、王荫昌（有《尺壶词》）、黄文涵、姚辉第（《菊寿庵词》）、赵熙文、高望曾（有《茶梦庵烬余词》）、褚荣槐（有《烟花小劫词》）、张熙（有《江南好词》、《平陵主客词》）、姚正镛（有《江上维舟词》）、黄泾祥（有《豆蔻词》）、赵彦俞（有《瘦鹤轩词》）；属于本籍者有：王敬之（有《三十六陂渔唱删存》、《三十六陂渔唱乙稿》）、丁至和（有《萍绿词)，一名《十三楼吹笛谱》）、丁至德、张安保（有《晚翠轩词》）、范凌雙（有《冷灰词》）、吴熙载（有《匏瓜室词》）、汪鋆（有《梅边吹笛词》、《梅边吹笛词续存》）、李肇增（有《冰持庵词》）、王菼（有《受辛词》）、张丙炎（有《冰瓯馆词钞》）、郭夔（有《印山堂词》）、马汝楫（有《云笙词》）、黄锡禧（有《栖云山馆词》、《栖云山馆词存》）、陈宝（有《狂奴词》）。据黄嫣梨统计，蒋春霖交往的朋友达50人之多，上述词人显然不是淮海词人群体的全部，如果作详细的统计，预计这一群体的成员应该在百人以上，但上述所列成员则无疑是淮海词人群体的主体。
这一词人群体，是因扬州之故而聚集在一起的。扬州的文化繁荣有赖于盐业的昌盛和发达，这些词人或多或少都和盐业发生一定的关系，或是依附盐商，或是出任盐官，或是充任幕僚。如金安清由泰州同知擢海安同判，历升至湖南督粮道，同治元年晋两淮盐运使，组织“军中九秋词社”。杜文澜在咸丰年间，曾权泰州分司，任淮北临掣，调海州分司运判，改通州分司运判，后任两淮盐运署淮南总局帮办，前后在扬州、泰州任职十年之久。蒋春霖自道光末为淮南盐官，转为富安场大使，后因丁母忧而去官，一直流寓在东台、泰州、扬州等地，依附盐官金安清、乔松年、杜文澜等。丁至和初幕游大江南北，60岁后归住邗江，时两淮盐运使方濬颐续修《扬州府志》，他被聘为分纂。周熔自幼时随父业鹾，至伍祐，遂家焉。褚荣槐在咸丰丁戊（1857—1858），游淮海间，辛酉（1861）客伍祐，依场大使王如金醉墨幕，后选授为龙游教谕。等等。正如杜文澜所说，“两淮鹾政，聚于扬州，需次盐官，多至数百”，这些盐官中有不少是“颇耽风雅而工长短句者”，“词人依附者亦不少，故词亦盛于扬州”[4](第2939页)。
对于词人群体的考察，除了成员构成的因素外，群体的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把不同社会层次和审美趣味的人聚集在一起，不但为其成员提供了交流和切磋的机会，而且还加深了这一群体的凝聚力，提高了群体成员的表达技巧。淮海词人群体之间多有交际性往来，还开展过不同形式的唱和活动，这些活动的地点主要在扬州、泰州、东台三地，还编选有同人词选（李肇增编《淮海秋笳集》），或翻印同人词集（杜文澜翻刻有蒋春霖《水云楼词》和丁至和《萍绿词》），这些是他们作为一个词人群体存在的标志。因为过去关于这一词人群体的活动记载太少，兹据杜文澜《憩园词话》、严迪昌《近代词钞》、周梦庄《蒋鹿潭年谱》、朱德慈《杜文澜行年考》等大致勾勒如下：
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蒋春霖至扬州，谋任两淮盐官，这是淮海词人群体汇聚扬州的开始。
咸丰元年（1851）杜文澜、蒋春霖订交。时，杜权泰州分司，蒋为富安场大使。这标志着淮海词人群的正式形成。
咸丰三年（1853）秋，两淮盐运使移署泰州。金安清从金陵围城出，述沙洲避雨光景，蒋春霖为赋《台城路》。“时画角咽秋，灯焰惨绿，如有鬼声在纸上。”范凌雙、吴熙载等有七夕之会，各赋《迈陂塘》一阕。
咸丰四年（1854）元日，赵熙文访蒋春霖于富安场，蒋赋《甘州》一阕；二、三月，蒋春霖送周腾虎、赵熙文至杭州，赋《齐天乐》一阕；春，杜文澜、张熙在扬州军府辞别，各赋《长亭怨慢》一阕。冬，杜文澜、蒋春霖再晤于扬州，话黄鹤楼旧游事，杜赋《忆旧游》一阕记之。
咸丰七年（1857）乔松年任两淮盐运使。褚荣槐自此年始客游淮海。徐鼒与蒋春霖、周腾虎订交，并为蒋春霖《水云楼词》作序。九月九，姚正镛、汪鋆、黄子鸿、张安保等为登高之会，各赋《龙山会》一阕。
咸丰九年（1859）春、夏，蒋春霖、褚荣槐、金安清两度相聚于东台。是年起，蒋春霖移居泰州，寻求任职，一直未能起复，从此开始困处泰州八年的生活。
咸丰十年（1860）三月，丁至和请人绘《十三楼吹笛图》，自赋《瑶华》，遍征题咏，杜文澜赋《瑶华》、马书城赋《月下笛》、周作熔赋《声声慢》、张熙赋《解连环》；夏，杜文澜、李肇增、郭夔诸友相聚于泰州，杜文澜赋《万年欢》一阕。李肇增编《淮海秋笳集》十二种由迟云山馆刊印，作者为张安保、范凌雙、吴熙载、汪鋆、李肇增、王荧、张丙炎、黄泾祥、郭夔、马汝楫、姚正镛。这是以本籍词人为主体的一次重要结集。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蒋春霖、郭夔游扬州慈慧寺，仿姜白石而赋《角招》；上巳，丁至和等休禊于莲溪，杜文澜因事未赴；杜文澜、黄文涵再聚于泰州，杜作《好事近》记之；杜文澜编刻《曼陀罗华阁丛书》七种，为吴文英《梦窗词四稿》、周密《草窗词稿》、及自编《古谣谚》、自作《采香词》、《词律校勘记》等，同时刻印蒋春霖《水云楼词稿》、丁至和《萍绿词》，这是淮海词人“三大家”创作和思想的集体展示。
同治元年（1862）春，杜文澜、宗源瀚订交；杜文澜、宗源瀚、丁至和同题《江天晓角图》。秋，两淮盐运都转金安清在泰州组织“军中九秋词社”，以军中生活为题：秋绔、秋枥、秋堠、秋灶、秋镝、秋幢、秋幕、秋角、秋堞，参与社事者为金安清、杜文澜、蒋春霖、宗源瀚、钱勖、黄文涵、张熙、黄泾洋、姚辉第九人。不久金安清被革职，这是淮海词人群体活动的顶峰，也是淮海词人唱和活动由盛转衰的标志。
同治三年（1864），杜文澜奉调至安庆，从此改任他职，结束了他在扬州、泰州、东台的唱和活动。
同治四年（1865），金眉生还居扬州，赋诗索和，蒋春霖赋《扬州慢》；蒋春霖送宗源湘入都，赋《角招》；蒋春霖为杜文澜题《忆旧游·杜小舫从军纪旧图》。
同治七年（1868）蒋春霖卒，淮海词人群体活动亦逐渐风流云散。
通过以上描述，大约知道淮海词人群体的活动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各地词人汇聚扬州，蒋春霖、杜文澜先后到淮海地区任职是其标志。第二阶段，自咸丰十年，蒋春霖移居泰州，这是淮海词人群体活动最兴盛的时期。第三阶段，同治七年，蒋春霖去世后，其他淮海词人还在活动，但已失去往日的繁华，诗词唱和活动亦趋消歇。
如上所云，淮海词人群体成员有百余人，主体亦有40余人，然词坛柱石则非蒋春霖、杜文澜、丁至和三家莫属，这三家代表着盐官、流寓、本籍三类人群。金吴澜为重刻本《校注宋七家词选》撰序说：“咸丰丁巳（1857），（杜文澜）方伯与蒋鹿潭鹾尹、丁葆庵明经往来，两君皆精词学，不免故技渐痒，相与讨论。其时，方伯偶一为之，亦未善矣，岂知方伯专心讲求数月，而为鹿潭、葆庵所钦佩。”已说明三家在准海词人群中的重要地位，近人周曾锦也认为蒋鹿潭、杜文澜二位在清词史上地位极为重要。“天挺二老于咸同之际，亦词界之中兴也。”[5](第4645页) 但是，他忽略了丁至和在淮海词人群中的重要性，谭献说过“萍绿与水云齐名”[6](第255页)，严迪昌先生也认为“咸丰之际，淮扬、东台一隅，集合之词群活动为近代词史重要关目，丁至和与蒋春霖齐名当时，联同杜文澜等倚声酬应，构成中坚”[3](第763页)。
二、一个注重研讨声律的词人群体
扬州，曾是南宋大词人姜夔游历过的地方，他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绝唱——《扬州慢》，也为扬州词坛留下了研讨声律的风尚和传统。雍正、乾隆时期，以厉鹗为首的邗江吟社，便是一个推重姜夔、讲求声律之美的词人群体。在嘉庆、道光时期扬州也有一群词人在活动着，他们是流寓扬州的凌廷堪和籍属扬州的焦循、江藩、秦敦夫等，这些词人也是乾、嘉时期清代三大学术流派之一——“扬州学派”的重要成员，他们的创作在总体上体现了一种学人之词特征——填词严守声律，这正是扬州词坛的地域风尚。
众所周知，凌廷堪祖籍虽为安徽歙县，出生地却在海州板浦场。他自言少时以填词自娱，尤为服膺精于音律的南宋词人姜夔，故填词严守声律，并注明宫调。其弟子张其锦《梅边吹笛谱序》谓：“吾师之词，不主一家，而尤严于律。”江藩，扬州甘泉人，曾受业于吴县惠栋、余萧客、江声，博综群经，但亦善填词。顾广坼《扁舟载酒词跋》云：“子屏于词乃余事之余事，而《扁舟载酒》一卷，清真典雅，流离谐婉，追《花间》之魂，吸《绝妙》之髓，专门名家，未能或之先也。特是读者知其辞句之美易，知其字字入宫难。”秦恩复，字敦夫，扬州江都人。《续修扬州府志》卷九云：“（恩复）性喜填词，每拈一调，参考诸体，必求尽善，无一曼声懈字，著有《享帚词》三卷。”秦氏是扬州有名的藏书家，自称家有藏书二万余卷，曾校刻《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词源》、《词林韵释》、《凤林书院草堂诗余》为“词学丛书”，其中《阳春白雪》是由他首先发现的，《词源》也是他据元钞本补足的全本。对于这部丛书的词学史意义，颐千里《词学丛书序》是这样评价的：“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来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而太史为功于词者非浅鲜也。”
上述数家，于词并非专诣，填词亦其余事，但他们对词律的熟谙和讲求，对咸、同时期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淮海词人群应该是有影响的，真正对淮海词人群词学思想发生直接影响的是王敬之和秦巘。王敬之（1777—1856），字宽甫，扬州高邮人。有《词律》校本，曾与戈载拟为《词律订》、《词律补》。秦巘（1792—1853），字玉笮，号绮园，扬州江都人。有《词系》20卷。王敬之词律之书虽未克成，但《词系》很幸运地被秦氏后人完整地保存下来。秦巘在词律方面有着比较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父便是《词学丛书》的刊刻者秦恩复，在《词系·凡例》中秦巘阐述了他编纂《词系》的动机及其对词律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明末清初的各家选本或词谱，“讲声调者不稽格律，纪故实者或略宫商”，只有万树的《词律》“纠讹驳谬，苦心孤诣，允为词学功臣”。但是，万树《词律》亦有罅漏，归结起来就是“四缺”（宫凋不明，调下不载原题，专以汲古阁《六十家词》、《词综》为主，调名遗漏甚多）和“六失”（不论宫调，专以字数比较；所录之词，任意取择；调名原多歧出，务欲归并，而考据不详，颠倒时代；所据之本不精，字句讹谬，全凭臆度；前后段字数，必欲比同，甚至改换字句以牵合，缺失殊涉穿凿；《图谱》等书，原多可议，哓哓辩论，未免太烦[7](第1—2页)）。他编《词系》即是要对万氏《词律》作拾遗补缺、纠讹驳谬的工作，这也是便于后代的填词者能够严格地遵守唐宋词律。正所谓“倚声者，依其声而填之也；填词者，按谱而缀词也”[7](第3页)。
杜文澜在多年创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于咸丰十一年（1861）完成了《词律校勘记》二卷。在校勘记卷首之序文，他谈到自己的《词律校勘记》，便是在王敬之和秦巘相关研究的基础进行的，还详细地阐述了他主张填词必须守律的思想，以及万树《词律》对于转变清初填词风气的重要意义：“元明以来，宫谱失传，作者腔每自度，音不求谐，于是词之体渐卑，词之学渐废，而词之律则更鲜有言之者；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七百年古调元音，直欲与高筑嵇琴，同成绝响。使非万氏红友以《词律》一书起而振之，则后之人群奉《啸余》、《图谱》为准绳，日趋于错矩偭规，而不能自觉；又焉知词之有定律，律之必宜遵哉？”这一思想和秦巘的观念可谓一脉相承，他不但提出填词必须守律的基本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贯彻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他说：“余少好为词，服膺此帙，研究之际，旁及他书，偶有发明，笔之简首。岁月既久，所记遂多，编次上下二册，名曰《词律校勘记》。”在其晚年所撰《憩园词话》里，他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说明：“今之为词者，必依谱律所定字句，辨其平仄。更于平声中分为入声所代，上声所代；于仄声中分为宜上、宜去、宜入，音声允洽，始为完词。若谓既不能谱入管弦，何妨少有出入。藉宋、元、明人误声误韵，以自文其失律失谐，则且贻误后人，不如勿作。”[4](第2852页) 与其勿作，作则切不可有词律失谐之弊，正表明了杜文澜对词律之严格恪守的慎谨态度。
杜文澜在泰州时期填词渐多，是受到蒋春霖、丁至和的影响的。尽管现在无法找到具体材料说明蒋春霖、丁至和对词律问题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杜文澜编纂《词律校勘记》应该是征求过他们的意见的，他刊刻《词律校勘记》的同时，还刊刻了蒋氏《水云楼词》和丁氏《萍绿词》，当然也会将其他词籍如《词律校勘记》向蒋、丁二人作一番介绍，或者作一点大胆的推测，《词律校勘记》可能是杜文澜、蒋春霖、丁至和合作完成的作品。蒋春霖、丁至和填词慎守声律也是公认的客观事实。丁至和词集《萍绿词》又名《十三楼吹笛谱》，充分地说明他认识到填词必严守声律的特点。“其为词寖馈南宋，吸白石之神髓，而又得力于草窗，其佳处有玉田所不及者。协律极细，每拍一解，或十数日而后定，或十数月而后定，斤斤然蕲与古人相吻合，志亦专矣。”[4](第2927页) 蒋春霖虽未刻意求律之工，但填词往往能自然合律，达到人巧胜天工的效果。何咏《水云楼词序》云：“鹿潭所作，于九宫七始八十四凋，不差累黍。而能天机开合，六情谐畅，别具工倕，自成馨逸。视夫胶柱聆音，引绳约尺，目论一孔，技穷三变者，不啻水观海而泥忆云矣！”[1](第149页) 同治四年（1865），鹿潭携黄婉君泛舟黄桥，“望见烟水，益念乡土，谱白石自度曲一章，以箜篌按之”，便是蒋春霖深谙词律的有力证明。周梦庄先生说，“鹿潭善品箫，每得新词，即命婉君倚声歌之，大有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之风韵。”[8](第114页)
至于其他淮海词人，论词填词也都是比较注重声律的。何咏《水云楼词续序》曰：“夫倚声一道，厥工南渡。后有作者，等诸自郐。清词丽句，或嗤以声律无准。引商刻羽，则失之葩采不流。学者病焉，蒙有述矣。善乎休文之答韩卿！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舛，诚祛惑之丹沙、摛词之藻镜也。”[1](第149页) 这说明他们已认识到填词守律的重要性，他们如是说，亦如是作。如丁毓生：“词笔清圆，讲求律法，绝无叫嚣之习。”[4](第2929页) 张熙《法曲献仙音》（风荻秋收）起首二句，用入声处，考律极细，煞费苦心，气脉亦甚深厚。余石庄和丁至和《木兰花慢》、《齐天乐》二词，“刻意求工，镂金错采，多清脆之音。而于藏暗韵，用去上，均甚谐协”[4](第2931—2932页)。周学濬不仅素工填词，而且辨律甚细，深谙词律之学，当他听说杜文澜意欲重刻戈载《宋七家词选》，特地致书杜文澜，指出：“顺卿好改宋词本字，如梦窗《高阳台·咏梅》结句‘叶底青圆’，谓梅子也，改‘青’作‘清’，便失本意。又《满江红·过淀山湖》云：‘浪摇晴栋欲飞空’，语极生动，改‘栋’作‘练’，则索然矣。”[4](第2939页) 后来，杜文澜重刻《宋七家词选》，依宋人用韵协律实际，指出了戈载随意更改之处，并将戈氏臆改之处一一更正过来，使得各家词得以恢复其真实面貌。如果对词律之学一无所知，显然是无法知晓《宋七家词选》对宋词的臆改之病的。
三、一个以凄怨幽咽为美的词人群体
淮海词人群在形式上讲求声律之美，在内容上则推重沉郁忧怨之美，他们的创作或抒漂泊沦落之感，或状羁旅行役之苦，或感时态世事之乱，总体上有一种凄怨幽咽的审美特征，反映出在咸丰、同治之际中下层知识分子遭遇乱世时的真实心态和生活情状。
我们认为，生活在咸、同之际的淮海词人群，有点类似于生活雍、乾之际的扬州浙派词人群。他们大多是因为生计的原因，从外地流寓并汇聚到扬州，依附于盐商或盐官，在社会上没有显赫的身分（当然也有金安清、乔松年、杜文澜这样的达官显宦，但数量不多），但他们在艺术上却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和品位，仕途上的不顺或个人遭际的不偶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使他们的作品里充溢着浓郁的愁苦之声。杜文澜为褚荣槐作序称：“二梅以跅弛之才，久困场屋，复值粤寇之乱，家室流离，抑塞悲郁之感，悉于诗古文词中发之。”吴鼒为蒋春霖作序亦谓：“蒋生鹿潭，承明不遇，作吏淮东，驵侩与居，踞觚灶北。芰衣荷裳，羌修能之自挈，霓旌玉块，指潜渊以为期。一夕相思，八公招隐。孰海唱之孤愤，答鬼语之幽修。有河上之同歌，吹参差兮自诉。又况帘雨阑珊，念家山于破后；衍波迢递，怅环佩之来迟。鸠媒媭詈，伤如之何！”[4](第174页) 王之春在谈到《淮海秋笳集》的总体创作特征时说：“都为哀怨之音，盖因兵燹仳离，有感而作也。冰署（李肇增）自序有云‘雍门之操，非媚赏于聋俗，车子之奏，期躐佞于温胡，苦调文心，是所望于觚俞之听也’。”[9](（卷二) 他们或是有个人的“承明不遇”，或是感时事之“魂惊鼙鼓”，故发而为诗文则多“苦调文心”，为“哀怨之音”，为“海唱之孤愤，鬼语之幽修”。
淮海词人群体的“哀音”“苦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其作品中颇多地流露出漂泊流离之苦楚，这一词，人群体大多有着比较普遍的漂泊流转或辗转为官的生活体验。蒋春霖幼时随父到荆门，成人后为求仕奉母游京城，从31岁起又流寓到淮南，在苏北东台、泰州等地漂泊达20年之久，异乡漂泊之感和怀思故园之叹也伴随着他的一生。如《甘州》（怪西风偏聚断肠人）一词，起首一句从背景说起，在萧瑟秋日，两位“双鬓都华”的断肠人异乡相遇。旧友重逢应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作者却将它放置在“晴空随叶、吹落平沙、梦次窗纱”的背景里，人为地设置了一种表达凄冷意绪的氛围，而后就是两位天涯沦落人在巴山夜雨中对床夜语。紧接着下来由写景转入抒情，由对眼前之景的描写转向对往日之事的感慨，20年前两人曾在黄鹤楼上赏月叙情，而今却是同为天涯沦落人——“共飘零千里，燕子尚无家”。最后，词人以“看青衫、写恨入琵琶”、“把悲秋泪，弹上芦花”作结，为全词抹上一层凄怨悲凉的色彩和情调。这是外地词人因生活的原因流寓到扬州，而本籍词人也会因为生计的原因流寓到外地，在他们的作品里同样流溢着这样一种天涯沦落之感。如张安保《长亭怨慢》：“顿尝尽、飘零情绪。篷背潇潇，漫天寒雨。被冷无眠，五更心碎、向谁诉？倦游词客，禁不起长羁旅。况一叶扁舟，怎载得离愁千缕。薄暮望湖天，绵缈剩有几株树。灯昏酒冷，一弹指，故人何处？愿化鹤振翮君前，怕沾湿褵縰。只羽，纵说与知音，谁识此时心苦。”汪鋆《兰陵王·落叶》：“回头盼乡国，正寒触单衣，声入只屐。西风聒耳传消息。望废戊烟远，洞庭波阔，惊心天地换曩昔。感怀到诗客。谁觅径幽僻。念短鬓萧骚，身世狼藉。飘零，宋玉伤秋色。况广漠飞雁，败垣鸣蟀，文章如此。更使我、暗旅魄。”都是如此。而作为出仕扬州的盐官杜文澜，因为长期宦游、羁旅行役、漂泊异乡，免不了也会有流离之苦和乡土之思。比如《壶中天·海陵道中》一词，写他在外乡看到的不是新鲜的景致，却是西风凋敝的凄寒景象——暝鸦、归帆、秋雨、篷窗，这本是乡思者昕表现的常见意象，而作者的思绪却跨越千里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念故里天寒，荒桥水长，目断鸳湖路”，还想象家乡父老正在翘首以待游子的归来：“甚日归来还一笑，长伴渔汀鸥鹭”，一般心绪，两样离愁，思乡者和思念游子的父老内心世界都生动地表露出来。
淮海词人群体的“愁声”“苦调”还表现为对动乱时局的关切，他们生活的时代虽日承明，实为乱世，外有列强数度侵犯，内有农民起义蜂拥而起，特别持续十多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让持守正统观念的封建士人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危机四伏。最著名的作品是蒋春霖的《台城路》：
惊飞燕子魂无定，荒洲坠如残叶。树影疑人，鸮声幻鬼，欹侧春冰途滑。颓云万迭。又雨击寒沙，乱呜金铁。似引宵程，隔溪磷火乍明灭。江间奔浪怒涌，断笳时隐隐，相和呜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湿，一饭芦中凄绝。孤城雾结。剩羂网离鸿，怨啼昏月。险梦愁题，杜鹃枝上血。
在作者的笔下，昔日繁华的金陵城变成了一座鬼城，其状金陵烽火流离之情形恍如亲历，亦如诗人自谓“如有鬼声在纸上”，陈廷焯为之评曰：“绘声绘影，字字阴森，绿人毛发，真乃笔端有鬼。”[11](第470页) 这类作品还有《甘州》“洪彦先与秦淮女子有桃叶渡江之约，未果而金陵陷，不可寻问颖”、《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自金陵来者，感赋此解”、《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陷贼中数月，今春见于东淘，愁蛾篷鬓，不似旧时矣”、《踏莎行》“癸丑三月赋”等，有如杜少陵之《三别》和白太傅之《三吏》，谭献为之评曰：“咏金陵沦陷事，此谓词史。”[6](第246页)。而描绘战争之情状的，在其他词人笔下也时有表现。如张安保《念奴娇》上阕云：“菊花开了又匆匆，轮到重阳佳节。满地平芜斜日冷，何处登临眸豁。古树盘鸦，西风唳雁，战垒人、争说萧条遗迹。至今犹想芳烈。”范凌雙《水调歌头》下阕云：“疏蝉唱，孤鹤警，傍高楼苍天。何事沉醉，不死欲何求？那有谪仙游戏，纵使金丹服食，无地可忘忧。回首眺城郭，兵气作云浮。”“战垒人、争说萧条遗迹”、“回首眺城郭，兵气作云浮”等词句，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争阴云之浓厚和深重。
别说太平军控制下的南京是如此，哪怕是江北的扬州也逃避不了战争的厄运，起义军三次出入扬州城，也把战争的烽火带到了扬州，它如南京一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芜城”。扬州的今昔变化在这些士大夫的心灵深处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蒋春霖亦有词记其事，其《淡黄柳》曰：
寒枝病叶，惊定痴魂结。小管吹香愁迭迭。写遍残山剩水，都是春风杜鹃血。自离别。清游更消歇。忍重唱、旧明月。怕伤心、又惹啼莺说。十里平山，梦中曾去，唯有桃花似雪。
周梦庄先生将这首词系于咸丰五年（1855），这恰好描写的是太平军退出扬州城后的芜城景象，这类写扬州“芜城”之情状的词，还有吴熙载作于咸丰三年（1853）的《扬州慢》写自己乱定回家：“道是还家，寻疑重梦，黄埃绕遍归程。认荒园独村，剩几点余青。自歌吹繁华日久，干戈儿戏，民不知兵。念苍生谁问？空教重做芜城。”今昔对比中呈现了乱后扬州城的荒凉景象，言辞之恺切，情感之深沉，实不亚于老杜写安史之乱后的情状。另外，姚正镛作于咸丰六年（1856）的《莺啼序》也是一首写扬州乱后景象的长调，不亚于鲍照的《芜城赋》：“荒城绿芜又满接，昏鸦成阵。嗟雉堞寂寞，灯火不倦，黯黯残暝。有是处，天涯寒食，催归无语魂先凝。莫重提，佳丽扬州，六朝金粉。紫陌楼台，平畴荠麦，且向斜阳认。”其所抒写之感伤情怀又有似姜夔的《扬州慢》，“终古垂杨，犹自青青”一句赋情深沉，大有“明月不知人有恨”之感。
总的来说，无论是写个人之飘零，还是状时势之孔急，淮海词人群都喜欢使用冷色调的语辞，大量运用凄清的意象，营造一种哀感无端的意境。他们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离乱决定，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热烈的情感和思绪，有的只是忧时念乱的情怀和个人在社会动乱环境里的无奈，所以他们在取径上比较接近白石、草窗一路清幽凄厉的格调，作品里表现出来的亦是一种凄怨幽咽、吞吐不尽的美。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对咸丰、同治时期的淮海词人群有一个大致的认知，这是一群生活在衰世环境里没有显赫社会身份的“寒士”群体，他们的活动地域——扬州的倚声传统让他们走上了注重研讨声律之途，而他们生活的乱世环境——太平天国战争又让他们的创作充满着浓厚的感伤色彩。
收稿日期：2007—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