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刘孝标徐悱作品之作时辨——《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异议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作品论文,之作论文,异议论文,及其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9）03-0006-06
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在《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一文中云：“我们可以确切地肯定：刘孝标的两篇‘论’和一篇‘书’及陆佳的两篇‘铭’都作于沈约逝世以前。徐悱那首诗，亦肯定作于天监年间，虽不能确定作于沈约死前，却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1](p167)这里所说之刘孝标的两篇“论”和一篇“书”，指《辨命论》《广绝交论》《重答刘秣陵沼书》；“徐悱那首诗”，指《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此即《文选》收录刘孝标与徐悱的全部作品。不过，曹先生此说多有可议之处。其实，“可以确切地肯定”《辨命论》与《重答刘秣陵沼书》的，是其不可能“作于沈约逝世以前”；而徐氏此诗是否“作于天监年间”，尚难“肯定”，遑论其“作于沈约死前”。今具体辨析如下，不当处，祈正之于海内外之方家云。
一、关于《辨命论》的写作时间
（一）《辨命论》非作于“天监初至七年以前”。
《辨命论》作于“天监初至七年以前”说，出自曹先生。其云：
此文开头一段云：“主上尝与诸名贤言及管辂，叹其有奇才而位不达。时有在赤墀之下，预闻斯议，归以告余。余谓士之穷通，无非命也，故谨述天旨，因言其略云。”这里的“主上”指梁武帝。据《梁书》本传：“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关于梁武帝不用刘峻的原因，《南史·刘峻传》还有更详细的记载：“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这件事，范云尚在，据《梁书·武帝纪》中，范云卒于天监二年五月，则此事当发生在天监元年至二年四月之间。《梁书·刘峻传》则称“天监初，召入西省……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不管《梁书》与《南史》所载有何不同，但《梁书》说刘峻“入西省”在“天监初”，与《南史》所载合。又据《梁书·武帝纪》中及《安成王秀传》，安成王秀为荆州刺史在天监七年（506）。《辨命论》之作，既为寄托其不遇之慨，而且是在听到“赤墀之下，预闻斯议”的入告知他梁武帝论管辂之事，则其时刘峻尚在建康，应是天监初至七年以前作。[1](p164～165)
乍一看，此说十分精细缜密，无懈可击。然实际上，其“应是天监初至七年以前作”云云，乃漏读所致。考《南史》刘峻本传云：“安成王秀雅重（刘）峻，及安成王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初，梁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2](卷四九《刘怀珍列传》附)两相比较可知：《南史·刘峻传》之“武帝每集……”前有一“初”字，而曹先生忽之。本来，这里的叙事非常清楚：1.“安成王迁荆州……使（刘峻）撰《类苑》”，此始于天监七年；2.通过一“初”字，插叙此前之事，其时卒于天监二年五月的范云尚健在；3.“及峻《类苑》成”（天监十五年）以下，回应前面的“未及成”，并着重写刘峻何以著《辨命论》。又，《辨命论》开篇之“主上”确是“梁武帝”；而据“此文开头一段”所说，虽知刘峻作《辨命论》时“在建康”，然据《南史》刘峻本传所说，其“在”却非“未离去”（参后）而是“已回来”。而由于范云卒于天监二年五月，故知“初”所追述之事发生在天监元年或二年，即距梁武帝“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其《类苑》之天监十五年，已过了一纪多。又，据“峻《类苑》成……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① 以高之，竟不见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说，可证《辨命论》成于天监十五年或稍后。
（二）《辨命论》非作于“天监八年或稍后”。
《辨命论》作于“天监八年或稍后”说，出自罗国威先生的《刘孝标集校注》。罗先生云：“（刘）峻撰《类苑》成在天监八年，此论② 之作，亦当在天监八年或稍后。”[3](p50)原注：“详《山栖志》注［一］。”其《山栖志》注［一］云：“孝标为荆州户曹参军，当始于天监七年。编撰《类苑》，亦当始于是年。翌年《类苑》成（原注：“孝标友人刘之遴《借类苑书》有‘安能闭志经年，勒成若此’之语。”），则《山栖志》之作，当在天监八年至九年。”[3](P154)
按：此有所未照之说也。“经年”既可指一年，亦可指多年。后者如《南齐书》“王文殊……父没虏，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余年。……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没獯庭，抱终身之痛，专席恒居，衔罔极之恤。服纻缟以经年，饵蔬菽以俟命……’”[4](卷五五《孝义列传（王文殊）》）与《梁书》“（何）远耿介无私曲，居人间，绝请谒，不造诣。与贵贱书疏，抗礼如一。……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居数郡，见可欲终不变其心，妻子饥寒，如下贫者。及去东阳归家，经年岁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其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5](卷五三《良吏列传（何远）》)及白居易《长恨歌》“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和柳永《雨霖铃》“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以至今人邢宇皓的“斗室无华，经年未饰，足见主人并不以外物萦怀”[6]中之“经年”，等等。因之，“经年”一词所指如何？得视具体情况而定。据我们前面所引《南史》刘峻本传之“安成王秀……使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及峻《类苑》成……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说考之，刘之遴所说的“经年”，显然是指多年，故罗先生之说难以成立。③ 同样的道理，据此“经年”无法推断《山栖志》之作时。至于“翌年（笔者按：指天监八年）《类苑》成，则《山栖志》之作，当在天监八年至九年”云云，则先后颠倒矣。罗先生本引《梁书·刘峻传》之“安成王秀……使（峻）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为《山栖志》……”《类苑》未及成而为《山栖志》，《梁书》《南史》刘峻本传均说得非常清楚，不知罗先生何以致此？
（三）《辨命论》非作于“天监十一年”。
《辨命论》作于“天监十一年”说，出自曹道衡、沈玉成两先生合撰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刘峻”条与《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刘峻仕历》篇。其前者云：“（天监）七年，安成王萧秀为荆州刺史，引为户曹参军……天监十一年入建康，著《辨命论》。”[7](p128)后者云：“《辩命论》序云：‘主上尝与诸名贤言及管辂，叹其有奇才而位不达。时有在赤墀之下，预闻斯义，归以告予。’是峻当时仍在建康。萧秀于天监十一年自郢州调入建康，时峻亦随入④，或梁武又怜才而令其东掌石渠阁，因得闻有关管辂之议，乃作《辨命论》。”[8](p525)这与我们上面所引曹先生之作于“天监初至七年以前”说甚异。然据前面所引《南史》刘峻本传之“及峻《类苑》成……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竞不见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云云辨之，不言而喻，是说亦非。另外，即使无《南史》此说，据《梁书》卷二《武帝本纪中》之“（天监十一年）十二月己未，以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安成王秀为中卫将军”的记载，孝标之著《辨命论》，恐亦非其“随入”建康之当年。
综上所述，以上三说皆非；《辨命论》成于天监十五年或稍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何融在1949年发表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一文的“《文选》中时代最晚之作品为刘竣之《辨命论》”虽未为得（详后），然其说“《辨命论》之作不早于天监十五年”[9](p111)，⑤ 则极是。
二、关于《重答刘秣陵沼书》的写作时间
何融认为《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作于“天监十三年后”、《辨命论》作于“天监十五年后”，而置《重答刘秣陵沼书》于前者之前，推测其作于“天监？年”。何先生如此系《重答刘秣陵沼书》，大误。考其所以如此，盖因仅据《梁书·刘沼传》“天监初，拜后军临川王记室参军，秣陵令，卒”[9](p110～111)之记载，而不知检《梁书·刘峻传》所说⑥。曹先生云：“《重答刘秣陵沼书》，当作于《辨命论》既成之后。”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梁书》之“论成，中山刘沼致书以难之，凡再反，峻并为申析以答之。会沼卒，不见峻后报者，峻乃为书以序之曰”[5](《文学下·刘峻传》)云云，可为明证。然曹先生之“据《梁书·文学·刘沼传》说刘沼‘天监初，拜后军临川王记室参军，秣陵令，卒。’……详《梁书·文学传》语气，刘沼之卒，距出任秣陵令时间亦不太远。那么此书写作时间，当亦在天监七年赴荆州以前”[1](p165)说，则未为得。如上所述，《辨命论》成于天监十五年或稍后，因而刘沼既然“致书以难之”，其卒便绝不会早于天监十五年。同一道理，写于沼卒后之《重答刘秣陵沼书》，其更不可能早于天监十五年。因之，曹先生之“详《梁书·文学传》语气……亦不太远”云云虽合情理，然合情理者，却未必是事实。如《晋书》云：“（陆）云……吴平，入洛。（陆）机初诣张华，华问云何在。机曰：‘云有笑疾，未敢自见。’”[10](卷五四《陆云传》)同样的，详其语气，此“入洛”当吴被平后不久。然实际上，此乃“吴平”十年左右后之事⑦。何况，根据刘沼“致书以难”《辨命论》考察，《刘沼传》之“天监初”，很可能是“天监中”之失，或“卒”前应有“天监中”或“久之”而漏写。
又，罗先生断“此文当作于天监八年或稍后”[3](p40)，亦非。所以如此，乃因其误刘之遴“安能闭志经年”之“经年”为一年，进而误断《辨命论》成于天监八年或稍后之连带所致。
三、关于《广绝交论》的写作时间
（一）《广绝交论》非作于天监七年。
《广绝交论》作于天监七年，这是学术界普遍的看法。考持是说者的理由主要是《梁书·任昉传》明确地说昉天监七年卒于新安太守任上，而《广绝交论》有“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诸语。或又据《南史》卷五九《任昉传》之“（昉）有子东里、西华、南容、北叟，并无术业，坠其家声。兄弟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著葛帔
裙，道逢平原刘孝标，泫然矜之，谓曰：‘我当为卿作计。’乃著《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进而断其作于天监七年冬。
然在我们看来，是说乃建立在误解文献的基础上。《礼记》卷六《檀弓上》载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郑玄注：“为师心丧三年，于朋友期可。”孔颖达疏：“草经一年陈，根陈也。朋友相为哭一期，草根陈，乃不哭也。……张敷云：‘谓于一（成）［期］之内，如闻朋友之丧，或经过朋友之墓及事故须哭，如此则哭焉。若期之外，则不哭也。’”[11](p1275)而任昉不仅是“海内髦杰，早绾银黄，夙昭民誉。遒文丽藻，方驾曹王；英踌俊迈，联横许郭”，而且“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盖辐凑，衣裳云合，辎軿击
，坐客恒满。蹈其阃阈，若升阙里之堂；入其隩隅，谓登龙门之阪。至于顾眄增其倍价，剪拂使其长鸣，彯组云台者摩肩，趁走丹墀者叠迹。莫不缔恩狎，结绸缪，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12](卷五五《广绝交论》)因之，“繐帐”悬时，门自当多“渍酒之彦”；坟即“宿草”，野恐犹未绝“动轮之宾”。然实际情况却反是：“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易言之，这里的“繐帐犹悬”“坟未宿草”云云之表时功能，已被置换成形容任昉生前的故旧、门生对其连起码的礼数也无，而非《广绝交论》的撰写距任昉去世不及一年。因之，仅就此而言，昉卒不及一岁，可以如是说；昉卒已逾年，同样可以如是说。
另外，持此说者，还忽略了任昉“诸孤”在守丧期间是不可能“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的这么一个细节，而此对考本论写作时间至关重要（详后）。
（二）关于作于任昉死后不久至天监十年说。
是说出自曹先生，其云：
至于《广绝交论》，写作较晚，当在刘峻离开荆州以后。据《梁书·任昉传》，任昉卒于天监七年，当时他为新安太守。死后“诸子皆幼，人罕赡恤之”，所以刘峻为此作论。按：新安治所在今浙江淳安西，靠近皖浙省界；东阳在今浙江金华。刘峻离荆州去东阳，途经新安，见到任昉诸子流离之状，当属任昉死后不久。《广绝交论》中有“繐帐犹悬，门罕溃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诸语，说明作文时距任昉之死不会太久，其写作时间最迟也应在天监十年（511）左右。因为据《梁书·安成王秀传》，天监十一年，萧秀已被调回建康……而刘峻离开荆州，则在萧秀回建康以前。[1](p165)
按：《文选》所收刘峻三文，以此文的写作时间为最早。因之，“较晚”云云，显然失考。此其一。其二，如上所述，“缚帐犹悬”“坟未宿草”云云，其指向的是任昉的友朋，尤其是曾受任昉提携的晚辈对任昉之薄情，而并非指任昉去世到《广绝交论》撰写的时间。因此，据之以考察《广绝交论》写作时间，其本身便有问题。其三，“刘峻离开……”说比“繐帐犹悬”“坟未宿草”云云近是。不过如上所述，1.萧秀调回建康在天监十一年十二月，故最迟可在天监十一年而非十年；2.更重要的是，“昉死后不久”，其诸子因守丧是不可能“流离”的。
（三）《广绝交论》作年之推测。
那么，《广绝交论》作于何时，以什么作为视点来考察呢？在我们看来，是论最早也在天监九年冬，其视点为“西华冬月”“道逢平原刘孝标”与任昉诸子“流离大海之南，寄命嶂疠之地”，等等。
众所周知，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特别严守守丧制度的时代，尤其子为父之“致丧三年”。以任昉为例，《南史》云：“（任昉）以父丧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后起。齐武帝谓昉伯遐曰：‘闻昉哀瘠过礼，使人忧之，非直亡卿之宝，亦时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进饮食，当时勉励，回即欧出。昉父遥本性重槟榔，以为常饵，临终尝求之，剖百许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为恨，遂终身不尝槟榔。”[2](卷五九《任昉传》）而《梁书》云：“（任）昉第四子东里，颇有父风，官至尚书外兵郎。”[5](卷一四《任昉传》)因之，任昉诸子必为昉守丧三年（至少二十五月）。明此，便知《南史》的“（昉）有子东里、西华、南容、北叟，并无术业，坠其家声。兄弟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著葛帔裙，道逢平原刘孝标，泫然矜之，谓曰：‘我当为卿作计。’乃著《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2](卷五九《任昉传》)⑧ 之“流离”，特别是《广绝交论》的“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嶂疠之地”之“流离大海之南，寄命嶂疠之地”，不可能出现在服丧间，只能是服阕之后。换言之，“西华冬月……道逢平原刘孝标”之“冬月”，最早也在天监九年，即《广绝交论》的撰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任昉辞世当年之冬天。
《文选》卷五五《广绝交论》“自昔把臂之英……宁慕郈成分宅之德”下，李善引刘孝绰（今本“孝绰”误为“孝标”，据胡克家《考异》改）《与诸弟书》曰：“任既假以吹嘘，各登清贯。任云亡未几，子侄漂流沟渠，洽等视之攸然，不相存赡。平原刘峻疾其苟且，乃广朱公叔《绝交论》焉。”[12](p760)按：“任云亡未几，子侄漂流沟渠”之“未几”，显然是激愤时之感觉，而非客观之说明。不过，以此合《广绝交论》说观，“未几”无论怎么夸张，亦不至于太久。“未几……漂流沟渠”与“诸孤，朝不谋夕”，情状完全相同。据此可以推测，昉子服阕不久，便“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即《广绝交论》当作于天监九年冬或天监十年冬。
四、关于《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的写作时间
何融先生云：“（到）溉任轻车长史系湘东王萧绎为会稽太守时，萧绎之封湘东王在天监十三年，故此诗应是天监十三年后所作。”[9](p111)是说有所未得——萧绎之“为会稽太守”晚于其被“封湘东王”（详后）。然相较而言，曹先生之此诗“也有可能作于天监十三年以前”[1](p166)说，更非圆照。天监十三年（514），徐悱才21（？）岁，而据《梁书》之“（悱）起家著作佐郎，转太子舍人，掌书记之任。累迁洗马、中舍人，犹管书记。出入宫坊者历稔，以足疾出为湘东王友，迁晋安内史”[5](卷二五《徐勉传》附）说考察，是无法得出徐悱在萧绎被封为湘东王的当年即被任命为“湘东王友”的。更成问题的是，到氏其时尚未为“长史”，徐氏如何会题“酬到长史溉”？当然，人们可以说：此追改所致。确实，《文选》中不乏“追改”之例，如卷三九有李斯《上书秦始皇》、卷四○有繁钦《与魏文帝笺》、卷四一有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等等。然作为“当代”作品，此诗原若作“酬到洗马溉”或“酬到舍人溉”“酬到内史溉”等等，就没有任何改作“酬到长史溉”的必要。这与《文选》卷三八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不同，任《表》（代萧鸾作）开篇云“臣鸾言：……”而“臣鸾”后为“天子”，故不管原题什么，其后均需按习惯改为“齐明帝”。
又，考《梁书》，“庐陵威王续……（天监）十三年，转会稽太守。十六年，为……江州刺史”；“邵陵携王纶……天监十三年，封邵陵郡王……出为宁远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迁轻车将军、会稽太守。十八年，征为信威将军”。[5](卷二九《高祖三王列传》)即湘东王萧绎之为会稽太守当始于十八年。本来，《南史》卷二一《王籍列传》有“（籍）梁天监中，为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随府会稽郡”之说，然《南史》的“天监中”往往指整个天监年间，如《梁书》卷五二《止足列传》的“萧视素……天监初，为临川王友，复为太子中舍人、丹阳尹丞”，而《南史》卷一八《萧思话列传》作“子视素，梁天监中，位丹阳尹丞”；《梁书》卷五○《文学列传》下的“谢征……父璟……天监初，累迁司农卿、秘书监、左民尚书、明威将军、东阳太守”，而《南史》卷一九《谢裕列传》作“（谢）璟……梁天监中，为左户尚书，再迁侍中”；《梁书》卷四九《文学列传》上的“刘昭……天监初，起家奉朝请，累迁征北行参军、尚书仓部郎，寻除无锡令”，而《南史》卷七二《文学列传》的“刘昭……梁天监中，累迁中军临川王记室”，等等。是均可为明证。即此“中”乃“内”之谓也，非为“中期”义。而据《梁书》之“湘东王绎为会稽太守，以溉为轻车长史”[5](卷四○《到溉列传》)说，知溉为轻车长史即本年。《梁书》又云：到洽“普通元年，以本官领博士。顷之，入为尚书吏部郎……俄迁员外散骑常侍，复领博士，母忧去职。五年，复为太子中庶子”[5](卷二七《到洽列传》)。洽为溉之亲弟，其遭母忧盖在普通二年。又据《梁书》卷四《简文帝纪》之“（天监）十七年，征为……丹阳尹”与卷三《武帝纪下》之“（普通元年）冬十月……辛酉，以丹阳尹晋安王纲为……益州刺史”、卷二二《安成王机列传》之“（普通）二年，迁……丹阳尹。三年，迁……湘州刺史”、卷三一《袁昂传》之“普通三年，为中书监、丹阳尹”云云，可知，从天监十七年起至普通三年，任丹阳尹的分别为萧纲、萧机、袁昂。又，据《梁书》卷五五《武陵王纪列传》的“天监十三年……历位……丹阳尹。出为会稽太守……”与卷三《武帝纪下》的“（普通五年六月）以会稽太守武陵王纪为东扬州刺史”及卷五《元帝纪》的“初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宣威将军、丹阳尹。普通七年，出为使持节……”记载，可推知萧纪在普通五年六月以前先后担任过丹阳尹与会稽太守，而其由丹阳尹调任会稽太守与萧绎由会稽太守任丹阳尹当同一时间。即萧绎任会稽太守从天监十八年起至普通四年（？）止。因之，徐悱此诗的写作，当在天监十八年或其后的普通一、二年，甚至更晚，且以入普通以后作的可能性为大。另外。我们还得注意这么一种情况：一旦某人任过某职，即使其后不再任该职，他人亦可以该职称之。故称“到长史溉”，未必其时仍在“长史”任上。至于李善注本诗之题而引何之元《梁典》“到溉，字茂灌，为司徒长史”[12](p320)之“司徒长史”，当即“轻车长史”。此盖因将军幕府与司徒府均设长史，而曾任轻车将军的湘东王绎后来为“司徒承制”[5](卷五《元帝纪》)，故何氏据后说前所致。
五、余论
综上所述，在《文选》所录刘孝标与徐悱的共四首作品中，《广绝交论》的写作年代最早，当作于天监九年冬或天监十年冬；《辨命论》次之，成于天监十五年或略后；《重答刘秣陵沼书》又其次，大略成于天监十六至十八年间；《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最晚，当在天监十八年或其后的普通一、二年，甚至更晚，且以入普通以后作的可能性为大。文献根柢深厚之曹先生而有此漏读之失，这提醒我们：使用文献时，尤其是关键处切莫大意；而当你称扬他人“新说”时，最好能检查一下其所用之史料是否有误读或漏读的情况。何为“小”，漏一字之谓也；何为“大”，斯谓“大”——漏一字而多个结论错。另外，解读文献的“关键词”时必须细心，千万别掉以轻心。否则，一词之误解，时或造成多个结论之失。以刘之遴《借类苑书》之“安能闭志经年，勒成若此”之“经年”为一年而断《辨命论》《重答刘秣陵沼书》等的写作时间之失，便是很好的说明。与此相应，还须“以古还古”以尽可能了解作品之写作背景。否则，我们喜以为得者恐适为失——《广绝交论》既然写到昉子“流离大海之南”等等，便说明“诸孤”已服阕，而论者竟多以其作于任昉去世之当年，即一显例。
［收稿日期］2008-12-30
注释：
① 按：《华林遍略》撰于天监十五年。《梁书》卷五○《文学列传下·何思澄传》云：“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是为明证。
② 按：即《辨命论》，罗先生作《辩命论》（胡刻本目录作《辨命论》，卷目与篇名作《辩命论》）。
③ 王玫博士《刘孝标生平事迹三考》云：“或（笔者按：指罗先生）据刘之遴《与刘孝标书》，安能闭志经年，勤成若此，语，认为《类苑》于天监八年编成，似未尽妥。洋洋百余卷之书仅在一年内完成恐非易事，即使孝标在此之前已有注《世说》的学问积累，在印刷术发达以前，仅抄写就颇费时日。《类苑》成书时间理当晚于天监八年，甚或到天监十五年。”（《文献》2000年第4期）这是有道理的，只是王博士仅就“理”的层面言，而没有注意此“经年”非一年之谓也。
④ 按：“峻亦随入”云云，只是推测。曹先生独撰之《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则认为“刘峻离开荆州，则在萧秀回建康以前”，即与此不同。
⑤ 至于何氏之“据《南史》竣传，竣作《辨命论》系在其《类苑》及徐勉奉命编撰《华林遍略》之后。竣撰《类苑》，据《梁书》竣传，谓系安成王萧秀为荆州刺史时，即在天监七年至十一年间；至《华林遍略》，据《梁书》及《南史·何思澄传》载，系天监十五年开始编撰”（《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上，第111页）云云，则有可议处：1.“在其《类苑》及”当作“在其《类苑》成及”；2.刘竣何时撰《类苑》对考察《辨命论》的作时无任何价值，故“竣撰《类苑》……至十一年间”当改为“竣成《类苑》……”
⑥ 其后，台湾学者林聪明先生《昭明文选研究》说此书“作于天监初”（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初版，第5页）之失，同此。
⑦ 《晋书》卷五四《陆机列传》云：“（陆机）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按：此“入洛”即“吴平，入洛”之“入洛”。
⑧ 刘瑶亦有类似说法，其《梁典》曰：“刘峻见任昉诸子西华兄弟等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著葛布帔练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广朱公叔《绝交论》。”（《文选》卷五五《广绝交论》下，李善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