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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我国安全环境变化的因素：大国安全战略的调整
在国际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在世界格局的演变中，世界主要力量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往往产生重大影响。冷战时期，美苏以争夺世界霸权为核心的军事外交战略左右着国际局势的紧张与缓和。美国外交战略和策略经过强硬—缓和—再强硬—再缓和的几次重大调整，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终战胜对手，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长期制约国际关系结构的两级对峙格局被彻底打破，各种政治力量在激烈竞争中重组，国际关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走出冷战的各国相应调整了各自的外交战略，以适应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和战略力量的对比态势，谋求国家利益在新格局中的体现。冷战结束至今已10余年，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迅速，诸多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对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影响深刻，而大国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做出的战略调整则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给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态势的变化注入了新的因素。
中国处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国家安全与周边环境密切相关。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我国拥有幅员辽阔的陆地疆土和海洋国土，与我国陆地接壤、海域相连的国家共有21个。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异。因此，我国周边环境较为复杂。而中国周边大国及主要力量的战略调整，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
（一）“9·11”效应
美国重新审视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大局部战争中，都处于向海外出兵作战的主动地位，从没有遇到过本土遭受外来袭击的情况。长期以来，美国的强大国力及其地理位置，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松懈了对本土遭受突如其来打击的防范。“9·11”恐怖袭击事件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国家安全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把保卫国土安全，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强调对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予以高度重视。为此，美国调整了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2001年，美国国防部正式出台《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从维护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本土安全出发，制定了新的军事战略规划及构想。报告强调，本土安全是美国安全战略的基础和海外军事战略的前提，视本土防御为美国国防战略的第一要务。之后，布什政府又把“先发制人”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此外，美国在全球展开反恐外交攻势，强调在反恐形势下世界各国的立场非此即彼，即不是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恐怖主义一边。以反恐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反恐怖主义国际联盟。国际社会普遍对此反映积极，给予美国支持并采取密切合作的态度与行动，各国外交政策出现互动性调整。
反恐怖主义这一迅速上升的国际热点问题，也为美国公开推行单边主义霸权外交找到了借口。布什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同时利用其他国家也存在治理恐怖主义的棘手问题、需要美国支持的机会，于“9·11”事件后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加快研制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求彻底打破国际军事战略力量相互制衡的状态，强化美国核战略的绝对优势。与此同时，加大对“邪恶轴心国”的打击力度，把反恐与打击美国的宿敌结合起来，为推进美国全球战略清除障碍。目前，反恐造就的国内外形势使布什政府决意推翻萨达姆政权。为此，美国不顾其他大国的反对，再次绕开联合国，打响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也不时传出强硬声音，试图“以压促变”，使美朝矛盾加剧，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
（二）冷战遗风
南亚局势持续紧张，美印关系发生变化。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毗邻，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值得关注。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结束，原有的美巴联盟抗衡苏印联盟的南亚格局被打破。南亚大国印度在苏联实施战略收缩之后，调整其发展战略，在军事上注重发展核威慑力量，努力拓展向外发展空间，以期在主宰南亚次大陆的基础上，向有影响的世界军事大国迈进。
冷战时期曾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克什米尔争端，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再度成为南亚局势动荡的焦点。1998年印巴竞相进行核试验，南亚局势恶化。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巴立即无条件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遭印巴拒绝。国际社会为印巴和解做出的努力收效甚微。印度一方面公开声称进行核试验是为了对付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另一方面寻找时机缓和与大国的关系，尤其是在战略上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印度先是与美国签署了《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框架文件，要建立美印“持久的、政治上有成果的新型伙伴关系”，继而不顾国际社会舆论的向背，一反常态地表示支持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9·11”之后，印度很快做出反应，表示愿意对美国开放包括机场、港口在内的军事设施，并提供某些关于阿富汗穆斯林组织的情报，不失时机地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它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搭乘美国反恐列车，打击印控克什米尔境内的恐怖活动；另一方面是想借机提升印美关系，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显示其存在和作用。
美日强化军事同盟，日本借机对外用兵。美日同盟关系贯穿冷战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国力日益强盛。面对亚太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日本对防务战略做出重大调整，把重点从过去的“北向”转为“西向”，中国和朝鲜成为其防范重点。[1]于是，美日基于各自的亚太战略利益，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体系，签订《防卫合作新指针》，改变和扩展日本的防卫职能和防卫范围。两国联合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深化军事战略上的双边合作，并试图把台湾纳入该系统。“9·11”之后，日本国会很快通过有关反恐法案，为日本自卫队借支持美国反恐行动出兵海外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且将日本防卫合作的对象由美国扩大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突破了日本对外军事联系的一道禁令。
（三）超越冷战
建立相互信任机制，构筑新型安全模式。90年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益突出，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冷战思维模式也时常在国际事务中有所反应，但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超越冷战思维的外交行为却越来越多地在大国关系、地区安全合作中表现出来。90年代后期，大国首脑频繁互访，力求突破历史隔阂，寻求体现国家利益的相互借重与合作。中美、中俄、中日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纷纷建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呈现“大国伙伴关系热”，各国在相互竞争、牵制中寻找新的利益平衡点。虽然这些伙伴关系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的一面，但相对于冷战时期明显具有排他性或对抗性的双边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无疑是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各国通过元首互访、高层会晤、热线联系等方式，建立起磋商协调机制，实现多领域的合作。
在地区层面上，中国和周边国家建立互信机制，开展双边、多边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1996年，中、俄、哈、吉、塔五国在上海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此后“上海五国”会晤协商机制不断推进，中国与俄罗斯及有关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聚会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前提建立合作机制，为构筑新型地区安全模式，倡导摈弃冷战思维的全新安全理念，提供了范例。此外，中国还同东盟国家建立了安全对话机制，并与越南就陆地边界问题达成协议。
二、亚太安全环境变化的特点
从上述中国周边大国战略的调整可以看到，各国对外政策的变动是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变化的产物，或为主动前瞻性调整，或为被动适应性调整，并且具有较强的相互关联性。总体而言，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美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强国地位，使它在周边国家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处于主动地位，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对他国具有很强的牵动作用，这在美日、美印、美俄等主要关系的调整中明显表现出来。“9·11”事件的发生更给予美国强化其主导地位以契机。“9·11”事件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场大灾难，但对布什政府而言却未必如此，从某种角度讲，“9·11”事件是布什政府在国内赢得广泛支持、在国外扩展美国势力的良机。布什政府不仅成功地转移了国内视线，一度实现了国会两党以及国会与政府的空前协调，使艰难诞生的共和党政权得以稳固，而且借助各国的广泛同情，取得国际社会对美国在阿富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的支持。美国高举正义对付邪恶的旗帜，树立其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领袖形象和地位，并建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对亚太国家的外交走向产生重要的牵动作用，各种力量在相互作用下重组，亚在地缘政治格局出现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二）对中国国力增长怀有戒心或保持警惕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仍保持年均经济增长8%以上，远远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发展水平。2001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95933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本世纪前20年，我国还将以年均7.2%的速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今后的发展实力，为亚太国家所高度关注。
在美国的安全战略中，中国已被作为潜在的对手而成为重点防范对象。克林顿政府曾认为，2015年后，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重新审视美国的安全环境，对上述认定做出调整，指出俄罗斯不会对北约构成大规模常规军事威胁，美俄有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同时又讲，亚洲地区存在着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这里所说的潜在的军事对手无疑是指中国。如果说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大三角关系中重要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美苏对抗的战略格局所致，那么，如今美国把中国视为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竞争对手，则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国际地位上升的结果。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与经济暗淡相伴而来的是日本政治上右倾势力的抬头，以及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无论是小渊惠三政权、森喜朗政权，还是小泉纯一郎政权，政策上均表现为右倾保守。外交上追随美国，强化美日同盟，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我国有学者认为，强化后的美日安全同盟关系实际上是北约东扩在亚太地区的翻版，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从周边发展中国家看，东南亚国家出于历史和领土争议等原因，一直没有消除对中国的戒备心理。这一地区的国家在与中国开展多领域合作的同时，也因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外交战略和策略的谋划中具有谨慎防范中国的一面。而南亚大国印度更视中国为其实现大国战略构想的主要障碍，认为中国是它称雄南亚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最大威胁。
（三）借重合作与牵制防范构成亚太大国关系的重要内涵
冷战后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形态因素虽然在国际关系中仍起作用，但已明显淡化，国家利益成为各国拓展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大国间越来越重视体现国家现实利益的相互借重与合作，在激烈竞争和相互牵制中寻找新的利益平衡点。近年来，从我国周边大国关系的调整中可以看出以下变化：
首先，虽然任何双边关系的改善或加强不再意味着是针对第三国，但是借助双边关系发挥对第三国的制衡作用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如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明显具有牵制中国的作用，中俄关系的拉近亦有制衡美国的作用，而日俄、日中关系的改善又可使日本在日美对话中增大回旋余地。在对外关系中善于把握和运用这一牵制作用将赢得更多的主动权。
其次，制衡作用不仅存在于双边关系国与第三国之间，也存在于作为双边关系的两国之间，牵制、防范是与相互借重同进存在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愿意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目的之一便是通过接触政策加大对我国施加影响的力度。即使是日美安全体制，也在美日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具有美国防范和控制日本的一面。同理，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共同行动既为推进中美、美俄关系创造了条件，也使中、俄在与美国协调反恐立场的过程中，得以对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予以牵制。
再次，由于力量结构的不均衡，双边关系不可能对等；而力量结构越不均衡，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也就越缺乏保障，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双边关系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如在南亚事务中，美印关系时升时降，双边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印度在双边关系中时常被动地扮演迎合或抗争的角色，而美国可根据自身利益需要不断调整美国在印巴两国间的立场。
总之，亚太大国关系受多方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各国之间合作借重、争夺制约权的复杂局面。
三、亚太安全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影响
（一）对中国形成东西挤压之势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我国所处地缘区位并不十分有利。我国拥有1.8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和长达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周边毗邻国家众多。冷战时期，美国曾利用我国的地缘特点，以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约翰·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为理论依据，在中国周边建立起新月形包围圈。该学说强调控制边缘地带的战略意义，认为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大陆。美国通过与亚洲大陆周边国家缔结防御条约、组建政治军事同盟，控制整个亚洲东部，即从东北部到东南部的边缘地带，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因此受到直接影响。冷战结束后，欧洲虽然仍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但美国对亚洲的关注和军事投入力度加大。《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要防止关键地区落入美国的敌国之手。这些“关键地区”除了欧洲以外，都集中在亚洲，有东北亚、从日本海经澳大利亚直至孟加拉湾的东亚沿海环形地带、中东和西南亚地区。随着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分量加重，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除继续保持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美日安全同盟，推动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及介入台湾和南中国海事务以外，还扩展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适时调整与印巴两国的关系，并借“9·11”之机挥师中亚，在该地区建立了大小13个空军基地，驻兵6万，由此把手伸向中西亚地区，实现了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真正跨越。美国的战略调整说明，“边缘地带”理论正被美国运用于新时期的安全战略中。美国进行反恐战争，在战略上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强化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实现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势力的扩展；三是从中国的东边、南边、西边几个方向，构成对中国的挤压态势，完善对中国的战略防范。
（二）邻国迈向军事大国战略严重影响我国的安全环境
东亚的日本和南亚的印度加紧实施迈向军事大国战略，防范迅速崛起的中国成为两国军事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2000年以来，日本密切关注我国的军事动向，认为中国的动向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很大影响[2]，它与印度多次举行两国或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并在加强防务合作，扩展其军事活动范围时，事实上将“周边事态”的概述延伸至我国台湾海峡以至南海海域。
印度发展核武器、扩展军事实力、谋求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地位的心态和目标，是影响南亚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也对我国西南部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印度公开宣称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对付中国的威胁，把增强军事力量、抗衡中国放在其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究其原因，第一，中印边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历史上两国关系常处于紧张、敌对状态，严重影响两国的沟通、往来和信任机制的建立。第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与印度谋求地区及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存在深刻矛盾，印度政府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有碍于其战略目标的实现，而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的中国也必然反对印度追求核大国地位的政策。第三，中国长期与巴基斯坦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在边境安全问题上，中巴具有共同战略利益，印度政府因此认为巴基斯坦背后的中国对印度有着更大的威胁。第四，南亚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大国对南亚的战略图谋，客观上有助于印度军事大国战略的实施。南亚地区北连中亚、西邻中东、南控印度洋，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冷战时期的苏联和冷战后的美国先后将触角伸向南亚，在南亚扩展战略空间。近几年，美国加大对南亚的渗透力度，调整与印度的关系，其目的就是与一个强大的、拥有核武器的印度之间的战略合作，不仅可能为南亚提供一个稳定局面，而且有助于美国在亚洲保持稳定的均势。显然，美国有借印度力量制衡中国的意图，以构建美国领导下的南亚及亚洲地缘政治格局。
（三）不利于中国统一事业的顺利完成
美国亚太战略是为美国主导亚太地区事务，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服务的。从近期看，国际恐怖主义、伊拉克战后重建、朝鲜核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使美国暂时无暇把关注重点放在台湾问题上，从白宫传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调门有所降低。但是，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重点及根本用意分析，台湾问题仍是美国关注的重点之一。美国军事力量在东亚的存在、与日本军事合作的加强，以及TMD的研制和部署，构成我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障碍。美国以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问题，推进美台军事关系，向台出售先进武器以增强其抗衡大陆的军事能力。美国要维持亚太“均势”，就必然会在台湾问题上推行“不统、不独、不战”政策，加大对我国统一大业的干预力度。
总之，我国安全环境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和把握，并有效应对。
四、关于改善我国安全环境的几点思考
我国的发展战略决定了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外交战略总体目标仍然是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因此，我国应注重亚太大国关系，改善周边安全环境，推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一）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因此，把握中美关系走向，增强对美战略调整的应变能力，在合作与竞争中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长期实行“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上台，都是如此。布什政府因反恐需要，其对华政策前后有所变化，从上台之初把中国定位为对手而不是伙伴，在台湾问题上发表违背中美三个公报的言论，到总统精心择日访华，转变对华强硬的调门，可明显看到其政策的调整，然而，对华政策作为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重要内容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接触加遏制”依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其原因在于：
第一，美国实施“接触”政策具有两层意义。一是通过接触，可获取经济利益。中国市场具有很大的开拓潜力，不失时机地占有中国市场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市场份额的扩大，不仅能够增加美国的资本和贸易输出，而且能大大增加其国内的就业机会。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要在中国巩固并拓展市场，就必须实施接触政策。二是只有通过接触，才能促使中国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如果说前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那么后者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老布什政府曾明确主张对华实施接触政策，这并非出于布什总统对中国怀有特殊情感，而是基于他对美国利益的忠诚，他相信，如果美国要想影响中国，那么孤立中国是错误的。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说得更直白：“同中国接触是美国20多年来在两党的六位总统领导下执行的一贯政策。接触不是对中国有利，而是对我们自己有利，符合美国的利益。”[3]由于接触政策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布什政府不可能轻易摈弃接触政府，哪怕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波折。
第二，美国的“遏制”政策会产生双重效果。一方面，遏制的意义在于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在某些领域做出让步，防止出现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从而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平稳实现领导世界、主导亚太的战略目标。这是美国实施遏制政策的主要意图。另一方面，“遏制”本身在实施中也会产生另一种效应，即给美国自身带来负面影响。如果美国一味地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美国不仅在经济上可能利益受损，在政治上更可能树立一支反对力量，从而为其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增添障碍。遏制政策下反美情绪的增长是难以避免的，考虑到这一点，美国实行遏制政策也会有度的把握，不可能完全不计后果。
鉴于接触和遏制政策的双重意义和效果，美国对华政策必然会在接触与遏制中交错进行，由此表现出政策的“两面性”。了解这一点，对把握其对华政策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既不能因为布什称中国为“竞争对手”而认为美国已把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打击对象，甚至因此而扰乱我国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也不可因为布什四个月内两度来华，并盛赞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便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忽视其遏制中国的一面。事实上，无论美国称中国是“对手”还是“伙伴”，都改变不了目前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在不同时期会因美国接触或遏制政策的实施力度不同而表现为侧重点的不同。当年中美建立“伙伴关系”只意味着更多更广泛的协调与合作，并不排除矛盾与竞争的存在。如今布什政府在表述上的来回转换，其实不过是一种政策调整而已。无论哪一党执政，都不会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视而不见，都会从美国利益出发，充分估量中国将对美国构成的某种挑战，并制定相关政策认真加以对待，这是由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所决定的。
（二）在双边、多边关系中抓住机遇，谋求主动
亚太大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双边和多边关系，各种关系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我国在对外关系中，要善于利用双边、三角、多边关系，特别是有影响的大国关系，做有利于我国的工作，拓展中国的利益空间。
借助大国关系做外交工作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积极寻求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谋求共同发展的同时，借助它国力量，增强中国对霸权国家的制衡作用；二是利用其他大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各国对大国霸权政策的反对立场，开展外交工作，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
以中美印关系为例。印度视中国为潜在威胁，而印度的核大国战略则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的边境安全环境。不仅如此，美国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借助印度力量的提升增强对中国力量的制衡。然而应当看到，印度的大国战略与美国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存在着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美国决不会坐观南亚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力量不断增长的大国，而且是核大国。因此，只要美印双方谋求的霸权主义战略目标没有改变，两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只能是暂时的、有限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在中美印关系中应谋取主动，做到以下几点：(1)我们要考虑到美印关系的提升、俄印关系的深化将会增加印度抗衡中国的筹码，尤其应谨防美印合作与美日联盟相呼应，对中国形成战略空间的挤压之势，从而使我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陷于被动。(2)应不失时机地利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对南亚核对抗所持的反对立场，反对地区霸权主义，共同制止印巴核竞赛的升级，提倡维护地区和平。(3)重视印度在亚洲的作用，努力推进中印关系的改善，利用美印之间的矛盾，防止美国的地区热点问题上做文章，插手并主导地区事务，达到扩展其势力范围的目的。
分析中美俄、中美日等三角关系，也具有向有利于中国方面变化的可能。尽管在这几组三角关系中，美俄、美日的距离较近，但也是有弹性的。美俄、美日之间都存在着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之争。如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美国退出反导条约、NMD计划、对伊拉克动武等一系列问题上，都与美国存在重大分歧，但有时普京总统迫于形势，权衡利弊，也会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一定程度地做出妥协让步。如果我们坐视美俄两国出于不同动机相互拉近关系，只会削弱中国在中美俄关系中的分量及作用的发挥。因此，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有必要在寻求中俄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借助美俄之间的矛盾，协调中俄立场，拉近中俄距离，扩大中俄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促成对美国单边主义的牵制作用。又如，美日两国为盟国关系，今后一个时期美日安保体制不但会保持下去，且有继续强化的可能，但这并不等于美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不存在矛盾，没有改变中美日三角架构的可能。长期以来，美日之间除了不断发生贸易摩擦以外，还存在着对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而这是一种战略利益的争夺。如果说日本已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那么美国则是日本目前既无法摆脱、又无实力抗衡的最强大的亚太利益争夺者。因此，我们同样有可能利用美日之间的复杂关系，做有利于拓展我国利益空间的工作。
总之，尽量促使不利于我们的不等边三角关系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至少努力推动其向等边三角关系演变，将有利于对超级力量的牵制。
（三）发挥中国自身优势，赢得有利地位
中国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及地缘等方面均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策略性地发挥和运用这些优势，有利于中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发挥主角作用，在对外关系上扩大回旋空间，赢取主动地位。
在经济上，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各国看好中国大市场，谁在中国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谁就能在亚太经济竞争中赢得更有利的地位，这已成为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外工商界人士的共识。扩大对华经贸关系符合贸易双方的根本利益。我们可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并以经济关系拉动政治关系。
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随着全球性问题、亚太地区热点问题的突出，各国间的合作与协调更显重要。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制止地区冲突等许多问题的治理方面，国际社会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这就为中国发挥有影响的大国作用提供了空间。如朝鲜半岛问题，中国不可替代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不只是因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双方有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成的友谊关系，而且因为中国是亚洲大陆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亚太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战略地位。正因为如此，在控制朝鲜核危机、稳定半岛局势方面，美国和韩国都希望能够借助中国的影响力来解决问题。又如，在反恐怖主义方面也是如此。鉴于反恐怖主义是一场长期的斗争，美国在较长时间内尚需要中国的合作，这无疑为保持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四）稳定周边关系，倡导新安全观
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周边环境。因此，树立新的安全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并增强现代国防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在安全理念上，倡导树立新型安全观。历史告诉我们，冷战思维下的安全模式严重地影响了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4]我们倡导的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与邻国在经济上的互利合作，加强共同利益的沟通与互补，建立和完善信任机制。在此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新安全观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模式中得到具体体现，进一步扩大与邻国的安全合作是今后争取良好周边环境的重要内容。
第二，在外交实践中，一是充分运用我国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在朝鲜核危机、印巴冲突、反恐斗争等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东北亚地区还是南亚地区，都没有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或有效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我们要积极推动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并争取发挥主导作用，这既有利于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树立有影响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二是有计划、分步骤地与周边国家逐步解决有争议的领土、领海问题。暂时解决不了的，要尽量避免因冲突而导致关系的恶化，尤其是警惕外部势力的介入，防止问题扩大化、国际化。
第三，在国家防御能力上，树立现代国防意识，增强应付危机的能力。根据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我们在不同任何国家建立军事同盟，明确反对地区军备竞赛，主张实行有效的裁军和军控的同时，必须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目前我国的军费支出水平还很低，只相当于美国的5%、日本的1/3，用来支撑一支强大的现代国防力量的经费十分有限。鉴于我国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尽快缩小我国同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差距，实现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的任务迫在眉睫。要立足于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提高防御作战水平，善于应付突发事件，走符合我国国情并反映时代特征的国防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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