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理论与方法——国内相关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核算论文,基本理论论文,国民论文,文献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民经济核算（national accounting），就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按照一套既定的概念，通过综合运用统计学、会计学、数学等方法对一国（或一地区）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进行系统的描述和测定。国民经济核算之所以被业内学者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够提供为减小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所需的基础经济数据信息。时至今日，众多学者就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问题与基本方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间产生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成果。
一、国民经济核算理论问题研究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问题研究主要包括核算体系、五大核算、专题核算等方面。
（一）核算体系研究
为使世界各国经济核算成果具有对比性，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及相关机构曾向世界各国推荐过4个核算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s Balances，简称MPS）、《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ystem of Social Demographic Statistics，简称SSDS）和《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体系》（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简称SEEA），其中影响最大的是SNA。
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诞生之日起，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及相关机构相继推出四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范本，即SNA1953、SNA1968、SNA1993、SNA2008，这四部文本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产生、发展与不断完善的标志性成果。SNA1953标志着SNA的正式诞生，其内容包括六个标准账户、三个部门、十二张标准表，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具有普遍实用性的报告国民收入和生产统计的框架。与SNA1953相比，SNA1968更大程度上扩展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其中最突出的扩展是将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资产负债表和国际收支统计引入到该体系，并精心设计了一套容量为20个账户的账户体系。[1]
SNA1993是对SNA1968进一步总结和修订的成果。该体系在全面生产观的基础之上，开始加强服务活动核算，同时还增加了环境核算的内容。不仅如此，SNA1993还注重与其他重要核算体系的关联和拓展。15年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再度与其他机构联手，共同推出了2008年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2008。这一版本的SNA不仅在核算内容、核算范围上大大宽于SNA1993，而且在核算方法、核算工具方面，也远远优于前面的版本。特别地，它更加关注经济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环境经济核算的卫星账户（Satellite Account）和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的编制方法，对环境、资源账户的编制进行了更加详尽深入的描述（李金华，2010）。[2]
在SNA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1971年向世界各国推出过另一核算体系，即《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MPS是建立在物质生产观概念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因此，MPS计量的国民收入是基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产出成果。显然，该体系适应于物质管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MPS赖以存在的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MPS成为历史概念。
另外，《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是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1975年推出的另一杰作，其对社会和人口发展方面的核算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修订SNA、研制SSDS的同时，联合国的专家已开始环境核算体系的设计。为实现环境资源核算框架和方法的标准化，联合国统计署、欧盟、经合组织、世界银行于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环境核算临时手册（1993）》。之后，经各国环境核算实践，于1998年开始修订，最终于2003年推出了《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体系（2003）》（SEEA）。
学者对核算体系的研究主要有：戴亦一（2000）对构建国民大核算的现实可行性、国民大核算的总体目标模式构想及其理论基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3]葛守中（2004）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A System of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简称GFS）与货币概览（Money Finance Summary，简称MFS）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核算目的、理论基础、核算对象、指标体系、主体界定、核算内容、核算规则、核算方法以及其他处理等九个方面进行了区别分析，从主体交叉的重复性、概念的一致性、客体的同一性、分类的同质性与估价方法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联系分析。[4]向书坚、黄志新（2005）对SEEA和荷兰统计局公布的包含环境账户的国民经济核算矩阵（National Accounting Matrix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ccounts，简称NAMEA）在发展现状、设计思路、内容结构、主要指标和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5]向书坚（2006）对《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体系（2003）》（SEEA）进行综合归纳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27个问题。[6]杨仲山、何强（2008）从分类的角度对SNA1993修订的45个议题进行了探讨。[7]
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方面，杨灿（2001）提出中国核算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实现“基本核算表”与“国民经济账户”的有机结合，其实质则是选择怎样的“账户体系模式”；通过比较联合国推荐的“完整账户体系模式”与美国采用的“简化账户体系模式”，认为中国应该选择SNA模式，但在实施过程中应该采取“两步走”的策略。[8]许宪春（2002）提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MPS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阶段、MPS体系与SNA体系并存阶段、在SNA体系下的发展阶段。[9]周景博（2005）在SEEA2000所提出的操作步骤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各步骤在中国实践的现实基础和具体可能，并确定了各实施步骤的实践优先次序。[10]金华（2008）在对联合国三大核算体系SNA、SSDS和SEEA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设计社会核算矩阵（SAM）和卫星账户（SA），构建了中国“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下人口存流量SAM、环境资源成本SAM及教育SA，进而达到了实现对环境资源及相关社会活动成果的核算。[11]许宪春（2009）把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后，又将第三个阶段划分为三个子阶段，即第一次经济普查前、第一次经济普查年度和第一次经济普查后，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改革和发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12]李金华（2009）按照SEEA的构架，结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实践，比较完整地设计了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CSEEA）的范式，在此基础上对体系中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和研究，从而为CSEEA提供了一个设计思路和方向。[13]
（二）五大子系统核算研究
1.关于GDP核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季度GDP核算中的季节调整问题研究；二是季度GDP与年度GDP的衔接问题研究；三是特定领域GDP核算问题研究。徐强（2003）通过对季度GDP与年度GDP不同衔接方法的总结与评价，提出了中国现行季度GDP与年度GDP衔接方法的改进思路。[14]李文森、李红玲（2008）从国际比较、国内演进和现存问题等三方面对“金融业增加值”的相关问题给予了分析和解读。[15]中国地区GDP核算水平与国外地区GDP核算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有必要系统研究国外地区GDP核算方法和经验，从中找到一些有利于提高我国地区GDP核算质量的有效方法（国外地区GDP核算模式研究课题组，2009）。[16]赵彦云、吴翌琳（2009）就如何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核算，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以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核算为例，引入现代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基于相对较好的实物量数据对产业增加值等重要的价值量数据进行推算。[17]王群勇（2011）利用结构时间序列方法讨论了中国季度GDP的季节调整问题，分析表明，随机虚拟变量形式和三角函数形式得到的调整结果非常相似；结构时间序列方法更好地捕捉到了时变季节特征，明显优于X-11和SEATS法；非高斯稳健季节调整的结果表明，高斯结构时间序列方法具有较好的稳定性。[18]郑学工、董森（2011）较为详细地梳理了世界主要国家季度GDP的核算方法及不同特点，并归纳和概括出了值得我国借鉴的计算方法。[19]
2.关于投入产出核算的研究主要指的是投入产出核算实践方面的研究。许宪春、李立（1998）从统计单位和产业部门分类、估价、供给表和使用表、对称表、编表方法等五方面对中国投入产出核算和联合国1993年SNA投入产出核算的区别进行了分析。[20]雷明、胡宜朝（2004）基于绿色投入产出理论，结合宁夏1997年投入产出表、1998年宁夏年鉴以及其他相关的数据，编制出了宁夏1997年资源—能源—经济—环境核算绿色投入产出表，并进行了一些初步分析。[21]孙静娟（2005）对资源—经济—环境投入产出表进行了评价，指出了其不足，并根据SEEA核算的思想，在资源环境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依存、相互提供生产消耗的基础上，编制了新的环境经济投入产出表。[22]可继票、邱琼（2011）在借鉴国际标准及部分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同时考虑我国统计与核算的现实需要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投入产出核算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缺陷，从部门分类、核算价格、调查对象、调查方案设计和编表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改进路径。[23]明、赵欣娜（2011）编制了集能源—经济—环境综合为一体的2007年中国绿色投入产出表，并基于此数据，从国民经济的连锁效应、外商直接投资诱发效应、进出口贸易能环效应等三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核算分析。[24]
3.资金流量核算研究方面，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现行资金流量表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方法方面的研究。孙静娟（1997）认为现行的资金流量表在系统反映收入分配及使用过程时，存在三点不妥之处，即不应以增加值作为分配对象、未把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区分开来、资金流量表的“收入与分配（使用）部分”和机构部门账户的“收入分配及使用账户”彼此脱节，并据此不足对资金流量表进行了改进。[25]李宝瑜（1996[26]，2001[27]）提出，由于收入流量与金融流量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流量，因此不应把有关国民收入流量的内容放入资金流量表，据此设计了国民收入流量矩阵表，并编制了我国简化的国民收入流量表，且找出了推算部门间收入流量的方法。杨文雪（2004）指出，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工作存在资料采集和分解工作量大、难度高且宏观色彩浓、实际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为此，需在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编表方法和资料采集分解方法的基础上，多从如何建立健全资金流量表编制的微观基础方面做文章。[28]王洋、柳欣（2008）提出了一种新的资金流量核算方法，该方法从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出发，通过“加总”形成包含企业、银行、政府、居民四大经济主体的货币循环流转图，即宏观资金流量表。[29]李宝瑜、张帅（2009）利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金融资金流量账户表数据，首先编制了我国2000年和2005年两年的“部门×交易”及“交易×部门”资金流量矩阵表，然后运用设定的模型，进一步编制了相同年份的“部门×部门”矩阵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部门间金融资金流量格局、部门间资金流入流出动态及其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30]
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国民资产负债核算的标准化进程，特别是SNA1993极大地推动了国民资产负债核算的发展。目前，SNA2008作为对SNA1993修订的第一版，也已正式颁布。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的修订来看，其修订的核心议题有45个，主要涉及金融资产核算和非金融资产核算，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相关资产的界定、分类以及处理等议题的修订（邱东等，2008）。[31]
袁寿庄（1994）对资产负债中的重估价问题进行了探讨，分别从资产负债重估价的原则、主要方法以及重估价与持有资产收益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32]张学毅、刘信群（1998）发表了关于居民金融资产统计范围和核算原则方面的观点，并构造出“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构成表”表样。[33]许涤龙、郑尊信（2002）对资产的界定、分类和核算进行了研究，一定程度上补充、拓宽了资产的内涵和外延。[34]吴优（2002）对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与会计资产负债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相应的转换路径。[35]国民经济核算司1993年SNA修订问题研究小组（2006）对1993年SNA修订中第21个问题中提到的与非生产资产的使用相关的许可证、租约等，是作为资产的购买还是资产的出租来处理等问题进行了阐述。[36]王静（2009）分别从核算的目的、主体、范围、资产与负债的定义、分类、定值、净值/净资产等方面对《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与《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2001年）》之间的异同展开了研究。[37]许涤龙、周光洪（2009）在参考国际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组提出的SNA修订全套综合建议的基础上，对金融工具在1993年SNA和1993年SNA修订版两个版本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介绍和比较。[38]
5.为分析一国的对外收支状况和保证国家之间数据的可比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直致力于《国际收支手册》（简称“BPM”）的研发、编制与修订。随着国家之间经济活动方式的不断变化，该手册不断修订。从与SNA的关系来看，修订的手册是与相应修订的SNA在统计口径上保持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行修订的版本是第六版（简称“BPM6”），而完成对BPM上一次修订的是1993年第五版（简称“BPM5”）。与BPM5相比，BPM6调整的部分内容有：加工贸易、转卖贸易、货物修理、间接测度的金融中介服务、保险服务等内容。国际收支核算受SNA2008的影响主要来自对“海外加工贸易”和“商贸服务”的修订。邱东（1995）将SAM引入国际收支核算领域，并对“国际收支核算矩阵”（BPAM）基本结构进行了设计。[39]吴涧生（1996）对国民经济核算与国际收支核算之间的共同特征、经济联系以及分类和概念的协调等方面展开了研究。[40]何新华（1999）对BPM5与BPM4之间统计口径上的区别进行了介绍。[41]管于华（1999）从经常项目和资本往来项目两方面探讨了国际收支统计误差的影响因素。[42]刘海英等（2003）从银行间接申报、直接投资申报、汇兑申报、服务贸易申报等方面对我国现行国际收支申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措施。[43]贾怀勤（2009）认为加工贸易从货物转移到服务项下核算引起的对中国贸易平衡的影响虽然不小，但不会颠覆货物贸易平衡格局的结论，并提出了关于服务贸易理论和统计制度的四点思考。[44]焦武（2010）实证检验了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及其子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之间，各账户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动态冲击响应和变量间影响的相对重要性。[45]高敏雪、张芳（2010）系统讨论了加工贸易的概念定义和不同核算方法，并依据所给出的思路和方法对中国加工贸易进行了试算，形成了有关加工贸易及其影响后果的多元化认识。[46]
（三）专题核算研究
1.关于未观测经济核算。蒋萍（2009）根据《未观测经济手册》的主要概念比较分析了官方公布的GDP与未观测经济之间的关系。未观测经济测定方法主要有调查类方法和间接估算类方法，其中，调查类方法主要分专项调查法和税收审查法。[47]间接估算类方法主要分货币测量法、收支差异测量法、物量投入测量法、潜变量法（徐蔼婷，2009）。[48]李金昌、徐蔼婷（2005）提出了居民消费储蓄边际倾向——弹性系数估算法和预期与分布滞后模型估算法。[49]蔼婷（2008）重点探讨了国民账户收支差异法对中国NOE估算实践的可行性，并提出了从单个机构部门估算NOE规模的方法——微观差异法。[50]田光宁、李建军（2008）从国民账户均衡关系入手，采用储蓄、信贷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均衡关系模型，测算了未观测经济总量并编制了中国未观测经济指数。[51]李金华（2009）提出了通过多阶段系统抽样或分类抽样，抽样调查样本地区地下生产者和非法生产者的从业人数和生产规模，据此测定全社会未观测经济规模的测定方法，并研究了未观测经济生产账户、收入分配账户及其综合矩阵的编制原理。[52]
2.目前国际上对绿色GDP核算方法的研究。主要有：联合国于1994年出版的SEEA1993，以及之后修订的SEEA2003，主要应用国家有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环境与自然资源会计方案（ENARP），主要采用国家是菲律宾；国民经济会计环境矩阵（NAMEA），主要使用的国家有荷兰、法国、奥地利、葡萄牙、芬兰、挪威等国家；还有Cobb于1994年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田庆锋，2009）。[53]杨缅昆（2001）根据福利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公式，并探讨了相关的核算理论问题。[54]高敏雪（2001）讨论了环境保护核算的性质和功能，并论证了环境保护核算与绿色GDP调整之间的联系。[55]杨缅昆（2005）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绿色GDP核算的研究框架、理论基础、概念结构以及核算结构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与EDP核算思路相左的观点。[56]王永瑜、郭立平（2010）认为绿色GDP核算的关键是绿色经济体系的构建与模拟，并将经济体系与资源环境置于同一个系统之内，对“绿色经济”模型的构建理论、模拟方法等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57]
3.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课题。李金华（1996）对教育活动核算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对其进行了账户设计和矩阵表设计。[58]蒋萍（2001）对政府部门非市场服务产出与增加值现有核算方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路进行了阐述。[59]金钰（2003）指出，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的现行方法存在许多问题，并提出两种改进思路：一是从产出的角度来考虑，先根据具体的服务产出类型来确定产出指标，以某一年为基年计算物量指数，反映非市场服务产出的数量变动，然后用基年的产出价值推算报告期的不变价产出；二是从投入角度考虑，放弃生产率为零的假定，得出一定生产率条件下的总产出。[60]蒋萍（2003）论证了非市场服务的交易特点和非市场服务产出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总规模；非市场服务虽然也计算了货币价值，但它只是一个估计值，其经济意义不能与市场产出价值的经济意义画等号。[61]
4.其他专题核算研究。包括国民福利核算、住户生产核算等问题研究。金玉国（1995）对我国国民经济福利核算指标进行了设置，并建立了国民经济净福利账户的核算方式。[62]缅昆（2003[63]，2006[64]）构造出国民福利核算的理论模式：国民福利总值=GDP+外部性经济因素-外部性不经济因素，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杨缅昆（2008）将福利区分为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认为国民福利核算的概念基础应是客观福利，并提出和论证了国民（经济）福利是国民生产与环境质量的统一的基本命题。[65]
关于住户生产核算，李金华（2008）根据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实际，依据联合国SNA1993，界定了住户生产核算中住户的概念、核算主体和核算范围，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住户生产核算中综合账户、综合矩阵的设计思想和结构。[66]林玉伦（2009）将中国住户生产核算主体界定为SNA住户和非SNA住户，从而将生产核算范围界定为SNA住户生产和非SNA住户生产。[67]而韩中（2011）将中国住户生产核算主体界定为农业住户和非农业住户，从而将生产核算范围界定为农业住户生产和非农业住户生产。[68]
二、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方法研究
指标、账户、矩阵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核算方法，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具体核算方法主要有：卫星账户、投入产出法以及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简称SAM）等。
统计指标乃是国民经济从抽象概括到具体描述的桥梁，因此，要实现对国民经济的核算，需要设置合理、科学的指标以及指标体系。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已不少，比如：修瑞雪等（2007）概述了绿色GDP的表现形式和几种广泛应用的指标，并分析了这些指标在国家和城市尺度的应用实践；[69]李金华（2009）提出，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主要是环境资产总量、纯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口径国民财富等；[13]徐斌（2009）构建了绿色GDP核算统计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指标。[70]
关于卫星账户研究，学者们主要是对某一领域进行卫星账户的设计研究，比如，刘丹丹（2007）对住户无酬工作核算构建了相应的卫星账户；[71]袁长伟等（2009）构建了中国国家运输卫星账户；[72]张若（2010）构建了中国体育卫星账户；[73]韩中（2011）构建了住户部门卫星账户。[74]
目前投入产出模型的新拓展主要有：一是可计算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二是废物投入产出模型；三是企业、家庭和废物处理服务部门关联模型（邱东等,2008）。[75]宋文新等（2003）依据投入产出基本平衡模型，建立了投入产出偏差分析模型。[76]孙利荣（2011）对基于居民部门封闭的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将政府部门纳入到生产部门，得到了扩展的局部封闭投入产出模型，更进一步将投资考虑进去得到动态投入产出扩展模型。[77]刘强、冈本信广（2002）讨论和分析了地区间供给系数矩阵的推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1997年中国3地区十部门的投入产出模型。[78]王妍、石敏俊（2009）基于200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对农业部门进行了细化，构建了77部门城乡投入产出模型。[79]张亚雄等（2010）对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以及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研制进行了系统介绍，并定义和梳理了其基本应用方法。[80]
社会核算矩阵的研究主要包括SAM的结构安排与账户设置、SAM中所蕴涵的社会经济关系分析以及基于SAM的乘数模型建模与分析等等，目前对SAM的研究大都是在经典理论基础上的局部改进（王其文、李善同，2008）。[81]侯瑜（2004）分别对先分后综法和先综后分法等构建方法以及RAS技术、Stone-Byron方法和交叉熵法等平滑技术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82]秦昌才（2007）通过比较研究认为，RAS方法是CE方法的一个特例——最小交叉熵模型，二者在实践应用过程中的取舍取决于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83]万兴等（2010）通过保号检验、方向检验和接近程度检验比较了十种更新方法的更新效果，研究发现，基于熵的更新方法要优于基于距离的更新方法。[84]范金等（2003）研究了中国地区宏观金融社会核算矩阵的结构和内容，编制了江苏宏观金融社会核算矩阵，并利用跨熵技术对矩阵进行了平衡处理。[85]范金等（2010）在最新的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数据，编制了2007年中国宏观SAM表；[86]李宝瑜、马克卫（2011）设计了两种形式的社会核算矩阵，采用“bottom-up”的编表模式构建了中国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表，并提出且采用了“分项平衡法”的平衡方法。[87]
三、简要评论
本文对国民经济核算理论问题与基本方法的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综述，其中，研究成果的逻辑框架如下：
总体来看，国内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特点：（1）国内研究成果主要还是处于吸收、模仿外国研究成果的阶段，而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比如，核算体系方面的研究，大部分国内学者只是就核算体系之间的比较进行研究，而对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或者研究成果只是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的局部改进，因此缺乏理论基础的创新性。（2）交叉性的应用研究不强。在应用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只是单纯地将核算方法进行扩展性的应用研究，或者“硬性”地将核算方法应用到某一特定领域，从而缺乏对核算方法进行系统的实践性研究。其实，国民经济核算的思想是丰富的，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因此有必要加强交叉性的应用研究，从而真正提高研究成果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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