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框架下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张玉美
(中共枝江市委党校，湖北 枝江 443200)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指的是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资本主义贫困产生的根源以及消亡途径，但分析社会主义贫困问题还要更多地看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因为生产关系中的生产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贫困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生产力;生产关系;中国;贫困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仅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贫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贫困的研究集中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阐释上，深刻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由于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带来劳动异化，使切实从事劳动的无产阶级越生产越贫困，鲜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贫困的根源是以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推翻资产阶级的雇佣关系和剥削制度因此顺理成章成为消除贫困的途径。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逻辑严密、一针见血，然而由于其历史局限性未能对社会主义贫困问题有所预见，但其在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容对于中国贫困问题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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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生产力角度研究中国贫困问题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和财富理论异曲同工地阐明了“在国民经济学体系中‘劳动’既是财富之源又是灾难之根这一问题”[1]，得出“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2]的结论，这一视角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贫困问题同样适用。
(一)贫困产生的根源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反贫困问题研究中是最主要的方面。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通常又把这三要素分为生产力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其中，只有人的活劳动创造价值，成为财富的源泉，物的因素不创造价值，但与价值紧密相连，是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中国贫困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
1.生产力人的因素是贫困产生的内在根源。“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43这种关系的总和就凝结于创造物质生产资料的活动——劳动。按照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价值是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由于价值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必然的不占有自己创造的全部价值。因为“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3]60,只是被当做一种生产资料参与劳动的实现，劳动对工人来说是谋生手段而不是他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现在教科书中生产关系的三要素说是狭义的生产关系，主要来源于斯大林“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的分配形式”[10]，本文简化概括为所有制、生产中的地位和分配关系三个方面。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从生产关系入手通过私有制抓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要害，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丰富了这三要素的内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剥削制度覆灭，但劳动依然还未能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3]75此时的劳动依然源于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被分为五个等级，而劳动者需求层次就决定了其愿意劳动并且获得相应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里所说的需求贫困是在同等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以及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贫困。由于需求层次低，导致主观劳动意愿差，对提高劳动能力有所懈怠，甚至习惯于贫穷、安于现状。需求贫困至少还是基于劳动者劳动基础上的贫困，对于不劳动造成贫困的直接原因就是精神贫困，最典型的就是一味“等靠要”，缺乏主体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思想贫乏才是最可怕的顽疾。
由于需求贫困导致劳动创造财富结果不同的贫困和精神贫困导致不劳动而造成的贫困是贫困产生的内在原因，这样的贫困是内源性贫困。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者起主导作用，同样劳动者也是造成贫困的主导因素。
1.健全制度是消除贫困的前提。消除贫困涉及的制度途径很多，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为例，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大锅饭”式的全员贫困深陷泥潭，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突破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发起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革命。但由于土地的特殊属性涉及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退包权、续期承包权、取回权和补偿权、征收征用的补偿权等多重内容的复杂性，坚持让市场配置资源、坚持产权明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农村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三权分置”，有的地方试点让农民拿土地经营权入股村集体经济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都为农村摆脱贫困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作为生产关系的制度可以影响生产力，从而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从所有制入手消除私有制的贫困到多种制度配合多方化解多元贫困，社会主义的反贫困道路任重而道远，但终归是社会主义的完善而不是如资本主义反贫困般的自我否定。
(二)贫困消除的途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消除社会主义贫困就是要破除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公平效率原则，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最大程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劳动对象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作用于其上的物质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是本质上的分离而是本质上统一于生产资料，但在物质资料使用的主被动关系上有所不同。劳动对象也是生产力“增殖”的来源，根据是否经过人为加工分为两种，这里我们以自然资源为例进行分析。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4]。比如土地，土壤的肥力决定了土地的“增值”，资源差异自然会带来贫富差别，可以称为“资源先天贫困”。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生产力还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来看，部分地区还受制于“资源先天贫困”。而对于资源较好的地区，过去更多聚焦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对资源过度的开发利用可能带来了一些收益，然而现在如果从劳动对象入手剖析中国贫困问题，症结正在于对资源的不合理运用。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中提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保护生态也是发展生产力的真谛。由于开发保护不合理造成资源产出效率低下带来的贫困可以称为“资源后天贫困”。
二是消除劳动对象“贫困”的途径。劳动对象作为劳动者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在劳动中的地位不总是消极被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造自然以认识自然为前提，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完成对劳动对象的改造，这一前提使劳动对象转化为主动。从这一角度来说，之所以存在“资源先天贫困”，是因为我们在自然资源面前被动了，尚没有掌握认识以及改造它的知识和技能。盐碱地可以变良田，沙漠可以变绿洲，“资源先天贫困”不是绝对永恒的贫困，消除这类贫困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增强攻坚克难决心，切实拿出愚公移山的魄力去改造自然、改变贫困。另一方面，针对“资源后天贫困”，找出资源使用产出效益低下的原因。对于开发不充分造成的贫困，加大合理开发与利用，实现物尽其用并注重短期开发与长期保护并重。对于过度开发造成的贫困，加大保护、修复并且加速转变理念、转型发展，另辟蹊径。
(二)贫困消除的途径
1.生产力人的因素是消除贫困的主导因素。一是消除需求贫困的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只看到利润以物的运动形式存在，劳动者也不过是物化了的生产资料，而社会主义的物质运动是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5]现在人们的需要内涵扩展、层次提升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以人为中心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围绕这种需要，可以从需求刺激和高质量供给两方面着手，激发贫困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劳动者谋事创业的内在动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最高层次需要，这种需要有利于将短期扶贫和永久致富相结合，与全国人民一道步入小康社会。
本文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构成要素分析了中国贫困产生的根源和消除途径，然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绝不是割裂的，它们是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统一体，这一辩证关系在研究中国贫困问题中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专家建议成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6 g，烹饪时可使用定量盐勺控制放盐量，尽可能采用少油烹调的方式。同时，在烹调菜肴时应尽量少放糖，也不吃或少吃含糖量高的食品。
2.生产力物的因素是消除贫困的外在条件。一是消除劳动资料“贫困”的途径。恩格斯曾经指出:“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9]，组成未来社会主义构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旨在通过平衡工厂这个重要的劳动资料缩小地区贫富差距，为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指出了可行的方向。
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再到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建立大数据物联网，我们已经认识到由劳动资料形式转变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虽然转变非常明显而且是覆盖绝大多数区域的深刻变化，但毋庸置疑的是少数地区劳动资料形式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新型劳动资料还没有实现均衡配置。从提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兼顾二者，到重点突出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发展的短板所在、均衡配置的切入点所在。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平衡不充分，摆脱贫困的途径自然就是平衡加充分。一方面，平衡配置劳动资料，让前沿信息技术、高端科技、先进设备甚至领先的发展理念走进贫困地区，发挥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新型劳动资料的先进效率，大幅提升贫困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让贫困群体借助先进的劳动资料增收致富。这种均衡就是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去弥补市场的某些弊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配置优势，比如就业创业机会均等、公共服务均等、权利平等、教育资源均衡等，从而消除区域差异的贫困。
对于Z向位移，1#承台1号、2号角Z向最大位移约为-0.76 mm，3号、4号角点Z向位移最大为-0.80 mm，沉降差为0.04 mm，转角为0.0004°。2#承台1号、2号角Z向最大位移为-0.33 mm，3号、4号角点Z向最大位移为-0.32 mm。沉降差为0.01 mm，转角为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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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3]141-142可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反贫困问题研究中主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绝不能忽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二、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中国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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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困产生的根源
1.所有制衍生的各种生产关系是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生产关系从人与物的关系中揭示了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经常固化为一定的制度。制度作用于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效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劳动者必须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出卖劳动力，促使生产过程得以实现，促使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得以实现，促使工人劳动治“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悖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他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无法像空想社会主义学家那样去正面描述未来的世界，但马克思从反面论证了人类所追求的美好未来一定是消灭剥削制度，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超出马克思的预见，当前社会主义中国的贫困问题更是超出马克思的设想，然而从生产关系这一角度，特别是所有制角度探讨贫困问题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视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实行公有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式。一定程度的私有制促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公有制的基础和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性质被消减，反而曾经刻板的公有制造成国内的普遍贫穷。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使得所有制形式不再是贫困产生的根源，而由所有制衍生出的各种经济权力关系(如经营权、转让权、定价权等)、利益关系(如竞争与合作等)、经济关系(联产承包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等)形成的制度扭曲成为当下中国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除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是造成当前部分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比如中国农民贫困受制于产权制度的缺失、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桎梏、社会保障制度的偏颇、财政金融制度的歧视、传统文化制度的束缚等，这些都是造成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
2.地位及关系相对不平等是贫困产生的历史根源。马克思描绘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是共同生产、共同富裕、自由发展的未来社会，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与剥削，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是平等的，这在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实现。但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发展机会不同等，不同地域存在贫富差异，在绝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上又存在局部的不对等。比如城乡差异的发展环境、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医疗水平和设施等，都无形加大了一些地区长期贫困、顽固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这是平等基础上贫困产生的历史根源。区域性整体贫困就是典型表现，由于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性、资源匮乏性等原因造成开发难度大、人员外流严重、地区空心化、基层组织弱化、产业扶植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又无形加重了整体贫困的程度，造成积重难返的贫困历史根源。
3.分配关系的效率公平问题是贫困产生的现实根源。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分配的形式和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必定要出让自己的剩余价值、利润或地租，是一种按“资”分配的方式。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马克思设想了消除资本主义分配不公的实现途径，将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分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当前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基于现实的必然做法。因为生产要素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因素，包含的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知识、信息、科技、管理等多方面要素都会在财富增长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如果在分配领域依然坚持“劳动价值论”实行“按劳分配”只能是一种表面上的平等。忽视深层次的财富构成对劳动者来说都会使得贫困问题无法真正得到解决。
我们并没有很优裕的物质享受，可是，只要有一院子不断地开着花的树，和能够偶尔坐下来闻一闻花香的闲暇，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富足了。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运用的物质资料和条件。其中，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社会生产力相对不再落后而主要体现为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通过“五化协同”实现了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主要是以新知识、新科技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使用为标志。反观贫困地区的落后，生产工具的落后是非常突出的短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贫困问题时提出了生产力平衡布局理论，主要提到了均衡工厂布局，这是生产资料非常重要的方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平衡随处可见并且现实地造成某些地区甚至大部分人口的贫困，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但是，这个不均衡不仅仅体现在工厂的不均衡，而且体现为信息、技术、资本、工具、交通等多方面的不均衡，可以概括为劳动资料的“贫困”。
2.生产力物的因素是贫困产生的外部根源。生产力物的因素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参与价值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出更多相对剩余价值；可以提高人的熟练程度，同等时间创造更多财富。所以，物的因素与财富的生产紧密相连，也与贫困的产生息息相关。
2.共同富裕是消除贫困的目标。马克思从来关注的都是“现实的人”，为了探索人类发展的正确道路开启漫长40年的研究，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困、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实现共同劳动，劳动成果共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必要的，但增加应该是均衡的、全面的，允许先富但是必须去带动后富，共同富裕才是目标。
对于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贫困主体而言，前期的脱贫政策已经更多地关注到了贫困地区的整体贫困，忽视了非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体，所以这一阶段脱贫的目标是“精准”，既关注贫困地区的整体贫困，又致力于非贫困地区的个别贫困现象，一村一策、一户一策，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大力实施援疆、援藏计划以及广泛开展东部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的援助，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少”。对于具有生产能力但生产关系局部不对等造成的贫困，需要政府集聚全国之力加大扶贫帮扶力度，实现政府扶贫供给侧与贫困需求侧的协调统一，重点帮扶与全社会参与相统一，政府、社会、市场协调推进，地区、部门、单位、社会全体动员，跨越历史局限性去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对于不具有生产能力而在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贫困群体，要加大社会保障托底力度，广泛开展以社会保护、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救助计划，坚持以人为本、关爱弱势群体，共同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3.公平效率是消除贫困的原则。不论初次分配还是再次分配都应该追求公平效率。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要完善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要素的积极作用，打破行业和区域限制，促进公平竞争和要素的自由流动，确保机会均等、结果公平；再次分配强化监管，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探索实施遗产税、房地产税，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针对社会主义分配不公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出药方，“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同时兼顾效率公平，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也为贫困的解决开辟了新的方向。
后来外婆告诉我，那位道士根据生辰八字算了一卦，最后总结为一点，也是外婆记住的一句：建议我把脾气改改，凡事出了问题不能一味怪别人，否则，运气很难到来。
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角度研究中国贫困问题
二是消除精神贫困的途径。“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6]毛泽东说过：“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7]可见，社会主义中国的贫困群体要摆脱精神贫困就必须组织起来、劳动起来。一方面，精神贫困人群缺乏正确价值观引领的精神支撑和教育重塑的改变契机，任由精神的荒芜自然会产生贫困。所以，要将贫困人群有效组织起来，进行文化、道德、教育、价值观的重塑，树立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先进理念，奠定走向精神富裕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就要带领贫困群体切实劳动起来。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8]恩格斯甚至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9]，所以，劳动起来才是摆脱贫困的关键。从满足需要的生存手段到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个过程也就实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物质扶贫与精神扶志相结合、外部帮扶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精神富裕从来都是物质富裕的前提。
(一)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起决定作用的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产生、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大幅提升，GDP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位，诸多方面的社会生产能力位居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不再是生产力落后，而是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弊端。
4）沿填筑好的砾石外侧坡面填筑一层粗砂反滤层，粗砂反滤层高度与砾石反滤层齐平，顶宽0.5 m，外侧边坡为1∶2，要求粗砂粒径d=2～8 mm。
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不平衡不充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贫富两极分化。不论城乡区域发展还是三大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都使中国贫困问题聚焦农村、农业，农民成为贫困人口中占比最大的构成部分。即使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也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生产关系，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战城市谋取新的生产力，为城市发展增添动力的同时加剧了农村的衰落。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放弃原有生产方式，重新获得劳动资料和作用于劳动对象需要时间和过程，至少会短期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制造业发展也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3D技术、生物科技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运用先进科技的制造业发展迅速，而传统产能则面临淘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不是过剩而是发展的不充分，与落后产能相关的行业和人都会陷入发展的困境，跌入贫困也是无法预测的风险。
当前摆脱贫困的关键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基础也是决定性因素，重点是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实现资源节约和资源配置的集约高效，充分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劳动资料的层次和水平，真正实现创新引领和科学发展、市场配置资源并合理开发运用；协调发展就要适当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调节资源配置、弥补市场竞争缺陷，给予贫穷落后地区更多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发展先进生产力；共享发展就要让贫穷落后地区分享改革红利，淘汰落后产能和生产力，积极融入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只有国家更加富强才能奠定精准扶贫的物质基础，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平台，为缺乏劳动能力致贫的人民提供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更加积极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投入脱贫攻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贫穷问题就解决了。
(二)生产关系尚不能充分适应生产力是转型期贫困的主要问题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但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与共产主义“财富充分涌流”的发达生产力还有一定差距。贫困现实存在的主要原因依然不是落后生产力的问题，而是原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充分的问题，是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是部分生产关系还不适应生产力的表现。
现阶段，虽然我国城市进程明显加快，但是在人们挖掘与开采不断深入的基础上，不同程度上加剧了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就滑坡地质灾害而言，其发生的因素不仅包括人为因素，大规模的降雨和突发地震等，也是滑坡地质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针对滑坡地质灾害的发生原因及危害，本文通过对滑坡地质灾害的深入分析，对滑坡地质灾害的勘查方法加以探究。此外，从减轻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危害、加强对防滑构筑物的设置等方面，研究滑坡地质灾害防治治理方法。希望在本次相关研究下，可以为日后减少滑坡地质灾害、降低滑坡地质灾害带来的危害程度，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在前列腺炎中的致病作用应引起重视,而且应对患者前列腺液中的病原菌进行检测,以便临床医师对患者进行更好的诊治,促进患者痊愈。
传统的农耕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化、现代化生产方式，适应这种变化的农村和农民获得了新生动力，而固守小农经济的人和地区则陷入普遍贫穷和落后。制造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适应先进制造业发展生产力水平的行业、企业发展迅速，而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则阻碍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不彻底，使经济主体参与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利关系无法得到保障。“由制度、技术、市场等因素构成的整个权利关系，决定着某些阶层是否有能力分享足够的经济增长成果以避免贫困”[12]，而当前的贫困很大程度源于对这种权利关系的剥夺。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在产权、使用、收益、处置等方面存在一定弊端，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治理制度的不足等，都可能使得经济增长而贫困不减。
理顺生产关系满足生产力要求是当前摆脱贫困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大力推进各项改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3]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等全面改革，使所有制的产权更为清晰、收益更为合理，使社会治理制度更好维护公平正义，使科技创新发挥更大作用，积极促进脱贫致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要用更高效的组织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提升产业化水平，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企合作模式，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积极鼓励创新创业，建立健全脱贫致富的多种形式和途径。理顺各市场主体的关系，权责统一、公平竞争、自由流动、平等交换，良好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脱贫攻坚。
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消亡途径，有利于跳出地区、产业发展的现实局限，用更广泛的视角、更深层次的思维去看清本质，找出贫困的症结和突破口，继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照耀中国，实现党作出的“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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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3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7020(2019)05-0101-06
收稿日期: 2019- 06- 14
doi： 10.3969/ j.issn.2096-7020.2019.05.21
作者简介: 张玉美(1983-)，女，河南范县人，中共枝江市委党校讲师，哲学硕士。
责任编辑 周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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