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第一届两岸伦理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儒家论文,第一届论文,两岸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12月16日—19日，第一届两岸伦理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会议的主办单位为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与台湾师范大学。中国伦理学会的17位代表由罗国杰教授带队出席了会议。台湾地区有20位代表出席，还有列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大学生多人。会议中心议题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化”。会议在巴信诚理事长和罗国杰会长及来宾致辞后，即展开研讨。共分13场宣读了37篇学术论文。这次学术研讨会探讨的问题较多也较深入，气氛热烈而有序，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将研讨的主要问题和具体论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家庭伦理道德
两岸学者对儒家的家庭伦理道德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台湾学者尉迟淦认为，二千多年来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核心。它不仅保证了历代政治制度的延续，而且能稳定社会结构的完整，同时还维系了经济运作基础，是多种人际交往行为的重要依据。孝道不仅表现在口体之养与爱敬之心，而且显现在“道德生命的自觉完成”，精神层上的孝道要高于生理层、心理层上的孝道。台湾学者孙长祥论述家庭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意义，指出人生的主要经历：生、养、长、教、死，大部分是在家中发生的；“成人”的理想是在家庭中引发的；理想的人格是在家庭生活中塑造的；合宜的待人处事等行为也是在家庭共营和乐的生活中训练完成的。台湾学者邬昆如认为，儒家把“家”的定位安置在人的个别性和群体性陶成的中间。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的整体设计中，“家”成为个人修身之所，同时又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台湾学者杨祖汉认为，儒家之学最通常、最易为人所了解的便是重视家庭伦常，要人有一正常合理的人伦关系。活在正常的伦理关系中，才是最真实的人生。儒家实现仁德的道德理想是由最切近的孝悌之道做起的。台湾学者吴自甦认为，我国人文思想的理念在“仁”，实践的核心在“孝”，孝是中国伦理的传统美德，亦为建国的最大精神力量。讲孝道，非但两代不易形成所谓“代沟”，而孝行的功能堪称“代桥”。他们在研讨中指出，由于时代的变迁，儒家的家庭伦理道德日渐式微，在范围上已从社会的公领域退回到家庭的私领域，在性质上，已从伦理道德的价值范畴蜕变为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而工商业社会的“性解放”更是破坏家庭的刽子手。因此应提倡“把性还给爱”，以“爱的教育”代替“性教育”，“夫妇间少讲权利，多讲互爱”。以使现代人除了在社会生活满足之外，还会“倦鸟归巢”，在家中安享天伦。大陆学者甘葆露认为，我国孝道的传统设计是一种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儿孙的设计。传统孝道不同于孝道传统，前者具有时代性，是历史形态的孝道，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落后的部分；后者则是人生智慧、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孝道传统的和谐性、根源性（孝德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和人世性三个原则在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中仍然可借鉴和利用。但在现代社会，和谐原则应基于对真理的服膺，不是一种传统的静态的安伦尽份；根源性原则应将其逻辑起点定于成熟的自律的个体，个体不再依附于家庭而存在；入世原则则表现为要积极地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做空谈说教。大陆学者魏英敏认为，重视家庭、关心家庭，建立符合礼仪要求的家庭，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包含有许多具体时代的、阶级的内容，但也有超越时代的一般意义的内容，如尊亲、敬亲、养亲，“孝、听、悌”或“孝、柔、敬”等调节父子、夫妻、兄弟关系的道德，其中的合理因素可以批判的继承、学习和借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敬”、“慈孝”、“友爱”是当今建设民主、和睦、亲善的家庭人伦关系的道德。台湾学者朱言明通过分析胡适先生的婚姻及爱情观，指出胡适“才子配村姑”、终身不二色，是深受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即事亲报孝、不违母命；传统道德的影响，即事亲报孝，不违母命；传统道德礼教的约束；对妻子江冬秀的感恩。
二、关于经济伦理和职业道德问题
儒家伦理和经济伦理、商业伦理、职业伦理的关系是这次研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台湾学者刘阿荣认为，儒家伦理对经济发展既有阻力一面又有助力一面。①顺应自然的和谐观念，②诸子平分财产制，③礼教观念所展现的自制、内省及对传统规范秩序的维护，④家族意识太强，形成“家族企业”格局，⑤义利之辨的道德判准，是谓“阻力”；①勤劳敬业的精神，②诚信不欺的美德，③义利关系、士商精神的贯通，④儒家伦理亦可由旧宗族转为工商业组织，由重“个人关系”而重“事业功能”，⑤主张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是谓“助力”。上述成为阻力或助力的因素，有些并非是绝对的。鉴于现代经济发展对儒家伦理的冲击，需积极寻找“补偏救弊”的新规范：①以儒家伦理的“一体和谐”、“顺应自然”匡补当前经济发展太重开发、宰制自然的流弊；②以儒家伦理的“善意对待”、“和谐互助”匡补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劳动异化”、“劳资冲突”问题；③以儒家伦理的“均富思想”匡补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所得分配不均问题；④以儒家的“富而有礼”匡补当前经济发展所流露的“财大气粗”、“物欲横流”、“骄奢淫逸”的现象。大陆学者陈瑛认为，中国古代商业伦理发展的根源在于商业实践，但也与儒学有不解之缘。所谓“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先秦儒家孔、孟、荀都没有轻视商人的倾向，秦汉后虽曾出现了轻视商人的倾向，但仍有“其人甚可贱，而其业不可废”的讲法。宋元以来儒家学者重视治生问题，而明代中期以后，士商相混的现象更为普遍。商人“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认为“富而教不可缓”，故先人经商致富，子弟读书通显，出现了“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的现象。受儒学影响古代的商业伦理已达到较高水平，相当系统完整。其基本规范为勤俭、敬业、诚信、廉平、礼让，其基本精神是“仁”。学习和借鉴古代商业伦理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台湾学者戚国雄对于认为儒家伦理不适合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这种观点有两点错误：一是将儒家伦理简化为以孝为核心的伦理；二是将孝理解为宰制——隶属的伦理规范。实际上仁、义、礼才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架构，是道德正确性最终的判准。同时儒家讲的人伦关系，只是谈人人各尽其义务，并没有说谁是隶属者，且片面对宰制者尽义务。儒家伦理用于商业企业文化，并非不能促进生产力、强化创造性、培养合作与沟通的精神，并尊重个人的权利。大陆学者温克勤认为，儒家伦理重道德人格修养，提出了做人应具备的完备的道德准则体系，其中有许多属于人类公共生活道德和民族美德，在现代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中仍有重要价值；儒家伦理提倡的仁爱精神、尚义重义精神、人伦和谐精神、诚信精神、自强不息精神，赋予它们以时代的内容和新的理解，仍然可作为现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和职业道德理念；儒家伦理中关于职业道德的一些精彩论述，如孔子对“敬”与“恒”以及“政德”、“师德”的论述，《礼记·学记》中提出的“敬业乐群”等，对于现代职业道德教育仍然很有价值。其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德才兼备人格塑造模式，对于培养现代优秀职业人才有借鉴意义。总之，儒家伦理重社会整体利益、重精神生活和精神力量的价值取向、人生观和人生态度，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意义。而这些恰好是西方管理学、企业文化所欠缺的。台湾学者简宗梧认为，只有在周密而有效的“游戏规则”下，社会对体才能悠游其间，一展长才，各得其所。师生伦理关系也应多元关照、权益均衡、运作和谐。为师者尤当严格要求自己，“既为经师又为人师”。因此孔子的“诲人不倦”、孟子的“教者必以正”、《周礼·地官师氏》的“顺行以事师长”、《礼记·学记》的“择师不可不慎”，仍为今日为师之道和求师之方。
三、关于“德治”思想和“官德”思想
探讨儒家的“德治”和“官德”的几篇论文主要是大陆学者提交的，这也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罗国杰认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独具特点是同当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结合。从社会政治要求方面看，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完善个人的同时，还要尽力来“匡救世弊”，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德治思想不但是儒家治国的根本方略，而且还是儒家之所以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原因。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对“德治”进行了许多探讨和论述。德治并不是不要刑罚，也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人治”。儒家德治思想中，有人治的因素，也有强调道德品质与道德教育重要性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既要法制也要德治。没有道德教育，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素质的提高，要想维护社会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违反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违法，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很低，头脑中充满了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的思想意识。许启贤认为，儒家管理思想的基础是道德管理、道德教化。要求管理者坚持①仁爱、仁义原则，②贵和、和谐原则，③惠民、富民原则，④重视教化原则。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是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主敬、礼让、自信、勇敢、节制、廉洁、勤俭、爱物等等。对于为政者的道德要求是公正无私、勤政尽职、为官清廉、献身国家。王春峰认为，中国古代官德思想是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官吏道德从各方面作了大量的论述，形成了系统的官德思想。一般说来，它是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服务的，但其中积淀着人类一些美好的道德思想因素。如十分重视德治和官德的作用；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官德规范，主要包括清正廉洁、公平正直、爱民富民、崇俭戒奢、尚志重节、率先垂范；注重官德修养，从“立志”、“为学”、“重行”、“改过”、“自省”、“慎独”、“重微”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儒家强调做官先做人，“修德以正身”，一个有权力的人，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些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四、关于公民德行和道德教育
公民德行和道德教育也是这次研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台湾学者沈清松认为公民德行的陶成可谓当前两岸伦理、政治、教育中极为迫切的课题。公民社会的根本义在于有一个“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基本目标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追求“卓越”，并且群体也能达至和谐。因此公民德行包含两点：一是“个人能力的卓越化”，二是“关系的和谐化”。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德行”，基本上就是“卓越”，儒家所谓的“孝悌忠信”、“恭宽信敏惠”等等，所着重的是“关系的和谐”。就公民德行而言，则较侧重关系的和谐。为此，公民德行应包括宽容、正义、自由平等的精神和热心参与。台湾学者汪希强调伦理教育要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让伦理精神点点滴滴的导入国人生活，以生根发酵，产生化育的功能。并提出应注重提倡“和平”（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天理良心”（人人可懂，人人接受）、“敬天祭神”（其意义在于崇拜正直、崇拜伟大、祈祷多福）、“孝亲尊长”（其意义在于不忘本、接力传承、提升人性）。大陆学者廖申白认为，现代社会在公共生活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可归为两类，即对陌生人的态度问题和对待公共生活规则的态度问题。设想从家庭伦理到公共生活伦理的直通是一种过于简单、过于理想的观点。应该注重公共生活道德教育，养成对陌生人的尊重和平等态度。这与孝、敬的家庭伦理态度同为我们民族健康人格的两个方面。大陆学者乔法容认为，孔子“德教为先”思想是儒家伦理的一块基石。儒家将德教置于各科教育之首，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君子型理想人格。这种君子型人格的特点是：①仁智勇相统一的品格，②崇德尚义的道德价值观，③博施济众、经世济民的远大志向和抱负，④博学多思、修身不已的品质。针对当前高校学生道德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启迪我们，把注重现实功利的道德心态引导到崇德尚义、见利思义的价值轨道上来，把主体性意识引导到自觉的道德精神上来，把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引导到爱人、爱国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上来。
五、关于“仁”、“礼”、“诚信”、“中庸”、“义利”、“天人合一”等的探讨
对儒家伦理的一些重要概念、命题给予新的诠释、理解和评价是这次研讨的又一重要内容。
大陆学者章海山指出，儒家以“仁爱”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主张人对人的承认、施予及肯定，通过爱人而达到社会和谐统一，避免对立与对抗，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同理想。其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不仅对儒家文化圈的现代社会生活有意义，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现代社会生活亦能起不可估量的作用。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创立一个以爱换取爱、以信任换取信任的社会生活大环境，也许可以避免现代社会病，至少可以减轻它的危害。儒家的“仁爱”，对于缓解现代化带来的人际紧张关系，遏制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无限膨胀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台湾学者林有土认为，“礼”是儒家的社会基本伦理。在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仁是内在的核心，礼为外在的行为准矩，礼实为仁道的表征。礼的含义包括秩序体系、行为规范、事物统纪、道理根本、法律纲纪、修身依据、治国之器，及道德总称。其功能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节制作用、引导作用、守序作用、贯串作用（礼与法贯通融会）和标准作用。儒家礼教虽是封建农业社会的产物，但对现代工业社会仍有无可取代的价值。从个人生活层面上说，礼涉及到人类全面的生活范围；从社会层面上看，礼是群体生活的秩序，也是人伦活动的规范；从教育层面上言，礼是一种教育方法，其目的在培养高尚理想的人格；从政治层面而言，礼是立国治国的纲常，无论组织系统、典章制度、政治运作的轨迹法度，都靠礼来维系。我们要进步繁荣，也要安定和谐，所以科技时代也要研究礼仪伦理，要结合传统与时代建立新的礼仪体系，作为生活的基本规范。大陆学者陈根法认为，儒家的诚信之德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德目，而且具有价值本体、价值根源的意义，是人的尊严所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由于生活速率加快，消费的大众化，娱乐的集体化，大众娱乐的极度膨胀，使个人失去了真正、真实的自我和人格独立的基础，成为“空心的个人”。儒家的诚信之德并非包治现代病象的万应灵药，然而对于价值的无根和个人的分裂，儒家言诚信为人性之本、天道之源，却具有直接的诊疗作用。诚信是最内在、最根源的德性功夫，它从人的本源处用心，努力工作，认真做事，积极投入，都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品格。大陆学者陈楚佳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并非折衷，而是期求德性的正当与适度。其内涵丰富，包括：它是一切成善经验的现实总结；是善意与善行的基本特征；是实践理性的必须；是对行为主体的欲望、情感、理智及意志等主观方面的要求；是人类对德性的觉解已趋向主客观一致的至高境界的表现。在信息时代，诸如个人创造价值的充分发挥及有效地规范与整合，经济问题与伦理问题合理而有效的解决，如何建立国际关系的公正以及如何消除两极分化的问题，必然与自由的关系，法制与道德教化的关系等等，都需要解决的恰当适度。在信息时代，中庸应是居主导地位的伦理思维及现实的伦理基础。大陆学者屈培恒认为孔子虽“罕言利”但并不排斥、鄙视利。相反，认为人都有自身利益的追求欲望与需要。他反对和鄙视的只是那种“不以其道而得之”、“放于利而行”的行为，这是儒家义利观的主流思想。其基本精神强调义高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和人格尊严与气节，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和民族心理，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其所强调的个人对社会整体的道德义务，“以天下为务”、“为天下兴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等思想与原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正确的价值导向，以及个人人格完善等等，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大陆学者王正平认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态智慧的一部分。它的“合理内核”及生态伦理价值表现在：①“天”与“人”合而为一，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高扬宇宙生命统一论；②“天道”与“人道”合一，坚持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内在统一；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提倡尊重一切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④“辅相天地之宜”，把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趣和人生理念。儒家“天人合一”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它虽然带有某些朴素的直观，却具有“奇迹般的深刻”，值得我们今天在提倡生态道德，保护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借鉴和吸取。
六、关于儒家伦理的总体认识和评价
这次研讨会还从总体上对儒家伦理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以及如何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台湾学者席瑜认为，儒家伦理“宜古宜今”，其内涵及实践要目为重品格、行“仁”爱、推忠恕、讲中庸、倡王道、勉实践。其中“行仁道”是儒家伦理精神的重点；“倡王道”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以造福社会国家为目标，为儒家伦理思想的精点，也是最受人尊崇的特质；“勉实践”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儒家伦理思想的特色是发展人性、弘扬人道、培养人格、维护人权，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儒家的中和思想、中庸规范、礼治之道、大同观点都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也是治国建国的理想。大陆学者杨丙安认为，尊德性、重人伦、爱祖国、贵自强、崇公义、讲操守、主仁爱、求“真”“是”、致中和、尚宽容是中华民族的十大传统德性。其他还有勤劳朴实、谦虚礼让以及尊师敬贤等等。但也有自己的短处，如前人所批判揭露的虚荣、冷漠、散漫、因循、自私以及世故和阿Q精神等， 尤其如宗法等级观念、官本位特权意识和奴才哲学等，虽不是主流，但与时代要求格格不入，而民主意识、时间观念、竞争意识、效率观念以及主体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等，则在我们的传统中比较缺乏。所以我们在改造旧的同时，还需创新。要以开放的心态，全方位地从古今中外一切进步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中去吸取营养。大陆学者李春秋认为，儒家伦理鲜明的民族特点是：①重视人伦关系和谐相处与“爱人”；②重视整体利益和民族大义；③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④崇尚理想和志向；⑤提倡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儒家伦理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已经成为东方的重要文化传统，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辐射作用，为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它的优良部分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精神力量。对待儒家伦理是一个十分重要、严肃而复杂的问题，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两种片面性，一是“全盘否定论”，二是“复兴儒学论”。台湾学者毛宗易认为，儒家伦理在历史上独受尊崇的原因有三：一是基于我国之优良传统，二是合理处较多，三最重要的是为人性之常，不像他家之说陈义过高。台湾学者龚燮认为，传统儒家伦理精神来自于自然，渊远流长，根深蒂固，发扬儒家的伦理精神，并不需要艰难的方式，只要求每个家庭从日常生活做起，政府相关单位、学校及社会有识之士用最简洁的方式从旁提醒、辅导和加强，便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台湾学者姜一涵认为，儒教是需要“行”的，绝对不能单靠“说”和“写”。新儒学家深居学术殿堂，高标出众，远离社群，有的更玩弄观念、创造辞汇，这样儒门寂寥的命运终不可免，在不久的将来或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因此，儒学的出路是走出旧的意识形态，走进社会、走入各阶层，普及到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大陆学者樊和平认为，儒家伦理主张伦理至善，其视界局限于个体与伦理范围之内，其缺点：一是对社会生活伦理的“恶”的麻木与过度宽容；二是对个体伦理权力的无原则放弃。它们影响伦理的有效性，也影响社会的正义。这就导致伦理至善与社会正义的矛盾。个体追求至善的精神如果不与追求社会正义精神相匹合，那么伦理的善的运作结果，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恶。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矛盾，说到底就是个体至善与社会正义的矛盾。台湾学者林安梧认为，在“工具理性”高涨状况下，使得人们的价值感、存在感都无法肯定，而陷落在一种平庸化、甚至极端不安的心灵状态中，这就是人在外驰、追逐对象化的势用时，不断离开自己的价值根源所扭曲成的存在样态，这就是所谓的“亡其宅”。这种“价值的异化”、“文化的异化”以及“存在的异化”，需以东方儒家的“意义型治疗”、道家的“存有型治疗”、“佛家的“般若型治疗”。中华文化所呈现的是非常人间性、非常合理性的生活世界，而这种合理，不是西方科学主义下的那种“工具性的合理性”，而是一种“人间情理的合理性”。中华文化体现的“生活”、“交谈”的交融感通精神，较之“启示”与“诫命”更为重要，它以一种“和谐性的原则”替代了“强制的规范性原则”。台湾学者龚鹏程讲，从前一心以为挣脱传统“吃人礼教”、“封建伦理教条”即能让人生与社会更为美好的理想，业已破灭。这究竟是现代伦理本身有问题，抑或是我们还不够现代化？国内的论调多偏于后者。这其实是与世界思潮相脱节的现象。打破迷信、打倒权威、追求民主平等与财富，乃是过去这个世界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价值以及行动的原理。可是在伦理转换的时代，这一切都成为应接受质疑、批制甚或扬弃的东西。今后我们应重视宗教和传统社会之价值观，还是要依循后现代理论所勾勒的伦理特色（如削平深度模式、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等），恐怕是当代中国人不能不进行的伦理抉择。此外，台湾学者朱秉义和王钦贤对《大学》一书伦理含义的宽广性与久远性及“伦理与宗教——爱的伦理”，分别进行了探讨，发表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大陆学者金可溪因故未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他所提交的论文《儒家伦理与官员道德》。
两岸学者对儒家伦理的研究，虽然在方法上和具体评价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都持一种认真分析的态度，对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给予了重视。两岸学者互敬互学，为弘扬中华文明、构建现代文明而共同努力，是两岸交往交流中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