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进展论文,理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03)04-0001-05
城市空间结构主要从空间的角度来探索城市形态和城市相互作用网络在理性的组织原理下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城市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空间维(spatial dimension)的描述[1]，其研究内容不但包括城市形态和城市内部要素的空间分布，还包括了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Bourne,1982)[2～3]，因此，城市空间结构实际上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地域结构[1]。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一直是城市地理学中古老而又年轻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该方向的研究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水平和特色。城市发展是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在一定发展背景下相互耦合和综合影响的结果，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对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演化研究有助于人类较为深入地认识城市发展规律，为城市规划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1 工业化以前
工业化以前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表面形态的揭示，把城市空间结构同发展过程分离开来论述其特性，并且从文化、技术、经济等角度论述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与机制[4～6]，例如以神权、君权思想为依托，强调以宗祠、王府、市场等为核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以及规整化、理想化静态结构形态。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建筑师稀波丹姆的棋盘式路网骨架的城市空间布局，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维特鲁威设想的蛛网式八角形的城市结构，以及中国北京、西安、开封等城市空间结构模式都能反映古人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理想化追求与探索[7]。美国学者吉迪·肖伯纳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概括出一个统一的工业化以前的城市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他认为，各国前工业城市，都是在共同的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形成的，因而其空间结构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他在《前工业城市：过去和现在》(1960)一书中，通过对大量的前工业社会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后指出，无论在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在西非、东亚、美洲和伊斯兰国家，工业时代以前的所有城市实际上都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8个方面：(1)大多数城市座落在有利于农业、防御和贸易的地方；(2)大多数城市有城墙环绕；(3)宗教在自然布局和社会结构方面占主导地位；(4)扩大式家族和先赋地位在社会组织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5)城市中心大都有广场，其四周是宗教建筑物（大教堂、清真寺、庙宇或神殿等）和政府机关的建筑物；(6)从广场中心放射出道路，紧靠中心区是统治阶层的社会名流居住区；(7)城市边缘以及城墙外侧是平民和社会阶层居住区域；(8)城市统治其周围的农业地区，从农民那里获得粮食。
2 工业化以后
工业化进程迅速推动了全世界广泛的城市化过程。工业化经济瓦解了以庭院经济、作坊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城市空间结构模式，促使城市进入了从分散走向集中的发展阶段。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日趋复杂以及城市环境的恶化使人们日益关注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与更新。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提出了独立自足的“新协和村”式的市镇模式，奥斯曼、本汉姆的巴黎、旧金山、芝加哥等城市治理规划，以及建筑师西特提出的城市空间的视觉艺术原则等都是对工业化以后城市空间结构的有益探索。但是他们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正确地反映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正确方向[8]。
20世纪初期到50年代，城市空间结构变化促使人们逐渐放弃传统的形态布局偏好而转向对城市功能结构的研究。马塔的带型城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哈涅的工业城市是这一时期人类所概括出的最具创造性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后来，盖迪斯的文章《进化中的城市》将城市功能结构研究引向深入。恩温的卫星城市模式和大伦敦方案、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及大赫尔辛基规划、格里芬的堪培拉生态城市方案、米留廷的带状城市结构与斯大林格勒方案，将理论研究与规划设计引向新境界。由于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手段更为先进，而且对城市高度集中空间布局所产生的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世界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演进研究起了里程碑的作用。同时，城市的宏观区域结构以及微观结构、社区结构研究也有了发展，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巴罗报告的城市与区域一体化模式，佩里的邻里单位，斯泰因的雷德朋街坊模式等，也将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化研究推向前进。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来说，这一时期是西方国家多元化研究局面的形成时期，针对不断蔓延的城市以及日益松散的空间结构，勒·柯布西埃重拾形体结构主义的大棋，《明日的城市》以及巴黎中心区改建方案提出了所谓“光辉城市”的新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主张用现代技术手段引导城市集中式发展以及空间开敞布局相结合的理念[9]。这种理念随着《雅典宪章》广为传播。同时，帕克和沃恩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从城市社会学角度，赫德从土地经济学角度，黑格从地租决定论角度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都取得了成果。此外，狄更生的历史地带模式，埃里克森的折衷构造模式等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研究标志着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多元化局面的发展[1]。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市空间结构在高科技的推动下，技术主义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出现了一股主要以现代建筑技术和交通技术、通讯技术为依托的城市空间结构的规划设计，其中美国建筑师弗里德曼的装配式城市，富勒的海上飘移城市，索莱尔的仿生城市，原苏联建筑师设计的量墙式城市和三角垂直结构城市，库克设想的抽斗状插入式城市，罗恩·赫伦的行走式城市等，这些设计思想是以关注人类生态环境为出发点，企图以现代科技来挽救现代大都市的种种危机[7,8]。
20世纪初期以来，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了城市形态学、实证主义（即空间学派，可以分为生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著名的理论有中心地理论和Alonso(1964)的土地竞争理论），建立了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多核心模式等传统的城市内部地域结构模式[1]。在20世纪60～70年代兴盛一时的空间学派，开始用数理方法探究城市空间结构的发生原因和相互间的联系，把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潮[2]。在70～80年代中期形成了行为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在S0年代中期以后又形成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已形成了景观学派、社会生态学派、区位论学派、行为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时间地理学学派。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重点逐渐转入信息化对人类聚居行为、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在文化价值、生态耦合以及人类体验等深层次上，关注城市文脉连续以及空间结构梳理。其中著名的有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感知、雅各布的城市交织功能、亚历山大的半网络城市、杜克塞亚迪斯的动态城市、麦克哈格的自然生态城市、罗尔的拼接城市、列波帕特的多元文化城市等，都反映了他们对后现代社会、高科技发展对城市空间冲击可能造成的诸如情感真空、环境破坏、文化断层等后果的关注和忧虑。城市规划实践中出现了弹性化城市空间以及多元化城市空间倾向，如伦敦的反磁力结构方案、华盛顿的放射长廊结构和莫斯科、东京的多中心复合结构等；同时，强调对城市内部各功能区进行重新分化和整合的微观层面的优化设计，如工业、科技园区的设计，城市副中心以及步行系统的设计等[1]。同时，城市空间结构解释性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曼奴对英国工业城市研究，以及加列尔、埃斯纳、耶茨、加纳等分别对欧洲、北美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都扩展到区域背景中，如戈特曼城市连绵带研究、戴维斯的形态与功能关系研究、阿朗索的土地循环结构研究等，研究领域不断加宽，更具有前瞻性，总结出了迪肯森的三地带模式、塔浮弗的理想城市模式、麦吉的殖民化城市模式、洛斯乌姆的区域城市模式、穆勒的大都市结构模式等现代城市内部地域结构模式，同时，对于城市商业、居住、工业、交通，以及城市中心区、空间增长，城市边缘区，郊区化等研究都获得了很大的进展[1]。
对原殖民地国家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美国学者麦吉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他在1967年出版的《Southeast Asian City》一书中提出，由于殖民地城市经济上的二元性，其地域上也往往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商业中心，并多依此中心形成整个城市空间布局的结构。这两类商业中心，一类是西式商业中心，形态结构和西方城市初无二致，都以金融贸易职能为主；另一类为外来移民的商业中心，以从事当地的货品买卖为主，而介于两个商业中心之间，则是混合性土地利用区，工商业、住宅兼有，相互混杂。至于商业中心和混合利用区以外的城市地区，西式商业中心后侧为高级住宅区分布的重要场所，而围绕着外来移民商业中心，其前为港口区，后为住宅区（呈楔形扇形），再后为新发展的高级市郊居住区和十分贫穷的木屋居住区（两者或远或近）。此外，在旧城以外的空间，还分布若干新建的工业村等。这些都在总体上显示出单一殖民主义势力所稳定支配的殖民地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人员发现用数学语言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因果规律进行抽象概括，不足以解释城市现象的复杂性，不足以解决实际城市问题。学者们开始用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等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理论去寻求新的方法去理解城市的个体结构和过程，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多角度解释(Dear,1988)，并倾向于将宏观与微观相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且，随着结构主义思想的引入，解释方式也更加辨证化。与此同时，有关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非常活跃，新思想和新思维层出不穷，推动了学科的发展。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有关研究也存在纯理论发展趋势，越来越缺乏经验探索，也使得理论越来越抽象。应该认识到，如果只注重理论的表面逻辑形式，越来越脱离实际问题，就会影响到研究的生命力。还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具有极端批判、解构思想，完全放弃了任何建构理论的意图，虽给学术研究注入了活力，但因为没有主导和核心理论，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虚无主义的威胁，学者们担心城市地理学也将因此失去自己的核心，而走向瓦解[2]。
城市发展在于空间集聚规模效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包括环境成本。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如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交通堵塞等问题，迫使许多学者为解决这些危机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尝试[10]。以霍华德的“花园城”理论、芒福德的”有机秩序”理论为代表[11]，其基本思想是城市在地域空间上必须保持低密度，生活应该回归绿色自然，即分散化思想(Decentralization)。20世纪中后期，许多学者认为作为城市经济载体的城市形态应该采取紧凑形态(Compact City)，它是与分散化思想相对的一种集中化思想(Centralization)。然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应该采取通过公共交通系统把城市中心和分散在其周围的自给自足的紧凑社区聚落联系起来的形态。其实，这是一种分散化思想的表现。关于城市空间的扩张过程与机制，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空间生长与扩张主要体现在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其社会经济动力学机制主要是贯穿城市发展始终的集中与分散矛盾。集中与分散的组合方式导致了城市形态与结构多样性及阶段性特征的出现。集中是城市空间存在的基本特征与形式，表现为向心聚合的倾向和人口增加的趋势[1,12]。现代社会中的城市空间的集中则更多地反映了社会经济活动的特征。E·沙里宁认为强迫性集中、投机性集中、文化集中等4种基本社会经济动因为城市集聚的动因。而分散则主要包括分化、扩散、隔离等过程与机制[9]。影响城市空间分离的主要因素有：城市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区域经济的发展促使城市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从而对城市内部空间要素产生向外的拉动；信息手段的进步使产业空间的选择性程度提高；居民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质量；政府政策的诱导等。学者们在不同时期提出了生态学理论模式（如Burgess W的同心圆学说、Hoyt H的扇形学说、Ullman E等的多核学说、Ericken E G的折衷学说、Thomas L F的三地带学说、Vivian H的四地带学说等）、社会物理学的理论模式（如Hansen W G的通达性模式和Huff D L的商业区模式）、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如阿朗索的地租—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等）、空间动力学模式（如Conzen M R G的周期性演变理论，Erickson R A的要累运动模式等）[1]。
3 研究思路与未来探究方向
西方学者从生态、社会、经济、文化、人文、行为学角度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倾向于将宏观与微观相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建立结构－制度－人的能动性的理论体系。Pred(1983)认为应该从时空角度，考虑连续性的城市结构化过程[2]。但是，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由于各个学科研究角度的差异，迄今对处于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下的全球城市空间结构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大家普遍接受的城市空间结构范式。一般地，从全球一体化、信息技术网络化、跨国公司等级体系化等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结构显然更适合发达国家。西方国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遵循着如下思路：从结构布局研究到结构功能研究，从建筑学、规划学、地理学研究到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从城市实体、城市平面的二维空间层次研究到城市区域、城市立面的三维空间层次研究，从传统技术到结合高科技的研究，从人地关系为主的城市要素研究扩展到人与空间、社会、自然生态等多要素研究，从一国城市研究扩展到跨国、跨地区的世界大都市带、世界城市体系研究[8,13～14]。
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空间结构进一步向区域化、信息网络化方向发展。学者们对21世纪自然-空间-人类融合的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逐渐强化，如所谓的生态城市、山水城市等。殴盟15国的“欧洲空间展望”规划提出的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共同实现城市空间集约发展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并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列入到政府空间政策制订与有效实施的空间管制轨道。魏克钠吉提出“生态脚印”的思想再次提醒人们有节制的开发有限的空间资源。杜克西亚迪斯、戈特曼、费希曼等一些国外学者从人类居住形式的演变过程入手，提出了21世纪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必然体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最大限度使用的要求，提出了世界连绵城市结构理论。同时，随着对新经济环境评价的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重点进一步转向城市空间结构机制，并且由一国一地研究转向跨国、跨区域研究。在不断变换视角的过程中，试图阐明新经济环境下城市空间结构可能带来的新影响和新变化。弗里德曼、萨森、泰姆布雷克、范吉提斯、昆曼、魏格纳等从全球一体化、信息网络一体化、跨国公司等级体系化等研究视角，探讨其对全球城市空间组织结构的影响[7,8,15,16]。随着知识经济逐步步入人类社会，研究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对未来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将成为西方学术界的发展方向，如信息城市及其空间结构研究等[17]。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其城市空间结构不但体现了本国不断深入的工业化过程，而且在未来还将体现知识经济环境的部分特点，表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空间结构可能不同的特征，具有潜在的理论研究价值。
致谢：衷心感谢南京大学顾朝林、曾尊固、崔功豪等先生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