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蜀党争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蜀党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洛蜀党争”是北宋元祐年间发生在政坛上的一场党派争逐。党争的缘起不仅仅是因为程颐和苏轼学术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原因是二人性格上的极大反差。其争逐的焦点不是政见的不同，而是各报私怨。然而，洛蜀二派各只有寥寥一二成员，甚至不成其为党派。相互攻击时指实某人为洛党或蜀党，多失实之处。“洛蜀党争”之所以被常常提及、夸大，与元祐政坛最大的一股政治势力朔党的操纵、利用有关。朔党为稳固权势，以党争为口实，打击双方，矛头主要指向苏轼。率直天真的苏轼和迂疏固执的程颐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元祐大臣的争权夺利是酿就北宋末年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元祐更化”，持续了八年多时间，史称“贤人政治”哲宗亲政，绍述之说起，元祐大臣被一网打尽，北宋随之滑入最后的糜烂崩溃期。后人痛定思痛，认为元祐大臣间之相互党争，为奸佞提供可乘之机。《宋史全文讲议》云：“元祐之所谓党者何人哉？程（颐）曰洛党，苏（轼）曰蜀党，而刘（挚）曰朔党。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轧，此小人得以有辞于君子也。程明道谓新法之行，吾党有过；愚谓绍圣之祸，吾党亦有过。然熙宁君子之过小，元祐君子之过大。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祐之自为党，皆出于私。”（引自中华书局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1240页。以下简称《长编》）元祐诸多纷争常常被归因于洛、蜀二派之相仇。元祐二年九月侍御史王觌奏云：“苏轼、程颐向缘小恶，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缘颐、轼之故也。”（《长编》第9688页）明张溥更是痛惜道：“两贤本无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积憾为仇。特以师友各地，辞色不下，嘲侮小嫌，诟谇靡已。即盈朝之上书，犹家人之室斗耳。迨章惇、蔡京专国反政，颐、轼之徒，贬窜接路，端门之碑，姓名并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仇词角立者，小人斥为一党而并击之。治世不同福，乱世则同祸。诸贤当此，亦当自悔其藩篱之忿固，而水火之必伤也。”[1]所以，要明了元祐政坛之纷争及对北宋后期政局的影响，就必须对洛蜀党争做一番辨析。
洛蜀党争之缘起
元丰八年(1085)三月，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氏以为元丰之法不便，复嘉
之法以救之，全部起用因反对新法而被迫投闲或被贬谪的大臣。十月，苏轼被召为礼部员外郎。次年三月，召程颐为崇政殿讲读。时苏轼为文坛领袖，程颐为道学魁首，皆负人望。《王岩叟日录》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长编》第11240页）二党反目，始于程、苏之交恶。“颐初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2]
元祐元年十二月，苏轼发策主馆职试，成为洛蜀党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程门弟子左司谏朱光庭率先发难。苏轼策问题中有两段话，一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其二是用汉朝文帝、宣帝的典故。[3]朱光庭断章取义，弹劾苏轼讥议先朝，诽谤仁、神二先帝。苏轼不甘被诬，上章自辩。右司谏蜀人吕陶，为苏轼上章鸣不平，指出这一场纷争的背后原因是“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4]吕陶于是被指实为蜀党。此后，朔党诸公纷纷卷入，围攻苏轼。因太皇太后极力维护苏轼，最终各予安抚，两置不问。而洛蜀之说，不胫而走，被朝廷大臣引为口实。
经历此风波，苏、程元祐年间在朝廷中再也没有安稳日子可过。苏轼自言：“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5]被迫累章乞求外放，曾知杭、颖、扬、定诸州，求得暂时的耳根清静。完全依赖于太皇太后对苏轼的特别信任和格外倚重，苏轼才能幸免于难。相比之下，程颐就没有这么幸运。他自草泽蒙特恩被召入朝，根基尚浅。一旦受围攻，便被黜出朝。元祐年间再无翻身机会。
苏、程终至水火不容，首先是他们学术思想的不同。苏轼为学崇尚精神自由，儒、道、佛、纵横诸家，兼收并蓄。宋理学家视之为异端邪说。如二程将人生确立为其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提出“性即是理”，且曰：“孟子言人性善，是也。”[6]二程认为“性”是道德本源，“性善”，纲常名教就先天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人之“性”，却常常受物欲蒙弊，故“灭私欲则天理明矣”[7]。苏轼对这种违背人的本性而讨论人性的作法十分反感。他明确反对“性善”说，比较赞成扬雄所说的“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8]。他反对将人的“性”与“欲”割裂，云：“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9]理学家对此极为愤怒，大骂曰：“苏氏论性”，“尽是胡说”[10]。此外，苏氏之学常常得之于佛释、老庄，二程则不遗余力地攻击佛老。朱熹说：“二苏之学得于佛老，于这边道理，元无见处，所以其说多走作。[11]”
其次，宋儒重“道”轻文，对文人素存一份蔑视。程颐曰：“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12]醉心于“作文”，即“玩好”之一。苏轼对艺术的多种门类皆有一份特别的喜爱和深入，与宋儒“正其心，养其性”之主张背道而弛。所以，朱熹批评苏氏“但求文字、言语、声响之工，用了许多功夫，费了许多精力，甚可惜也。”[13]《龟山语录》亦云：“如子瞻诗多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又曰：“如东坡之诗，则言之者安得无罪，而闻之岂知以戒乎？”[14]难怪他们要摭拾苏轼文字，陷之于罪。宋代抑武扬文，文人地位极高。人们对苏轼这样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容易产生一种“追星族”式的崇拜。太皇太后倚重苏轼，就有这方面心理因素。宋儒欲力矫此弊，对苏轼当然没有好感。
上述两方面矛盾，如果不是因为苏、程二人性格上的极大反差而反目为仇，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尖锐。不幸的是“元祐更化”将他们推向同一政治舞台，狭路相逢，冲突便不可避免。苏轼为人自由通达、开朗爽快，无任何架子。又极好戏谑，对师长、友人、弟子，乃至歌妓，皆不放过。有时确有让人难以接受的过份，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他人所谅解，因为苏轼明澈的品格和心胸为他人所接受。程颐则刚劲迂疏，严毅庄重，不苟言笑。对苏轼的举止行为，程颐“直以浮薄辈目之”[15]。道夫曾问朱熹，“坡公苦与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朱答曰：“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又云：“从其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就中如秦少游，则其最也。”[16]反之，苏轼认为程颐的为人举止，僵硬顽固，矫揉造作，亦极端反感。内心的鄙薄时时难以扼制，便以谑笑的方式发泄出来，愈加肆无忌惮。《二程语录》卷十六载：“他日国忌，祷于相国寺，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又曰：“伊川主温公丧事，子瞻周视无阙礼，乃曰：‘正叔丧礼何其熟也。’又曰：轼问居丧未葬读丧礼，太中康宁，何为读丧礼乎？伊川不答。”程颐父程珦，官居太中大夫。戏谑涉及长辈，程颐及门人当然耿耿于怀。矛盾一旦公开化，便愈演愈烈，彼此都挟杂了更多的个人意气。理学家对苏氏所积蓄的愤怒，直至南宋朱熹还骂不绝口，甚至诬北宋末奸宦梁师成为东坡遗腹子[17]。苏轼曰：“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18]孔文仲曰：“颐人品纤污，天资俭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行；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长编》第9829页）亦非平实语。“明程敏政著《苏氏梼杌》，复洛蜀九世之仇。”[19]仇恨之持久深刻，实在骇人。
洛蜀党争之成员
洛蜀党争特指元祐年间发生在政坛上的一场党派争逐。程门和苏门未参加这场角逐的弟子应排除在外。宋黄震《古今纪要》卷十九将元祐党派做一划分，云：“洛党：程颐、朱光庭、贾易。川党：苏轼、吕陶。朔党：刘挚、王岩叟、刘安世、韩川、朱光庭、王觌、贾易”等等。《宋史》等皆沿袭其说，不加辨别，疏漏颇多。《宋史全文讲议》云：“自古朋党多矣，未有若元祐之党为难辨也。”（《长编》第11204页）但是，只有明确二党成员，方能确定洛蜀党争对北宋后期政局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本文讨论几位可商榷者，以划定二党之成员。
第一，吕陶。陶字元钧，成都人。元祐初召为谏官。是“策题风波”中唯一为苏轼辩护的谏官，备受洛、朔二党攻击。自言“在朝孤立。自辨明朱光庭弹奏苏轼策题后来。尧俞、岩叟常怀恨怒，并不与臣议论。”（《长编》第9754页）有关吕陶之人品及奏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净德集提要》曾有过公允的评价，曰：“陶本性抗直，遇事敢言，所陈论多切国家大计。……大抵于邪正是非之介剖析最明，桒据理直陈，绝无洛蜀诸人党同伐异之习。”朱光庭诬陷苏轼，吕陶不过是秉直疏论。在说明程、苏结怨之端后，吕陶同时认为“轼非无过也”。又云：“轼荐举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颐为不谨言。举此二者而罪之则当也。若指策问为讥议二圣而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以过矣。”（《长编》第9569页）吕陶疏论无袒护任命一方之意。傅尧俞等党同伐异，指派吕陶为蜀党，属不实之辞。
第二，贾易。易字明叔，无为人。元祐二年五月转为右司谏，便连上五状攻击吕陶，语涉苏轼。此后，矛头转向苏轼。诬陷、攻击苏轼最多、最力的就是贾易。他不折不挠，非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人们据此将贾易划归洛党，又进一步误定贾易为程颐门人，甚多以讹传讹。贾易非洛党，亦非程颐门人，有四点可证：其一，贾易初为谏官，矛头同时指向苏与程，“独建言请并逐二人。”（《长编》第9828页）由于后来事态的发展，才逐渐使贾易的仇恨全部转移到苏轼身上。其二，除元祐初贾、程共在朝廷的短暂交往外，史籍中再无二人来往记载。其三，程氏门人所记载、收集有关二程言行的大量资料中，没有涉及贾易。其四，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门而言行无所表见，甚若邢恕之反相挤害者，亦具录其名氏，以备考”[20]。此书恰恰未将贾易列入程氏门下。
贾易对苏轼刻骨仇恨之由来，还有其它解释，并列于下：其一，吕大防曰：“臣窃知易乃王安礼所善，安礼尝以十科荐之。今群失职之人，皆在江、淮，莫不与今日执政为仇。易实江、淮之士，来自东南。今日之疏（攻苏氏兄弟之疏）不惟摇动朝廷之政事，亦阴以申群怨之愤。”（《长编》第11059页）其二，“陈次升论其为曾布客，”[21]其三，郑雍曰：“易出韩（维）氏门下，…易大率所言多为韩氏报恩怨。”[22]（《长编》第11061页）苏轼曾直言得罪韩维，自言“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其四，贾易“论吕陶不争张舜民事，与陶交攻，遂劾陶党附苏轼兄弟。”[23]前二种意见谓贾易出身新党，攻苏乃新旧党争之持续。后二种意见谓贾易为报私人恩怨。由于太皇太后对苏轼的特别佑护，以及贾易的“刚狷酷烈”、“刚狠狭私”、“论事甚偏”（《长编》第11061、11082页），方使仇恨逐步升温。上述诸种说法，能够补充说明贾易攻苏非出于洛蜀门户之争。
第三，孔文仲。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元祐初为左谏议。孔文仲与苏轼早年因政见相同，交往密切。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孔文仲时为台州推官，特意过江看望苏轼。元祐年间，来往更多，友情甚笃。孔文仲卒，“苏轼抚其柩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24]孔文仲攻程奏疏，言辞最为激烈，颇多偏激夸大之处。这与他同苏轼的友情有关。所以，孔文仲虽非蜀人，却可以列入蜀党。
此外，其他参加围攻苏、程者，被指为蜀党或洛党，经常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宋代以唐末为鉴，唐文宗“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哀叹，给宋君臣留下铭心刻骨的记忆，故他们对朋党问题十分敏感。“朋党”因此成为打击政敌的最有效武器之一。元祐奏疏中出现最频繁的辞语就是“党人”、“朋比”等等。这种手段在洛蜀党争过程中被频频使用。所以，指实某人为洛党或蜀党，皆须仔细辨析。如顾临是攻程的发难者之一，且曾与苏氏兄弟同应开封举人试。元祐二年与程颐发生争执被出，苏轼曾上章乞留。顾临被当然认定为苏党。其实，顾临与程颐亦颇有渊源。顾临为胡瑗门人，程颐早年便受知于胡瑗。顾临对理学十分有兴趣，因此心仪程颐，曾说：“欲就山间，与程正叔读通典十年。”[25]顾、程之争是由于某些具体措施之修改方面见解不同。且都发生在洛蜀党争形成、爆发之前。朝廷中类似这样涉及到程或苏的矛盾，不能简单归于洛蜀党争名下。
先后攻程、苏的言官中，还有一大批唯利是图、见风使舵、朝三暮四的反复小人。他们揣摩上意，审度时局，时而攻程，时而攻苏，从中渔利。元祐后期，这一批反复小人逐渐把持言路。绍述之说起，他们又充当了攻击元祐党人的急先锋。以下简述二位，以为代表。第一，杨畏，字子安。早年阿谀熙宁新党，元祐初急忙改投司马光门下，得入言路。杨畏以为苏辙将为相，便攻贾易等以讨好之，“知辙不相，复上疏诋辙不可用。其倾危反复如此，百僚莫不侧目。”[26]哲宗亲政，又改投新相章惇，天下目之为“杨三变”。第二，董敦逸，字梦援。元祐六年召为监察御史。首攻程熙“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长编》第11282页）复攻苏轼兄弟，言“川人太盛”，“苏轼、苏辙朋党不公”。（《长编》第11478页）绍圣初再为监察御史，专门攻击元祐大臣。其他如来之邵、赵君锡、黄庆基等等，皆此类反复小人。洛蜀交恶，为这些反复小人提供可乘之机。他们左右逢源，得售私利。
综上所述，将洛蜀成员做一划定：洛党，程颐、朱光庭；蜀党，苏轼、苏辙、孔文仲。
洛蜀党争中之朔党
经辨析，洛蜀二党皆只有寥寥一二人，甚至很难称之为党派。即使此数人大打出手，也不会对政局产生太大的影响，何况程颐、苏轼很少参予对对方的攻击。那么，洛蜀党争何以在元祐年间被时时提及，似乎其左右了政局的稳定和发展呢？这就必须分析朔党之作为了。
朔党乃是以司马光门下为骨干的官僚集团。他们都是老辣的政坛官僚，精通争权夺利术。元祐年间，皆身据要职。洛蜀党争之所以如此沸沸扬扬，与他们故意宣扬、精心利用有关。苏轼分析自己为众矢之的原因说：“臣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台谏，例为怨仇。……（司马）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议，有言不便，约共攻之。”[27]元祐初，新党各据要津，旧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苏轼与司马光争论役法，短暂的蜜月即告结束。从此，苏轼便成为朔党政治上的障碍。
苏轼有三点最令朔党诸公坐立不安。第一，以人品、文章名世，有很高的声誉；第二，深得太皇太后依赖，屡攻不去；第三，为官正直，无官场相容苟且之习。所以，他们最怕用苏轼为相。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子瞻以温公论荐，帘眷甚厚，议者谓不日为执政矣。公（孙升）力言：‘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28]洛蜀之争起，朱光庭首攻苏轼不去，朔党诸公急起响应。傅尧俞廷争时，竟厉声喝道：“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则甚，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长编》第9570页）恼羞成怒，有如市井。而后，贾易攻苏成狂。他们又努力维护。如元祐二年十一月，刘挚等人共同上疏，为朱光庭辩解，且多袒护程颐、贾易（《长编》第9894～9896页）；元祐五年六月，孙升为贾易辩护，称其“公忠亮直，正色敢言，向为司谏日，以直言被责，名闻天下”（《长编》第10655页）；元祐六年八月，王岩叟说：“贾易除御史日，中外翕然称当。……今罢去，士论甚以为惜。”（《长编》第11074页）元祐年间每次纷争，最为活跃和多次得利的就是朔党诸公。为满足私利，他们甚至不惜将杨畏之类反复小人引入言路，终至引火焚身。由于朔党对与苏轼相仇的言官皆持保护、怂恿态度，这些人自然向朔党靠拢，所以，人们常常将其与朔党混为一谈。元祐六年十月，郑雍疏论刘挚结党营私，罗列挚党三十人（《长编》第11152页），攻苏者绝大部分在内。《古今纪要》之朔党名单，即转录于此。
朔党诸公除直接参予对苏轼的围攻外，往往还以置身事外的第三者身份，做出公正姿态，洛蜀各打五十大板。他们处处突出洛蜀矛盾，力图将种种纷争皆归于此。因为程颐已被罢黜，朔党之公正实际上只指向苏轼一人。王觌说：“颐、轼自擢用以来，皆累有台谏官论列。若使二人者言行全无玷阙，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也？近日既察颐而逐之，惟轼尚存，公议未允。”（《长编》第9867页）贾易攻苏被贬，刘挚又极力要求“两罢之”。苏轼为人光明磊落，政敌除以文字诬陷外，只有紧紧抓住党争这根稻草。朱光庭、贾易等等，更多的时候是被利用、操纵，是朔党手中的几张牌。朔党力求保持言路对苏轼的不断围攻趋势，使苏轼疲于奔命，无暇它顾。甚至逼迫其对朝廷产生惧怕厌倦心理，自动求去。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元祐四年以后，苏轼大都在外辗转度过。只要一回朝廷，新的诽谤攻击便汹涌而来。
朔党诸公，权欲极重。魁首刘挚窥伺相位已久。为达目的，他“与同列议论，多泄其语，与言事官相表里。范纯仁好用亲戚，挚不与之争，泄其语于言事官，使攻之。”（《长编》第10390页）把持朝政后，为稳固权势，刘挚甚至联络势不两立的新党，企图将之收归己用。打洛朔党争牌，也是他们的政治权术之一。
朔党与程颐的关系也很发人深思。由于政坛的格局形势，双方比较亲近。朔党也故意将程颐的罢黜，完全归咎于蜀党，以夸大、加深洛蜀矛盾。李焘云：“岩叟云颐竟为蜀党排挤，盖非平实语。”（《长编》第11240页）就否定了朔党的议论。其实，逼迫程颐，朔党亦有力焉。元祐初司马光荐程颐，刘挚深恐威胁到自己的权势，坚决反对。他以颐“岂徒欲以声名自售”的堂皇借口，要求“依颐所乞，成就其节”。后又以颐“所建请数事”，“非所宜言者，众传以为笑”，要求“依颐辞免”。（均见《长编》第9032页）企图将程颐排除出局。当认识到苏轼是他们的最大威胁时，便转而维护程颐。但是，程颐的迂腐、疏阔、固执，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朔党诸公难以把持而陷于尴尬。一次，皇帝因病不能听讲，程颐最先得到消息，便责问宰相吕公著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为寒心。”（《长编》第9831页）此事惹怒太皇太后和诸执政，顾临、胡宗愈首先发难，刘挚、刘安世等朔党骨干也加入围攻。千夫所指，程颐终于被黜。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朔党诸公的拿手好戏。他们深谙官场，工于心计仯一位率直无私的天真文人和一位迂腐疏阔的固执道学家，在朝廷中怎能是他们的对手？最后，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元祐年间绵延不断的党争，仿佛是一场慢性自杀，逐渐破坏了统治结构的稳定。元祐大臣之间的相互攻击，也为绍圣党人打击他们准备了充分的黑材料。元祐执政喜用阿谀奉承、无个人操守的小人，又为绍圣党人的全面反扑提供了开路急先锋。一场大政治风波随即降临。北宋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政局大动荡和交错复杂的频繁党争内耗中，消尽气力，奄奄一息，终于被金人所灭。“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29]，史官之言，击中肯綮。
注释：
[1][2]《宋史纪事本末·洛蜀党议》。
[3]《试馆职策问》。
[4]《宋史·吕陶传》。
[5][22][27]《乞郡劄子》
[6][7][12]河南程氏遗书》第1、第24。
[8][9]《扬雄论》。
[10][13]《朱子语类》卷101、121。
[11][16][17]《朱子语类》卷130。
[14][15]《宋元学案补遗·苏氏蜀学略补遗》。
[18]《再乞郡劄子》。
[19]《柳亭诗话》。转引自《宋人轶事汇编》卷9。
[2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伊洛渊源录提要》。
[21][23]《宋史·贾易传》。
[24]《宋史·孔文仲传》。
[25]《宋元学案补遗·安定学案补遗》。
[26]《宋史·杨畏传》。
[28]转引《宋人轶事汇编》卷13。
[29]《宋史》卷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