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永久性论文,农民工论文,意愿论文,视角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668（2009）02－0020－07
1 研究背景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的迁移流动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达1.5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目前许多研究往往把流动人口的非永久性迁移作为一种中国所特有，且主要产生于户籍制度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现象来研究。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李建民，2002；杨云彦、陈金永，2000），但这些研究的焦点仍是劳动力市场按户口分层的状况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关系，对户籍制度以外因素的考察仍很薄弱。许多研究所隐含的推论是，我国流动人口的非永久性迁移是一种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一旦户籍制度被取消，这种非永久性人口迁移将被永久迁移所取代。
从社会平等和社会融合的理念出发，解决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的城市户籍身份，实现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无疑是应该的，也是最理想的。但是从人口迁移的研究来看，这种观点背后隐含着一个假设，即农民工都愿意放弃农村户籍，选择城市户籍，做出永久迁移城市的决策。其推论是，“我国流动人口的非永久迁移是一种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一旦户籍制度被取消，这种非永久人口迁移将被永久迁移取代（朱宇，2004）。然而，从国外移民研究的报告来看，永久的定居迁移并不是所有移民的选择（朱宇，2004）。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永久迁移也不是所有农民工的选择。侯红娅等人2003年在全国25个省份完成的1182份问卷调查显示，只有45.99％的农村流动人口愿意“放弃土地和农业劳动，进入城市居住并从事非农工作”（侯红娅等，2004）。由此引出本文的问题：在目前城乡户籍制度仍然存在的背景下，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做出永久迁移城市的决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的理论发现，更可以为如何开展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客观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尔曼（James Coleman 1990）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集体决策和集体行为等归根到底是个体追求最大功利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后的理性选择结果。个人按照一种投入——产出的精于计算的方式选择他们的行动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有两层含义：第一，个体是有目的的行动者；第二，行动的原则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本文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农民工的主体性出发，试图对影响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因素的分析进行新的尝试。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结合农民工自身的特征，建立本文研究框架（图1）。
图1 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在上述分析框架内，本文包括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研究假设。
2.1.1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受生存理性的影响
原居住地的生存压力是农民工做出迁移决策的根本动因，也是当今中国民工潮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其中自然条件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生存压力，对农民工的影响最为直接。而自然条件方面主要表现为人地关系的紧张，即在现实的生产经营条件和技术水平条件下，农村的生产资源难以创造出维持农村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劳动成果。自然环境则主要指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两方面导致生存压力的不断增加，这也是倾向于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前提。
2.1.2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受经济理性的影响
托达罗曾经指出，经济因素的影响可以从根本上解释城乡移民的现象，认为迁移从根本上说是理性算计的结果，即同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但主要是经济上的（Todaro,M.P,1989）。经济因素是社会特征的一个主要方面，社会特征的其他方面也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决定和影响的。
2.1.3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受社会理性的影响
农民工做出永久性地迁移决定，是一个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的结果，虽然经济因素很重要，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往往对农民工的迁移意愿也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一旦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决定，必须对新的环境的各个方面有所了解，并且是建立在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
2.2 研究设计
2.2.1 因变量及其测量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在本研究中主要指的是农民工永久性的离开原来生活的农村。本文通过对农村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予以考察，即“如果政策允许，您是否愿意出售您的承包土地？①愿意②不愿意（包括只愿意出售一部分）”这一问题的考察，来衡量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可见选“愿意”意味着愿意进行永久性的迁移，“不愿意”则意味着非永久性迁移。
2.2.2 自变量及其测量
对农民工原居住环境的测量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指标来考察：（1）在过去的五年中，您原来所居住的村庄是否遭遇过自然灾害？①没有②有过一次③有过两次④三次及以上。（2）您原来的居住地区属于：①山地②丘陵③平原④高原⑤其他。
经济因素主要通过对农民工的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两方面加以考察。收入分为四个等级：500元以下、500～999元、1000～1499元和1500元及以上。生活水平的测量则体现为：您目前的生活水平在老家属于：①远远高于老家的水平②略高于老家平均水平③与老家平均水平相当。
社会因素主要通过农民工的职业类别、住房条件和社会交往三个指标进行考察。职业类别分为八个等级：私营企业主（经理）、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单位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办事人员、技术工种、非技术工种和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住房情况分为七类：已购买住房、住亲戚家、租赁住房、集体宿舍、工地工棚、自家建盖和其他。社会交往主要通过“在打工地，您有多少个经常来往的朋友”这一指标进行考察，选项分为没有、1～2个，3～5个和5个以上。
2.3 资料来源
本文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2006年开展的《农民工健康及经济状况调查》，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次调查共517人，其中男性289人，女性225人，剔除缺省值，共有可用样本471份。
3 数据与分析
3.1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现状
3.1.1 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与永久性迁移意愿
由表1可以看出，原居住地的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越多，农民工越倾向于永久性的迁移决策。愿意永久性迁移的百分比由最近五年自然灾害次数为0的30.5％到最近五年自然灾害为三次及以上的40.1％。
3.1.2 原居住地区类别与永久性迁移意愿
根据表2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原居住地为高原和山地的永久性迁移意愿最强，百分比分别为38.3％和36.2％。而原居住地为平原的永久性迁移意愿最弱，只有23.6％的人愿意永久性迁移。
3.1.3 收入与永久性迁移意愿
从表3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处于最高组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最强，高达43.4％。其次是收入为500～999元组的37.9％。永久性迁移意愿最低的是收入为500元以下组的农民工，比例为29.3％。
3.1.4 生活水平与永久性迁移意愿
从表4中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能够获得比原居住地更好的生活水平，促使农民工做出永久性的迁移决策。目前的生活水平越高于老家的生活水平，越倾向于做出永久性的迁移决策。其中目前生活水平远高于老家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的意愿高达50.0％，而目前生活水平与老家相当的其永久性迁移意愿只有29.1％。
3.1.5 职业与永久迁性移意愿
从表5的交互分类数据中，我们发现永久性迁移意愿最强的是职业为私营企业主（经理）的农民工，百分比为66.7％，其次是单位负责人60.0％、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0.0％。最低的是职业为非技术人员的农民工，只有30.9％的人愿意进行永久性迁移。
3.1.6 住房情况与永久性迁移意愿
农民工想要永久迁移出农村，首先便是要有房可住。因而考察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住房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表6的数据显示出，自己建盖了住房和已购买住房的农民工，由于有了稳定的住所，因而永久性迁移的意愿较高，为66.7％和52.9％。其次是租赁住房和住亲戚家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38.7％和38.6％。最低的是居住在工地工棚的农民工，只有27.1％的人愿意进行永久性迁移。
3.1.7 来往朋友数量与永久性迁移意愿
表7的数据显示，来往朋友数量与永久性迁移意愿是成正比的。来往的朋友数量越多，愿意永久性迁移的比例越高，其中来往朋友数量为5个以上组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百分比为43.8％，是最低组18.2％的近2.5倍。
3.2 影响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相关分析
在分析了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现状之后，我们通过两个变项相关的假设检验，来探讨在总体中，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与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原居住地区类别、收入、生活水平、职业、住房情况和来往朋友数量是否相关及相关程度如何。
从表8可以看出，原居住地的自然灾害情况与地区类别所构成的生存因素对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较弱，没有通过p＝0.05的相关性检验。经济因素（收入和生活水平）和社会因素（职业、住房情况和来往的朋友数量）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对于通过p＝0.05的相关性检验的变量，我们通过Logistic回归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3.3 影响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不同于相关分析、卡方检验、方差分析等双变量分析方法的是，多元回归分析可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探讨某一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并通过对自变量与因变量取值的标准化处理，比较各个自变量影响力的大小，且可以很好地反映它们对因变量的共同效果。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所以选择多元回归模型中的Logistic回归模型。在本文中，因变量为农民工永久性迁移的意愿，主要通过如果政策允许，是否愿意出售承包的耕地（愿意＝1，不愿意＝0）来考察。把前面交互分类表分析中选用的通过相关性检验的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分析，结果见表9。
从收入情况变量的影响来看，相对于500元以下组的低收入农民工，收入在500～999元组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是其2.434倍，收入在1000～1499元组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是其2.028倍，反而比500～999元组的迁移意愿低。
从生活水平变量的影响来看，生活水平与老家生活水平的比较，成为影响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生活水平比老家的水平高的程度越多，越倾向于永久性迁移。目前生活水平远远高于老家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是目前生活水平与老家相当的农民工的5.984倍。
从职业类别变量的影响来看，非技术工种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最弱，其次是技术工种和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永久性迁移意愿最强的是私营企业主（经理）和单位负责人，永久性迁移意愿分别是非技术工种的10.387和6.837倍。
从住房情况变量的影响来看，住房条件好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更强烈。随着住房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逐渐上升。相对于居住于工地工棚的农民工，自建住房和已购买住房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分别是其10.781倍和7.939倍。其次是租赁住房和住亲戚家的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分别是其3.458倍和3.443倍。
从朋友来往数量变量的影响来看，农民工来往的朋友数量越多，越倾向于永久性迁移。其中来往朋友数量处于最高组（5个以上）的农民工，其永久性迁移意愿是最低组的12.347倍。
3.4 研究结果的原因分析
3.4.1 生存理性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
经验研究表明，人地关系越紧张、生存压力越大的地区，农村人口迁出的动机就会越强烈，生存理性选择就越主动、具体。但是，笔者认为，相对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压力而言，经济和社会压力似乎更具有“冲击力”。因为自然环境形成的压力往往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它比起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而言，具有更强烈的“惰性”（文军，2001）。因此，久而久之生活其中的个体，由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感”将有所下降，从而变得慢慢适应以致无视于这种压力的存在。从理论上说，生存理性指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农民工的行为是理性的；其二这种理性是生存性质的。所谓理性就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是追求代价的最小化。农民的生存理性——它是一种只求最基本温饱的生存观念，即只要不饿死就行。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于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使得安全、可靠性优先于长远的利润。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是农民在特定环境下通过对土地的利用，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技术安排，以此获得最稳定、最可靠的产量，以免于陷入灭顶之灾，是大部分农民工基于生存理性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生存理性虽然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最直接的原因，但往往也正是由于农民工生存理性的出发点是“生存”，是具有低层次性的，是以稳定和安全为出发点的。另外，越是贫穷，承受风险的能力越弱，因而倾向于规避风险，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短期损失而愿意牺牲某些长远的利益。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原居住地的环境对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较弱的原因。
3.4.2 经济理性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行为假设是指经济行为者能够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择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案。这一假设包含了两层含义：1.经济行为者有能力对各种可行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而进行比较和选择；2.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的极大化。加里·贝克尔（Gary S.Becher,1995）进一步提出，经济活动中的人都在追求效用最大；而效用的来源可以是市场上的商品或劳务，也可以是声望、尊严等其他一些非货币因素；效用最大化的基础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尽管可能由于信息成本和计算成本过高，人们放弃对同一等级内的各种方案进行比较（这种放弃本身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从总体上看，人们主观上仍然在追求最优化。因此，农民在城市的打工收入越高，迁移的经济成本越低，越愿意放弃土地，选择永久性迁移；人力资本强的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中更容易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相对收入较高，因而有机会和能力适应甚至融入城市的生活，因此越愿意放弃土地，实现永久性迁移。而那些人力资本不高的农民工，则缺乏这样的机会和能力，所以他们不敢轻易放弃土地，选择永久性迁移。从前面的数据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农民工是否放弃土地，选择永久性迁移，主要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只要在城市打工的比较收益高过农村，他们就会永久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下去。
3.4.3 社会理性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
相对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择，社会理性选择似乎更具多样化，它促使农民在决定是否永久性迁移的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和“合理”的标准。而这种“满意”和“合理”常常是不确定的，它与个人实力、资源价值、对资源信息的控制分布以及迁出行动的后果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生存压力还不是足够大时，对于那些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来说，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的意义就远不是用“寻求生存”所能概括的。或许对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或者相对富裕的地区，即使生活得并不是很好（可能找不到工作，承受比留在乡村更大的生存压力）也比在乡村的生活要强（这充分反映了行动后果对理性选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其他层次的需要将会凸显出来，而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现代化生活图景比起乡村的生存安全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一定范围内，农民完全可以通过选择感受现代文明的方式来补偿自己可能因此而失去的部分生存安全保障。社会理性选择由此比生存理性选择体现得更为强烈，并成为影响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
4 结论与讨论
4.1 基本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愿意进行永久性迁移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只有1／3左右，大部分农民工仍然是流而不迁的非永久性迁移。从各自变量与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的相关分析来看，收入、生活水平、职业、住房情况和来往朋友数量等五个变量影响着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经济因素影响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假设和社会因素影响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假设在本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即收入越高，生活水平越高，农民工越倾向于选择永久性迁移；社会资本获得的越多，越倾向于选择永久性迁移。而农民工居住地环境影响永久性迁移意愿则在本研究中不具有解释力。
4.2 若干讨论
本文运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将其划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层面，对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人的理性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通过三个层面的划分，并操作化为可测量的具体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使理性选择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了，而且三个层面是呈逐步递进的关系。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是复杂的，多元的，是否选择永久性迁移是建立在诸多因素考虑的基础之上的。本文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尝试建立的三维分析框架，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理解。
当然，理论和概念均属抽象的范畴，需要通过系统和合适的指标体系予以衡量，并且需要时间和实践的不断具体化与检验。另外，本文由于是对已有数据所进行的二次分析，在对概念的操作化过程中，无法避免会受到问卷和数据的限制。如对“生存理性”的测量，以往的研究没有具体的操作化指标，本文只从农民工原居住地环境的角度出发；“社会理性”的测量也只包含了农民工的职业类别、住房条件和社会交往三个层面。
最后，本文只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而在现实社会中，不是所有的行为（人口或者其他的）是由社会制度或理性选择或新观念的扩散控制的，也可能是受非理性如“人类本性”驱使的。（Weeks,John Robert,1994）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解决。
收稿日期：2008－11－28；修订日期：200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