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茂[1]2002年在《大肠癌错配修复调控的分子事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我国最常见的九类恶性肿瘤之一，为癌症死因的第五位。人类对于大肠癌的研究开始较早，至今对其分子事件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进展，抑癌基因其等位基因的杂合性缺失(Lose of Heterozygosity，LOH)，及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基因功能的缺陷导致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是大肠癌发病的重要机制。 MSI最早在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Cancer，HNPCC)中发现。HNPCC呈常染色体遗传，具有独特的临床、病理特征，符合Amsterdam诊断标准称为ICG-HNPCC，符合可疑HNPCC(Suspected HNPCC，sHNPCC)诊断标准的称为sHNPCC，已有研究证明两者具有相似的分子基础。MMR基因中hMSH2与hMLH1的突变在HNPCC中起主要的作用，但它们的突变在东西方和亚洲各国间有较大的差异，而我国对ICG-HNPCC尤其是sHNPCC及MMR在HNPCC中的作用尚无一个系统的研究。 MSI的检测常常被用于MMR基因突变分析前的筛选。由于微卫星位点众多，不同微卫星的选择常常得出不同的结论。研究发现BAT26这个位于hMSH2基因第5内含子的特殊的26个(A)的重复序列，具有单态性，对MMR基因缺陷的检测更具有特异性。但近来研究表明，BAT26结合其它单碱基或多碱基重复序列的微卫星位点将使MSI检测结果更加可信。BAT25这个位于c—kit基因内含子中的特殊单碱基(A)n重复序列，也是个相对稳定的位点，同样可以有效地检测MSI。能否将BAT26单独作为对MMR缺陷检测的指标，或将BAT25和BAT26结合直接作为一种简单、可信、经济的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 方祛用于MSI的检测，并联系MMR基因突变憎况，以了解它们对MMR 的调控作用，这在国内未有研究，国外也甚少涉及，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研 9． 对于M刑匾基因另一个调控机制涉及MMR基因另一个重耍非编码 区—一基因启动于区W’Ce岛的过度甲基化。基因启动于5’＄CpG岛的 过度甲基化可引起基因的失活。研究证实高这84％的MSIM性的散发性大肠 癌存在M凡＊的过度甲基化，而且与MSI密切相关，HNPCC中也有此现象。 目前在研究中尚末发WllM SllZ的过度甲基化现象。国内对此尚无报道，对 于其与另一非编码区分子事件一MSI之间在对MN匹基因调控中的关系更是 空白，因此本文在这方面傲了一些研究。 本研究分为丙大部分： 第一＠分：C的吃床表型及则日匾匣的表达 沮过对19842＆）l年浙江大学附间二院肿痞科收治的大肠癌病人的随访 资料的分析，从中筛进出54个W家系（其中包括12个ICG4INPCC 家系及42个SllNPC家系），继而分析这些家系的肿瘤诣，并对这些家系中 先证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与同期742例敌发性大肠癌的进行比较。分析发 现：54例y＄证者的各项临床病理学指标与散发组相比，两者在发病 年龄、发病部位、分化程度、多原发癌均有明显差异（P＜n．05）。总计54个 HNPCC家系中共有！78个肿瘤，除大肠癌外，尚有胃癌、子宫癌、肝胆系 统癌、泌尿系肿瘤、乳癌、淋巴造血系统肿瘤、胰腺癌等肠外肿瘤发生，尤 其以前四种更为常见。二 对上述HNPCC家系先证者大肠癌的石络标本共ZO例（其中 ICy W 8例，t】ZN人同用敌发牲 癌的石鳍标本共！6例 进行免疫组化检测llMAntll及hMSllZ基因的表达，结果发现：HNPCC中 hMLH！45％不表达，hMSllZ 3oh不表达；散发性大肠癌中！8．75％ llMull 不表达，！8．75％tiM3HZ不表达。IINPCC中llMull、bMSHZ表达均比散 发性大肠癌下降，而且11．m－－－－－－l不表达比例高于bMSHZ，但无统计学差异。 可能与样本量有关，污扩大样本进一步研究． 3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 由此可见我国ICG4INPCC及st，nrvC同样具有特殊的临床表型，两 者具有相同遗传背景；WHI和bMSffe基因的失活可能分别涉及国人4at 和3oh的M的发病，而且twHI起主要作用。 第二部分：则n肛臣基因的词拄二1．MMR与MSI 己知6O对散发性大肠癌DNA样本，其中6N存在hMSllZ第5外显于 的体细胞杂合性突变，分别以聚丙烯 凝胶电泳和基因扫描的方法对其进 行BATh6的检测，并分析其与hMSHZ突变的关系。60对样本有3例肿瘤 组织DNA样本表现为BAry6＋，而且这3例均有hMSHZ第5外显子突变。 BAy6检测与MHZ突变的符合率为W（316），说明BAD6单独作为 MMK检测手段有缺陷，需结合其它被卫星位点柱测更憎确．另外发现 BAy6位于MllZ第5内含于，3例hMSllZ突变均位于第5外显于，是 否提示BKy6的变化5！起了WHZ突变。 上
李文婷[2]2017年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coRNA及相关基因表达的研究》文中提出目的:(1)收集并总结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预后随访,探讨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的临床特点分布情况及临床病理特征各因素的预后意义;(2)筛选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差异micro RNAs,验证并检测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差异microRNAs的表达情况,初步分析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croRNA的分布特点及临床意义;(3)检测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DNMT3B,PTEN,hMLH1的蛋白表达情况,分析其表达特点与子宫内膜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micro RNA表达的关系,探讨microRNAs及相关分子标记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诊疗评估和预后转归的意义。方法:(1)收集并整理2009-2014年我院收治的492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的临床资料,分析资料完整且样本合格的182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情况,进行子宫内膜癌病人预后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ER、PR的蛋白表达情况;(2)运用miRNA芯片检测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和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的差异miRNAs,运用RT-PCR法在62例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验证并检测mi R-143,miR-145,miR141,miR-200a,miR-205,mi R-885,mi R-1243,miR-101,mi R-15a的表达情况及分布特点,分析其表达与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3)运用免疫组化法检测154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DNMT3B,PTEN,h MLH1的蛋白表达情况,比较表达特点及其与子宫内膜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miRNA表达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些分子改变的内在联系及临床意义。结果:(1)(1)2009年-2014年我院收治492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维吾尔族77例(15.7%,77/492),汉族415例(84.3%,415/492),汉族女性多于维吾尔族;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病人在是否伴有淋巴结转移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在发病年龄、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ECs)、肌层浸润深度、有无血管侵犯各组之间的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182例子宫内膜癌病人(维吾尔族62例,汉族120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病人在ECs不同组织学分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0),在绝经情况、病理类型、肌层浸润深度、是否伴有淋巴结转移、有无血管侵犯、不同figo分期、er、pr表达状态各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3)随访结果62例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病人有11例死亡(17.7%,11/62),总生存率为82.3%;120例汉族子宫内膜癌病人中81例获得随访资料,其中有9例死亡(11.1%,9/81),总生存率为88.9%;单因素生存分析表明,病理类型(p=0.001)、血管侵犯(p=0.001)、figo分期(p=0.003)及er表达(p=0.048)、pr表达(p=0.020)是影响维吾尔族病人预后的独立因素;ecs组织学分级(p<0.001),淋巴结转移(p<0.001)、血管侵犯(p<0.001)、figo分期(p=0.001)是影响汉族女性预后的独立因素。所选182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病人的总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汉族病人预后较好;(2)(1)mirnas芯片检测结果发现,与正常子宫内膜组织相比,共有90个mirnas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存在差异,其中54个mirnas表达升高,36个mirnas表达降低;(2)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43,mir-145,mir-141,mir-200a,mir-205,mir-885,mir-1243,mir-101,mir-15a的表达均值分别为0.84±0.44,2.40±0.49,4.40±0.38,4.98±0.36,4.36±0.40,-2.49±0.47,-1.38±0.34,-2.43±0.33,-2.53±0.38,与正常子宫内膜组织(0.00±0.37,0.00±0.34,0.00±0.52,0.00±0.48,0.00±0.50,0.00±0.58,0.00±0.59,0.00±0.43,0.00±0.40)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0,p=0.007,p<0.001,p<0.001,p<0.001,p=0.005,p=0.046,p<0.001,p<0.001)。其中mir-143,mir-145,mir-141,mir-200a,mir-205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多呈表达上调,mir-885,mir-1243,mir-101,mir-15a多呈表达下调。(2)mir-143,mir-145,mir-141,mir-200a在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均值分别为0.84±0.43,2.40±0.49,4.40±0.38,4.98±0.36,高于汉族(-2.30±0.31,-1.32±0.43,2.72±0.36,3.04±0.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01,p=0.004,p=0.004);mir-1243,mir-15a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均值分别为-2.89±0.69,-4.30±0.91,低于汉族(-1.38±0.34,-2.53±0.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6,p=0.047);mir-205,mir-885,mir-1243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3)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200a表达在不同肌层浸润深度、pr表达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8,p=0.029);mir-15a表达在pr表达状态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mir-143,mir-145,mir-141,mir-205,mir-885,mir-1243,mir-101在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ecs)、肌层浸润、淋巴结转移、血管侵犯、figo分期、er、pr表达各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4)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43表达与mir-145(r=0.612,p<0.001),mir-885(r=0.286,p=0.009),mir-1243(r=0.362,p=0.001),mir-101(r=0.396,p<0.001),mir-15a(r=0.396,p<0.001)均呈正相关,与mir-141(r=-0.324,p=0.003),mir-200a(r=-0.279,p=0.011)呈负相关;mir-145表达与mir-1243呈正相关(r=0.416,p<0.001);mir-141表达与mir-200a(r=0.736,p<0.001),mir-205(r=0.679,p<0.001)呈正相关,与mir-1243(r=-0.299,p=0.006),mir-15a(r=-0.362,p=0.001)呈负相关;mir-200a表达与mir-205,mir-885,mir-1243,mir-101,mir-15a表达均有相关性(p均<0.05);mir-205表达与mir-885,mir-1243,mir-101,mir-15a均有相关性(p均<0.05);mir-885表达与mir-1243,mir-101,mir-15a均有相关性(p均<0.05);mir-1243表达与mir-101,mir-15a表达均有相关性(p均<0.05);mir-101表达与mir-15a表达有相关性(p<0.05)。(5)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43,mir-145,mir-141,mir-200a,mir-205,mir-885,mir-1243,mir-101和mir-15a表达上调或下调的病人生存率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p>0.05);(3)(1)154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dnmt3b蛋白的过表达率为60.4%(93/154),pten蛋白的失表达率为51.9%(80/154),hmlh1失表达率为21.4%(33/154)。(2)dnmt3b蛋白表达在民族、组织学分级(ecs)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31);pten蛋白表达在民族、病理类型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p=0.040);hmlh1蛋白表达在民族、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ecs)、肌层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血管侵犯、figo分期、er表达、pr表达各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3)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dnmt3b和pten蛋白表达呈正相关(r=0.186,p=0.001),与hmlh1蛋白表达层负相关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pten蛋白表达阴性、阳性两组间总生存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pten蛋白阳性的病人相比,pten蛋白失表达的病人预后更好。(5)62例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dnmt3b蛋白的过表达率为71.0%(44/62),pten蛋白的失表达率为64.5%(40/62),hmlh1蛋白的失表达率为16.1%(10/62)。dnmt3b蛋白表达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不同肌层浸润深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6)mir-200a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上调或下调分别与dnmt3b,pten蛋白表达不同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p=0.002);mir-205表达上调或下调与dnmt3b蛋白表达不同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7);mir-143,mir-145,mir-141,mir-885,mir-1243,mir-101,mir-15a表达上调或下调与dnmt3b,pten,hmlh1蛋白表达不同各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1)本研究所选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中在是否伴有淋巴结转移有所不同,提示其生物学行为可能存在差异;(2)本研究所选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的总生存率存在差异,汉族女性预后较维吾尔族好。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病人的预后可能与病理类型、肌层浸润、血管侵犯、figo分期、er、pr表达状态有关;汉族病人的预后可能与组织学分级(ECs)、肌层浸润、淋巴结转移、血管侵犯、FIGO分期有关;(3)ER、PR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密切相关且与子宫内膜癌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有关,可作为提示子宫内膜癌诊断和术后治疗的参考指标;(4)有90个microRNAs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存在差异,其中54个表达升高,36个表达降低;miRNAs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和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存在差异;miR-143,mi R-145,miR-141,mi R-200a,mi R-1243,miR-15a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不同。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200a表达与肌层浸润、PR表达有关,miR-15a表达与PR表达有关;(5)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 R-143与mi R-145等几个miRNAs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提示这几个miRNAs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发病过程中可能存在共同的表达调节;(6)microRNA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上调或下调的病人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其不能作为提示子宫内膜癌病人预后的独立因素;(7)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组织中DNMT3B蛋白表达与民族、ECs组织学分级有关,PTEN蛋白表达与民族、病理类型有关,且DNMT3B和PTEN表达存在相关性,提示其联合表达可作为提示子宫内膜癌病理诊断的指标;(8)PTEN蛋白失表达的子宫内膜癌病人的预后可能更好,PTEN可作为提示子宫内膜癌病人预后的参考指标;9)microRNA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上调或下调与DNMT3B,PTEN,hMLH1蛋白不同状态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i RNA对于靶基因的作用存在复杂的调控机制。
侯睿智, 舒振波, 侯睿达, 刘艳[3]2017年在《大肠癌相关基因突变与大肠癌遗传易感性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恶性肿瘤是一种体细胞遗传病,为相关基因结构与功能发生改变的结果,本文就大肠癌与之相关的基因突变及遗传易感性进行综述。1肿瘤的发生与基因突变的关系恶性肿瘤的发生及发展与相关的基因结构及其相关的功能发生改变有关。这些基因参与调控细胞的的正常生长周期、细胞的死亡及DNA的损伤修复。基因的种系突变(germ line mutation)在遗传性恶性肿瘤中起主要作用[1]。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突变就没有进化,就没有现代的遗
倪海峰[4]2008年在《鼻咽癌中微卫星不稳定与错配修复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错配修复缺陷在大多数癌症中被发现,hMSH2和hMLH1是错配修复过程中最为重要2个人类错配修复基因,其失活主要原因是启动子CpG岛甲基化或基因突变,错配修复缺陷表现为微卫星序列改变,非编码区的微卫星序列改变表现为微卫星不稳定,在编码区的微卫星序列改变表现为该基因移码突变而导致其失活。在本实验研究中,我们用PCR-单链构象多态性的方法检测54例鼻咽癌组织中7个微卫星位点的微卫星不稳定,结果显示微卫星不稳定发生率为70.37%,复制错误阳性率为44.44%,表明鼻咽癌可能存在错配修复缺陷。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微卫星不稳定与鼻咽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发现微卫星不稳定多见于鼻咽癌临床早期和无淋巴结转移患者。为了明确鼻咽癌中是否存在错配修复缺陷,我们用半定量逆转录PCR的方法检测了鼻咽癌细胞株及活检肿瘤组织,正常鼻咽细胞株及正常鼻咽组织中hMSH2和hMLH1基因的转录表达水平,并用甲基化特异性PCR及亚硫酸氢盐测序的方法检测了上述样本中hMSH2和hMLH1基因的甲基化状态,我们发现80%的鼻咽癌细胞株中hMSH2转录表达下调,鼻咽癌组织中hMSH2的转录表达水平亦显着低于正常鼻咽组织中的水平;而在鼻咽癌细胞株和鼻咽癌组织中hMLH1转录表达均无明显下调。hMSH2基因启动子区CpG岛甲基化可在80%鼻咽癌细胞株及75.9%原发肿瘤中检测到;hMLH1基因启动子CpG岛甲基化可在80%的鼻咽癌细胞株及42.59%的原发肿瘤中检测到。hMSH2和hMLH1基因在正常鼻咽上皮细胞株及正常鼻咽组织中则全为非甲基化。在鼻咽癌组织中,hMSH2甲基化的病例其转录表达水平显着低于非甲基化病例。这些结果说明hMSH2基因转录表达水平与其甲基化状态相关,我们进一步用甲基转移酶抑制剂5-aza-dC处理hMSH2失活的鼻咽癌细胞株,结果发现5-aza-dC能完全恢复这些细胞hMSH2的转录表达,说明启动子CpG岛甲基化是鼻咽癌中hMSH2转录表达失活的直接原因。在鼻咽癌组织中,hMLH1甲基化的病例其转录表达水平稍低于非甲基化病例,但二组比较并无统计学差异,表明hMLH1基因转录表达水平与其甲基化状态无明显相关。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hMSH2和hMLH1基因甲基化状态和临床病理特征均无明显相关。为了验证鼻咽癌中微卫星不稳定是否和错配修复缺陷直接相关,我们分析了hMSH2和hMLH1基因启动子CpG岛甲基化与微卫星不稳定的关系,结果显示NPC患者中hMSH2启动子区CpG岛DNA甲基化与微卫星不稳定明显相关,而hMLH1启动子区CpG岛DNA甲基化与微卫星不稳定无明显相关,表明hMSH2而非hMLH1启动子区CpG岛DNA甲基化是引起微卫星不稳定的主要直接原因。总之,我们的结果说明鼻咽癌是一个错配修复缺陷的肿瘤,微卫星不稳定是鼻咽癌的一个早期频发事件,微卫星不稳定多见于无淋巴结转移鼻咽癌患者。hMSH2在鼻咽癌中由于启动子CpG岛DNA甲基化而失活,hMSH2失活是引起鼻咽癌组织的微卫星不稳定的主要原因,hMSH2是一个鼻咽癌相关的潜在肿瘤抑制基因。
张斌[5]2005年在《侧向发育型大肠肿瘤、大肠腺瘤与癌关系的内镜学及分子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针对大肠侧向发育型肿瘤、大肠腺瘤与癌进行了内镜学与分子机制研究。应用染色内镜与放大内镜对大肠腺瘤与腺瘤癌变进行观察,分析腺管开口分型,结合腺管开口分型做出初步组织学结果分类,决定治疗方针,这是内镜学的一大进步。并检出29 例国内报道极少的大肠侧向发育型肿瘤,全部行内镜下粘膜切除术,含3 例腺瘤内癌。分别对大肠腺瘤、大肠侧向发育型良性肿瘤和大肠腺癌做了P53、Bcl-2、APC、Caspase 9、Survivin 等基因表达及突变的比较研究。证实侧向发育型大肠肿瘤良性组与大肠腺瘤有相同的基因改变,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癌前病变,由于其在内镜下不易发现,提示内镜医师要引起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在治疗方法上,对大肠息肉行内镜下圈套切除或EMR 术,对侧向发育型大肠肿瘤均行EMR 与EPMR 术,内镜下治疗微创、安全、适用,是大肠小病变治疗的发展方向。
陈峰[6]2006年在《散发性结肠癌微卫星不稳定性与Hmlh1基因突变、甲基化及蛋白表达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本实验初步研究了散发性结肠癌的发病机制,在分子水平上应用PCR-SSCP银染法及Western-blot对结肠癌Hmlh1基因突变、蛋白表达、甲基化及微卫星不稳定性进行了检测。本实验用Western-blot检测了57例结肠癌组织错配修复基因Hmlh1蛋白的表达,其低表达率为33.3%(19/57),Hmlh1蛋白的低表达与结肠癌的部位,组织分化有关,而与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浆膜是否受侵无关。本实验还检测了57例结肠癌组织错配修复基因Hmlh1突变,其突变率这10.6%(6/57),Hmlh1突变与Hmlh1蛋白低表达呈密切关系,与结肠癌的临床病理参数无关。本实验同时检测了结肠癌Hmlh1甲基化状态,其甲基化率为31.6%(18/57),启动子甲基化与Hmlh1蛋白的低表达相关,与MSI+关系密切,年龄相关的Hmlh1甲基化是引起MSI+散发性结肠癌,尤其是老年人结肠癌重要发病机制。本实验检测了结肠癌的微卫星不稳定性,结肠癌MSI+出现率17.5%(10/57)。MSI+与Hmlh1低蛋白的表达、Hmlh1基因突变有关,MSI+是引起散发性结肠癌的发病机制之一,MSI+与临床病的参数无关。
闫志辉[7]2013年在《KRAS，hMSH2，hMLH1基因多态性与肠道肿瘤性息肉及结直肠癌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检测肠道肿瘤性息肉患者血液、组织活检标本KRAS基因密码子12、13,hMSH2基因2783C/A位点(rs1802577)和hMLH1基因Va1384Asp位点(rs63750447)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与结直肠癌患者间的表达差异及相似性,分析阐明肠道肿瘤性息肉与结直肠癌疾病分子发生机制及组织遗传学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和临床意义。研究方法选择海军总医院2011年2月至2013年2月共240例患者的血液及肠道组织标本为研究对象,其中实验组各120例肠道肿瘤性息肉患者血液、肠道组织标本,对照一组各80例结直肠癌患者血液、肠道组织标本,对照二组各40例正常人群血液、肠道组织标本,运用基因片段凝胶电泳及PCR-DNA序列分析法检测K-RAS基因密码子12、13,hMLHl基因错义突变Va1384Asp及hMSH2基因错义突变2783C/A。采用基因序列比对分析软件CodonCode Aligner和SPSS13.0软件分析比较实验组与各对照组样K-RAS、hMLH1及hMSH2基因SNPs突变差异性。结果(1)120份肠道肿瘤性息肉患者血液及组织样品中,K-ras基因12、13密码子,hMSH2基因2783C/A位点SNPs突变率低于80份结直肠癌患者血液及组织样品目标基因SNPs突变率,统计学分析显示χ2=15.476、29.670、10.811、16.618、33.538、7.898,P<0.05,说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2)120份肠道肿瘤性息肉患者血液及组织样品中,hMLHl基因Va1384Asp位点SNPs突变例数与80份结直肠癌患者血液及组织样品目标基因SNPs突变例数统计学分析显示χ2=0.568、0.289,P>0.05,说明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3)120份肠道肿瘤性息肉患者血液及组织样品中除hMLH1基因Va1384Asp位点SNPs突变率高于40份正常人群血液及组织样品χ2=10.486、4.876,P<0.05,说明差异存在统计学差异,其余K-ras基因12、13密码子,hMSH2基因2783C/A位点SNPs突变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肠道肿瘤性息肉患者血液、组织活检标本K-RAS、hMSH2基因SNPs突变率与结直肠癌患者血液、组织活检标本存在显着性差异,且与正常人群血液、组织活检标本突变率相近,无统计学差异。肠道肿瘤性息肉患者血液及组织标本hMLH1基因SNPs与结直肠癌组间无统计学差异,且与正常人群血液、组织活检标本间存在统计学差异。以上提示肠道肿瘤性息肉与结直肠癌疾病在组织遗传学或分子事件发生机制可能具有密切相关性及重要临床意义。
张曹[8]2014年在《大肠癌患者粪便与癌组织APC基因突变检测的一致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大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命健康。由于大肠癌起病隐匿，早期多无明显症状，一旦出现症状，大多已是中晚期。大肠癌患者的生存率直接与诊断时的疾病的进展程度有关。当大肠癌患者癌灶局限于肠壁时（A期或B期），五年生存率>75%，当出现淋巴结转移时，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则降至30%-60%。因此，对大肠癌早期有效的筛查诊断，能够大大的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降低病死率。目前最常用的筛查方法是粪便潜血实验，但其特异性低、且易受到食物的影响。研究认为，大肠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受多基因、多阶段、多步骤调控的复杂过程，此过程常与细胞增殖、凋亡失控有关，涉及癌基因激活、抑癌基因失活、错配修复基因以及一些修饰基因的改变。某种基因的改变只是在大肠癌发生的某一阶段以高频率出现，从而导致大肠癌的发生。其中涉及与大肠癌有关的有APC、MMR、DCC、P53抑癌基因和K-ras、C-myc原癌基因的突变。APC基因是家族性腺瘤样息肉病(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FAP)的易感基因，是大肠肿瘤发生的早期分子事件，但稳定于肿瘤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近年研究表明，APC基因在85%的结肠癌中缺失或失活，并且该基因的缺失与结肠癌的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粪便与组织中APC基因联合检测对大肠癌高危人群的筛查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并且减少行内窥镜检查的痛苦。本课题运用蛋白截短检测技术（PTT），检测散发性大肠癌患者的癌组织及粪便脱落细胞APC基因的突变，探索粪便基因检测代替组织基因检测的可行性。目的利用蛋白截短检测技术（PTT）联合检测散发性大肠癌患者粪便及癌组织中APC基因的突变，探讨其在大肠癌筛查中的作用及建立无创性筛查大肠癌方法的可行性，从而探索大肠癌早期诊断既经济有效又快捷的筛查方法。方法（1）收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2011年10月-2012年10月期间，50例行肠镜活检诊断为大肠癌的患者，并经手术切除病理学明确诊断为散发性大肠癌患者的粪便3-5g（术前收集），少量癌组织（大于1g）；30例经胃肠镜及其他影像学、实验、物理学检查确诊为正常人群的粪便3-5g，少量肠粘膜组织（大于1g）。以上标本均在-80℃保存，共计80例，扩增目的DNA。（2）运用蛋白截短检测技术（PTT），对50例散发性大肠癌患者的癌组织和粪便脱落细胞及30例正常人群的肠粘膜组织和粪便脱落细胞中APC基因第15外显子进行截短型突变检测，并两两进行对比，比较正常人群与大肠癌患者粪便及癌组织APC基因突变的情况。（3）对检测出有突变基因的粪便及组织进行统计学分析，探讨散发性大肠癌患者的粪便与癌组织中APC基因第15外显子突变的阳性率有无差异。结果（1）用组织提取的DNA为模板，扩增目的基因成功率100%（50/50），用粪便提取的DNA为模板，扩增目的基因成功率86%（43/50）。（2）应用荧光标记的数字化PTT技术对50例大肠癌组织标本的APC基因第15外显子进行截短型突变检测，共检出17例截短型突变（其中引物15A检出4例突变，引物15B检出7例突变，引物15C检出2例突变，引物15D检出4例突变）,突变率为34%；对50例粪便标本的APC基因第15外显子进行截短型突变检测，共检出14例截短型突变（其中引物15A检出2例突变，引物15B检出6例突变，引物15C检出2例突变，引物15D检出4例），突变率为32.6%。其中有13例癌组织及对应的粪便均阳性。（3）30例正常人群的大肠粘膜组织及粪便脱落细胞中APC基因第15外显子进行截短型突变检测均未检测出有突变。（4）散发性大肠癌患者癌组织与粪便脱落细胞APC基因第15外显子截短型突变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检验P>0.05）。Kappa值为0.749，大肠癌患者的癌组织中APC基因及粪便脱落细胞APC基因检测的一致性较好。结论（1）粪便中检测APC基因突变在大肠癌的早期筛查中具有可行性。（2）大肠癌患者的癌组织检测APC基因与粪便脱落细胞检测APC基因的一致性较好，为粪便替代癌组织进行APC基因检测提供了可行性的依据。（3）蛋白截短检测技术（PTT）在检测APC基因长片段肽链的缺失或插入引起的移码突变上较其他技术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侯睿智[9]2015年在《ERCC1、XPF基因多态性与大肠癌发病风险及吸烟相关性的临床研究》文中提出背景：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胃肠道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早期可以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肿瘤的不断生长继而出现排便习惯的改变，腹痛的症状等，进一步加重可导致全身性的改变。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其发病率和病死率位居第四位。大肠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居世界第叁位。其发病率以北美、大洋洲最高，亚非拉国家较低，仅在欧洲，2002年就有超过37万人发生该病，占全部癌症的12%，大约20万人死于此病。在中国，我国结直肠癌发病年龄较欧美提前大约10年以上；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近年来其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男性发病率约为女性的1.3倍。大肠癌目前正在快速的发展，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中尤为严重。结肠癌是多基因参与，多步骤，多分子事件迭加的复杂过程。内因及外因不断的相互作用，不断发展，导致肿瘤的发生。外因基本上是物理、化学以及生物源性因素，内因为基因的不稳定性，来源于遗传的和获得性两方面，包括细胞微环境不稳定、染色体及相关微卫星不稳定。从最早发现的与腺瘤发生的及抑癌基因在APC基因和C-myc基因开始，大量腺瘤相关基因在瘤发展到结直肠癌的长期过程中不断的被发现，。最早发现的与腺瘤早期发生相关的是APC基因和C-myc基因。事件。癌变除发生于腺瘤外，也可发生于平坦黏膜，参与到这一增生过程当中的分子事件可以归纳为2类，即起显性作用的原癌基因与起隐形作用的抑癌基因。①显性作用的原癌基因：一般为正调节因子，与细胞的正常生长有关。癌基因激活的一个重要机制为基因突变。c-myc基因：对调控正常的细胞增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一些生长快速的细胞中可见其高表达。是一种反式作用因子，发生在腺瘤前阶段，定位于8q24区段。Ras基因：在<1cm结直肠腺瘤中，检测到Ras基因家族点突变发生率约为10%，>1cm结直肠腺瘤中，检测到Ras基因家族点突变发生率约为50%，且随着不典型增生的严重程度的增加其突变率也有所增高，因此此基因突变率可以用来监测腺瘤是否会发生恶变。其突变率的高低也可以用来推测肿瘤的愈后情况。随着技术的发展，我国在33%的结直肠癌患者的粪便中寻及到突变的ras基因片段。这可以作为一种分子诊断的工具。②隐性作用的抑癌基因：抑癌基因是一种负向调节因子，两个等位基因都存在突变时其功能及表型出现改变，细胞的增生出现紊乱，细胞分化出现异常，继而导致癌变出现。仅单一的等位基因突变时其功能及表型不会出现上述的改变。APC基因：APC基因位于5q21。最早是在FAP中发现的，FAP即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其是一种染色体显性遗传病。APC表达的蛋白产物对维持正常的肠上皮细胞稳定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基因缺失亦可出现在散发的结直肠癌患者当中。MCC(mut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基因的突变：MCC基因也位于5q2l，于1991年由Voglstein发现。与APC基因位点接近。MCC是一种肿瘤抑制基因。其基因突变常见于散发结直肠癌。其突变发生率约为35%-45%。G-C碱基上的突变较为常见。有研究表明，MCC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速度，以及肿瘤细胞集落形成。DCC(deleted in colorectal cancer)基因缺失或突变：DCC基因位于18q21，超过70kD。DCC功能的丢失，可致细胞间接触能力下降、粘附能力差，可导致癌细胞去分化及转移。p53基因：它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得最多的1个抑癌基因，其与各种不同种类肿瘤相关。人p53基因位于17p13.1，分子量为53kD。75%结肠癌可出现17q杂合性丢失和或点突变，而在腺瘤中约有10%出现此情况。P53基因突变可出现在多种肿瘤中，如结直肠癌、肺癌、食道癌等。在结直肠癌中约半数以上的P53点突变涉及到175、248、273密码子。其LOH多发生在肿瘤晚期。基因多态性研究目前正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其可以从基因水平阐述为什么同一疾病在同一人群中的表现不同，为什么同一人群患同一疾病的易感性不同，为什么同一药物在同一人群中的治疗效果不同等等问题。其作用是阐明基因与表型之间的关系。ERCC1是DNA损伤修复基因，是核苷酸切除修复（NER）途径的限速酶，NER是DNA修复通路之一。NER可以识别修复紫外线损伤的及化学药物损伤的DNA双链螺旋结构。NER通过解开受损部分DNA的双螺旋结构，切除受损部分，重新合成受损部分使其链接于未受损的DNA结构上。ERCC1基因位于人类第19号染色体q13.2-q13.3上，全长约为15kb。XPF基因位于人类第16号染色体p13.12上，全长约为28.2kb，由11个外显子所组成，核苷酸切除修复过程需要XPF的参与。ERCC l与XPF （DNA修复酶缺乏互补基因F）在核苷酸切除修复途径中，其表达的产物紧密结合形成异二聚体，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可以识别损伤部位，切除DNA的5’端部分，并将重新合成的DNA双链链接于未受损的部分。在此过程中，这种异二聚体还可以起到调节切除修复速度的作用。目的：本课题针对中国人群，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大肠癌发病有关的危险因素，并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和传统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相结合，从分子水平研究ERCC1与XPF基因多态性与大肠癌易感性的关系，以及基因与吸烟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制订大肠癌的综合防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选取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2011年1月-2012年12月住院204例大肠癌患者，年龄在37-78岁范围；同时选取204例体检中心健康自愿者作为对照，年龄在32-67岁间。所有参与者均获取知情同意并签字。对ERCC1与XPF基因多态性与大肠癌患病风险进行相关性分析，同时对吸烟与其易感性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1.在纳入204例大肠癌患者中，其平均年龄为56.28±13.70岁，年龄范围在37-78岁，少于60岁患者占人数的58.82%，其中男性患者79例，女性患者125例；健康对照组人数为204例，平均年龄是55.83±16.35岁，年龄范围在32-67岁，其中男性79例，女性125例。直肠癌与患者的吸烟史有着密切的相关性(OR=1.54,95%CI=1.003-2.37)，但与饮酒史则无此统计学差异。2. ERCC1rs3212986, rs2298881和rs11615基因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遗传平衡定律(P>0.05)，其叁种SNP中的MAF与NCBI中的dbSNP数据库中所描述的普通中国人特征类似，并且叁种SNP的MAF均大于10%。3. XPF rs6498486基因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遗传平衡定律(P>0.05)，其其SNP中的MAF与NCBI中的dbSNP数据库中所描述的普通中国人特征类似，并且其SNP的MAF均大于10%。4.分析发现ERCC1rs3212986与GG基因型比较，TT基因型和T等位基因大肠癌发病风险略微增高(95%CIs为1.93(0.96-3.94)与1.49(0.95-2.13)，ERCC1rs11615TT和T等位基因大肠癌发病风险一些增高(95%CIs为1.59(0.96-2.98)和142(0.97-2.26)。5. XPF的rs2276466和rs6498486与大肠癌发病风险无相关性。6.对rs3212986和rs11615多态性与大肠癌患者的吸烟史进行分析发现，rs3212986TT基因型的大肠癌患者吸烟情况与疾病风险更为密切(OR=4.09,95%CI=1.35-13.28)。rs3212986基因型的患者吸烟情况与疾病风险有着显着的相关性（P=0.02）。而rs11615则无此情况。结论：在中国人群中ERCC1rs3212986和rs11615基因多态性与大肠癌发病风险有相关性，rs3212986与吸烟史人群的相关性更为显着。
蔡国响[10]2006年在《散发性大肠癌DNA甲基化的临床病理意义及其和遗传学机制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散发性大肠癌的抑癌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临床病理学特征以及遗传学改变(微卫星不稳定、染色体不稳定以及相关癌基因、抑癌基因表达)的关系，探讨表遗传学检测的临床意义以及表遗传学机制和遗传学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方法：对71例散发性大肠癌(SCRC)采用甲基化特异性PCR的方法行p14~(ARF)、hMLH1、p16~(INK4a)、MGMT和MINT1共5个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检测，选择BAT25和BAT26两个位点进行微卫星不稳定(MSI)检测、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分析倍体类型以及进行p14~(ARF)、hMLH1、p16~(INK4a)、MGMT、k-ras、APE、p53、BAX和TGFβRⅡ共9个基因的免疫组化检测。分析p14~(ARF)、hMLH1、p16~(INK4a)、MGMT和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以及CpG岛甲基子表型(CIMP)和SCRC临床病理特征、MSI、染色体不稳定(CIN)以及相关基因表达的关系。结果：第一部分：1、p14~(ARF)、hMLH1、p16~(INK4a)、MGMT和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分别为28.2％(20／71)、9.9％(7／71)、25.4％(18／71)、36.6％(26／71)和49.3％(35／71)，CIMP阳性率为21.1％(15／71)；2、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SERC具有右半结肠癌多发(P=0.018)和低分化癌多见(P=0.032)的特征。p16~(INK4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SCRC具有结肠癌多发(P=0.043)、低分化癌多见(P=0.000)、淋巴结转移多见(P=0.034)、分期较晚(P=0.046)的特征。p14~(ARF)、MGMT和MINT1叁个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均和各项临床病理学指标无显着性关系；3、CIMP(+)SCRC中右半结肠癌(40％vs12.5％，P=0.024)、低分化癌(46.7％vs14.3％，P=0.012)、淋巴结转移(86.7％vs48.2％，P=0.008)、TNMⅢ／Ⅳ期(86.7％vs50.0％，P=0.011)所占比例均显着高于CIMP(—)者。第二部分：1、71例患者共检出二倍体18例，异倍体50例(3例因CV值大于8％从分析中剔除)：2、MSI的阳性率为9.9％(7／71)，所有阳性者均为BAT25和BAT26同时阳性；3、除了MGMT外，p14~(ARF)(P=0.062)、hMLH1(P=0.074)、p16~(INK4a)(P=0.053)和MINT1(P=0.002)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均表现为二倍体多发的倾向。但是仅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二倍体的关系达到统计学显着性意义。CIMP(+)者也表现为二倍体多发的显着性特点(P=0.003)；4、hMLH1(P=0.001)和MINT1(P=0.055)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具有MSI多见的倾向。p14~(ARF)、p16~(INK4a)、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MSI无显着性关系。CIMP(+)者中MSI的阳性率大于CIMP(—)者(20.0％vs7.1％)，但P值为0.158，未达到统计学显着性意义；5、微卫星和染色体稳定型(微卫星稳定且为二倍体，MACS型)SCRC的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显着低于MSI型(MSI，无论二倍体或异倍体)(7.7％vs57.1％，P=0.031)，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显着高于CIN型(微卫星稳定且为异倍体)(69.2％vs35.4％，P=0.029)，p16~(INK4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似高于CIN型(46.2％vs16.7％，P=0.057)。MACS型的CIMP阳性率显着高于CIN型(46.2％vs8.3％，P=0.004)，而MACS型和MSI型在CIMP阳性率方面无显着性差异。第叁部分：1、p14~(APF)、hMLH1、p16~(INK4a)、MGMT、k-ras、APC、p53、BAX和TGFβRⅡ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为68.6％(48／70)、76.8％(53／69)、61.8％(42／68)、87.3％(62／71)、43.7％(31／71)、42.3％(30／71)、47.9％(34／71)、71.4％(50／70)和59.2％(42／71)：2、hMLH1(P=0.046)、MGMT(P=0.010)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和相应基因的失表达密切相关，而p14~(ARF)和p16~(INK4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相应基因的失表达无显着性关系；3、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突变型p53蛋白表达密切相关(P=0.024)，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突变型p53蛋白阳性表达率低于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4、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具有k-ras蛋白高表达的趋势(P=0.070)。CIMP和APC、p53、BAX、TGFβRⅡ蛋白表达均没有显着性关系，但和k-ras蛋白表达显着相关(P=0.043)，CIMP(+)者k-ras蛋白阳性表达率显着高于CIMP(—)者。结论：第一部分：hMLH1、p16~(INK4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CIMP具有显着的临床病理学意义。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SCRC具有右半结肠癌多发和低分化癌多见的显着性特征。p16~(INK4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SCRC具有结肠癌多发、低分化癌多见、淋巴结转移多见和分期较晚的显着性特征。CIMP(+)的SCRC具有右半结肠癌多发、低分化癌多见、常有淋巴结转移和分期较晚的显着性特点。第二部分：1、MINT1、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以及CIMP和基因组遗传学不稳定性(CIN和MSI)具有密切的关系。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及CIMP(+)者均表现为二倍体多发的显着性特点，而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则具有MSI多见的显着性特点；2、MACS型的SCRC是SCRC的一个独立亚型，具有和CIN型及MSI型不同的独特的临床病理和基因表达特征。MACS型SCRC的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显着低于MSI型，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显着高于CIN型，CIMP阳性率显着高于CIN型。提示多基因同时甲基化可能为MACS型SCRC的重要发病机制。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可能为MSI型SCRC的特异性发病机制，而在MACS型SCRC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并不扮演重要角色；3、CIN、MSI和多基因启动子甲基化(CIMP)叁者之间反映了表遗传学机制和遗传学机制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CIN机制是相对独立于MSI机制及表遗传学机制(多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之外的。MSI机制和表遗传学机制可能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不是完全重迭的关系，相当一部分的MSI发生在表遗传学机制的基础上，但也有部分的MSI并没有显着的表遗传学背景。第叁部分：1、hMLH1、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相应基因的失表达密切相关；2、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呈现突变型p53蛋白低表达的显着性特点；3、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具有k-ras蛋白高表达的倾向(P=0.070)。而这种关系可能是通过MGMT蛋白的失活导致k-ras基因突变引起的；3、CIMP和k-ras蛋白的激活表达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可能是通过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导致MGMT蛋白失表达继而引起k-ras基因突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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