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量货币与GDP和CPI之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关系论文,GDP论文,CP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0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0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折年率为1.7%，7～9月份CPI同比分别上涨1.2%、1.1%和1.1%，经济增速略高于物价水平上涨幅度，美国社会和谐稳定；欧元区GDP同比增长1.9%，7～9月份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同比分别上涨1.7%、1.6%和1.8%，经济增速略高于物价水平涨幅，欧元区社会和谐稳定。GDP代表财富的增长，CPI代表物价的走势，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并且美国和欧元区的事实也在向我们证明，只要同期的GDP增速略高于CPI的涨幅或与之持平，社会就完全可以接受。但是，2010年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设定为：GDP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CPI涨幅控制在3%左右，两者之间存在5个百分点的巨大缺口。我们不禁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经济连年高速增长、GDP总量与增速屡创新高的时候，政府要将CPI涨幅的控制目标设定在3%。为什么中国两位数增长的GDP却承受不了3%的CPI涨幅？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对GDP和CPI进行细致的考察。在中国，GDP有GDP的问题，CPI有CPI的问题，并且，这一切都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
一、GDP与CPI：一切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
（一）GDP的增长逻辑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着眼于控制通胀或保障就业不同，央行具有国家特色的货币政策主要致力于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过分依靠超量的货币供给来推动经济增长，整个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过度倚重货币政策，尽管财政政策向来都是积极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逻辑其实是：通过货币的超量供应来持续投资，从而主要依靠投资拉动GDP的高速增长；凭借技术水平提高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低端廉价产成品，利用贸易顺差拉动GDP的增长；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却并未成为拉动力最强的一驾。
受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2008年中国祭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来拉动经济增长。2009年全年9.59万亿的信贷投放和27.68%的M2增速让我们看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显得“极度宽松”。目前，人民币的广义货币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一，超过了美国的8.8万亿美元，而中国的GDP规模才只有美国的1/3。加之我们拥有2.8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又进一步增强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给能力。结果，央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攒了一堆绿票子（外汇储备），收了一堆白条子（美国国债），放了一堆红票子。中国的M2从1978年的不到860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72.58万亿元，累计增长844倍；而GDP从1978年的3 64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7 983亿元，增长了109倍。
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大量的货币供给，投资于“铁公机”等基础设施，于是，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持续高位运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实现268 66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同时根据其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进出口总额（按美元与人民币1:6.8的兑换比例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元），利用2009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2.00%，上拉GDP4.45个百分点；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3.11%，上拉GDP 7.75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99%，下拉GDP 0.21个百分点。2010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10.6%的高速增长依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的GDP结构不尽合理。
此外，GDP作为核算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财富增量的基本工具，也有其自身的问题。GDP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指标，它只能反映经济数量，并不能反映经济质量，因而也就不能代表现实的财富增长，更不能反映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变动情况。
1.GDP只反映经济数量，不反映经济质量，GDP不完全是国民财富的代表。抛开环境破坏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不说，GDP的概念中存在无效的GDP和消失的GDP两方面。所谓无效的GDP指的是一种徒有其表的GDP。比如，招商引资来的企业跑马圈地建起许多围墙甚至多个厂房之后却弃之不用；盲目建设的项目却在项目完成之前被中止。这些围墙、厂房和建设项目虽然也使当地产生了GDP，但是这种GDP却没有产生未来的回报价值，因而是无效的GDP。所谓消失的GDP，是指在“破窗理论”中因为砸破窗户而损失的GDP。这虽然是一种极端的理论，但现实生活中的天灾人祸却使这一理论找到了现实基础。天灾过后需要重建，地方政府更改建设规划也会在同一个地方产生GDP，但是因为存在消失的GDP，整个社会的GDP有效累积量却不能达到如公布的GDP增速那样高的水平。
2.各级政府强烈的“GDP冲动”致使经济增长中无效增长的部分占比不断扩大。GDP常年保持两数位以上的增长速度，主要缘于各级政府强烈的GDP冲动。2010年前三季度全国28个省区市（除上海市、云南省和贵州省外）GDP之和为282 233.83亿元，高于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 268 660亿元的数值，高出部分达13 573.83亿元。除北京市GDP增速10.1%低于、新疆10.6%等于全国GDP增速外，其他省区市均高于全国10.6%的水平。这一现象凸显出当前体制下经济增长的矛盾：在对地方政府进行政绩考核仍旧以GDP为核心指标，而地方又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新兴产业群支撑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怀着极大的“GDP冲动”，片面追求GDP的过快增长，并且过度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的速度取代质量，当“多、快、好、省”的口号在各种新口号华丽的外表掩盖下重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果就必然是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不断累积，经济无效增长的部分占整个增长的比重不断扩大。为了拼政绩，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能不搞，但是，这些工程对于提高普通居民的福祉又能做出多大贡献？
3.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相当严重。根据著名流通专家黄国雄教授提出的流通领域的“九五”现象理论，目前中国所生产商品的产销率通常只有95%，即GDP中有5%只有产值却没有通过流通实现价值，实际上成为积压的库存。形成产值的产品实现了之前生产环节的增值部分，虽然增加了GDP，但却没有创造社会财富。因此，如果整个经济不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就意味着财富零增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必须保持“八九不离十”的增长速度了。
（二）CPI与收入分配
2010年，中国的物价水平一路上扬，CPI全年同比上涨3.3%，超过政府年初设定的3%的警戒线；11月当月更是同比上涨5，1%，创28个月以来的新高。在11月份的CPI上涨过程中，食品类价格对其的贡献率为74%，居住类价格的贡献率为18%。对于2010年的农业生产形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相当乐观：“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粮食连续七年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 641万吨，比上年增长2.9%，连续七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 310万吨，下降0.3%；秋粮39 199万吨，增长4.8%”。既然农产品的供求没有发生问题，那么农产品价格上涨就属于货币现象。换句话说，在商品市场上供求基本是平衡的，而在金融市场上超量货币造成了供求失衡，2009年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高达9.59万亿元，加上转入表外的规模，新增信贷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元。2010年我国新增信贷7.95万亿元，加上银信合作等表外贷款，全年的实际新增信贷达10万亿元左右。说到底，通胀是货币现象，钱比货多就必然导致2010年以来物价持续上涨。
1.中国真实的CPI水平被低估。中国居民常常感觉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远没有亲身感受到的真实，这一方面是统计过程中的水分造成的，另一方面与中国CPI的构成有关。目前，CPI的编制包括八大类商品的消费价格，分别是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和居住。在CPI的权重体系中，食品价格指数和居住费用价格指数这两类权重之和接近50%，是整个CPI商品篮子中最重要的两类商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中国居住消费并不包括商品房，主要是指建房和装修材料价格变化、房租的变化、房贷利率以及物业费的变化。因此，在商品房价格飞速上涨的今天却不将其纳入CPI，无疑低估了真实的CPI水平。
2.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GDP是国家财富的增量，但不是居民财富的增量，能够承受CPI涨幅的只能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而不可能是GDP的增长幅度。因此，两位数的GDP不能承受3%的CPI，其原因还在于大多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不能保持与GDP的同步增长。
(1)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资源和财富更多地向政府和央企集中。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 109元，同比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5 919元，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而同期的财政收入却实现83 080亿元，比上年增加14 562亿元，增长21.3%，这还不包括2.7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资源、财富向政府和央企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
(2)即便在居民内部，其收入分配依然不尽合理。第一，地区间收入分配不平衡，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收入，且其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中西部地区收入占全国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城乡间收入分配不均衡，差距不断拉大。有数据显示，目前占全国40%多的城镇人口获取了全国近70%的收入，而占全国近60%的农村人口仅获取全国30%的收入，收入明显向城镇倾斜。第三，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贫富差距扩大。有数据显示，占人口80%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获得全国60%左右的可支配收入，而20%的高收入群体却获取了全国40%左右的可支配收入，并且高收入群体收入的比重有不断提高的趋势。目前，中国还缺乏健全的居民收入监控体系，个人收入不透明，偷税漏税现象普遍，政府难以全面地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再调节。
(3)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安全网”，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从城市到农村、从职业人群到城乡居民，经过不断发展深化，目前已经明确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也已经基本形成。但是由于国家财力不足、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小，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覆盖面小、收入规模小、保障水平低、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社会对低收入阶层、农村居民、城市失业人口缺乏有效的保障。怀有巨大谨慎动机的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社会保障又不健全，因此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量均切实转化为国民的财富，中国社会依然承受不了3%的CPI增幅。
二、货币政策转向，后期GDP与CPI如何运行
为应对通胀预期，2010年央行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且决定于2011年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转向，必然带来市场流动性的减少，从而对后期GDP与CPI的运行造成影响。
（一）GDP：调整结构，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
2010年中国GDP实现了10.3%的高速增长，但是分季度看，第一季度同比增速为11.9%；第二季度同比增速则只有10.3%，环比下降13.45%；第三季度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降至9.6%，四季度为9.8%。2010年，决策层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而结构的调整具有长期性，因而中国很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受2009年强力刺激经济措施的滞后影响，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仍达到10.3%，但这个两位数的增长将可能是中国经济的“最后盛宴”，也是在未来若干年内能够见到的最后的两位数增长。从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拐点恐怕已经出现，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的时代或将同时来临。无论是从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来看，长达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时代即将结束，中国经济将从此进入次高速增长期。在“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期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GDP下来了，CPI上去了。那么，我们将如何应对呢？
消费、投资与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首先，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要帮助中国经济的增长回归常态，改变中国经济因为过度依靠投资拉动而变得虚胖与质量不高的现状，这一政策会直接导致投资的减少，降低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其次，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建立起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运行方式，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连续22年大幅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而财政收入却连续多年大幅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伴随着财富进一步向政府集中，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将持续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幅，消费更无法完成主导经济增长的艰巨使命。最后，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相继爆发，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贸易保护的队伍中来，使得中国出口的外需受阻，再伴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的出口增幅今后将呈下降趋势。而美欧逐步履行对中国出口解禁的承诺，则势必会增加中国的进口，从而最终使中国的贸易环境恶化。
（二）CPI：在诸多因素推动下上行
1.玉米价格上涨推动猪肉价格继续上涨。在我国目前的CPI构成中，食品以32.74%的权重位列第一，而肉价又以9.26%（在CPI中的占比）的权重在食品中占比最高。2010年上半年，猪粮比价一度跌破4∶1，远远低于6：1的盈亏平衡点。6月份以后，随着生猪价格的逐步上涨，猪粮比价逐步回升；7月21日，全国36个大中城市生猪出场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2.23元，二等黄玉米批发价格为每公斤2.02元，猪粮比价达到6.05∶1，终于重回6∶1的盈亏平衡点之上。自2000年以来，玉米价格一路上扬，2010年虽然我国秋粮丰收，但种粮成本提高、工业用粮需求增加，再加上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对国内预期的影响导致的惜售等现象，粮食价格仍然可能继续上涨。这就意味着，保持6∶1的猪粮比价盈亏平衡点必然要求猪肉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从而推动CPI的继续上涨。按照通常规律，猪肉价格上涨一般会在一年左右。
2.原料与劳动力成本上涨推动整体物价上涨。2010年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5.5%，亦为CPI的上涨带来了不小压力。据统计，中国的PPI上升传导至CPI约需6～8个月，因此即使扣除翘尾因素，2011年前两个季度CPI仍面临上行压力。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只有设法提高销售价格才能赚取足够的利润，获得生存。2010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6%。而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渐面临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无限供给已成往事，越来越多的地区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水平，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无疑也将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
3.要素产品价格改革推高CPI。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为压低要素产品价格来保增长、控通胀。“十二五”时期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深化要素产品价格改革，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调节机制。目前，我国要素产品价格与市场供求和稀缺程度基本上处于游离状态，这必然带来两个后果：一是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缺乏科学完善的收费制度。因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继续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资源价格。2010年的水、电、煤气价格改革，就已经成为整体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源动力”。可以预见，随着资源价格改革的深化，资源价格的市场机制决定势必会继续推高CPI水平。
4.房价因素部分编入CPI。2010年3月，国家统计局相关人士透露，在2011年CPI不同类别的支出权重调整之后，居住类权重将会有所增加。目前的CPI核算体系中，居住类中包括占居住类权重27%的建房及装修材料、占11.1%的房租、占21.1%的自有住房和占40.8%的水、电、燃料等四大类，其中自有住房的虚拟房租用贷款利率代替。而下一步改革有望在房租领域增加廉租房，同时在自有住房领域，房屋贷款利率将由贷款利率和房价的加权数代替，这相当于将房价因素部分编入了CPI。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也在启动住房价格核算改革，预备以签约的实际房价数字来代替过去开发商上报的房价。采用新的价格统计方法，尤其是房价因素部分编入CPI，会使得物价波动比过去要大一些，但是反映物价形势更真实。
5.“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会变成市民，从而使原来农产品的生产者变成消费者，农产品的生产者逐渐减少而消费者逐渐增加。换句话说，生产农产品的人少了，消费农产品的人多了。一旦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便会上涨，进而推高整体CPI水平。与此同时，随着要素产品价格的逐步理顺，将会传导至消费品价格领域。在未来十年，CPI指数的稳步上升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三、转变思路，让GDP可以承受CPI
在西方学者看来，如果每年物价上涨的比例在10%以内，则定义为温和的通货膨胀。而温和通胀并不足惧，相反还会对经济和收入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刺激作用。中国目前的CPI涨幅在3%，即使未来继续上涨，也不太可能会突破10%。既然温和的通货膨胀在西方国家可以被接受，既然中国CPI继续上涨和GDP增速放缓的趋势不可避免，我们就必须转变思路，既要学会适应温和通胀的时代，又要学会适应经济次高速增长的时代，让GDP可以承受CPI。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使GDP成为货真价实的GDP
中国的GDP反映的是经济数量，而不反映经济质量，失效的GDP使GDP的增长数字打了折扣，而消失的GDP让百姓蒙受GDP有效积累的损失。GDP的增速可以放缓，但是必须货真价实。提高GDP的质量比增加GDP的数量更重要。应努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淘汰落后产能，清除过剩产能，促进GDP增量最大化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应有效杜绝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杜绝建设规划的朝令夕改，利用“破窗理论”增加GDP。应努力调整不合理的GDP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协调拉动转变，保持“三驾马车”的合理贡献比例，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放松管制，让利于民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从中国的大地上冒了出来，它们没有国企的政府资源优势，也没有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却为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民营企业每年贡献的GDP占全国的50%以上，每年为中国提供着80%的就业岗位，然而却在2009年上半年那场资本盛宴中被忽略、被牺牲。石油行业禁入、交通行业禁入、通信行业禁入，原本开放的煤炭行业整合引发新一轮的国进民退，依然开放的房地产行业又有几家民营企业能和央企国企抗衡？作为生产四要素的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创新精神渐趋衰落，民营企业自诞生以来便在夹缝中生存，从事低端产品的生产，投资渠道狭窄同时融资困难。
应该全面放松管制，让利于民。引导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向，鼓励民间资金投向竞争性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提高产业效率与服务质量，同时解决该领域中现存的挣钱的不让干与让干的不挣钱之间的矛盾。承载着我国50%以上GDP和80%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既可以增强经济的活力，从而增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又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促进国家从原来的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经济转变，还可以为大量闲置资金找到股市与楼市之外的投资渠道，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向好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必须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坚持减税让利，鼓励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创造财富，崇尚对财富的尊重和对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精神的景仰。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因社会的深刻变革而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学界多数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仍有扩大的趋势。虽然其中有城乡差距较大的特殊因素，但在城镇化不断加速的今天，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已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1.努力扭转政府收入占比过大的局面，提高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社会财富更多地集中于政府财政，不利于提高社会消费率，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整体素质的提高。此外，应加强反垄断的分配调控，对于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逐步实施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调控；对于国有企业，在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同时，加快推进福利待遇的规范化和货币化。应着力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想方设法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2.努力加大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更好地发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尽快实行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完善的收入综合申报和税前费用扣除制度，并且针对不同的阶层制定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强化高收入阶层的累进税率，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增强税收调节的公平性。
3.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大力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国的GDP增速现在还在8%以上，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已成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按照设想，到2020年将实现全面小康。所以，中国政府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2010年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相关人士“我们已经具备条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席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调整收入分配”的表述也屡次在中央文件或会议上提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一场全方位变革。藏富于民的社会是最安定、最和谐的社会，要转变“国富民强”的传统理念为“民富国强”的现代理念，民富才能国强，要让十四亿中国人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
（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于全社会具有收入的成员，而支出对象则主要是低收入者或困难群体，因此，社会保障这种普遍征收与有侧重的支出制度，具有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机制。并且，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提振居民消费，帮助居民坦然接受不断上涨的CPI。因此，政府应尽快健全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的协调发展，更好地维护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权益。
1.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以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保障制度，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建立统一、规范、能涵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我们加大了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在未来十年一定要加大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基础设施的软件建设投入。在工资收入依然是城镇居民最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各地应更有效地执行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生活标准，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自2010年1月23日江苏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以来，全国大部分省市陆续跟进此轮“加薪潮”。截至2010年12月底，重庆市宣布将从2011年1月1日起上调最低基本工资，全国已有31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此前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这些对工资作出调整的省市中，最低工资增长幅度平均为24%。并且，陕西、浙江等多个省市又在2010年上调最低工资的基础上，再次提高或正在酝酿提高工资标准。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议提高最低工资立法层次，积极探究科学的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方法，建立并执行科学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以更有效地保障普通居民的最低生活权利。
2.拓宽筹资渠道，积极探索社会保障费改税计划。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实行由社保部门确定社会保险费征收计划、地税部门负责征收的征管方式，由于社保部门缺乏强制手段，这一方式并不能保证所有应当参保的用工单位都参保和足额参保，现实中仍然存在用工单位的逃费现象，而这一问题可以利用社会保障费改税来解决。为弥补社保资金缺口，还可以考虑将部分国有资产划转给社会保障基金。
3.构建事权清晰、责任明确的社会保障监督管理机制。明晰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归属，各级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由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和标准、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由金融机构负责发放，并设立专门的社保基金投资运作机构，努力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提高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运转效率。
收稿日期：20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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