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社会发展研究报告(1994-199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研究报告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全面了解我国青年的社会发展状况，我们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12个省、100多个县、市对我国青年的政治思想及社会发展状况，按照科学的调查方法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并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现将有关重要问题报告如下。
1994年我国青年从总体上呈现出健康、协调的发展趋势，但也存在一些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倾向性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十一个方面：
一、青年对15年社会发展总体评价肯定多于否定，满意度较前5年有所上升，但对两个文明建设的评价存在一定差距
对社会发展15年的总体评价我们设计了13个项目进行调查，在回答“您认为改革15年来以下各方面的变化如何”一题时，青年中认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或基本好转的有9项，其比例分别是：“国家综合实力”94.41%、“市场供应”90.33%、“物质生活水平”89.37%、“国家经济状况”87.03%、“中国的国际地位”86.35%、“挣钱机会”85.27%、“文化生活水平”78.68%、“成才机会”73.77%、“民族凝聚力”51.44%。而认为有所下降或大大下降的有4项，其比例分别是：“政府的廉洁性”58.62%、“道德风尚”57.65%、“社会治安状况”54.70%、“政府办事效率”33.75%。综合青年对上述“十三项”变动情况的评价，持肯定态度的平均数为67.5%，持模糊态度的平均数为11%，持否定评价的平均数为21.5%。这表明青年对15年的改革是满意的，表明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青年的充分肯定。
从历史比较上看，青年对社会现实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前5年，尤其是高于1988年和1991年。在1988年和1991年的调查中，要求青年对改革以来社会各方面变动情况进行评价的项目一共有8项，其中有5项与本次调查项目是一致的，在评价“市场供应”的变动时，认为变好了比例，1994年(90.33%)比1988年(52.4%)要高出37.93个百分点，比1991年(68.8%)要高出21.53个百分点；在评价“国民经济状况”的变动时，认为好转了的比例，1994年(87.03%)比1988年(40.03%)要高出47个百分点，比1991年(51.5%)要高出35.53个百分点；在评价“挣钱机会”的变动时，认为增多了的比例，1994年(85.27%)比1988年(64.1%)要高出21.17个百分点，比1991年(61.8%)要高出23.47个百分点；在评价“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变动时，认为提高了的比例，1994年(86.35%)比1988年(65.2%)要高出21.15个百分点，比1991年(65.2%)要高出21.15个百分点；在评价“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动时，认为好转了的比例，1994年(37.86%)比1988年(27.1%)要高出10.76个百分点，比1991年(27.6%)要高出10.26个百分点。从1994年、1988年、1991年5个同类项目的平均数来看，1994年5个项目百分比的平均数为81.4%，大大高于1988年的49.8%和1991年55%。这反映出当今青年对社会发展状况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并呈上升趋势。我们假定把社会公众评定的警戒线定位在50%，那么，1988年青年对社会发展评价的平均数则低于这个水平，结果，在1989年就发生了政治动乱。而1991年和1994年则高于这个水平，社会就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公众对于社会变动评价的水平高低与对改革的满意程度，是监测与衡量社会稳定性的一项重要指标。
从评价趋向上看，与物质文明建设联系紧密的项目评价较高，与精神文明建设联系紧密的项目评价较低。青年对社会发展变动评价的前三位是“国家综合实力”、“市场供应”、“物质生活水平”，持肯定态度的比例高达90%以上。后三位是“政府廉洁性”、“道德风尚”、“社会治安状况”，给予肯定回答的不过30%。青年对社会发展评价的这种富有规则性的高低变化，反映出15年来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的客观现实。同时，也反映出青年对精神领域中的“失范”及“道德滑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的不满。
二、青年的社会心理承受力有所增强，但对新出台的改革措施评价不够一致；有相当部分青年对有的改革政策持有“说不清”的模糊认识
1994年我国青年在物价大幅度上涨、社会分配不公和机会不均等现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仍旧保持了较为“平静”的心态，说明青年对改革的信心和心理承受能力有所增强。在调查中表示以正确稳健心态对待改革的人数占80%以上，认为改革虽有问题，但这样发展下去还是大有希望的占67.5%。认为改革前景不乐观的人数只占7.5%。
从调查结果看，青年对1994年出台的改革措施评价中，越是与青年利益联系比较密切的刚性项目的改革，满意度就低，而越是离青年利益远的软性政策的改革，就越不易引起青年的不满情绪，同时也表明青年对新出台的改革措施，总体评价还不高，满意支持率达到50%以上的不多。
在调查中相当多的青年对改革措施表示了“说不清”的态度，在被调查的11个改革项目中青年回答“说不清”的人数比例分别是：住房改革33.17%，物价改革21.63%，工资改革25.51%，劳动用工改革36.06%，医疗改革33.28%，教育改革28.56%，政治体制改革42.28%，企业改革41.44%，农村改革44.77%，金融改革54.01%，税制改革45.09%。有如此众多的青年对国家主要改革项目说不清，一方面反映出青年对改革关心的热情已经下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青年关心改革的热点发生转移。由于功利主义改革心态的影响，他们关注改革的角度已不再是政策，更重要的是自己在改革中的受益情况。同时，有些改革项目的专业性太强和社会理论宣传不够，也是造成青年说不清的原因。
三、青年对政治问题关注程度仍旧较高，但关注的兴奋点已经发生变化，对政治问题评价取向趋于“非意识形态化”和“务实化”
我们选择了与青年政治生活相关的项目进行测试，测试结果显示：青年对电视、广播等有关政治节目的报导表示经常关注的占51.39%，有时关注的占39.37%；对报刊中有关政治问题的报导表示经常关注的占45.6%，有时关注的占32.1%；在生活和工作中与他人经常谈论政治问题的占24.85%，有时谈话涉及政治问题的占54.88%；青年对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知晓率达98%以上，对一般领导人的知晓率达80%以上；青年中喜欢看反映社会政治问题的影视片和反映社会政治问题读物的占29.03%，在最喜欢的影视及读物排名表上居第二位。这些情况说明，青年对政治问题还是比较关心的。
调查中，我们发现1994年青年对政治问题关注的切入点和兴奋点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比较关注的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问题。关注与社会经济生活相关的政治问题的占34.24%，关注与个人生活有关的政治问题的占26.3%，关注职业信息中的政治问题的占15.32%，关注单位社区中发生的政治问题的占9.6%，而关注纯政治意义的政治问题的不到2.0%。这说明青年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评价中，功利因素和物质利益因素起主导作用，同时也趋向于“非意识形态化”和“务实化”。
四、党团形象的得分均值趋于较好，但入党入团愿望的强度依然较低；党群之间、团青之间尚有心理距离，党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凝聚力有待提高
在对党团形象的调查中，青年表示自己心目中党的形象“很好”(23%)和“较好”(31.12%)的占54.12%。认为“很差”(2.72%)和“较差”(16.7%)这两项的比例之和为19.42%。此外，还有36.65%的青年表示“一般”。青年心目中党的形象的得分均值为3.65。青年对团的形象的评价与对党的形象评价相似，表示自己心目中团的形象“很好”(19.79%)和“较好”(29.72%)的占49.51%，“一般”的占40.41%，“很差”(3.05%)和“较差”(7.03%)的占10.08%。令人欣慰的是，在接受调查的一般城市青年（即非党团员）中，多数青年(58.8%)表示自己想入党入团，回答“说不清”的占25.52%，明确表示自己不想入党入团的仅占15.68%。在农村青年中，表示自己想入党入团的比例更高，占被调查青年的67.38%，而明确表示不想入党入团的只占9.65%。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近几年的调查中，青年对团的形象评价的得分不相上下，而1994年团的形象得分却比前几年要高。调查中青年反映，主要是团中央制定的新的发展思路，在全国开展的以青年志愿者为主体的文明工程和青年人才工程起了重要作用。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多数青年中存在入党入团的愿望，但我们不能据此得出青年入党入团的愿望非常强烈或非常迫切的结论。事实上，中国转型社会中青年的这种入党入团意愿或需求，与青年中存在的其他需求（如增加收入，成才等）相比，其强度是非常低的。在本次调查的另一处有关“目前您最迫切需要是什么？”一题的回答中，青年中选择“入党入团”的仅占1.1%，在12项选择中位居倒数第二（争当先进、模范倒数第一），比选择“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占39.78%位居第一）的比例低36.68个百分点。
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党团组织对青年的凝聚力不高，党群之间、团青之间的心理距离较大。在1992年底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做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代际关系调查》中，在回答“当您有重要事或知心话最喜欢找谁说？”时，青年选择找领导的只占1.9%，位居倒数第一。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上述问题在1994年仍然存在。当有苦恼时，青年最愿意对党政领导说的占3.43%，最不愿意对党政领导说的占36.35%。最愿意对团干部说的1.08%，最不愿意对团干部说的占7.47%；当有欢乐时，青年最愿意对党政领导说的占2.27%，最不愿意对党政领导说的占59.76%。最愿意对团干部说的占1.45%，最不愿意对团干部说的占12.03%；当有困难时，青年最愿意对党政领导说的占11.11%，最不愿意对党政领导说的占25.96%。最愿意对团干部说的占2.09%，最不愿意对团干部说的占10.4%；当有风险时，青年最愿意对党政领导说的占10.32%，最不愿意对党政干部说的占21.02%；最愿意对团干部说的占2.28%，最不愿意对团干部说的占8.05%。这一事实表明：党团组织在青年心目中的可信度不高，党群之间、团青之间的心理距离较大，党团组织对青年凝聚力还有待于提高。
五、青年对西方国家的向往与盲目崇拜的倾向有所转变；以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强意识为主要标志的爱国主义情感逐渐增强；对西方霸权产生了明显的抗拒心理
1988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青年最喜欢的政治领导人排名表上，排名最高的西方政治领袖人为拿破仑（排名第五，得票率为4.7%），排名最高的、活着的西方领导人为撒切尔夫人（排名第六，得票率为4.2%）。1994年我们的调查结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纳尔逊·曼德拉排名第四（得票率为4.5%）。西方政治领导人中排名最高的是美国的克林顿总统，排名第六，得票率为1.9%。在青年选择对我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排名表上美国位居第一，得票率为56.3%。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总统的得票率远不如纳尔逊·曼德拉，并不是因为青年对克林顿总统不知晓。事实上，青年对克林顿总统的知晓率(90.45%)相当的高，并远远高于青年对纳尔逊·曼德拉的知晓率(72.59%)。这只能从青年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态度转变角度来加以解释。它反映出青年对西方国家的向往与盲目崇拜倾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青年中的大多数仍旧最喜爱自己的国家。在回答您最喜爱的国家时，相当多的城市青年(42.2%)选择了中国，排名第一，相当于排名第二位的新加坡(12.1%)的三倍多。从对于这次调查的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高达41.11%的城市青年对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很自豪，23.8%的青年感到有点自豪，感到有点自卑或很自卑的加起来不过8.03%。在另一处回答“美国很富裕，我要是美国人就好了”符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时，37.9%的人回答很不符合，32.5%的人回答不太符合。这些结果表明：爱国主义感情在中国青年中占居主导地位，青年的民族自豪感有所上升。
不仅如此，中国青年还对西方霸权产生了明显的抗拒心理。在青年最崇拜的政治领袖人物排名表上，中国青年对于敢于反抗西方霸权的政治领导人的评价远远高于1988年。这次评价中，纳尔逊·曼德拉排名第四（得票率为4.5%），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已故领袖金日成排名第九（得票率为1.3%），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排名第十一（得票率1.2%），而1988年我们以同样的命题，其测量的结果是这几位领导人排名均靠后。其得票率最高的也没有超过0.4%，这次有的得票率上翻了10倍。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青年对同一问题的评价有如此大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了青年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日趋成熟，不再象过去那样盲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青年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反感和对弱小国家反对强权政治的赞同的一种正义心态。
鉴于上述调查结果，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青年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看法亦是国民政治意识与政治倾向的重要反映。它不仅表现出青年对于国际政治的认知，对于不同国家的好恶，而且也反映出了青年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向往，以及民族自尊和爱国的程度。从对外方面来说，外交政策和经济往来是灵活易变的，但一旦一种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向往成为青年的普遍看法，则对其影响是深远和长久的。从对内来说，我们可以从青年对国外的政治评价中得出对国内类似问题看法的政治倾向，而这些倾向比我们一般的直觉可能更为客观，更为接近实际。
六、青年政治参与的“躁动”心态明显减弱，社会参与日趋健康、协调；志愿者活动作为青年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和社会道德规范建设的载体已显示出良好的社会效应，但青年社会参与的基本素质依然不高
1988年对青年的社会调查中，当问到“你认为在当前通过何种方式和有效途径解决问题更好”时，有近30%的青年选择通过游行和集体上访，有10%左右的青年认为“对话”是好方式，而认为通过组织正常渠道提意见的不到15%。1992年我们在全国11个省市进行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社会问题”的调查时，有近50%的青年对改革表现出了一种极不现实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尤其是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表现出了一种非常不实际的想法和评价。而在1994年的调查中，从青年对许多相关问题的回答中，都可以看出其参与社会政治的心态趋于成熟。青年对改革的成绩与问题表现出一种理智的评价和较好的心理承受力。
青年社会参与“躁动”情绪的减弱，还表现在经济领域里的参与上。1990年至1993年青年在经济方面的参与意识和行为投入可谓空前高涨，“经商热”、“炒股热”、“第二职业热”、“下海热”、“跳槽热”等等，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种种热，都表现出了青年的一种盲目躁动心态。与此对应的是，青年对政治活动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参与热情下降，甚至出现了经济参与过热，而政治参与和精神建设参与过冷的不协调现象。而1994年调查表明，这种不协调情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并且呈现出健康、协调发展的好势头。
出现这种协调发展势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多数青年对团中央开展的青年志愿者活动表示赞同，认为它对改变青年社会参与的不协调和促使社会道德风气的好转起了重要作用。在接受我们调查的城市青年中，表示程度不同的参加过“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占60.49%，其中经常参加的占13.9%，有时参加的占27.88%，偶尔参加的占19.5%。而表示自己从未参加的占39.51%。在没有参加志愿者活动的青年中，绝大多数(86.68%)表示自己愿意参加主要是因为单位无人组织。在与青年座谈中，广大青年认为，青年志愿者活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改变社会风气和培养青年社会道德规范的最佳活动形式，希望青年志愿者活动能够在全社会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下去。
同时，本次调查也发现青年的参与素质并不高，相当多的青年从未想过当人民代表和从未对所在单位／社区的工作提过建议，这反映出青年在高层次参与尤其是政治参与方面的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当问及“您曾有过当人民代表的想法吗？”时，青年中回答“从未想过”的高达58.96%，回答“一闪而过”的占26.77%，而回答“多次向往”的仅占14.26%。当问及青年对单位／社区工作情况的关心程度及其参与情况时，回答“非常关心，并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11.03%)与“比较关心，有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设”(33.54%)这两项的比例之和还不到被调查青年总数的一半(44.57%)。此外回答“比较留心，但一般不说”的占26.4%，“只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其它不想多管”的占25.92%，“对单位／社区的事毫无兴趣”的占3.11%。
七、社会主导性价值取向在青年价值观变动的多元化格局中占居重要地位；相当多的中国青年仍旧比较看重集体价值、奉献价值和精神价值，而西方式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对青年的渗透正在弱化；青年中一些中性的、模糊的价值取向正在上升
在回答“理想比金钱更重要”、“雷锋精神在今天并没有过时”、“集体的事比个人的事更重要”等价值观念符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时，有一半左右的城市青年给予了肯定回答。49.22%的城市青年认为“理想比金钱更重要”与自己的实际想法“完全符合”(18.76%)和“基本符合”(30.46%)；47.49%的城市青年认为“集体的事比自己的事更重要”“完全符合”(14.05%)和“基本符合”(33.44%)自己的想法；认为“雷锋精神在今天并没有过时”与自己想法“完全符合”(28.51%)和“基本符合”(37.39%)这两项的比例之和高达65.9%。而在回答“讲奉献精神的人是傻瓜”符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时，绝大多数(62.23%)城市青年给予了否定性回答。认为“不太符合”和“极不符合”的比例分别为36.88%和25.35%。在农村青年中，同意“理想比金钱更重要”这一价值判断的占59.28%，同意“集体的事办好，个人的事才能办好”的占58.34%。如此众多的青年对上述价值观念持认同态度这一事实表明，在1994年青年价值观变动的多元化格局中，社会主导价值取向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它也说明在社会宣传媒体极力弘扬精神价值、集体价值的强劲攻势下，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西方腐朽没落的价值取向尤其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对青年价值观的渗透得到了比较有效的遏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中一些中性的、模糊的价值取向正在上升，尤其是模糊的价值取向上升速度较快。在对城市青年的问卷调查中发现，33%的青年对“集体的事情比个人的事情更重要”这一观点表示说不清；32.03%的青年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不置可否；22.52%的青年对“讲奉献精神的人是傻瓜”的态度倾向不明朗。24.41%的青年赞同“名有何用，还是金钱万能”；15.24%的青年认为“讲奉献精神的人是傻瓜”；19.5%的青年对“集体的事比个人的事更重要”表示不赞同；27.71%的青年不赞同“理想比金钱更重要”等等。
更令人忧虑的是，城市青年中有近三分之一(31.36%)的人对“人应该及时行乐”这一享乐主义价值观持认同态度。在回答“人应该及时行乐”这一观点与您的实际想法是否相符合时，城市青年中选择“完全符合”与“基本符合”的比例分别为8.96%和22.4%。上述两项的比例之和高达31.36%（还有26.77%的城市青年回答“说不清”）。此外，中国城市青年中赞同“人生来就是自私的”这一观点的比例也相当的高。认为上述观点与自己的想法“完全符合”(16.92%)和“基本符合”(24.67%)这两项的比例之和高达41.59%。而对此观点表示明确反对的只占41.87%，还有26.77%的青年表示“说不清”。
八、青年择业标准与就业目标出现多元化，职业评价崇尚“劳心”；就业的主观选择与社会现实需求的距离继续扩大，隐形失业者急剧增加，“两栖”与“待业贵族”现象有所发展
1994年中国青年在择业标准与职业流动上出现了三个新动向：
1.农村青年不再将进城作为自己的最佳选择。跳农门，进城里做工，曾经是一代又一代农村青年朴素的梦想，“爱城没商量”几乎是农村青年的共识。然而，本次调查结果却与此相悖。在回答“您认为下列哪种工作最好？”时，他们依次选择了做技术人员(25.41%)、当干部(21.05%)、个体户(20.34%)、参军(15.06%)、乡镇企业(4.67%)、务农(4.14%)、民办教师(3.87%)、进城打工(2.11%)。进城打工不仅不再成为农村青年心目中最好的职业，反而位居倒数第一。这一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对进城打工的认识更加接近实际。他们不仅知道城里的世界很精彩，还知道城里的世界很无奈。
2.青年既重生存，又重发展。在对城市青年的调查中发现：城市青年在选择职业时，不仅十分重视收入的高低和待遇的好坏，而且对是否有发展前途越来越重视。在回答“您选择职业时最重视的因素是什么”时，选择“收入高待遇好”的占23.52%（位居第二），而选择“有发展前途”的占26.96%（位居第一）。在回答“目前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时，青年毫不犹豫地把“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排在第一位(39.78%)，把“念书深造与发挥自己的才能”排在第二位(33.06%)。可见，青年把就业岗位能否为自己提供发展条件看得与满足生存需要同等重要。
3.三资企业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下降，科技人员荣登榜首。与1992年底中国青少研究中心所做的同类调查结果相比，1994年中国城市青年对职业地位的评价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就是科研人员在17种主要职业的横向比较中排名第一。1992年，被青年排在前三位的职业分别为三资企业职工(33.3%)、国营企事业职工(30.7%)、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9.4%)。本次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职业分别是：科研人员(22.77%)、机关领导(17.69%)、企业家(14.81%)，而三资企业被排在倒数第三位，比例仅占0.58%。
以上表明青年在择业与就业的问题上，从盲目、不成熟逐渐走向理性与成熟，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失业及待岗、待工问题日渐突出，社会保障与社会稳定受到挑战。近年来，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以及供给制约型劳动就业体制向市场化的迈进，失业问题，尤其是隐形失业迅猛抬头。 1993年末，全国城镇失业人数达到420.1万人，失业率2.6%。其中失业青年331.9万人，占失业总人数的79%（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更为突出的是，由于部分企业不景气及优化组合等因素，有1000多万企业青年在待岗、待工（放长假、内退、停薪留职等等）。这批富余青工作为隐形失业群体，成为政府和企业的一大难题。据天津统计局统计，该市企业中有30万富余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1%；上海市有40万富余人员，其中青年职工约占半数以上；在东北、西北地区，这类问题更为严重。企业滞存青工的问题，不仅影响到青年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给社会保障制度及社会稳定带来诸多问题。可以断言，1995年“企业破产法”的出台，必将使滞存青工的问题更为突出。
城市青年对职业生活的满意度不高。在回答“您对您目前的工作在以下各点上是否觉得满意？”时，60%以上的青年选择了“一般”和“不满意”。对目前工作的“报酬”表示“一般”的占36.75%，表示不满意的占37.8%；对“发挥自己的能力”表示“一般”的占45.76%、表示“不满意”的占27.18%；对“职业的社会地位”表示“一般”的占50.39%，表示“不满意”的占23.74%；对“符合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表示“一般”的占40.97%，表示“不满意”的占28.15%；对“工作成效得到领导认可的程度”表示“一般”的占51.42%，表示“不满意”的占18.9%；对“工作的自主性”表示“一般”的占44.6%，表示“不满意”的占20.04%；对“劳动强度”表示“一般”的占47.51%，表示“不满意”的占16.1%；对“工作的稳定性”表示“一般”的占42.86%，表示“不满意”的占14.71%。综合起来看，青年对上述8个方面满意度的评价都不很高，其中最不满意的是报酬达不到期望值（37.8%，居第一位）和在现有的岗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27.18%，居第二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青年就业的主观选择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距离在继续扩大。
“两栖”就业已成为待岗青年的普遍选择。调查中发现，待业下岗青工多数并未在家闲赋，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去谋求“第二职业”，成为既享有原单位的“待遇”，又在新单位按月领饷的“两栖”在业人员。“两栖”就业已成为多数待岗青年的普遍选择。这种现象对保障下岗青年的生活需求，减少社会震荡固然有益，但也对在岗青年的工作积极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两栖”现象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沿海一些发达省份出现了一群“待业贵族”。有些待业青年本身已是腰缠数万的“阔佬”，不思进取，沉迷于灯红酒绿；有些待业青年口袋里装着各式各样的文凭，甚至还有一两手“绝活”，待价而沽。
九、青年的教育意愿与成材欲求明显增强，新的“读书无用论”开始降温；青年整体文化素质有所提高，“断层”“低谷”现象仍相当严重；“第二希望工程”问题出现
青年接受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扫除文盲取得长足进展，但总体上仍属于“低水平”。1993年底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表明，青年（15～34岁）文盲、半文盲的比重从1982年的17.05%下降到7.11%（1993年），减少了9.94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从35.06%上升到45.68%，提高了10.62个百分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从0.71%上升到2.37%，提高了1.66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为31.74%和31.31%，大体持平；高中文化程度的比重从15.44%下降到13.53%，下降了1.91个百分点。以上数据表明，青年接受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数明显上升，扫除文盲工作取得长足进展，成就喜人。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青年的文化状况仍然处于“低谷”，高级人才相对不足。青少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29年（1993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只达到初中一、二年级的水平。我国处于初级技术水平的青工约占75%左右，高级技术水平的仅占1%，而发达国家的高级技工则占40%以上。况且，我国还有3600万青年（15～34岁）文盲，每年新增文盲约200万。按国家教委公布的每年扫盲500万的速度计（500万包括14岁以下的和35岁以上的），要想在本世纪末扫除文盲的目标是非常艰巨的，这是一个跨世纪的使命。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21世纪的发展资源是人才，世界竞争将集中表现为人才竞争，创造条件，培养人才，已成为跨世纪的国家战略。由此而论，团中央开展的“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和“希望工程”正是把握共和国使命的两项历史任务。
值得高兴的是，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都把“读书学习”摆在首位。在回答“您的业余时间通常是怎样度过的？”时，城市青年选择“读书学习”的占33.26%（位居第一），农村青年选择“读书学习”的占31.55%（位居第一）。在回答“目前您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时，相当多的城市青年(33.06%)选择了“念书深造”(16.19%)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16.87%)。在青年最迫切需要的排名表上位居第二，只比排名第一位的“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39.78%)低6.72个百分点。而农村青年在回答“让您感到最烦恼的事情？”时，21.83%的青年选择了“没有机会受更多的教育”，只比排在第一位的选择“挣的钱太少”(27.49%)低5.66个百分点。这些事实表明：近几年来青年中出现的“新的读书无用论”已开始降温，“求知欲”明显上升。
本次调查还发现，职业教育的“滑坡”现象与青年渴望得到岗位技术培训形成鲜明的反差。目前，我国每年有19.2%的小学生，55.9%的初中生，72.1%的高中生直接走上工作岗位（包括务农），总数在1200万人。这些文化程度不高且缺乏岗位技术培训的“大孩子”，很难适应现代化大生产。那么，现在职业培训的现状怎样呢？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被撤销的成人教育机构达45%，被合并的47%，剩下的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职业教育组织或“寿终正寝”，或“合并挪用”，人去楼空者多。与职教萧条状况相背，在调查中，多数青年表示渴望学习科技知识，尤其是农村青年。在回答“科学技术是振兴农业的关键”时，90.45%的青年表示赞同。有的青年说，要致富“不是没门路，而是没有才路”。在城市，为不懂计算机、外语等知识而苦恼的青年也相当多。职业教育中的“供需”矛盾，不仅影响到青年自身的成长，而且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应当从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战略高度，去拯救“第二希望工程”。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教委公布的有关调查数据，1993年全国6～14岁不在校儿童占同龄人的11.8%，绝对数达2545万人。初中生辍学率为7.1%，绝对数达293.8万人。10年来，中、小学流失生总数已突破4000万大关。在都市，在农村，到处都有年幼无知的学龄少年逃离校园，流入社会。
十、青年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处于发展中状况；生活方式趋于成熟，趋前消费明显减少；因国民心态的物欲化倾向诱发的重物质消费，轻精神消费的失衡现象依然存在
青年生活水平绝大多数接近小康。评估当代青年的生活质量状况，我们设计了两个考察指标，一是恩格尔系数的高低；二是心情舒畅度。恩格尔系数的计算方法主要是指饮食费用所占总收入的比例。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把恩格尔系数30%以下者列为富裕，40%左右者列为小康，50%以上者列为勉强生活。我国青年恩格尔系数在30%以下达到富裕者占9.3%，在40%左右比较富裕者占84.5%，在50%以上勉强生活者占7.2%，由此可见，我国青年生活水平绝大多数接近小康，生活质量处于发展中状况。从精神生活质量看，相当多的城市青年表示生活过得“非常舒畅”和“比较舒畅”(52.77%)，而明确表示“有点压抑”和“非常压抑”的只占27.56%，此外，还有19.68%的青年表示“说不清”。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2年所做的同类调查数据相比，1994年中国青年选择“有点压抑”和“非常压抑”的比例比1992年要低16.8个百分点。这种情况说明精神生活质量也在提高。
青年消费观念已从盲目攀比状态回到现实之中，但精神消费的增长较慢。在1992年主张超前消费的青年高达被调查总人数的42.5%。而在1994年，主张将金钱用于“高档消费”和“吃喝玩乐”的分别只占8.27%和3.35%。1993年南京出现的“香港城”倒闭以及1994年北京出现的“赛特购物中心”大降价现象，就是人们消费观念转变下的产物。这种消费观念的务实性转变，固然与国家宏观调控和新闻媒介的正确引导有关，而青年在实际生活中对不同消费的体验和感悟，则是这种转变的根源所在。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几年青年的物质消费增长很快，但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精神消费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当我们提问你有了钱想怎样花时，主张买高档家俱的占50%以上，提出装修房子的占20%，买小汽车和摩托车的占10%，而想买书及电脑等学习设备的不到10%。这种回答基本接近消费实际。在我们1994年的调查中，青年家里基本没有藏书的占40%左右，家有藏书在100册左右的占28%，两项加起来将近70%，而这些家里无藏书者，大都是室内装修豪华，家俱高档的“大款”或“富有者”。青年中的这种重物质消费，轻精神消费的状况应当引起我们重视。
在物质消费观念发生转变的同时，青年对文化消费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第一，城市青年文化娱乐生活中存在的“崇拜歌星”倾向与“港化”、“西化”倾向得到基本扭转。在城市青年“最崇拜的人物”排名表上，“歌星影星”位居倒数第三，仅占7.73%，比排名第一的“政治领袖”低24.84%个百分点。在城市青年“最喜爱的歌曲”排名表上，“大陆歌曲”（包括民歌、大陆流行歌曲、戏曲、革命传统歌曲）排名第一，占47.44%，“港台歌曲”、“摇滚歌曲”排名靠后。第二，城市青年的闲暇时间利用更加合理。在回答“您在业余时间主要从事哪些活动？”时，青年中选择频率最高的是“读书学习”，占33.26%。而选择“无事可干”、“闲聊”的分别只占3.32%和3.07%。
在对农村青年调查中发现：一些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落后、愚昧的生活方式对青年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婚姻问题上的“买卖婚姻”、“调换亲”、“包办婚姻”、“定小亲”等不良现象，在贫穷山区仍然相当严重，有的已经构成了犯罪。而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不少青年农民有钱“修坟造墓”但却不愿花钱让子女上学。
十一、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犯罪质量”不断提高；“低层次青少年”犯罪日益增多；团伙型、发展型犯罪趋于明显
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犯罪的绝对量和占整个社会犯罪的比例在增加，“犯罪质量”呈上升势头。根据公安部1994年提供的内部资料：1993年全国26岁（不含26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人数为81万余人，比1984年（25万余人）增加了两位多；1993年全国青少年犯罪占整个社会犯罪的百分比为60.4%，比1979年(47.6%)增加了12.8个百分点。这是青少年犯罪的整体数量状况。那么，“犯罪的质量”如何呢？考察“犯罪质量”主要是看重大案件的发案率及性质。近年重大案件的发展呈直线上升趋势。1978年重大案件为3.8万余起（万人大案立案数为0.401%），1986年则达到12.3万余起（万人大案立案数为1.165%）。那么，进入90年代，则分别达到52.5万余起（1991年），45.7万余起（1992年），53.9万余起（1993年），万人大案立案数分别为4.634%、3.957%、4.637%，发案率增加了10多倍，其速度实为惊人。1993年全国青少年案犯在杀人、强奸、抢劫、盗窃这四类重大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分别高达46.74%、55.81%、78.77%、66.16%。在最近10年中，青少年抢劫犯罪始终在78%以上，从1989年开始，一直高居榜首。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青少年“犯罪质量”的确在不断地“提高”，且性质恶劣，表现为暴力性加强，手段残忍，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智能化倾向。尽管犯罪数字如此惊人，但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我们的青少年犯罪仍属于“低水平的”（美国青少年犯罪率已达5%）。
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形势严峻，尤其是“低层次青少年”犯罪问题更为突出。从以下几组数字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1)近10年来18岁以下的作案成员绝对数上升。如1988年比1987年上升31.9%，1989年比1988年上升35.5%，1993年犯罪人数为18.1万人，比1984年的8.3万人增加了1倍多。(2)学生犯罪呈上升趋势。在校学生犯罪1984年为31149人，1993年为84868人，上升了1.7倍，而且以初中生为主。(3)流失生犯罪多。据北京、天津对流失生的大型调查显示：流失生（少年）违法犯罪已占少年犯罪管教所收容人数的60～70%，流失生犯罪要比在校学生犯罪率高15.6倍。情况不容乐观。“低层次青少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愚”字，青少年犯罪的显著特征也是一个“愚”字。“文盲”是“愚”，“法盲”也是“愚”。“愚”使相当一批青少年变成了头脑简单，缺乏理智，目光短浅，行为粗俗的不文明的人。有人常用一个公式来解释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文盲+法盲”。这个解释虽然不全面，但有一定的道理。
在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呈现出这样两个特征：(1)团伙型犯罪。团伙化、集群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形式之一。1991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犯罪团伙13.4万个，涉及成员50.7万人。分别比1985年增加了3.9倍和3.8倍。据陕西省对收押的2116名青少年罪犯的调查显示，共同作案的占68.2%。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张黎群先生认为“青少年团伙犯罪占到70%左右”。从总体来说，青少年作案的团伙化大都还不具有黑社会的性质，组织结构是松散的。也没有明确的犯罪宗旨和帮规。然而因为是集群性质。所以其犯罪的能量大，活动地盘大，得逞率大，破坏性大，腐蚀性强，有许多大案、要案都是在集体群犯罪中形成的。(2)发展型犯罪。1914年至1922年，山东省处决587名罪犯，其中无业游民526名，占89.4%。他们中不乏为生活所迫者。“衣食足，知荣辱”。现在的问题是，“衣食足”也不知荣辱，也要去犯罪，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天津市周路先生曾对2174名青少年罪犯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青少年罪犯自认为经济条件在中等和中等以上的占79.9%，认为自己的生活属于“特别困难”的占1.9%，这说明当今青少年犯罪决不是属于“贫困型”，而是属于“发展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