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的文化要素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O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1)03-014-04
一 文化：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
劳动、资本、技术三个要素长期被视为决定经济产出的全部要素，即劳动、资本和技术决定了一个经济系统的产出结果，这三个要素投入到经济系统中的量及其组合的变化，将对应着不同的经济产出。或者说，经济产出的结果及其变化，均归结为这三个要素的贡献。这实际上隐含有一个假设前提，即在经济活动以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财富的看法、为获取财富作出努力的态度、各种社会组织、规范和制度对进行经济活动的影响都不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也就是认为经济系统中的行为主体——人的经济行为模式不变。事实上，人的价值观及社会组织、规范等等文化因素无时无刻不作用于人的经济活动，并影响到经济系统的产出结果。
文化是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和思维方式的总和，是民族传统的长期积淀。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结构层次：(1)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物器文化；(2)各种行为方式，家庭与组织、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制度文化；(3)内在于人主体中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思维模式、民族心理等精神文化。在这三个结构层次中，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较为稳定，独立性更强，对经济的影响最为强烈和持久。因此，在分析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时，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经济行为主体的作用上。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在其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形成的传统，对处于这种文化之中的人而言，是不可能摆脱、不可能超越，也不可能独立于这个传统之外的。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截面，文化是既定的，人们总是在既定的传统文化中生活思考，传统文化内在于人们的行为、心理、观念之中，人们无时无刻、有意无意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和熏陶，并潜移默化为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经济活动首先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创造性活动，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行为主体——人的参与，因此，人的这种有意识的、主动的活动必定受其固有的思想观念、心理及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支配与约束，可以说人的经济活动恰恰是在种种文化因素制约下的活动。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对财富的评价、欲望以及为获得财富而作出的努力的态度是不同的”（注：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65页。）；“各种社会制度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鼓励或限制也各不相同”（注：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0页。）。文化是变化着的，变化了的文化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又将产生不同的影响。经济发展既是一种经济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变的自然过程，同时又是人们使现实的经济状态向着理想的经济目标推进的努力过程。经济发展本身就包含着“什么是合乎理想的，什么是不合乎理想的这样一些伦理或规范的价值前提”（注：托达罗：《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并且“这些目标不仅是从什么是理想目标的客观经验或实证分析中产生的，而且最终是从理想目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主观或规范的价值判断中产生的。（注：托达罗：《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从不同文化形态、不同国家之间人们在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生活目标等文化方面的差别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的相互关系上，以及同一文化形态，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人们价值观念、理想目标、社会规范等文化上的变化与人们的经济行为及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中，都反映出文化与经济的紧密相关及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此，文化是经济活动的既定前提，并内含于经济活动的总体运行之中，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规定着经济活动运行的方式、效率和方向，构成经济系统运行机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力量。
二 文化要素影响经济发展的评价准则
与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相比，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存在“资源”的贫乏与充裕问题，只存在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或者说，存在文化的“内质”上的差别。任何一种文化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都有其特定的优势和不足。优秀的、进步的文化成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落后的、陈腐的文化成分则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首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评价文化中进步的与落后的成分，主动地分解、变革、改造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成分，使之产生质的变化，适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从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考察得出的一个一般结论是：经济的发展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既是物质的实现，又是精神上的一种状态，在发展中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方面的综合过程，社会获得了过美好生活的手段。从根本意义上说，经济发展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造成的幸福的提高，而在于它扩大了人类选择的范围。”（注：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31页。）因此，经济发展的含义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人的自尊和自由的实现三个核心内容。（注：托达罗：《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即：(1)经济发展是不是能使绝对贫困状况、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就业水平、教育、卫生和其它社会和文化服务的性质和质量得到改善？(2)经济发展是不是既从内部人与人之间，又从外部国家和地区之间两个方面提高了个人和集体的尊严？(3)经济发展是不是扩大了人们的选择范围，使人们从国内外其他人和制度上的奴役和依附状况下解放出来？或者是不是把一种形式的依附换成了另外一种依附，比如说从经济上的依附换成思想文化的依附？所以，归根到底，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实现人的解放，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解放。
从世界范围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来观察，可以发现，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形态各有不同，但从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直到知识经济形态，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最终来自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且，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注：钱纳里等著，吴奇等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和典型特征。从现代意义上讲，经济发展可以归结为工业化进程中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而这种变革之所以能够发生，其根本原因正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大量产生并不断转化为生产力，使社会经济发展获得最终的动力源泉。（注：刘伟、杨云龙：《比较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源泉是社会获得了科学技术这种使经济发展“摆脱内在限制而不断加速前进的能动力量，并且改造和扩展了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内部框架，为人本身的进步和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空间和现实可能性”（注：刘伟、杨云龙：《比较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因此，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哪些成分有利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哪些成分有利于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活动转化为生产力，是评价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的根本标准和总原则。
三 中国传统文化之经济发展障碍剖析
文化要素的层次结构与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相联系，这一总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1)民族心理、思维模式是否有利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和科学规律的发现；(2)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观念是鼓励还是压抑人们探求科学规律；(3)各种社会组织、道德、制度是否鼓励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活动，是否鼓励人们为获取物质利益而进行经济活动。
根据前述文化要素影响经济发展的评价准则，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阻碍经济发展的方面和因素作一个简要的分析评价。
1.传统精神、思维模式方面的障碍。
中国文化非常注重现实的人生，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注：庞朴：《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载李中华等编：《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1页。），强调“天人合一”，追求一种和谐的大同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着一种伦理型的或道德型的“人文主义”，处处强调做人的道理、精神世界的崇高。这种过分强调伦理道德、追求“天人合一”大同世界的传统文化精神，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注：汤一介：《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载李中华等编：《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2～68页。）：(1)追求一种“和谐社会”和“大同世界”的理想主义。这种和谐的大同世界往往是一种主观的无根据的愿望，带有很大的空想和虚幻成分，从而致使主观脱离实际。(2)实践的道德观。把人作为核心，强调天和人的统一。一方面用“人事”附会“天命”，要求人去体现“天道”之流行；另一方面又把人的道德性加之于天，使天成为一种理性、道德的化身，天理的基本内容是仁、义、礼、智等至善的德行。这样一来，天虽然作为一种客体与人对立，但同时又带有人的强烈的主体性，主客混融。“知行合一”即要实现天理，而天理是“至善的表德”，所以人们的实践活动的根本是道德实践，从而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3)对事物了解重直观体验和求同的思维模式。注重直观的体验，用人的“明德”之心比附自然。强调统一和谐，反对“过”与“不及”。重总体的不经分疏的理论思维及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统一，缺乏必要的分析论证和解剖，最终堵塞了通过实验科学而进入现代科学的道路。
梁漱溟先生对传统文化有一段精彩的反思，说中国文化近代以来在解决人类在自然界求生存这一首要问题方面相比之下大大落后于西方，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是中国文化走岔了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不用说几十年，就是几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我认为中国人也不能造飞机、上天，因为中国人虽然很勤奋、聪明，比任何民族都不弱，一点也没有不如人的地方，可是却走岔了路。不是走得慢，而是没有往征服利用自然界，获得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这条路上走。”（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李中华等编：《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7页。）“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用到了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在人伦关系上面去了”（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李中华等编：《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7页。）。
这种道德型的人文主义，还会导致一种守旧的民族心态。注重伦理道德，表面上看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实际上这种主体性是在规定了道德观念下的主体性，自觉性也是在一种没有认识到自己独立性下的自觉性，只是在所限定了的范围内有主动性。由于这种主动性被否定了，因而人实际上是被动的，是强制性的，在社会实践中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人们自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都受到约束，难以超越既定的、古老的观念和秩序。这种缺乏创新、缺乏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的心态，势必难以在旧的生产活动和经济体系中引入新的工具、新的方法和新的生产组织，实质上是形成、保护一种不需要科技，也难以产生科技的反进步的文化条件。
2.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观念障碍。
在高度注重道德伦理和人生内在价值追求的文化体系下，为了保存这种思想体系不受“异端”思想的侵袭，必然产生“重义轻利”的观念和思想。即排斥与内在“道德”相对立的外在物质利益，把与社会活动相关的各种事务概括为谋利，“利”被视为一种与“道义”互不相容的东西。“崇义斥利”思想的长期影响，一方面用观念性的道德力量抑制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愿望，使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评价和获取物质利益的态度长期受到贬抑，降低了人们进一步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要求，从根本上压抑着经济的发展。再一方面，这种思想也必然导致轻视劳动，鄙视体力劳动者，认为经济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技能、学术都是小人才去从事的末业小道，是“君子之学”所不齿的。自然知识，尤其是生产技艺，被排除在读书人的视野之外，成为士林所不齿、社会藐视的行当。“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其鄙薄科技之意，流于言表。因而中国历史上一系列科学技术、生产技艺多在民间产生，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或用来“烧香祭神”。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外国用火药制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社会产生了一种既不需要科技，也难以产生科技，更难于把科技应用于社会生产的文化环境，科技一直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经济发展也就难以获得摆脱内在限制的能动力量。
3.狭隘的农耕文化障碍。
中国经济、文化长期建立在小农生产之上，规模小、自给自足、分散而封闭是其典型特征。国民心态、传统文化无不深深地打上农耕文化的烙印。
小农生产规模狭小，基础薄弱，任何一点小小的变故和扰乱因素都可能打断正常的再生产，要保证再生产过程能持续不断地正常进行，首先要求农业生产秩序的稳定。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事事都要脚踏实地，顺应四时季候、地形水利，不违农时，循序渐进，不能好高鹜远，脱离实际。在这样一种规模狭小、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平稳、安定的、静止不变的社会结构中，一切都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职业也恒定不变，“农之子恒为农”，早出暮入，安分守己。
小农经济追求的是自给自足的物质需求，反对经商赢利，“平均”思想深入人心。在以小农经济为物质生产基础的条件下，历代统治者也十分“重农”，倡导平均。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到龚自珍的土地均平、贫富相齐，始终贯穿着一脉相承的平均思想。因为农业的稳定，就是政权的稳定，而工商业的发展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悬殊，从而激化各种矛盾，动摇王权的基础。产业分工，是经济系统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构前提和基础；专业化生产、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是扩展经济系统的运行框架、强化生产者之间物质交换和依赖，从而建立一种新型的普遍联系和平等人格的价值取向，在经济系统中产生内源发动的条件。但是，小农经济的“平均”意识，统治者的“重农”思想和仇视工商的种种主张，千百年来把农民始终死死地拴在土地上，一直没能通过产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引入来突破小农经济的束缚，这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是极为深远的。
4.宗法等级制度的障碍。
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宗法血亲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社会根基。孤立、分散的小农生产是这种传统能长期流传下来的社会生活基础。由于生产的脆弱性，使家庭和家族的联系得到加强，把这种联系视为家族中人的一种社会保障，人际之间和谐亲睦、互爱互助，恰好与传统核心精神一致，以至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宗法血缘传统不仅在国民心理、思想观念上根深蒂固，而且形成一种以“忠”、“孝”为核心观念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并将其不断推向极端，成为上天安排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的、最高的社会生活原则。宗法制以等级制表现出来，在国家的政权结构上，各大、小家族长的地位，同时也就是王、公、卿、大夫的等级阶梯，国家政权结构和宗族结构二位一体。社会身份取决于血缘关系，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均取决于社会身份，构成了一种无以让渡的“身份取向”（注：汪树白：《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载《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3期。）。社会基层的宗族组织，其权力系统由家长、房长和族长构成。房长管摄各房，族长统驭全族，并形成种种家训、族训、戒条、族范、族约、宗规等等成文或不成文的“族规”（注：邓河：《中国近代宗族组织的内在结构》，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从上到下，从政治权力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人们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极为有限的空间内，“管理”是专制的，只能服从，不容违抗；大大小小权力的转移是按特定不变的方式，在有限的特殊阶层中进行，构成一个极为封闭的权力系统。
宗法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仅是限制了“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把握住经济机会的自由”（注：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76页。），而且否定了作为近代经济迅速发展所必须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无差别的“普遍取向”，建立了一种以“身份取向”和“关系取向”为特征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反契约的“经济人格化”和与法治秩序格格不入的礼治秩序，从而否定了“经济自由”，进而“经济民主”的基本条件，从人们内在的观念、思想、心理和外在的社会制度方面，压抑、禁锢、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获取经济发展的各种机会。
5.“君师合一”与文化障碍系统。
中国封建制度，君王代表了最高政治权力，圣人则是理论权威。汉代后儒学被定为一尊，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注：汪树白：《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载《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3期。）。王权又是政权结构和家族结构的统一，因而君师合一实际上是政权、族权和宗教三位一体，君师族相互依护。儒学在伦理、道德、思想上提出一系列“纲常名教”，维护王权的利益和统治，而皇帝又尊崇儒术，礼拜圣人，并用王权把种种“纲常名教”政治化、法律化，甚至推举到了神化的地位。人违背了它，就是禽兽，是罪人，不但在社会道德上站不住脚，在政治、法律上也要受到制裁。通过种种社会制度强制性地维护各种说教，约束人们的行为，使纲常礼教、儒学伦理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深入到了千家万户，不仅知识分子，就是农夫、渔民，也深受其影响。“君师合一”起到了把经济发展中诸方面文化障碍因素联接起来的作用，使其形成一个有机结构的、不断强化其功能的障碍系统，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维护着社会经济中的陈旧、落后秩序，抑制、扼杀着新秩序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这个“超稳定”的封闭系统长达几千年一成不变。从这里可见文化障碍对经济发展影响之深远。
四 传统文化障碍的克服
文化障碍存在于人们既定的观念、心理和制度之中，对经济发展有前提性、先决性的影响，并有强大的惯性势力维护这些观念、心理和制度。因而文化障碍的消除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演化来观察，文化障碍的根本实质是维护旧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阻碍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产生和发展。所以，文化障碍的克服既需要从系统内部产生能动的、前进的力量，又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在文化环境，以保证这种变化的顺利进行。系统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而系统的结构往往取决于系统“信息”的交流。系统中信息的数量、质量、流量的频度是系统不断产生新质、新结构的力量源泉。因此，不间断地促进社会文化“信息”——思想、观念意识、行为、需求、组织、语言等等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是产生变化变革的重要条件。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例如，生活在海洋型地理环境中的希腊人，由于人员流动频繁，商品交换规模大，挣脱了血缘的束缚，走遍地中海沿岸，广为采纳巴比伦的天文学、腓尼基的文字、埃及的科学和哲学、赛赫司人关于铁和武器的知识、古爱琴的商业和航海技术以及对文学艺术和自由的爱好，形成多元、易变的海洋型、开放型经济文化（注：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应用和近代工业革命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学术广为交流，工商经济繁荣，曾形成过上百万人的城市，只是后来受伦理文化、宗法制度的长期压抑和小农生产的束缚，没能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彻底打碎了束缚经济发展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了一种新的需要科学、产生和应用科学、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社会制度，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但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的陈旧落后的观念、心理、习惯等等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清除，还影响着人们的经济活动，阻碍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克服这种障碍，一靠改革，二靠开放。为此，要不断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组织体制，革除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旧观念、旧思想、旧道德；广开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国际间的联系交流，引进先进的设备、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先进的观念文化。并在这种全面的文化交流中不断淘汰、分解、改造、整合、重建传统文化，继承发扬其精华，抛弃其糟粕，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促进新的文化的形成、发展，新的文化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文化—经济的良性循环，才能从根本上破除维护旧观念、旧体制、旧习惯的文化基础，形成不断涌现新思想、新行为、新需要的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向前迈进的良好文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