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科学的存在与逻辑_哲学研究论文

外观科学的存在与逻辑_哲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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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且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即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必须对“历史语境”的变化有所反映和体现。纵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哲学对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反映的历史是曲折的。有学者主张,当代中国依然应该从“形态”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即坚持从“本体论”出发研究和阐释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另有学者主张,当代中国应该从“范式”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即坚持从“方法论”出发研究和阐释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尽管历史曲折,但从根本上看,这一曲折始终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或者说,是围绕着“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展开的。从“形态”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不仅在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定的,而且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从哲学改造世界的意蕴上理解,要发现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道路,更为有效的方法还应该是从“范式”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因为,“范式”主要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意蕴”,而“形态”主要是“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九种研究范式,即教科书范式、原理范式、哲学史范式、文本学范式、对话范式、反思的问题学范式、中国化范式、部门哲学范式和出场学范式①。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主要探索出场学范式,即阐释出场学何以能够成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解释原则。出场学作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是任平教授从马克思哲学应该是“前提批判”这一立场出发而发现的。任平教授认为,从“形态”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就是直接陈述马克思哲学“是什么”,容易陷入“独断论”哲学的泥潭,而当代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保障马克思哲学的持续“在场”,即在任何领域都不能令马克思哲学缺场。这就是说,出场学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是以解决马克思哲学在某些状态下的“缺场”问题为背景,以构筑与当代中国“历史语境”相适应的哲学研究范式为目标的哲学研究形式。也可以说,“出场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根源于出场学的“核心理念”,即“出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场”超越,“在场”超越的可能性根源于“出场”辩证法。但“出场学”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是以“范式”的存在为前提的,澄清“出场学”的存在前提,就是承认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即认可范式多样性是出场学合法性存在的逻辑之根。

       “范式”多样性:出场学的存在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既定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前提,马克思哲学则有着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即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换言之,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用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的,因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既定的哲学形态;方法论是用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对既定哲学形态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本质上是一元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为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方法,本质上可以是多元的。这就是说,不同的研究“范式”,可以导致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哲学就是前提批判”的意蕴理解,不同“范式”的差别就是“方法论前提”的不同,而这种“方法论前提”之所以能够不同,是因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具有差异性。所谓“方法论前提”,就是指对一种既定的哲学理论进行诠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即任何哲学理论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解释体系;不同的方法论前提都是不同研究路向与特定研究主旨的统一;方法论前提的前提都是方法与观念的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之一的出场学,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从本质上看,就是因为研究“范式”多元性特征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研究“范式”能够多元性存在,出场学才有可能成为独立存在的研究范式。而之所以说研究“范式”具有多元性,是因为研究范式理论能够符合“方法论前提”的以上三个特征。

       从任何哲学理论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解释体系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展现出的多样性,深刻表征了“出场学”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哲学是一门十分特别的学问,不仅表现在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有着自己的研究重点,更为特殊的是,每一种哲学体系在不同的“时境”和“语境”下,都可以被作出不同的理解。从现实生活世界看,对同一种哲学体系差异性解释的历史已无从考察,但从逻辑的视角推理,它的起源应该与该哲学体系处于同一个时代,即该哲学体系在人们之间开始传播的时代。这种路径解读的根本主旨只有一个——对“同一性”的“膜拜”。在“同一性”的驱使下,每一种解读都视其他解读为“异端”,而只有自己的解读才是“正统”。但事实上,“同一性”这一“魔咒”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就意味着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是“客观实在”,不能被赋予多种解释,只能从文本文献学视角去理解这种哲学体系本身,每一种不同的解释都是对该哲学体系本身的“背离”。比如,主张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等的研究,就是基于这种观念的研究;另一种可能是,每一种哲学体系虽然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体系,但由于理解能力的相对不足,暂时还没有发现可用于解读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后现代性哲学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理解,虽然直接的目的是解构“同一性”,但从方法论上理解,就是要改变“同一性”的思维,创新多种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等哲学解释理论的创立即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当下时代,“任何哲学理论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解释体系”的观点,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学术观念。既然任何哲学理论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解释体系,那么,出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就有着理论上的可能。当然,可能并不意味着就是事实,但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范式多样性的展现,可能性就显示出现实性。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是需要合法性证明的,出场学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因为,使某种理论重新“出场”是“出场学”的根本任务或目的;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呼唤怎样创新,“出场学”能够为这种创新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引,因为,无论是出场学,还是“范式”,都是基于“方法论”而产生的概念;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多样性的出现,意味着出场学核心主旨的实现,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以适应时代精神的新内容重新“在场”。

       从不同的方法论前提都应该建立在不同研究路向与特定研究主旨的统一之上看,出场学像其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前提一样,能够在一定意义上,满足现实生活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多重意蕴的需求。在哲学史上,既出现过认识论对本体论的革命、生存论对本体论的革命等“方法论革命”,也出现过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的革命等“哲学形态革命”。不论是“方法论革命”,还是“哲学形态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逻辑前提的创新,即方法论前提的变革。哲学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下,面临的研究主旨在不断变化。如何适应这种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不断探索的需要,在哲学理论上发现探索的意义和可能性,答案只有一个,必须首先实现方法论前提的变革。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方法论前提变革是彻底的变革,它能够为创造新理论提供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就有什么样的结果,而前提就是原因,因此,什么样的方法论前提就决定着产生什么样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方法论前提与研究路向不同,方法论前提是建立在不同研究路向与特定研究主旨统一之上的,而研究路向只是方法论前提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作为方法论前提的研究路向变革是研究方法的变革,它能够为既定的研究主旨选择正确的探索和论证方法。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方法与主旨之间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如果内容确定了,寻找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或者说探索新的研究路向,就成为最为重要的工作。在当下时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思维等领域,新的研究对象不断涌现,研究主旨在不断丰富。比如,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建设,但到了21世纪10年代,又增加了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基于这种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传统的“形态”研究转向“范式创新”研究,这就意味着,出场学的出现已经成为“可能”和“现实”。“可能”是因为,出场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必然有着既定的方法论前提。“现实”是因为,出场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在场”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方法论前提都是方法与观念的统一看,出场学像其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前提一样,能够在一定意义上,满足当下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特别方法与既定观念统一上的需求。从方法论前提本身的“内容与形式”视角看,方法论前提应该是方法与观念的统一,方法是其形式,观念是其内容。这就是说,方法论是既定方法与既定观念的统一,既没有不存在方法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存在观念的方法论。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一定时代的哲学必定有自己特别的世界观,从总的高度看,哲学世界观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论怎样的方法论前提,都不能与自己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相冲突,即方法与观念不能相冲突。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每一种范式,都离不开现实的需要。比如,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它试图通过对马克思的原著和研究马克思原著的文献进行研究,以表征某种观念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各项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但对于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观念”)真正的思想内涵,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因如此,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试图通过自己特有的方法论前提,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思想内涵。但在出场学看来,这种追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仅是因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回到马克思当时的“时境”,而且还因为马克思当时面临的知识“语境”与我们此时的知识“语境”已有本质上的差别。即使文本文献学的追求能够实现(最大程度上只能是无限接近),但对于当下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意义并不是更为直接。更为直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理论,应该是被赋予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称之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出场学正是满足了这一需求的哲学方法论,即出场学能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方法与新观念统一的“形态”再次“出场”。

       “出场”辩证法:出场学的内在逻辑

       辩证法有两种基本的解释,一种是思维方式层面的解释,认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另一种是存在形态层面的解释,认为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可以是一种哲学理论。很明显,“出场”辩证法中的“辩证法”,是后一层意义上的辩证法,表征的是“出场”内容与“出场”形式相结合的出场学的内在逻辑,即“出场”辩证法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出场学作为“方法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和“逻辑构架”等一系列哲学原则。出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要回答为什么要研究“出场学”;“出场学”的“概念体系”就是指建设“出场学”所需要的系列概念;“出场学”的“逻辑构架”就是指“出场学”如何建构自己的解释框架。从理论上理解,没有合理的出场学“问题意识”,就无法说明为什么要建立出场学研究范式;没有严密的出场学“概念体系”,就不能准确地把握出场学的“问题意识”;没有针对性的出场学“思想内核”,就不能完成出场学范式所要解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问题。这就是说,出场学范式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和“思想内核”,在本质上是有机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这是“出场”辩证法的内在逻辑要求,或者说,是出场学何以能够成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方法论前提”的根本性所在。

       从“问题意识”的视角理解,出场学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在当下时代继续“在场”的追问中产生的。按照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理解,哲学就是“没事找事”。这就是说,哲学具有特别强烈的“问题意识”。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是指认识能力提升的表现,那么,问题意识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呢?众所周知,辩证法是用来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换言之,问题本身的发现、认识和解决,都离不开辩证法的思维。这也可以说,解决相应的问题,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辩证法理论。20世纪90年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解体,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因加入全球化(如加入WTO)而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为此,许多学者开始反思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给予改革开放的方向足够的关注,即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进入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改革开放不能再沿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总之,在如何践行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学者们的反应十分统一,即尽管每个学者关注的问题不同,结论也不尽一致,但都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当今时代精神精华的体现,或者说,由于我们当下时代仍然是“资本逻辑”在起作用的时代,所以,马克思仍然与我们处在同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过时。但不可回避的是,当下时代起作用的“资本逻辑”与马克思那个时代起作用的“资本逻辑”,在内容上已经完全不同,即当下时代起“主流作用”的“资本逻辑”的资本已经不是当年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是当下的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马克思仍然与我们处在同一个时代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时代必须持续“在场”;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成为资本的主流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下“在场”,已经不是传统的“在场”,即改革开放前的“在场”状态,因而,它必须以变革的内容重新“出场”和“在场”。这一“出场”和“在场”的设计和构筑,离开“出场辩证法”的指导是不可能实现的,“出场辩证法”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在当下时代继续“在场”的追问中产生的。

       从“逻辑思维”的视角理解,“出场辩证法”是以“出场”、“缺场”、“退场”、“空场”、“在场”等关涉当下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状态”的诸多概念为基础,按照辩证法的原则和规律建构自己的“概念体系”。“逻辑思维”是哲学赖以成为哲学的标志性特征,因为,哲学理论认为,只有从逻辑思维的视域进行探索,才有可能认识到具体对象的本质性规定,进而认识整个世界。从这种意义上理解,辩证法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从“逻辑思维”出发构筑的“辩证体系”。“出场辩证法”作为具体的或部门的辩证法,同样具有一个基于“逻辑思维”构筑的“辩证体系”,这个“辩证体系”构筑的目的,就是要清晰地阐释和完整地论述当下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应该是此种“存在状态”,而不是彼种存在状态。在“辩证体系”之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概念体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了完备的“概念体系”,就可以宣布该理论的诞生。任平教授认为,“出场辩证法”的概念体系“博大精深,涉及‘出场’与‘缺场’、‘出场’与‘空场’、‘出场’与‘在场’、‘出场’与‘退场’等等矛盾关系,发生着各种辩证的循环”②。据此,可以认为,“出场”、“缺场”、“退场”、“空场”、“在场”等概念构成了“出场辩证法”这一“辩证体系”的“概念体系”。“出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时代的“重新”出现,“出”是“出现”而非“离开”的意思。“缺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席当下意识形态的“语境”,被其他意识形态形式边缘化、或予以取代、或根本没有“出场”。“退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背离时代精神,主动或被迫退出社会历史舞台。“空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论及该领域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部“缺场”。从当下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状态”以及对“出场辩证法”以上概念的理解看,当下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传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必须“重新”出场,当然“重新”出场并不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缺场”、“退场”和“空场”,而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新的“形态”取代旧的“形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的“在场”。

       从“思想主旨”的视角理解,“出场辩证法”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才能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继续和持续“在场”这一问题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任何一个哲学理论体系,都有一个特别想表达和坚持的思想倾向,该体系的其他思想不能与之相违背和冲突,这一思想倾向即为“思想主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样有着自己的“思想主旨”。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旨进行考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的主要工作,用专业的话语表达就是,一直进行“形态研究”。这种研究颇丰的成果,主要以“教科书范式”和“原理范式”的形式展现出来。也就是说,长期以来,人们试图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比如,在一定时期内,“革命”、“阶级斗争”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旨”,以至于众多人都耳熟能详——“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教科书范式”、“原理范式”、“文本文献学范式”、“与西方哲学对话范式”等范式的作用是巨大的和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时期,“教科书范式”和“原理范式”特别适合“时境”;当20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学说遭受责难之时,则彰显出“文本文献学范式”和“与西方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的重要价值。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旨进行考察,仅仅使用“教科书范式”、“原理范式”、“文本文献学范式”、“与西方哲学对话范式”等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旨”则远远不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以上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概括是“静态的”,而马克思原著中的相关内容却是“动态的”,即所有学者都深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灵魂而非教条。这就是说,在“思想主旨”的意义上理解,创新的研究范式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以适应“理论体系”发展和变革的需要。从本质上看,“出场辩证法”具有唯物辩证法所有的基本特点,所以,“出场辩证法”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具体而言,“出场辩证法”的根本主旨就是,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创新,来实现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继续和持续“在场”。

       “在场”超越:“出场学”的现实意蕴

       即使“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观点是成立的,也不能表明,哲学理论一定要关注“当下时代”,也就是说,哲学是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代表“当下时代”,它只是与它所表征的哲学理论所代表的时代相一致。作为哲学理论的出场学则不然,它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关注的就是“当下时代”。因此,出场学最为重大的意义在于它的现实意蕴。从出场学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者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下时代的中国,处于一种“在场”状态。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当下“在场”,无论是在学术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不能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价值,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看似在所有场域都持续“在场”,但在诸多时空条件下,则表现出“空场”或“缺场”。比如,中国道路已经践行三十多年,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哲学界对于中国道路的内在机理和发展逻辑并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在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所有场域都貌似存在,但实际上又处于“空场”和“缺场”状态,即不能在“当下时代”有所作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下“在场”的“在”,是与过去某一个时期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合理“在场”,但现在已经僵化或教条,因而,超越当下时代的“在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再现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个“出场”,主要包括“资本逻辑”本质创新、“政治意识”内涵创新和“生存方式”理念创新三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从一定意义上理解,就是“资本逻辑”的科学阐释,但马克思那个时代对“资本逻辑”的认识,在现在看来,由于时代已经有所变化,因而必须给予“资本逻辑”本质内涵创新研究,即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逻辑”的当下“在场”必须被超越。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科学阐释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对《资本论》主旨的解读有两大潮流,一种潮流认为,《资本论》就是试图通过对“资本逻辑”的科学阐释,深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即“资本主义灭亡论”;另一种潮流认为,《资本论》就是试图通过对“资本逻辑”的科学阐释,深入揭示资本主义产生、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哲学和政治学研究者多为第一种潮流的支持者,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者多为后一种潮流的支持者。事实上,这两种潮流的差别巨大,前一种潮流是要揭示“资本逻辑”的罪恶,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腐朽和没落的根源是“资本逻辑”,必须被消灭;后一种潮流主要是揭示“资本逻辑”的内在逻辑,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是“资本逻辑”起作用的结果,对其深入研究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毋庸置疑,“资本逻辑”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根据,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是一只“无形的手”,换言之,在当下中国起作用的“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制度下起作用的“资本逻辑”有共同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此“资本逻辑”已不是彼“资本逻辑”,也不是当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逻辑”。因此,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逻辑”必须被赋予新的本质性内涵,即传统的“资本逻辑”必须“退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创新的“资本逻辑”必须“出场”和“在场”,也就是说,必须回答社会主义的“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有怎样的本质上的不同。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学说之初,就曾明确阐述自己学说的“政治意识”,即通过对人民群众的理论武装,培养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然而,当下时代的主题发生了转变,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主流社会发展目标,因此,建构与建设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也即是说,传统的“革命的政治意识”必须“退场”,“建设的政治意识”应该“出场”和“在场”。传统的“革命的政治意识”是马克思在基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提出的,他认为,“革命的政治意识”就是批判的武器,虽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革命的政治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要素。但当下“政治意识”的“时境”发生了本质变化,即“建设”取代“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新的时代主题丝毫也不能弱化“政治意识”,仅就当前的中国国情而言,十八大给予了精辟的总结,即既要反对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和又要反对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右的思潮。这就是说,当前社会背景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意识”,必须坚定地“出场”。这一“出场”意味着两种结果,一是“革命的政治意识”必须“退场”,二是“建设的政治意识”要始终维护“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

       在马克思对理想社会模式的建构问题上,人们熟知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对于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本质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人们并不都是耳熟能详。也就是说,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模式的设想是基于对当时那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理念创新,与此相适应,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导致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等一系列社会发展要素的创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方式”就必须“退场”,而适应这一创新的“生存方式”的新理念则必须“出场”和“在场”。马克思之所以关注人的“生存方式”,是因为人的生存方式就是人赖以成为人的根本,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当下时代,从生存事实的视角看,许多新的生存事实不断涌现,比如蚁族、啃老族、宅男宅女、虚拟世界等等。从理论上看,生产方式是由生存事实、生存实践和生存价值所构成,生存价值又可以称之为“生存方式”理念,生存事实是在生存实践中形成的人的存在状态,生存实践是基于特定的生存方式理念展开的生存体验。但从当下的社会实践来看,生存事实已经成为“客观存在”,而“生存方式”理念则明显滞后,不但对诸多生存事实不能予以“生存方式理念”上的支持,甚至对于诸多生存事实予以回避,即不敢正视新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这些“生存事实”,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领域明显处于“空场”状态。从“出场学”的视域理解,“空场”是最为严重的状态,因为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空场”,即一旦“空场”,其他相关的哲学理论就会很快乘虚“进场”。一旦其他哲学理论“出场”、“进场”和“在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权和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适应生存事实的变化,尽快创新“生产方式”的理念,以避免“缺场”和“空场”状态的发生。

       注释:

       ①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2)》,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②任平:《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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