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时代典型 弘扬民族精神——关于我省培养、宣传和使用典型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典型论文,我省论文,时代论文,弘扬民族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各条战线上的优秀典型层出不穷。大量典型的涌现，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弘扬共产主义精神，指导并推动一定区域乃至全国社会文明的飞速进步与发展，有着十分特殊的现实意义。从目前情况看，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仍然是“社会呼唤典型，生活需要典型”。鉴于此，本文拟就河南省典型的培养、宣传和使用的过程进行深入调查与思考，以求通过理论探讨，寻找到合适途径，使我省在今后发展中，能够涌现更多的典型个体及群体，从而为推动我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营造氛围 培养典型
任何一个典型的形成，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典型主观因素和典型所处环境中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典型对其模范行为的选择，无不既受主观心理活动的影响，又受制于外界的某些客观条件。单纯强调主观因素，把典型说成是纯粹的“个人主义”或“一时冲动”的结果；或者过于强调客观因素，把典型看成单一客观环境的直接派生物，都是片面的、唯心的和错误的。典型需要培养。所谓“培养典型”不过是指营造一定氛围，促使那些对典型产生具有决定意义，并且有规律可循的主客观因素得以显现并发挥作用，从而为新典型的产生创造一些可行的必要条件。那么，造就典型的客观条件有哪些呢？
（一）时代氛围
历史造就英雄，时势造就典型。每个典型，尽管各不相同，但其先进事迹中都蕴含了一段鲜明的时代精神。典型的一系列英雄模范行为，无不与所处时代同频共振，无不顺应时代发展大潮，反映时代的先进本质。同时，也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在那些典型身上烙下崇高的印记。60年代初，自然灾害泛滥，刚刚踏上社会主义大道的中国人民在痛苦中迫切希望在党的坚强、英明领导下走向富裕，时代呼唤上忠于党，下真诚为民的好干部，于是，党培养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私营、个体经济蓬勃发展，集体经济真的无生命力了吗？刘庄、南街村、竹林镇以其骄人业绩对此做了明证；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普通劳动者怎样实现其人生价值？青年人的理想目标如何定位？作为共产党员，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捍卫党的纯洁性？这些问题一度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在此情况下，开封市市政管理处抢险维修班班长马如意，当代青年的楷模吴国良，农村普通党员的楷模靳月英，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等用其一言一行向世人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先进，必然孕育着崇高的时代精神，崇高的时代精神也必然塑造出优秀的典型。
（二）社会氛围
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任何典型都与其他社会成员及整个社会本身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融洽的社会氛围，可以形成良性的社会关系，从而为典型在社会中的成长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基础。典型的成功，固然与其自身奋斗分不开，但有时也与周围领导的支持、同事或同行的关心理解和帮助有很大关系。人民爱戴的市场管理员强自喜，经常早出晚归。但当时城关工商所有一条规定，所有工作人员每天8 点必须到单位签到。为了不影响强自喜的工作，所长就特别声明，这项制度对强自喜例外。强自喜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他因此遭受过谩骂、殴打，左手无名指也被不法商户扭断，但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真诚鼓励和支持，使得他坚定信念，无怨无悔。吴国良在部队接到“逼债、母病重，速归”的电报时，由于刚刚结束军训，按规矩新兵不能探家，吴国良见此心急如焚。正是这时，指导员却告诉他团里已决定派司令部协理员和他一起回家处理事情，并转交了全连官兵为其凑的370元钱。 这件事令吴国良一下子走出了人生十字路口的徘徊区，克服了对军营的偏见，从而逐渐树立了正确的人生坐标。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榜样张玮，之所以练就一手好技艺，也与全局几位有名的电焊老师傅杜苗根、王志奎、王又娟手把手耐心指导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这样说，典型们之所以能屹立于时代潮头，由人民群众、上级领导、单位同事等组成的“人梯队伍”，同样功不可没。
（三）家庭氛围
社会、国家是“大家”，个人家庭是“小家”。不少典型往往能够顾全大局，为“大家”而弃“小家”。这与其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关。郑永和为了方山引水工程，日夜忙碌，工期将至之时，老伴岳雪萍食道癌病情加重，急需做手术。但出于理解丈夫一颗为民的事业心，出于不让丈夫从工地上分心，她硬是没去外地，而只在本地医院草草做了手术，结果过早逝去；新乡市长垣县苗寨乡马野庄残疾青年马文中，身残志不残，矢志办学，一举成名，但其中却融入了妻子谷庆玉不知多少的理解与支持；邓志芳母亲是一位老纺织工人，她经常教育女儿要勤劳、正直、上进，正是母亲的殷切教诲，才使邓志芳下定决心，勤学苦练，对技术精益求精，努力做个优秀挡车工。由此可见，家庭氛围对典型的产生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二、扬长避短 宣传典型
宣传典型，就是采用多种宣传手段，让典型的生动事例公布于众，并通过揭示典型的内涵所在，以教育人民群众，指导工作。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同类事物中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的重点报道，是我国报刊常用的报道形式。几乎所有的典型都是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才闻名于社会，才有可能称之为“典型”，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的。
除了典型报道外，宣传典型的其他方式还有许多，如党委决定，政府号召，群众团体推荐，开座谈会、报告会、演讲会等均较为常见；而将新闻人物进行艺术包装，运用舞台戏剧的方式宣传也不乏其例。如截至1996年7月30日， 以史作善为原型的大型越调现代戏《史作善》已在省会郑州连演9场，近万名观众被英雄的事迹所感动； 社旗县越调剧团也已把强自喜的先进事迹搬上舞台。河南省话剧团演出的以吴金印为主人翁的话剧《太行山人》，更是在1999年全省开展“三讲”教育前夕演出，给处以上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
由此，宣传典型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庞杂的活动。为简便起见，本文主要对宣传典型的主要方式——典型报道进行探讨。
从总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新闻媒体在典型的报道上尽管走上了一些弯路，但在典型报道上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就，所推出的大部分典型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宣传鼓动效果，使河南出了名，为河南争了光。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当前河南省的典型报道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值得警惕和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典型报道的针对面尚小
我们的社会是由方方面面组成的，典型报道应折射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既反映工、农、商、学、兵各个领域的典型个体和群体，又根据实际协调好不同时期各条战线上典型报道的比例；既坚持以正面典型报道为主，也适当地针对社会现实中的热点、焦点，选取部分反面典型进行总结教训性的报道；既报道政治、经济方面的“硬”典型，也报道社会生活方面的“软”典型。可从截至目前的情况看，作为农业大省，新时期河南农民的新典型很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的典型较少；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科技界的典型却依然少见；几乎都是正面典型，反面的典型更是少得可怜。如此下去，肯定会与新世纪内的社会生活现实不相适应。
（二）报道模式化
至今为止，河南省的典型报道还带有很浓厚的宣传意味，缺乏一定的宣传艺术；认识上的片面性、绝对化导致了典型报道中作者仍然采取极端的思维模式。于是，读者面前的一个个典型，都基本上完美无缺，一好百好；不少人还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只有付出，没有回报，有病不看，有家不回的“怪人”。这种陈旧的、在理论及实践上理应被抛弃的“模式化”现象，与当今社会新的时代精神及人们新的价值观、审美观已“格格不入”，久而久之，必然会令人产生逆反情绪，对典型报道的权威性产生质疑。
（三）典型报道不能持久
一个典型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以及具有的社会鼓动价值，固然不可能永世长存，但最起码会在一定的时期内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典型报道应连续持久，充分宣传典型，揭示典型的内涵，发挥典型应发挥的作用。但是，在河南省的新闻媒体上，典型报道要么是一篇大通讯即算完事，要么仅仅再多配几篇言论而已。于是，一个典型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影响周期是极为短暂的，此情此景甚为可惜。我们的记者应像穆青采写焦裕禄那样，通过不懈的努力，让那些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典型，延长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生命。
（四）篇幅过于冗长
新闻报道一再要求“短些，短些，再短些”，典型报道也应注意其篇幅。诚然，由于一个典型的思想内涵往往很丰富，可书可写之处太多，其篇幅自然比一般新闻报道要长些。但一方面，文章不在长短，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不过200字， 同样树立起一个光荣的女共产党员典型；另一方面，不少典型报道中的确存在观点雷同、事例反复、废话很多的现象，若对其进行精雕细琢，肯定会挤去不少水分。此外，我们在推出典型时，完全没必要多个主题，面面俱到，择其最突出的一面加以报道已足矣，果真如此的话，部分典型报道的篇幅就能缩短不少。
（五）虚假现象屡禁不止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推出的典型虽没有像“大跃进”时“吹”出的“典型”那样，有些纯属子虚乌有。但写作上的合理想像手法，主题立意的任意拔高现象，可谓屡禁不止。新闻是客观事实的忠实记录，来不得半点虚假。合理想像、任意拔高，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是违背新闻规律的，它们会造成新闻的部分失实，最终影响新闻真实性的权威，并给典型带来不必要的负面效应。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典型报道中，要走出单纯宣传的圈子，力求既“真”又“新”。这就要求新闻媒体推出的典型确确实实有代表性，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较近。最后一点，典型报道可尝试着不断变换自身的报道形式，除了通讯外，消息、调查报告、记者来信、专访等，还可进行其他新闻样式的探索，只要运用适当，也是能够用来报道典型的。
三、讲究艺术 使用典型
培养、宣传典型是我们树立典型整个过程的前两个层次，第三个层次也即最后一个层次便是对典型的使用。
使用典型其实就是培养和宣传典型的终极目的，这个目的是指通过不同的方式，让凝结在典型身上的某种时代精神和高尚情操集中地再现出来，使社会其他成员从中受到启发鼓舞，并自觉地承认、接受和运用这种精神和情操，最终促使形成一种好的党风、好的民风和好的社会风气，构筑一种最先进、最适用的规范体系，以此保证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业能在良性轨道上发展。
先是吸入，后是吐出，由此可见典型在被使用过程中实际上充当了一种媒介作用。他们以自身实践，将社会公众与有利于社会存在发展的先进规范联系在一起，拉近二者距离，让前者对后者由不知到知之，由知之很少到知之较多，由抽象认识到具体认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典型又是一种舆论领袖，他们凭着对社会的深层次感悟，领会到并集中展示某种先进的社会规范，把相当多的人吸引过来，使其相继接受这种规范。正是基于此，使用典型的过程，也即引导舆论的过程。
在使用典型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对典型的再培养，即让典型适应时代发展所带来的新环境，让他们能够在新氛围中不骄不躁，继续开拓进取，发扬已有的优良传统作风，力争成为富有新内涵的新典型，从而实现典型的再次使用。这是一个颇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因为生活中不乏一些先进典型一变而成为反面典型的事例。郑州铁路局副局长潘克明50年代曾被评为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80年代又擢升为郑州铁路局副局长。这么一个精明能干、事业心强，被誉为改革带头人的先进典型，最后却在金钱、利欲面前成了俘虏，受到法律的制裁。郑州亚细亚商场一度成为郑州的象征和骄傲，其领导人也曾入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由于该商场在管理上没作适时调整、领导人任人唯亲现象严重、内部约束机构无力等原因，一颗亮星最终在商战中自毁前程，黯然失色。种种事例提醒我们，由于典型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而时代自身是发展变化着的，典型若抱着已有的成就固守原地，最终必然会被时代所遗忘，甚至走到与时代、人民的对立面。
在典型的使用上，我们应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要做好典型的重复使用工作。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部分的曲折反复，不同的时代，虽然间隔一定的时差，但有可能存在着相同的社会环境，呼唤某种共同的时代精神。在此情况下，那些凝聚了这种共同时代精神的典型，就可以被重复使用。穆青写焦裕禄写了三次，前两次是在60年代，后一次是在90年代。但不管何时，每次写焦裕禄，都能引起读者的震撼与共鸣。这是因为，不管在灾害严重、领导任务艰巨的60年代，还是在干部作风不正、官僚主义严重、干群关系紧张的90年代，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的焦裕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热切盼望的优秀合格的干部形象代表。红旗渠精神在中原大地的再次风行，以及“郑永和”再次成为辉县北部贫困山区干部群众所敬慕的名字，也是同理。
避免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思想，也是我们使用典型时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前面说过，典型的使用，就是引导舆论的过程。其预期效果的取得，不能靠强制性手段，而需要较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使广大群众在关注、理解、承认典型先进事迹的基础上，自觉运用典型身上所体现的宝贵时代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来教育自己。我们不能报着急功近利的想法，期望宣传完典型后，只要大规模地号召人们集中地学习典型，就能立竿见影，人人素质都马上得以提高，社会风气也立即为之一变。须知，欲速则不达，有时过于求成，“地毯式轰炸”过于频繁，反而会造成部分人产生逆反情绪，有意无意地去敌对面前的典型。所以，各地、各部门、各媒体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根据群众心理特点，讲究典型的使用艺术，选取恰当的使用方法，适合搞座谈会的就搞座谈会，适合印发材料集中学习典型事迹的就集中组织学习，适合让典型亲自作巡回报告的就把他请过来作巡回报告。只有这样，才能求得使用典型的最佳效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使用典型时，还可以有意识地开展“跨地域使用”。目前，使用典型的一个不成文惯例是，各地都倾向于使用产生于本区域内的区域性典型。河南省在典型宣传和使用方面，除了少数对象为全国性典型外，绝大多数都是河南“土产”的典型，很少听说其他省份的区域性典型能够在河南省引发一次学习热潮。是那些典型都不适合河南的宣传需要吗？肯定不是。由此，我们可以放开眼界，有意识地选择外地一些适用于本省的典型进行“跨地域使用”，以扩大河南使用典型的频率和密度，避免出现典型对象“青黄不接”的局面。
（本文节选自河南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宣传时代典型弘扬民族精神——关于我省培养、宣传和使用典型的调查与思考》。负责人：孙法智；成员：任建谊、赵星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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