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认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本文作者系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亚洲语言亚洲社会系主任、博士、高级讲师，他认为，毛泽东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这观点是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此文，我们可以了解西方学者对毛泽东认识论的研究状况。
西方学者普遍存在着毛泽东的认识论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观点。按照布兰特林·沃马克的说法，毛将整个认识过程主要归功于经验，这无疑使其成为了一个经验主义的“民粹派成员”〔1〕。 瑞普·布克里则认为毛的《实践论》实际上是受了贝克莱和洛克基本观点的影响，明显的是一部“传统经验主义的翻版。”〔2 〕本杰明·施瓦兹同意这一看法并指出：《实践论》是对“贝克莱经验主义观点”的浓缩〔3〕。 尼克·莱特在一段时期里，也曾受到毛具有“经验主义方法论”观点的影响，他认为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通过对一种经验过程的归纳利用而构成的〔4〕。
本文在毛的认识论上，阐明了一个与上述观点相悖的观点，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我论证了毛的认识论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观点是不相容的。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则通过所阅读的毛的论著中有关战略运用的阐述解释了一些涵义。所持的观点是基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论著。从他们对认识论总的评判中，说明了毛确定了认识产生于物质领域与思想领域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时期的理论。当两者被确定共处一个统一体中时，他们将不能被分离和割裂开来，但物质领域的存在是完全独立于思想领域的存在的。毛从认识产生的过程证明两个领域的影响是相联系的，都开端于经验。而且他宣称，在物质领域的客体拥有双重结构，一种是外部现象上的形式，一种是隐藏在内部的本质。只不过物质领域的这种外部现象易被理解成经验，它的内部本质则不易发现，因此，通过外部的经验以发现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便产生了科学的认识。由此说明，物质领域和思想领域两者是有逻辑联系的，通过前者能够推断后者，从而揭示出一种观念或思想。认识过程在这一时期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产生于物质领域的理性的逻辑的观念系统。因此物质和思想领域产生的思想和观念是一致的，这是毛关于认识过程的主张。同时，毛又宣称认识必须服从于经验的检验。在毛的文集中，关于认识论的论述是将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结合起来的创造性的论述。
一、物质与意识世界：在本体论上的统一和在认识论上的区分
毛的论著以物质和意识在本体论上的统一和在认识论上的区别这两者为出发点。毛的哲学文章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表明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着的，即它是从意识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存在的。对这点的认识是整个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5〕。而从认识论上， 区分物质与意识是可能的，但如果超越于认识论之外，这种区分则是站不住脚的。“这等于抛弃了唯物主义”〔6〕。 这是因为物质和意识这两种世界拥有同样的物质本体论这一特点，两者在本体论上是统一的，它们是由相同的物质元素组成的。在《辩证唯物论提纲》中，就标明意识为“物质的表现，并且意识是物质发展到一个明显的阶段的自然特征之一”〔7〕。 在同一文章中，毛甚至更加明确地指出，意识是“一种在运动中的物质形式……一种在人类大脑物质中特殊的部分”〔8〕。简言之， 意识是物质的机能。
二、认识：从经验开始
毛将“科学分析”或“科学探讨”等同于“从事实中寻求真理”〔9〕。“实事求是”的核心， 阐明了知识最初产生和来源于客观存在〔10〕。认识开始于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和经验。一篇著名的文章《实践论》论证了“就知识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离不开直接经验的”，这在毛《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作了明确回答〔11〕。因此，经验的作用是认识产生的中心环节，因为它构成了物质和意识之间的最初联系环节。按照毛的观点，这是（在）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认识是由感觉和印象构成的〔12〕。
在毛的论述中没有先入之见和前提的假定，其观察行为完全是中立的。从他关于“认识开始于客观事物而不是主观定义”的命题，以及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推演方法”部分的评论，蕴含了他对“主观主义”的批判〔13〕。并对认识开始于“具体的”生动的表象，再到抽象的定义作了详尽的阐述〔14〕。这是观察者从客观物质世界出发进而作出科学预见的必经之门。是毛关于认识论见解的基础。是毛批判唯心主义的一个要点〔15〕。
三、表象和本质：一个关键性的差别
认识表象和本质之间形成的关键性差别是很必要的。毛提出了物体不仅有外部表象，还有内部本质〔16〕。外部元素结构是直接的、明显的，它为感觉提供了基础，而本质则是隐蔽的，它是隐藏在外部结构后面的经验。这对发现外部事物以及揭示牢牢印在大脑中的本质是很必要的，毛强调要紧紧地“抓住”它〔17〕。这是一项需要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工作，因为本质如果是有形的，并且容易立刻被观察到的，那就“不需要科学了”〔18〕。
一个名副其实的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是由经验产生的，必须由肤浅的表面感觉上升到对问题的深刻内在的本质认识。与此相反的错误做法，只会导致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一错误在于偏离了认识产生的正确途径，即把经验仅仅理解为客观物质世界所提供的外部的不重要的和混乱的印象，它不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19〕。其错误在于违背了通过表象深入到本质“界限”这一“科学分析的方法”〔20〕。因此，毛反对马其森的“尖锐的现实主义”和其所持的“真理是建构在感觉基础上”的错误哲学观点〔21〕。
四、“抓住”本质：跃进到理性认识
怎样才能“抓住”事物中被隐藏的本质呢？一方面，这是一个建立在对事物的重复观察基础之上的积累过程〔22〕，尽管其内在本质表露得不充分，在人们的感觉中还只是一些模糊的观念，但却作为物质的映象或客体的影响，存在于观察者的思想之中〔23〕。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观察和研究对明确事物的本质是必要的。在1956年的一次辩论中，毛确定了两种调查方法。其中第一种是“走马观花”，这只是一种获得“特殊印象”的方法。第二种观察是“下马看花”，即从马上下来后接近一朵“花”并加以仔细观察和分析，这是必要的方法〔24〕。毛在任何时候都反对只从“远处看看事物”的肤浅态度，而主张“深入彻底调查”一个事物，并“仔细研究”它的内部特征〔25〕。这是“抓住”事物部分本质的一种方法，它包括了分析过程，即由粗看一遍花所得到的相当混沌的一般感觉，进入到对一朵花的最简单、最基础的构成，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具体的分析，从而了解到它更基本的组成部分。他指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方法，马克思从解剖“资本主义制度最简单的元素”——商品开始，继续深入分析，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本质特征〔26〕。
分析的过程，就是从现象结构中获得经验，以便了解和确定事物最简单的决定因素，这是毛认为在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的东西〔27〕。毛所运用的术语——“抓住”是要求要明确事物的数量，即应了解一事物“起决定性作用的数据”〔28〕。人类从自我的经验中获得感觉，大量的不同的感觉和印象构成了不同的观念，感觉只是从外部了解事物，观念则抓住了事物的本质〔29〕。这些观念的形成过程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过程，因此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它绝不是一种先验的东西。
毛强调要“抓住”理性认识，包含了两个相关的主要阶段：一是从经验中获得特殊的感觉，一是抓住事物的本质结构，抽象出观念。当感觉材料在数量上发生变化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观念。
五、对经验主义的批判
为了对客观世界的表象进行没有偏见的观察，毛针对那种脱离认识客体的观念和构成的理论，提出了“实践论”这一重要原则。他指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30〕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主张“象马克思说的那样，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31〕在以后的年代里，毛长期依赖这篇文章，研究中国革命的实践，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实。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的科学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32〕。
针对经验主义者对认识产生的说明，毛提出了观念的发展，必须通过物质最简单的结构，这是彻底反经验主义的，只有通过物质的可视结构，才能够得到经验，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严格地说，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是在认识的产生中，先给经验规定了一些原则，在思想中先就确定了观念的构成，再据此去工作。经验主义的认识，削弱了人类对直接提供的经验的推理水平。由于本质隐藏在被观察的表象背后，不能由具体的、部分的经验所替代。因而，作为经验主义者，只躺在经验的大地上，是不可能了解事物本质的。只能看到具体的马，形形色色的马，谁也看不见一般“马”，“马”的概念才反映出了马的本质。对此，毛曾诘问道：“谁看到‘人’？只能看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见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33〕毛的科学认识论并不满足于经验主义所强调的经验的现象。毛当然坚持所有认识最终开始于经验，科学的认识是通过经验的积累和升华而产生的。最初的经验仅仅提供了一种对具体事物的特殊感觉，但最基本的决定因素却是通过感觉、经验，去抓住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形成抽象的概念。毛的认识论对经验主义的观点是基本否定的。
六、进入一种观念的理性状态
从具体进入到抽象，形成了概念、判断和推理〔34〕。在毛的《关于工作方法的六十条》中，谈到进行这一思考时，“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完成制成品的作用”，因而，他把思想当作一个过程。即“概念形成的过程，判断形成的过程，推理形成的过程”〔35〕。对毛来讲，认识是不能从经验的被动需求中得到的；是从所获得的经验中再经过理性加工，再回到实践中去加以证实而得到的。这些经验和认识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它虽然产生于客观事物，但却是隐藏于客观事物背后，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反映。
经过概念、判断和推理，人的认识由经验而到达“思维”，从而进入到理性认识这一认识的高级阶段。毛指出：“这是大脑对各种经验材料加以分析和综合的结果。”〔36〕毛在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就阐明了对客观事物的调查材料加以“集中”并进行“综合”观察的必要性〔37〕。而在《实践论》中，毛用最简洁明晰的语言，详尽地阐述了关于综合的思想。他认为“通过经验所获得的感性认识是肤浅的，只有对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38〕毛认为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就是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里最简单、最基本的元素——商品来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39〕。由此说明，要对客观世界作科学的了解，必须对最初的浑沌感觉加以分析和综合，造成概念和理论系统，从而揭示这一客观物质的本质〔40〕。由此看来，一个客观的、正确的观念的产生有一个过程，客观世界所形成的反映，只是一种有条理的逻辑的观念系统产生的基础。这就是毛科学阐明的关于“正确和系统的认识”的观点〔41〕。
七、客观世界的逻辑顺序
毛认为客观世界是受规律制约的，因而是一个统一的、互相联系的整体。毛在论述马克思主义者的宇宙观的文章中，阐明其“首要的观点是宇宙是统一的而不是分离的”〔42〕。并明确指出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在于“用孤立、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以此代替“把世界认为是一个统一的互相连接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形而上学观点认为，世界“象沙一样各不相关”〔43〕。毛认为客观世界不同元素之间，是相互连接和相互影响的，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联系，而是有着理性的逻辑的顺序。
毛用“规律或具有规律性”来解释客观世界的这种相互联系〔44〕。他认为客观世界是由“客观规律”所制约的。在毛的论著中充满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世界的规律”、“客观现实发展的规律”、“客观规律的必然性”、 “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 等等论断〔45〕。决定和规定整个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是两类各自不同的规律，这些规律不是被强加的而是客观的。是独立于人们主观思想之外的客观物质存在。
毛认为产生于现实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性，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又有所区别〔46〕。例如他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明确回答了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之处：两个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是相似的，但由于各自特殊的发展过程，在表现形式方面又有所不同，两国革命走着特殊的道路〔47〕。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同样是由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联系而形成的〔48〕。
这种普遍规律具有严格的“客观性”，他们独立存在于人类思想之外而不是人们想象的产物。它们不会因为人类的介入而改变〔49〕。因此，客观世界是一个“必然王国”，而且能揭示出其必然规律，即揭示出其本质和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八、一个理性主义者认识观念的产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观察不能揭示客观世界的理性程序，其结果只能形成关于外部形式的某一个特殊观点。因此，客观世界的内部联系和它产生、发展的规律依赖于经验。只有通过思想、观念的构成和对其详尽的阐述，客观世界才可能被科学地认识。一旦观念从现实中抽象出来，那么它们就进入了一个和客观世界的逻辑顺序相应的理性系统结构。因此，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同时客观世界的内部联系又是通过抽象被建构的。以这种方式使客观世界复杂的现实关系被揭示出来，反过来又可解释在经验中所遇到的现象结构。
这是毛泽东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的主张。毛特别坚信客观领域和思想领域的顺序，是前者的存在独立于后者的存在。这两个领域不能通过经验的途径达到一致，因为它虽然可能在主观思想与客观世界之间提供最初的联系，但它却不能产生认识。经验至多只能形成肤浅的感觉，却不能理解客观世界的理性构成；它不能揭示其内部联系和逻辑程序，只能通过最简单的结构朝复杂的客体结构提供观念的程序，却不能直接产生理性认识。但却说明了客观领域和思想领域是一致的，都是具有逻辑性的。如果思想没有一个整体的逻辑顺序，那么这种观念就不能代表客观物质。关于这种观点，毛在有关的批注中，曾把概念和判断的过程，设想为一个“逻辑的问题”。事实上，毛正是由从对客观世界连贯的、系统的、逻辑的、整体的考察中，抽象出与之相符合的观念构成和理论体系来。如我们从事某一项工作之所以是可能的，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一工作的认识和客观实际这两者相符合，都受到同一运动和发展的辩证规律的制约。
九、检验认识的宣言：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紧密联系
从认识过程的观点来看，毛的认识论在严格意义上讲是理性主义。且按照毛的观点，理性认识不是认识产生的最后阶段，还要进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即一个思想的正确与否，还必须受到实践的检验。因此在检验认识的问题上，呈现出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歧，它们之间呈现出矛盾的关系。
在毛的观点中，实践是经验和观察，在认识过程中，它不仅是认识的源泉，也是认识的正确性的标准。毛非常关心实践，并把它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这是众所周知的。实践是确定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总的来讲，人们的认识达到期望的结果，则这种认识被看作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认识与客观世界不相一致。
我们怎样认识毛关心实践的检验标准呢？显然，他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阐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跃进”，比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更加重要”。把实践作为判断正确和错误的解决方法，是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毛的理性主义表现在公开宣布认识的理性阶段先于认识的检验阶段。在理性主义者的认识论中，认识（那是存在和思想之间的同一性）是通过思维领域内的观念产生而逐步形成的。严格说，这时同一性还不能“检验”，但对思维来说，它还不能由自身或外部存在来充分衡量，而是通过“社会实践”来加以衡量。
检验阶段是一个整体认识过程的不同阶段。通过实践检验后的思想和主张，不仅是特殊的认识，也是准确的符合客观存在的思想和主张，这正是毛所信奉的认识论。毛论著中对认识论的揭示，不能不恰当地只归结为某一个传统，即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他不是标准的经验主义者或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而是两者的矛盾的结合，是在经验水平之上，再进到在观念逻辑系统中，来对客观世界进行推理的思想。他在实践中对认识进行检验的主张，由观念把存在和思维两者联系起来的方法，是受到理性主义者的认识论的影响的；而认为经验是人类主体经验，认识是要受到这些经验的检验等观点，则是受到经验主义者的认识论的影响。
十、阅读毛论著的感受
阅读一些毛研学者们的著作，他们几乎全都确信毛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补充。我认为这是他们在阅读毛论著时只懂得一些皮毛，这些西方学者认为毛主张认识只产生知觉，因而他的认识论无可否认是经验主义的，在较长时间内用经验主义来判断毛的认识论思想，并由此来分析毛的策略思想。
我想在此征引布兰特林·沃马克关于毛在1917——1935年期间的政治思想的研究来说明。沃马克强调他把这称作一种“动态性的”研究方法。所依附的主要方面是重建毛泽东的作为一个政治参与者的经验和这些经验的联系。把毛泽东思想理解为“抓住他的政治要点”。如此一种“动态性的”技巧显然告知我们毛是经验主义认识论者。沃马克所认定的毛认识论原则是错误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可能导向对毛观点的曲解。
沃马克“动态性的”研究方法已被不少的权威人士认可，施图亚特·施拉姆就承认这是他欣赏的方法。
这里我只强调一点，他们是基于毛是属于经验主义认识论这个角度来阅读毛著的。我认为，毛的认识论不是如许多西方毛研学者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属于经验主义，相反，是体现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阅读毛著，应注意毛在特殊环境中总结经验所形成的著作；要了解毛的行为和产生这些行为的环境，是提供开启毛泽东思想这座迷宫的钥匙。
我认为替代“动态性的”研究方法，应该把毛著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阅读。把毛的文集作为一个逻辑系统来整理，并注意以下问题：不同的推论和理论进入其中；逻辑假定和展开的方法；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包括在这些关系中意识本身固有的位置。与沃马克和施拉姆的设想不同，阅读包含着一种理论性的努力，它发生在由读者的推论领域里。这个领域体现了提供研究客体的可能的推测，它提供了一种阅读理论的方式和观念；它发现了问题并引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它提供被使用的证明标准。简言之，它通过阅读文章和对文章的解释，建构了一种体系。因而阅读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动态性地观察事物间相互关系的抽象过程。对此，最近莱特和我自己的文章引起了注意，对于这个问题，在西方毛研界中已提出了讨论。
毛研学者开始认识到在他们从事的理论研究中，应认真阅读毛著，了解毛思想的基础，运用正确观察事物的方法，对于在西方毛研中，关于毛是经验论者这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可以预期不久的将来，在毛研领域对毛的理论特别是其认识论研究上，将进入一个成熟期。
毕巍 毕岚译：西南民族学院，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
注释：
〔1〕布兰特林·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 ——1935》（1982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第34、77页。
〔2 〕瑞普·布尔克里：《论〈实践论〉》（载《基本哲学》1977年第18期），第4、6、9页。
〔3 〕本杰明·施瓦兹：《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位置》（剑桥大学出版社），第29页。
〔4 〕尼克·莱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成》（载《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期刊》1983年9期），第19、20、22—23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莱特最近的研究中，不再把毛作为经验论者来研究毛的认识论。例如，尼克·莱特：《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1937年哲学著作》（M·E·夏普出版社，纽约，1990年），第24—30页。
〔5〕〔6〕〔7〕〔8〕〔15〕〔21〕〔44〕竹内实编：《毛泽东选集》（东京，1970—72年）第6卷，第281、283、268、282、267 —268、293、271页。
〔9〕〔10〕〔11〕〔12〕〔13〕〔16〕〔17〕〔18〕〔19 〕〔20〕〔22〕〔24〕〔25〕〔26〕〔27〕〔28〕〔29〕〔30〕〔31〕〔32〕〔34〕〔36〕〔37〕〔38〕〔39〕〔40〕〔43〕〔45〕〔46〕〔48〕〔49〕《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1977年），第2 卷第339页；第3卷第22页；第1卷第300、297、323、324、330页；第5 卷第165—166页；第1卷第303、119、120、298、297页；第5卷第327页；第1卷第324、319、298、299页；第3卷第23、37—38； 第1 卷第298 、 302、303页；第3卷第42、61—62、119页；第1卷第303、188、319页；第3卷第21页；第5卷第223、158、180页；第1卷第181—182 、 179 —182页；第5卷第454、392页。
〔14〕Tr·莫斯，罗伯兹：《毛泽东对苏联经济的批判》（每日观察出版社，纽约，1977年），第108页。
〔33〕〔47〕施图亚特·施拉姆：《毛泽东重新发掘：谈话和信件，1956—1971年》（1974年），第236、84页。
〔35〕陈介容：《毛著：选集和目录》（牛津大学出版，伦敦， 1970年），第72页。
〔41〕《毛泽东的论著，1949——1976》（M·E·夏普，纽约， 1986）第1卷，第508页。
〔42〕《中国的法规和政权》第3期，1976年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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