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长于管叔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公论文,管叔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公与管叔为同母兄弟，然二人孰兄孰弟，文献记载却有不同。本来，这应该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殷商的王位继承中有兄终弟及的现象，不少人遂以为殷商的王位继承为兄终弟及制。他们在讨论周公“摄政称王”等问题时，进而又往往同周公和管叔二人的兄弟关系联系起来（注：这种情况现亦有之。有的学者认为周公在武王群弟中最长，而此前通行商的“兄终弟及”制，所以武王的主要辅佐者只能依次由周公担任；武王死后，周公摄行政当国，管叔等又把执行父死子继的周公误解为欲行兄终弟及制。（骆承烈：《周公行三辨》，《东岳论丛》1983年第4期）有人认为管叔长于周公，而从这个角度来解说周公非以“兄终弟及”之法而得天子位说：“周公得天子位，完全是依仗自己在周王室的权位谋篡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才遭到管叔及群弟的诽谤和攻击，才有所谓‘三监之乱’。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管叔及群弟的‘流言’为‘公将不利于孺子’，而不说不利于管叔。如果当时的‘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尚未确立，王位的继承既可‘兄终弟及’，又可‘父死子继’的话，管叔年长周公，那么武王死后，管叔完全有资格承大统袭天子位，群弟也完全有理由以‘公将不利于管叔’为借口而谤周公，用不着把侄儿辈的成王抬出来，作为攻击周公的炮弹。”（启良：《周公事迹新说》，《江汉论坛》1991年第5期）又有人说：“管叔鲜……为周公旦之兄，当武王一死，管叔鲜在周王室中辈份最高，但却是周公旦为相，辅助武王之子成王当政。他心怀不服，便种下了叛周的祸根。”（何光岳：《管国的来源和迁徙》，《管子学刊》1991年第4期）人们对周公管叔的兄弟关系和周初的继承制度看法都有不同，因而各逞其说，愈显纷纭。）。仅从这一点，首先辨明周公与管叔谁为兄长也有必要。
对这个问题，清代学者的著述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焦循的《孟子正义》等都曾有所论及，通过排比历来的说法，梁玉绳认为管叔长于周公（注：《史记志疑》卷一九《管蔡世家》。），而焦循则未置可否（注：《孟子正义》卷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3～294页。）。当代学者也有人进行了考察，有人提出了在武王母弟中周公最长的看法（注：骆承烈：《周公行三辨》，《东岳论丛》1983年第4期。），但由于缺乏过硬的证据，遂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注：据骆承烈先生告，他曾亲见有人与之商榷之文，该文不同意周公行三说。）。顾颉刚先生亦曾留意这个问题，但他的看法也同焦循一样，他只是说汉代以前“对于周公与管叔的兄弟关系自有两说”（注：顾颉刚：《“三监”人物及其疆地》（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一），《文史》第22辑。），至于两说中哪一说正确，顾先生亦没有继续进行考究。后来，有人在叙述古代“管国的来源和迁徙”时，全部因袭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的论述，从而认为“古来诸家争论的结果，还是……管叔鲜为周公旦之兄，乃周文王第三子”（注：何光岳：《管国的来源和迁徙》，《管子学刊》1991年第4期。）。
笔者的看法是：周公在同母兄弟中仅次于武王而排行第三，周公长于管叔。
诚如焦循、顾颉刚所认为的那样，汉代以前关于周公与管叔的兄弟关系，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管叔长于周公的说法，主要见于《孟子·公孙丑下》、《荀子·儒效》、《韩诗外传》卷八、《史记·管蔡世家》、《淮南子·泰族训》等文献。而《列女传》卷一《母仪传·周室三母》、《白虎通义·诛伐篇》、《邓析子·无厚篇》、褚少孙补《史记·三王世家》引公户满意语、《吕氏春秋·开春篇》引高诱注、《孟子·公孙丑下》引赵岐注、《后汉书·樊儵传》、《淮南子·齐俗训》及《汜论训》，等文献则相反，都以周公为兄，管叔为弟。人们不仅对周公和管叔孰兄孰弟存有两说，就是对周公的其他几位兄弟的排行顺序说法亦不尽一致。如《列女传》与《白虎通义》都认为周公长于管叔，但成、霍两叔的先后却有不同，而《白虎通义》以成叔长于霍叔与《史记》相同，可能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言文王诸子，《史记·管蔡世家》言武王封昆弟，皆成叔先于霍叔。又如蔡叔，《淮南子·泰族训》、《淮南子·齐俗训》、《吕氏春秋·察微篇》高诱注并以蔡叔为周公兄。《淮南子》成于众手，书中讥评儒家，托言黄老，重在阐述道理，而于许多史实并未细致核实。该书于周公兄弟的次序便忽此忽彼，其言实未可信据。高诱曾注《淮南子》、《吕氏春秋》，亦尝注《孟子》，然面对其中的不同记载，他对周公兄弟次序亦无定准。如他注《淮南子·汜论训》云“管叔，周公兄也”，而注《吕氏春秋·开春篇》却云“管叔，周公弟”，所以他的说法也靠不住。既然《史记》、《列女传》、《白虎通义》同以蔡叔为周公弟而排行第五，则此种说法可能不误。至于史籍对武王幼弟季载有不同称谓，则正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所说：“‘冉’当作‘冃’与‘耼’同，经史相承讹从冉，故老耼亦讹为‘聃’。《白虎通义》作‘南季载’，音同通借。”
关于文王诸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之言曰：“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杜注：“十六国，皆文王子也。”但依《史记》、《列女传》、《白虎通义》等，毛、郜、雍、滕、毕、原、丰、郇八国都不是武王同母之弟。按，周公同母兄弟十人应是没问题的，除《史记》、《列女传》、《白虎通义》外，山东嘉祥东汉武氏墓群石刻上又刻有“文王十子”画像（注：山东嘉祥东汉武氏墓群石刻中有三幅“周公辅成王”的画像，分别位于祠内左右室第八石第三层和东、西两阙。“文王十子”画像在前石室第七石第二层，图中除示周文王、其妻太姒图像外，其诸子自左向右排列，每人上方各有署名题榜。现画像上半部与题榜已大部剥落，残缺不全。）。而且《左传》定公四年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加上武王兄伯邑考及武王本人，恰为十人。《诗·大雅·思齐》孔颖达疏引皇甫谧云：“文王娶太姒，生伯邑考、武王发，次管叔鲜，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处，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铎，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载。”此与《左传》富辰之说有所区别。除去武王异母弟，则富辰之言文王之昭的次第是：管、蔡、郕、霍、鲁、卫、聃、曹。皇甫谧则把曹提到了卫、聃之前。我们推想，皇甫谧可能是依据了富辰之说，而又鉴于《史记·管蔡世家》明言“康叔封、冉季载皆少”，遂对富辰所言次序进行了一点更动。
但富辰之言也不是武王众弟的长幼次第。孔颖达就说：“富辰言曹在卫、聃下，不以长幼为次，则其弟（第）无明文以正之。”（注：《诗经·大雅·思齐》孔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本，第516页。）全祖望《经史问答》亦申辩说：“富辰之言，似是错举，非有先后。如谓实有先后，则毕公在‘十乱’之中，毛叔亦奉牧野明水之役，而均少于康叔、聃季，万不可信。况如富辰之序，是管、蔡、郕、霍皆周公兄，皋鼬之盟，鲁、卫均在，但闻蔡争长于卫，何以不闻争长于鲁？是又了然者。”（注：转引自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九《管蔡世家》。）所以，我们也同意顾颉刚先生所说，此乃“富辰随口发言，《左传》作者随笔挥写，本不足以定其长幼之序”（注：顾颉刚：《“三监”人物及其疆地》（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一），《文史》第22辑。）。
看来，除了周公和管叔孰兄孰弟之外，《史记》和《白虎通义》的排序是正确的。那么，到底周公与管叔二人谁排行在前呢？前已提到，笔者同意周公为兄的说法，今试分析如次：
从我们前列的第一类文献看，较早说到管叔为兄、周公为弟的，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和荀子，而后则是西汉时的韩婴和司马迁。除此之外，文献中便是少见到相同说法。韩婴、司马迁之说是受了孟、荀的影响也未可知。
韩婴在汉文帝时为博士，他不仅创立《韩诗》一派，亦曾以《易》授人。然而他的《韩诗外传》并非如《汉书·儒林传》所言“推诗人之意而作”，其性质直如刘向的《新序》、《说苑》，乃首先根据个人的观点和需要，剪裁前代经、史、子书中的材料，以叙述故事，最后才引用《诗经》中相应的语句，从而点明、论证个人观点。在先秦子书中，《孟子》、《荀子》也都引《诗》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尤以《荀子》最为典型，只不过它们往往首先直接论述个人见解，然后再引《诗》以证其见解的正确。《韩诗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经部·诗类二·韩诗外传提要》引王世贞语。）的方法与《孟子》、《荀子》相似，而且“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删去了子思、孟子二条，惟存十子”（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经部·诗类二·韩诗外传提要》。），是则《孟子》、《荀子》亦在韩婴剪裁资料之列。
司马迁对儒学有较深造诣，虽然班固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注：《汉书·司马迁传》。），但他对先秦的几位儒学大师却是十分推崇的。在《史记》中，除《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外，他还撰有《孟子荀卿列传》，对孟子“润色”“夫子之业”以及荀子讥“鄙儒小拘”、“序列著数万言”的功绩加以推尊和表彰。说不定《史记》关于文王诸子排序的资料本与《白虎通义》等同源，只是他鉴于孟、荀皆谓管叔为兄、周公为弟，遂颠倒其序而遵从了孟、荀。然而，《孟子》、《荀子》言周公为管叔弟亦未必足恃。古来论孟、荀者，强调二人之异较多，而持论平实者亦复不少。清人曾言：“（荀）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孔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王应麟《困学纪闻》据《韩诗外传》所引卿但非十子，而无子思、孟子，以今本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已卿之曹偶，是犹朱（熹）、陆（九渊）之相非，不足讶也。至其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说，任自然而废学，因言性不可恃，当勉力于先王之教。”（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儒家类一·荀子提要》。）观《荀子》书中议孟子之言，可信此论不差。“（荀）卿之学源出孔门”（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儒家类一·荀子提要》。），孔子崇拜周公，但《论语》中四次谈到周公却无一言其身世；既然，孟子明言“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荀子议周公杀管叔事，他便很自然地称其为“以弟诛兄”了。
但孟子对周公的身世似乎并不了解。《孟子·公孙丑下》曰：
陈贾……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
考管、蔡监殷，本为武王之命，而非出于周公。孟子以使管叔监殷者乃是周公，其实不当。继此，他又言周公为管叔弟，其不合实际的可能性自然也是存在的。
当然，以上我们认为“管叔长于周公”说源于《孟子》仅仅是一种推测。顾颉刚先生曾谓司马迁此说也许出自《世本》（注：顾颉刚：《“三监”人物及其疆地》（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一），《文史》第22辑。），但《世本》已佚，后人辑本亦多残缺，顾先生此言也无从验证。《孟子》毕竟是现知最早主此说的文献，但东汉末年的赵岐较早注解了《孟子》一书，他也不同意孟子此处的说法而与之相反。赵岐之为人“廉直疾恶”（注：《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这种性情也会在其著述中有所体现，他注《孟子》而与《孟子》不同，必有其个人认为的确凿依据。
在我们前列的第二类文献中，《邓析子》成书最早，然人们认为今本乃后人的伪托。不过，主周公行三说的，西汉时的材料也有不少。《列女传》、《淮南子》如此，《白虎通义》所引的《诗传》当也如此。到东汉时，几乎就众口一辞了。除了前列各例，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也明以周公行三而排在管叔之前（注：武氏祠前石室第七石二层左面“文王十子”像虽有剥落，但个别尚能辨清。左边一男一女坐于几上，中有题榜“文王”二字，其右为文王十子。左起第一人榜题“伯邑考”，第三人榜题“周公旦”，第五人榜题“蔡叔度”，第八人榜题“霍叔处”，第九人榜题“康叔封”，第十、十一人榜题二行“乳母、冉季载”。（见骆承烈、朱锡禄《武氏墓群石刻》，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自印，1979年。据《说明》，该书定稿于武氏祠）由可辨清的部分可推知其排序与《白虎通义》一致。）。魏晋以后，人们都基本信从了周公行三说，仅焦循《孟子正义》所引就有以下各例：
《魏志》毋丘俭《讨司马师表》：“《春秋》之义，大义灭亲，故周公诛弟。”
嵇康《管蔡论》：“按记管、蔡流言，叛戾东都，周公征讨，诛凶逆，顽恶显著，流名千里；且明父圣兄，曾不鉴凶愚于幼稚，觉无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乱殷之弊民。……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三圣未为不明，则圣不佑恶而任顽凶，不容于时世，则管、蔡无取私于父兄。”（焦循曰：此论正本《孟子》发之，而以文、武、周公为管、蔡之父兄，与赵氏（岐）同。）
《傅子·通志篇》：“管叔、蔡叔，弟也。为恶，周公诛之。”《举贤篇》：“周公诛弟而典型立。”
李商隐《杂记》：“周公去弟。”
清代学者毛奇龄也看出《孟子》以周公为弟似有不当，他在所著《四书剩言》中说：“予尝以此质之仲兄及张南氏，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称公，而管叔以下皆称叔，一；周公先封周，又封鲁，而管叔并无畿内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长者为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为大宗，称鲁宗国，三。”他从而以为赵岐之注“非无据也”。后人谓“奇龄说经，好立异议”，而“颠舛乖谬”亦有不少（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三《经部·礼类存目一·丧礼吾说篇提要》。）。又谓“奇龄说经，善考证而喜辨论，故诠释义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驳诘，支离蔓衍，不顾其实。至于考核事实，征引训诂，则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复不少”（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剩言提要》。）。此说周公、管叔亦是如此。毛氏以“周公称公，而管叔以下皆称叔”就与个别文献所载两不相安，如：《逸周书·度邑》：“叔旦泣涕于常（裳），悲不能对。”又：“叔旦恐，泣涕共（拱）手。”《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楚辞·无问》：“列击纣躬，叔旦不嘉。”《逸周书》、《楚辞》和《史记》皆有周公称“叔旦”处，显然，毛氏所言非是。至于他以鲁国的特殊地位而疑周公之长，虽然不无一定道理，但却有欠谨严，因为管叔死后可能没有后人继其封（注：《史记·管蔡世家》：“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但《广韵》说“管姓，管叔之后”，《通志》也说“管叔鲜子孙以国为氏”，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其说不可信。《国语·齐语》韦昭注引《世本》云：“管氏，出自周穆王，管严仲之子敬仲夷吾相齐，世任齐国。”《左传》僖公十一年正义引《世族谱》同。）。当然，依我们看，鲁为宗国，事实上与周公行三有一定关系。
不过，毛奇龄以周公之封疑其长于管叔还是他的“精核”之处。根据我们的看法，管叔行四，他有兄伯邑考、武王发和周公旦三人。伯邑考早死。（注：《礼记·檀弓上》记子服伯子曰：“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史记·管蔡世家》亦曰“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史记》沿用的是《檀弓》之说，而《檀弓》言“舍伯邑考”乃“舍伯邑考子”之省文。我们以为“未必文王有意废立”、《檀弓》所说“乃子服伯子附会之言”的说法（梁玉绳《史记志疑》引）是对的。《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伯邑考在文王时为质于殷，“纣烹为羹”。《逸周书·世俘》说武王克殷后在殷都祭“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史记·管蔡世家》谈到武王之立时，亦说“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后又说“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伯邑考早死无后当无多大问题。依当时之宗法观念，伯邑考如果有子继封，则梁玉绳所谓其“微弱久灭失传”，并且连司马迁都见不到任何记载的可能是极小的。）。按照“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的“古之道”（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文王死后，继位的便是武王发，他以次子而取得嫡长的地位。又，《礼记大传》有“公子宗道”之说，郑玄注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如果郑玄的解说没什么问题，则周公“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注：《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谯周曰”。），而称周公，以及“周公之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注：《史记·鲁周公世家》索隐。），可能都属于这种情况。周公始食采于周时，管叔尚未为乱而死。《诗经·鲁颂·閟宫》称：“后稷之外，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可见，在周人心目中，岐山之阳的太王所居周地，对于周族的兴盛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而可以说，情况即使不如郑玄所说，周公长于管叔也容易理解。
实际上，文献的记载中已经隐含着我们所讨论问题的答案。首先比较重要的资料见于《逸周书·度邑解》：
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我惟显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裳），悲不能对。……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维天使予，维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怀于朕室。汝维幼子，大有知。……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令（命），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
顾颉刚先生认为：“这段文字是说武王受到二神的指示，知道自己的死期（‘灵期’）将到，顾念国家[‘乃室’（侯国）和‘朕室’（王国）]初造，愿意‘兄弟相后’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智的叔旦，并说这事可以当面决定，不须占卜；可是叔旦只有泣涕沾裳，拱手不肯接受。从这个记载看，见得周公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注：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文史》第23辑。）当时的继承制度已是父子相传，顾先生此后的论述也同意这一点。但当时武王之子成王“尚幼”（注：关于成王在武王死时尚幼的说法，学界很多人提出异议。我们认为“《古尚书》说”所说当时成王年十三的说法是对的，“古尚书”可能即指孔壁古文，其中所言是较为可靠的。“《古尚书》说”关于成王在武王去世时年十三说后人屡有征引。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此不赘述。），而周朝大邦新造，内忧外患尚多，政权亟需稳固。用周武王的话说就是“德之方明”、“未致于休”。这就需要一个“才干和威望兼全的人担负起领导的责任”（注：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文史》第23辑。），因此，武王最初打算采取变通措施，与周公二人“兄弟相后”，把王位传给周公。这样，顾先生所说周公“最有资格继承王位”，其原因只是他“有德有智”。我们也认为除了成王外周公最有资格继武王而统天下，同时也承认周公“有德有智”是其原因之一，但我们认为周公在众兄弟中排行仅次于武王是更为直接的原因。从原文看，武王欲使周公为君，对周公说“汝维幼子”，显然是周公相对于武王而幼；按照父子相继的传统，武王、周公“相后”乃继文王，则周公继位便是“庶”。但周公为武王“达弟”，在众兄弟中仅次于武王，武王“未致于休”而“灵期”将至，是“周公继文、武之业，天意已明，不必更即命于筮、龟”（注：庄述祖《尚书记》，转引自《文史》第23辑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文。）。这就是说，周公既为武王之次，而且“大有知”，周公继武王之位似成自然之势。
较早的文献除了《逸周书》外，《左传》中也能为我们提供周公长于管叔的信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杜预本马融之说，谓“二叔”指“夏、殷之叔世”，王引之《经义述闻》及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已辨其误。杨伯峻先生亦以杜注为非，认为：“二叔，管叔、蔡叔也。”杨说甚是。“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意为周公伤两位弟弟之不终。说“二叔”是因为管、蔡二人的名中皆有“叔”字也能讲通，而实际上这里的“叔”应作为“弟”来理解。试看以下诸例：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
《左传》定公四年：“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左传》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耼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
《左传》定公四年的问题是卫国的子鱼以是否“尚年”进行讨论的，“三者皆叔”是说鲁、卫、晋的始封之君为弟，如周公、康叔是武王之弟，唐叔为成王之弟。“文、武、成、康之伯犹多”应为“文、武、成、康之子伯犹多”的省文，也正如《左传》成公十六年“潘
之党”为潘之子党，《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申鲜虞之傅挚”为申鲜虞之子傅挚，并省去“子”字一样。这句话既不是说四王本人兄长尚多（注：有人确实是这样理解的，认为“文、武、成、康之伯犹多”意思是说文、武、成、康四王有很多兄长，并称它“对于西周嫡长制说无疑是难以逾越的障碍”（王恩田：《再论西周的一继一及制》，台湾《大陆杂志》第84卷第3期）。沈玉成的《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也译此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哥哥还很多”，非是。），也不是说四王之子年长于三叔者尚多，而是说四王之子年长者尚多，我们不可拘泥地加以理解（注：如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就说“此谓四王之子年长于三叔者尚多”，并说“周公有管叔”，“唐叔虞应有庶兄”等。实际上，这里的“伯”显然不是严格对于“三叔”而言，因为周公、康叔为文王子，唐叔为武王子，其中并无成、康二王之子，但这里却是文、武、成、康四者并言的。）。与前述“三者皆叔”道理一样，“五叔无官”是说武王同母弟八人之中，除去周公、康叔、耼季，其他五位弟弟无官。这就是说，《左传》定公四年中的“伯”即“兄”，而“叔”则是“弟”。同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其意即少皞氏有四弟。那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之言“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实则是我们所说周公长于管叔的一个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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